： 論文關鍵詞：羌人；匈奴；鮮卑；游牧民族；部落聯盟

論文摘要：本文以畜種結構為切入點，通過與匈奴、鮮卑等游牧民族間的比較，探討了羌人（本文主要指漢以后之羌）獨特的經濟形態和社會組織，并分析了其部落未能崛起直至一蹶不振的原因。

“羌”最早以文字形式見于商甲骨文中，①曾有學者釋為“羈縻”，②或解為“商人以羌俘虜作犧牲品”。③至漢，對“羌”字的解釋增多，如《說文?羊部》：“羌，西戎羊種也。從羊，兒羊亦聲。”《風俗通義》：“羌，本西戎卑賤者也，主牧羊。古羌字從羊、人，因以為號。”可以看出，羌人的主要生產方式為牧羊，實際上這也符合商人心目中羌人的概念。除以上對“羌”字本義考釋外，祭祀中羌人也以羊作為主要犧牲對象。《北史?宕昌傳》、《隋書?黨項傳》及近現代地方志、民族學都有大量記錄羌人“殺牛羊以祭天”的文字。甚至在一些特定場合，羊還可以替代萬物之靈的人類。④當人生病時，比治病最普遍的方法為“羊替人命”，也就是用草制成人的模樣，讓其身著病人的衣物，牽羊一頭與草人一并送到墓地，殺羊焚草，釋比禱告……⑤另外，人死之后，羌人還相信通過解剖羊，能夠準確地了解死者的病因。⑥

以上文獻、地方志及民族學對羌人生產、生活經營方式的考證，在考古學上也可找到證據。遠在商以前，孕育著羌文化因子的齊家文化遺址，即普遍發現用羊胛骨隨葬的習俗，如甘肅靈臺橋村齊家文化遺址出土的羊、豬肩胛骨較多，共有17片，均在灰層中發現。⑦甘肅永靖大何莊遺址中出土卜骨14塊，都是羊的肩胛骨……此外，在F12石圓圈遺跡旁邊，還發現有3塊未經灼過的羊肩胛骨……⑧甘肅永靖秦魏家齊家文化墓地有卜骨3塊，都是羊的肩胛骨……⑨特別到齊家晚期，隨著一次降溫少雨氣候異常事件的發生，甘青地區經濟形態漸變為以畜牧業為主，兼營小規模農業。考古發掘證明，以隨葬羊骨代替豬骨已是當時一個明顯的變化。這對于以游牧為業的羌人來說，所提供的生存空間更加廣闊，文化也走向繁榮。繼齊家后代之而起的考古學文化如四壩、卡約、寺洼、上孫家寨、辛店等（族屬上屬于羌），它們的經濟形態都以畜牧業為主，其所養對象也以羊為主。例如在火燒溝四壩文化墓地中，普遍發現隨葬羊骨的習俗。

概而言之，羊不僅在羌人的生產、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而且在宗教祭祀等精神領域也占有神圣的地位。當然這一切都需要占相當比例的養羊業得以維持其生產和經營。不過羌部落作為一個復雜而古老的社會群體得以延續和生存，絕不僅僅依靠養羊來保障其運營，這里以兩漢時期史書記載漢羌戰爭中漢軍虜獲羌人牲畜的記錄，來參考羌部落的畜產構成：

從上表統計可以看出，漢軍三次所虜獲羌人牲畜有牛、羊，無馬；另一次有馬，無牛、羊。此或反映羌人牛、羊與馬是分開牧養的。在大華中莊遺址中，男人隨葬馬骨，女人隨葬牛骨，進一步顯示出羌人放牧兩性分工的明確。而表中所虜獲牲畜幾乎全部都有馬、牛、羊的記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們的畜產構成。

下文主要以馬、牛、羊三種動物的屬性為基礎，通過與匈奴、鮮卑等游牧民族的比較，分析羌部落獨特的游牧經營模式。

馬為單胃室動物，對食物的消化不甚徹底，肉、乳產量及生殖率低，但其對主人效忠、馴服，移動性強，可作載物及坐騎之用。因此，它對于牧民相互之間的信息交流、躲避自然或人為危機有不可替代的優越性。

牛為反芻性動物，耗水量大，因此水源匱乏的地方不宜養牛。牛不易在冰雪覆蓋的冬天去覓食，需人力提供草料，但牛對食物消化徹底，無需長時間、大范圍地去覓食，能較好地保護自己，牧民所花人力較少。牛有極強的耐力，可輔助馬在遷徙時以作載物牽拉之用。

