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國家.社區與小農

小農經濟的運行既取決于其內部結構，又取決于它與外部環境條件的關系。在外部的條件中，除了市場外，還有國家和社區（鄉族）。關于國家.鄉族與小農經濟發展的關系，目前尚未見系統的研究，因此這里只作非常簡略的介紹，著重在提出問題。

關于小農經濟與封建國家的關系，學術界討論較多的是小農經濟是否封建專制中央集權國家的經濟基礎?？隙ㄐ∞r經濟是封建專制主義國家的經濟基礎的學者，有的是從小農經濟本身的分散.孤立來論證，認為小農經濟需要一個高高在上的權威來代表它們，[52b.22.50]另一些人則從地主階級統治的需要來論證，認為地主采取分租制，土地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地主又沒有西歐莊園那樣的武裝，故需要專制主義的集權國家強制農民執行對地主和國家的封建義務。[30a]否定小農經濟是封建專制主義的經濟基礎的學者的主要論據是：小農經濟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社會形態中，它本身不是獨立的社會經濟體系，它的地位與作用受當時占支配地位的生產關系的制約。[13ab]又有人認為封建專制主義政權以地主經濟為基礎，而地主經濟又以小農經濟為存在的條件，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小農經營方式相結合構成的地主經濟，是封建結構的核心。[63]從本綜述第一節介紹的情況看，小農經濟在所有制結構方面的特點及其變化，顯然是受地主制及其發展所制約。中央集權封建國家的形成有各種因素，但最根本的在于地主制經濟的內在要求。對擁有獨立經濟的農民進行封建剝削，需要有超經濟的強制手段，需要政治統治權力作保證。但地主制下農民對土地及其主人的依附相對松弛，地主對農民的直接統治權力已從土地所有權中分離出來，這就需要一個垂直領導的官僚系統來承擔和行使它。中央集權制由此而形成。因此，中央集權封建國家的第一個經濟職能是保證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控制和剝削。農民雖不固著在某一地主的土地上，但戶籍制度和里甲制度都把他們固著在某一地區，不得隨意遷移，以供地主階級及其國家的剝削。農民對單個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雖然比較松弛，對國家卻有強烈的封建依附關系，苛重的徭役和人頭稅即其表現之一。地主對農民的超經濟強制往往通過法律強制來實現。反抗地主階級壓迫的農民總要受到國家機器的殘酷鎮壓。因此，把封建專制主義的經濟基礎歸結為小農經濟恐怕是不妥當的。但中央集權封建國家既已形成，自須依賴小農尤其是自耕農提供賦役以為其生存基礎，故亦有學者稱之為“剝削基礎”者。[26.87b]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央集權封建國家的盛衰確實往往與小農經濟.尤其是自耕農經濟的榮枯相依相須。

國家的賦役是農民尤其是自耕農的沉重負擔。財政部曾組織編寫《中國農民負擔史》，第一卷即為《中國封建社會賦役制度與農民負擔》。該卷序言對我國封建社會農民賦役負擔的規律作出如下概括：“每一封建王朝的農民負擔基本上是直線上升的。農民負擔的最低點總是在每一封建王朝的前期，特別是開國時期；而其高峰點總是在它的后期。從我國封建社會歷史的總過程來看，農民負擔則是曲線上升的。這條農民負擔曲線越爬越高，反映了農民的賦役負擔一代比一代加重，農民負擔總額象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農民賦役負擔達到最高峰點的時候，接踵而至的便是更大規模的農民起義。”[92]據王家范.謝天佑的估算，漢代賦役合計占農戶總產35%上下，如徭役執行不正常則與地租率（50%）幾乎相等。唐代租庸調開天之際也高達農戶總產30%以上。兩稅法.一條鞭法.地丁制等賦稅形態的變革，均包含著賦稅形態的變革，均包含著賦稅絕對值的增長，實行的不是減法而是連加法，公式為b=a（1÷nx）（n為變革頻率，x為橫征）。它實際上抵銷了唐宋明清以來農業增長所帶來的全部積極成果?！熬头饨ㄉ鐣r期而言，實際賦稅率 一直維持在30%以上的高水平上，至于封建王朝的中晚期，則常有逼近地租率的趨勢?！崩碚撋闲∩a的最好形成——自耕農，往往因此在逆境中掙扎。明清“投獻”之幾極盛，即由此而來。對個體農業威脅最大的是封建專制中央集權國家拋開“法定”剝削率，聽任“野性權利”支配的時侯；尤以勞役的任意增派為最。[8.87ab]當然，賦役制度的演變還有另一方面，即由重役輕賦.到賦役并重，再到重賦輕役，最后徭役基本上歸并到田賦中。這不但是賦役制度的化繁為簡，而且反映了土地私有制的發展和農民對封建國家依附關系的削弱。自耕農的獨立經濟亦由此得到某種發展。歷代賦役制度是史學界研究得較多的問題，有關成果恕不在此一一羅列。

