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受基督教文化影響，從五四時期開始，中國作家就在文學作品中嘗試采用基督教觀念為其輸入新的意識與內涵。結合不同時期基督教被中國作家接受的情況，主要從博愛精神、懺悔意識、自我救贖3個方面探討了基督教文化在中國文學作品中的表達，并分析了由此而給中國文學帶來的新維度及其具有的意義。

關鍵詞：基督教文化；愛；懺悔；救世；自我救贖

五四時期，西方文化的兩大源頭之一，基督教的基本價值觀念得到了新文化運動先驅的認可和推崇。從啟蒙大眾、重鑄國民性的角度，基督教的“信、望、愛”被賦予塑造民族精神、建構新民道德的使命。陳獨秀、胡適、周作人等都曾撰文考察基督教與新文化運動的關系。陳獨秀認為“中國的文化源泉里缺少美的、宗教的純情感”，呼吁中國新文化建設應該吸收基督教文化的核心觀念，主張人們“直接去敲耶穌自己的門，要求他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與我合一”， 出于對基督教寬恕、不爭、仁愛等思想價值的認同，胡適主張對基督教采取容忍和了解的態度，希望借此建立盡力于社會，謀人群的幸福的“真宗教”。周作人“人的文學”所主張的“人道主義”以“愛人類”為基本內容，就是基督教“愛鄰如己”觀念的體現，表明了重視基督教思想對現代中國思想的啟示意義。可見，在五四時期，基督教精神成為了文化先驅思考建構現代人格和新文學精神的一個價值基礎。

1 博愛精神

基督教是一種宣揚愛的宗教，“在源初基督教的意義上，上帝乃是出于愛才創造了世界”，這種愛不是狹窄的愛和相對的愛，而是普世的愛、超越的愛和博愛。基督教愛的內涵在上帝之愛中得到完美體現。上帝不僅創造了自然萬物和人類，而且為了拯救墮落的人類，不惜派自己的獨子來到世界上，領受被釘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所以《圣經》說：“上帝就是愛；住在愛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在這種愛的光環之下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無論是誰，無論他或她曾經是一只多么污穢、不潔的迷羊，上帝都要使其得到救贖。上帝不僅以自己的愛喚起世人對他的愛，更以愛將世人連接在一起。人與上帝、人與人之間通過愛發生聯系，人的生存不再孤獨、空虛，人在愛的交流中獲得生命價值和意義，愛為人生提供了價值和意義。

基督教對愛的超越性理解影響到一些中國現代作家。冰心是五四時期具有明確基督教信仰的詩人，早年曾寫下很多表達自己宗教情感的詩歌。比如《傍晚》、《夜半》、《黎明》、《清晨》等。作為宗教詩歌，這些作品表達的是詩人對上帝的崇愛與贊美。冰心從自然宇宙的完美和諧中感受上帝創造萬物的神奇，在神秘的宗教氛圍中體悟上帝充滿宇宙的愛：“上帝啊！你安排了這嚴寂無聲的世界。/從星光里，樹葉的聲音里/我聽見了你的言詞。/你在哪里，宇宙在哪里，人又在哪里？/上帝是愛的上帝，/宇宙是愛的宇宙。”（《夜半》）冰心對上帝的崇愛不僅表現在對其創造自然萬物的感恩，也體現在她對基督耶穌受難意義的理解上。在《客西馬尼花園》、《髑髏地》、《他是誰》中，她通過描寫耶穌受難突出耶穌對上帝的忠誠，最終頌揚上帝對人類的救贖之愛：“上帝啊！因你愛我們——父啊，只照著你的意思行，阿門。”在感悟上帝之愛和表白自己對上帝的崇愛時，冰心體會到上帝就是愛，愛上帝所愛的就是愛，這樣愛上帝與愛鄰人就結合起來：“我和萬物，完全是用愛濡浸調和起來的，用愛貫穿連結起來的，只因充滿了愛，所以我對于宇宙萬物所出的意念、言語、行為一切從心所欲，又無一不合于愛，這就是自由。”這樣，愛就不僅僅是某種具體的心理感情，而且也是一種基本的生命態度和衡量生命價值的標尺。 