羊為反芻性動物，分山羊和綿羊，高乳產量（特別是山羊），高繁殖率，但由于其喜啃草被根部，對植被資源破壞嚴重，而且相較馬、牛來說，自保能力差，需大量的人力來照看。

承上對馬、牛、羊三種動物屬性特征的簡要分析，結合羌族部落以養羊為主，馬、牛輔助性的畜產結構，可以有如下認識：草原是一個低能量的生態環境。有學者曾以牛的飼養來作過統計，認為1平方公里的草場只能喂養6～7頭牛，在20～25年就將耗盡一個草場，而一個草場復蘇則需要50年的時間。漢時的西羌部落所居河谷地帶，本身植被資源匱乏，而其養羊業的偏重，又進一步加劇了植被的惡化。另外，羌人馬、牛相對作為其輔助性的產業，造成部落群體移動遷徙能力的降低，而危機性卻大大提高，因此固有的草場成為了羌部落之間你爭我奪的主要財富對象，各部落分立，彼此搶奪攻伐，內不能行統一。正如《西羌傳》里的描述：“種類繁熾……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 更相抄暴，以力為雄。”對外，因各部落之間缺乏彼此間的相互信任及依賴，在對付漢帝國時，他們都先以“解仇、交質、盟詛”為手段，組建一個松散被動性的聯盟。而且更重要的是，其缺乏北方游牧部落（如匈奴、鮮卑）靈活的機動性，在他們與中原帝國之間的掠奪戰爭中往往是敗多勝少，而外來物資（掠奪）的稀缺，使得各領導階層的權威性不高，更缺乏像匈奴冒頓一般的英雄領袖式的人物，這也就是華夏帝國對這樣的人群頗有諷刺味地描述為“無君”。在調動各部落之間來掠奪中原王朝的物資或是抵御外來勢力入侵時，政令不得統一，往往又趨于分裂，陷入其內不行統一、外不御強敵的怪圈。這也印證了巴菲爾德在其著作《危厄邊疆：游牧帝國與中國》中的說法：“北方草原游牧部落帝國的凝聚，極依賴他們與統一中原王朝政權間的互動；一方崩潰，另一方也隨之解體。其緣由是，草原游牧帝國凝聚需要有外來物資的挹注，外來物資在游牧政權中的層級分配，可強化各層級的領導權威。”

再來簡要分析匈奴和鮮卑兩部落的畜產經營模式。從斯基泰文化中汲取營養成分的匈奴民族，繼承了斯基泰人對馬的情有獨鐘，配種、馴馬及其精湛的騎馬術和馬具的廣泛使用，使其戰斗機動性大大提高，同時各部落之間的政令、信息能夠迅速傳達。另外，也提高了其躲避各種危機的能力。在與華夏帝國之間的掠奪戰中，往往獲益頗豐，對其掠奪而來的貴重物品（如絲綢）的分配，強化了各領導階層的權威性。所以，自春秋戰國至兩漢時期，匈奴貴族墓時有發現，而西羌部落所謂的貴族墓在這一時期甚少發現。對比例同樣較大的養羊業，其人力資源的不足，匈奴部族往往通過與華夏帝國戰爭的手段掠奪來補充，“蘇武牧羊”即是一個鮮明的例子，但這也絕不是孤例。

從東北山林狩獵而出的鮮卑民族基本摒棄了北方游牧民族養羊的固有習俗，以養馬、養牛著稱，這以《后漢書》里記載作為參考：漢軍由鮮卑那兒虜獲的牲畜記錄中只有馬、牛，而無羊。這樣的結果，其不再裹足于養羊所帶來的小集團利益，養馬、養牛其移動遷徙的能力大大增強，使得鮮卑各部族之間的聯系較之匈奴更加團結緊密。例如鮮卑部落中的慕容部和拓跋部的交流，其互動不僅在物質層面，如拓跋鮮卑標志性的陶器——夾砂敞口長腹罐出現在慕容鮮卑墓葬中，⑩精神層面亦有體現，如“毀器”葬俗即為例證。亦正因如此，這種部落間的頻繁互動使得鮮卑民族的自覺意識大大提升，為他們后來的強大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這也就是為什么匈奴、鮮卑等民族都能組織強大的部落聯盟甚至問鼎中原，建立王朝，而羌民族卻一直未能崛起的原因。當然，其封閉的地理環境也是造成羌民族一蹶不振的原因之一。

［注釋］

①另有學者認為，“羌”字最早可能形成于夏代晚期。

②李文實：《西陲古地與羌藏文化》，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③康殷：《文字源流淺說?釋例》。

④⑥耿少將：《羌族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⑤胡鑒民：《羌族的信仰與習為》，《邊疆研究叢刊》。

⑦甘肅省博物館考古隊：《甘肅靈臺橋村齊家文化遺址試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0年第3期。

⑧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肅工作隊：《甘肅永靖大何莊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4年第2期。

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肅工作隊：《甘肅永靖秦魏家齊家文化墓地》，《考古學報》，1975年第2期。

⑩孫危：《鮮卑“毀器”葬俗研究》，《邊疆考古研究》（第8輯），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