國家和小農存在剝削與被剝削.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但這還不是國家與小農關系的全部。許多論文談到封建國家扶助小農的政策，這當然是為了保護賦稅之源和維持封建統治的穩定，但也是在執行一種經濟職能。在封建領主制下，農奴被授予份地，領主領地內有“公有地”，有倉庫，有內部分工和各式交換；在這范圍內，農民生產是有一定保障的。在封建地主制下，農民的生產條件缺乏這種保障，而封建國家卻在一定程度上負擔著保證農民再生產的經濟職能。歷代封建地主政權，無不實行重農政策，除了抑制兼并.均平賦役以外，在生產上的主要措施有：保證勞動力與生產資料（尤其是土地）的結合，如安輯流亡，獎勵墾荒，承認墾荒者對土的地權利，以至由國家分配部分農民以土地（如實行均田制），在封建王朝初建時尤其注意于此；獎勵和督課農民生產，推廣先進農具和技術，修撰和頒行農書等；組織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如治河患.修水利.興屯墾等；在農民缺乏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再生產難以為繼時，給予接濟，如減免賦稅，賦予或假予口糧種牛以至土地；利用國農掌握的糧食和物資，貴糴賤糶，平抑物價，穩定市場，使農民少受商人.高利貸者的中間盤剝。以上數項，尤其是一四五項，反映了地主制下農民再生產的特點。已有一些學者從封建國家經濟職能的角度研究封建國家的農業政策。例如林甘強調封建國家組織管理農業生產經濟職能，并對秦漢有關農業政策作了剖析。[57]徐建青《從倉儲看中國封建社會的積累及其對社會再生產的作用》一文指出：倉儲是封建小農經濟形式下社會實物積累的一種形式，“建立國家積累是小農經濟的特殊要求，是國家的經濟職能在這種生產方式下的具體體現之一?！盵72b]李向軍博士論文《清代荒政研究》對清代荒政作了深入系統的論述；救荒也是封建政府的重要經濟職能之一。蕭國亮從另一個角度論述國家與農業的關系。他認為專制國家實質上是精耕農業的平衡機制，國家是勞動力和土地資源配置的調節器，并有治水.救荒等方面的功能。[83]總的來看，這方面的研究成果雖已逐步增多，但研究仍然比較薄弱，尚待墾辟的領域仍然十分廣闊。