2 懺悔意識

懺悔來自基督教的“原罪觀”。基督教文化認為“原罪”與生俱來，是全人類共同的罪性，人類只有不斷進行懺悔，才能走向回歸上帝之路，最終獲得救贖。懺悔一直是西方文學中一個持續不衰的重要主題，五四時期，基督教的懺悔精神為部分知識分子接受，納入他們自覺的人格建構活動。陳獨秀號召國人懺悔全民族自己所造之罪孽，以便將“我們從墮落在冷酷、黑暗、污濁坑中救起”。］李大釗也對懺悔思想非常欣賞，對用文字表達懺悔意識尤其關注：“我們對于懺悔的人十分可敬，我們覺得懺悔的文字，十分沉重，嚴肅，有光華，有聲響，實在是一種神圣的人生福音。”

作為新文學抒情小說的開創者之一， 廬隱無疑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接受啟蒙最早覺醒的現代 “精神之女”。她以敏銳的思維、倔強的性格、清醒的意識和自身的生命體驗， 在感傷哀怨的基調中， 以一種苦惱而又執著的心態， 通過對女性的心理大膽直率細膩深入的剖白， 把對女性“解放”的懷疑 和憂慮、對人生意義探究、對無法把握的命運遭際的哀怨的尋求的筆鋒，深深地植進了社會和歷史的土壤。廬隱以一顆充滿愛和同情的心寫出悲慘世界中下層人們的苦難遭遇。她真切地描繪不幸社會的悲苦人生，表達對不幸者的深深同情。抒寫對黑暗世界的強烈的憤感與不平，在她的眼中看到的多是世界里的“惡”。她的作品充滿了悲哀的色彩。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廬隱更多地接受了基督教的罪感內涵。廬隱真誠地相信，“我們這些人生下來也都有罪，除了信耶穌，不能逃出地獄，所以悲哀成了她思想的骨子。她說：”無論什么，一雙痛苦的眼睛關照蕓蕓眾生，她“總拿著一聲嘆息，一顆眼，去籠罩寧宙，去解釋一切”，她“無作則已，有所作必皆凄苦悲涼之音”。因而廬隱被人稱為“感傷派女作家”。 3 自救之路

基督走上十字架固然是為了救贖世人，但基督教更強調人通過承擔原罪實現自我救贖。這也影響到中國人對于救贖的認識，吳宓即認為“今人之談宗教者，每多誤解，蓋宗教之歸固足救世。然其木意則為人之自救。故人當為己而信教，決不為人而信教也。” 一直到穆旦，中國的詩歌中向來缺乏自我救贖意識，而穆旦可以說是一個明顯的例外。

穆旦的救贖意識以對人類原罪的認識為前提。這種原罪意識和靈魂的“恐懼”使得他真切感受到宇宙中至高無上的上帝的存在，走上了自我靈魂的皈依、救贖之路。由于受到《圣經?約伯記》和《所羅門傳》的影響，不斷在敬畏和懷疑中感受上帝的意圖，最終將思考集中在人性自身，實現了與上帝的結合，完成自我救贖。他在詩歌中寫到：“如果因此我們變動了光和影，如果因此花朵兒開放，或者我們震動了另外一個星球，/主呵，這只是你的意圖朝著它自己的方向完成。”在《隱現》中他寫道：“我們各自失敗了才更接近你的博大和完整，我們繞過無數圈子才能在每個方向里與你結合。”通過懷疑之路， 由于人性的不完滿和命運中無法把握的力量的影響，人類的行為往往會造成無意識的傷害和不幸。穆旦通過自己的靈魂之旅深刻闡發了基督教原罪意識的人性基礎。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每個人都具有原罪，而能夠救贖人類，讓靈魂歸于平靜的也只有宗教一途。

從20年代到40年代，作為西方文化思想兩大源頭之一的基督教思想逐漸滲透進中國作家的知識和精神結構之中，五四時期中國知識份子對于基督教文化的不同解讀，可以看出他們對待基督教文化不同的復雜心態。在當時獨特的歷史語境中，知識份子對于基督教文化的推崇，民族主義意識下知識份子的基督教的傾向，或對于基督教文化的弘揚，或對有關基督教問題的思考，促進了中國社會對于救國救民問題的深刻反思，這不僅使中國文學作品的主題得到拓展，而且豐富了作品的意義內涵。在基督教文化的思考中包含著強烈的人性化追求，在深入思考宗教文化本質內涵的同時，更積極地思考著人性的本質內涵，提升了中國文學的精神維度，記錄了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精神成長的印跡。 

［1］陳獨秀.基督教與中國人［A］.陳獨秀學術文化隨筆［C］.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

［2］舍勒著.林克等譯.愛的秩序［M］.北京：三聯書店，1995.

［3］廬隱.廬隱散文選集［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2004.

［4］吳宓.我之人生觀［J］.學衡.1923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