談論封建國家的經濟職能和它對小農經濟的政策不能不涉及重農抑商問題。對重農抑商思想與政策的形成原因和歷史作用有各種不同的解釋和截然相反的評價。在這里只能簡單介紹有關重農與抑商關系的幾種有代表性的意見。一種影響頻大的流行觀點，認為封建制度的基礎是個體小農業，自然經濟占支配地位，它必然產生要求社會永遠保持現狀的保守傾向，而商業則是引起社會變化的革命要素，封建統治者從其最高利益出發，力圖消除這一禍根，因而提出并實行重農抑商政策；這一政策兩千年來相沿不替，成為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重要原因。[84c]他們說“重農是為了徹底抑商，抑商是為了確保重農”，[83b]把小農經濟與重農抑商一起否定掉了。另一些學者認為對小農經濟的歷史作用應予肯定，對商人資本的歷史作用則應具體分析。封建地主制的形成雖然以商品經濟的一定發展為必要條件，而商人資本的過度膨脹又會加速小農的貧困破產，誘發嚴重的“棄本逐末”現象，危及封建地主制的正常經濟秩序。重農抑商主要為了防止農民棄本逐末和抑制商人資本對小農的兼并活動，這對保護小農經濟，維持農工商各業勞動力的合理比例，確保社會經濟的正常運行有著重要意義，因而有其歷史合理性。有人還進一步指出，封建地主制下發展有限的商品經濟不可能形成對資源分配起制衡作用的平均利潤率，價值規律也就不可能承擔調節社會勞動的分配.使之符合經濟按比例發展要求的任務。這個任務就不能不落到封建政府身上。重農抑商正是封建政府履行這一經濟職能的主要手段之一。[15]這是把小農經濟與重農抑商一起加以肯定。又有一些學者認為，小農經濟的興起必然引發商品經濟的發展；商品經濟的發展又反過來促進小農經濟的分解。重農抑商保護小農經濟與抑制商品經濟相結合，使農業上的小土地私有和手工業商業方面的官營或官控相結合，成為中國封建經濟的基本格局的發展定勢。盡管精耕細作的小農經濟創造了較高的生產水平，能給社會提供一個較高的余額，但這種余額不但以租賦形式為地主階級及其國家占有，而且重農抑商政策割斷了農業與工商業間的通道，阻隔了它們之間的交流，使工商業利潤或轉化為課稅，或流向土地，而不能用以擴大再生產，使社會經濟陷于困境。[23b]這是肯定小農經濟而否定重農抑商。上述意見分歧仍然是由于對封建地主制下小農經濟，商品經濟及其相互關系的不同認識所致。

在封建地主制下，在小農家庭之上并不存在領主莊園那樣的經濟實體。但小農家庭與鄉族有相當密切的聯系，存在著某種分工與互助的關系。這也是小農經濟再生產得以正常進行的重要條件之一。但對這個問題過去研究比較薄弱。研究宗族制度的，多從地主經濟的角度予以論述。專論小農經濟與宗族制度關系的，據筆者所見，有王小丁的文章。王小丁認為，古代中國小農經濟的發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以血緣紐帶聯系為核心并同時具有地緣性質的宗族共同體的制約，如蜜蜂與蜂房的關系一樣。以個體家庭的自然分工為基礎，以家庭共同體內的社會分工為補充，形成完整的小農經濟圈。我國小農經濟歷二千年而不變，與此有密切關系。[9]其它一些文章也有談到鄉族之間互助的。[5]最近出版的徐揚杰的《中國家族制度史》也包含了較多這方面的材料。[70]沈虹等人對當前仍十分貧困落后的“邊緣地帶的小農”行為的調查研究與剖析，對我們理解傳統小農的特點頗有裨益。他們指出，小農不是純粹的經濟單位，它們承擔所在社區特定的社會義務和責任，小農需要把家庭收入中相當一部分用于非經濟性支出，如饋贈和送禮。在小農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它可能受到其它家庭的接濟。也可能要為后代和老人承擔責任和義務。小農社區參與行為包括親緣參與.地緣參與和業緣參與三種主要形式，他們談到了親屬尤其是姻親之間的經濟救濟和經濟互助，鄰里之間“交換型”的互助。業緣參與的主要形式則是集市參與。調查表明，農戶在集市上賣東西時，當其交換對象是親戚時，無償贈送的占54.5%，公平買賣的只占23.2%。與鄰居交換和與鄉干部交換，上述兩項比率分別為11.5%.32.9%和8.2%.46.5%。這說明農戶的集市行為不完全奉行市場準則，而常有明顯的非市場化取向。集市不但有物品交換的經濟功能，而且有社交功能，娛樂功能和信息集散功能。[41]對有關問題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還有待我們努力。

八.小農經濟與傳統農業

小農經濟是促進還是阻礙了中國農業發展？這是對小農經濟歷史作用的評價中爭議的焦點之一。

文革以后，小農經濟問題引起學術界的注意，很大程度上是由關于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問題的討論所引發的。在這一討論中，部分學者把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延續歸因于小農經濟的長期存在。例如傅筑夫認為小農制經濟基礎薄弱.經營單位分散.生產條件惡劣，本身即具有排斥一切進步因素的作用，是經濟發展的桎梏，它的長期存在，是中國社會經濟長期陷于發展遲緩狀態的總根源。[83ab]本述評上篇談到陳平的文章，則把“單一小農經濟結構”看手中國長期貧窮落后和動亂的病根。李桂海專就小農經濟對農業發展的作用發表了否定的意見，他認為，小農經濟比之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對農業生產發展并不完全起積極作用。它只能靠多勞集約提高產量，無力加強其它生產投資；當勞力投資效益達到極限時，生產力就會長期停滯在一個水平上徘徊，在農業生產技術的改進上也趨于保守。我國農業技術的總結提高，都與大土地所有制經濟有關。幾部重要農書，均出現在土地兼并盛行的時代。從生產力的長遠展看，小農經濟不利于農業生產技術的改善和進步，是一種阻力。[30c]

相當多的學者不同意對小農經濟的全盤否定，他們從不同的角度闡述了小農經濟曾經促進中國封建社會農業發展的歷史作用。如呂作燮指出，不能用現代眼光看小農經濟，責備它愚昧落后。在特定的生產力水平條件下，小農經濟的出現是歷史的一大進步。它是中國封建經濟的中堅力量。沒有小農經濟，就不可能創造出我國古代光輝燦爛的文化，而歷代統治階級多次制造的社會經濟大破壞，也無不有賴于小農的頑強努力才得以復興。[17]陳振漢對在關于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問題討論中一些文章提出問題和論證問題的方式提出異議，指出為不應要求任何國家的歷史發展都要遵循同一的模式，不應因中國發展模式不同于西方而把中國視為從來就是發展遲滯的。他把從戰國時期到乾隆初期定為中國歷史上的發達時代，提出以糧食單位面積產量和人口增長率作為衡量古代經濟發展程度的綜合指標。他指出從糧食單產看，中國大概任何時代都并不落后于世界多數其它地區和國家。從十四世紀以來中國與英法德人口增長率的比較看，中國經濟的發展在十九世紀以前并不落后于西歐任何國家。中國經濟的落后是從十八世紀后期（英國產業革命時期）開始的。我國之所以能長期取得和維持高度的經濟發展，主要原因之一是具有獨立經濟.能自由支配自己勞動的小農經濟的存在。由于傳統手工業生產技術的制約，他們勞動生產率低下，但能充分利用現有資源維持最大量的人口，能充分動員家庭勞動力從事農副業生產，從而達到當時條件下最大的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效益。他還對近代中國落后的原因作了具體分析。[46]孫達人認為我國自戰國至唐宋封建文明高度發展，其原因在于小農經濟而不在地主經濟，美化西歐領主經濟的觀點毫無根據。明清的落后則與小農經濟狀況的惡化有關。[23a]孫達人等人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對精耕細作與小農經濟作了進一步的高度評價，并分析了兩者的關系。[23b]

王家范.謝天佑則通過對中國封建社會農業經濟結構的分析，對小農經濟作了肯定的評價，他們認為中國封建社會的農業經濟結構優于歐洲。封建社會生產力水平決定了它最佳的生產結構是勞動者的個體小生產。這里的所謂生產結構，主要是指生產工具.勞動對象和勞動者以一定方式組成的一個生關系列。在封建社會中，生產工具的進化度極低，土地豐度的提高也有相當大的限制，生產者主動性尤顯重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高度評價了封建社會的自耕農經濟。中國封建社會存在大量自耕農，佃農亦以產品地租為主，有較多的支配勞動時間與經營方式的靈活性，生產上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能更好地發揮出來，形成精耕細作的傳統，農田產量遠高于西歐。小農經濟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生產單元縮小為最基本的人口自然單元，物質再生產和人類自身再生產合二而一，使得這種生產結構系列簡單，具有頑強的自生產.自組織的再生機制。它所造成的結果是中國農業經濟的水平位移，——即經濟活動面的擴展和多元經濟中心（地區經濟）的形成。但是由于分配結構的畸重（超負荷的高額賦稅和高額地租，統治階級奢侈性高消費）和所有制結構的畸重（國家政權對所有制的強烈干預，使土地所有權不能獲得純粹形態，自耕農小土地所有制只能在國家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縫隙中求生存），小農經濟的內涵擴大再生產難以突破為外延擴大再生產，從而造成封建社會的長期停滯。[8]

關于我國傳統社會經濟結構使個體小農有較大的生產主動性與積極性，從而導致精耕細作傳統的形成，史志宏等人也有所論述。[12]但他強調的是以地主土地私有制為核心的經濟結構的作用；關于我國農業發展所受的制約，則強調了人口增加產生的負作用。

這個問題的重要性，還可以從農業本身的特點及其內在要求作些考察。農業是以自然再生產為基礎的，而自然條件隨時會發生變化，這就要求生產者有高度的主動性，靈活地根據自然條件的變化采取相應的措施，才能保證農業生產的順利進行。在自然條件相當嚴峻.災害頻仍的我國，尤其是這樣。我國地主制下的小農經濟有較大獨立性，較好地滿足了農業生產的這一內在要求。在這方面，自耕農優于佃農，實行定額租和擁有永佃權的佃農優于其他佃農。

八十年代家庭聯產責任制的推廣及其成效，也促使人們重新認識傳統的家庭經營方式。崔曉黎強高了小農家庭經濟的效率。血緣關系與生產關系的高度融合.家長指揮生產地位的不易替代，決策和指令不易干擾，對決策信息的反饋靈敏，交易成本很低，這些都使得小農經濟的運調十分有效率。[80]

小農經營導致傳統農業向精耕細作，多勞集約.內涵擴大再生產的方向發展，一些學者對此作了論述。胡如雷指出自耕農雖然比佃農有能力耕種更大面積的土地，但實際耕地量往往低于佃農的實際租地量，因為擴大耕地要支付可觀的地價，或墊付開荒工本，而且需要交納的賦稅也增加了，因而自耕農傾向在原有土地上追加墊支，深耕細耨，提高單位面積產量，而不輕易擴大耕地。佃農的經濟原則是使實際耕地量接近最高租地限量；但在定額租制下，佃農也不輕易擴大租地，而愿在原租地上多下工本，因為這樣做，地租量不變，產量卻可以增加，必要勞動所占的比例就會上升。[67]彭年認為，中國古代，多子繼承制造成小農戶數增加而耕地縮小，自由土地買賣又使全社會無力追加生產資金，而由于人口增長與耕地有限的矛盾所造成的狹小的耕地面積上擁有眾多的勞動力，則保證了勞動集約性耕作形式得以確立。[85a]比之西歐封建領主制，中國封建地主制下小農經營的規模更小，而且有越來越小的趨勢。這與人口增長有關，亦與地主制下的小農經濟的特點有關。除上面提到的因素外，地主階級苛重的租賦也使小農無力擴大乃至不斷縮小耕作規模。在這種情形下，小農只有利用他們人身比較自由，經營比較自主的優越條件，以加倍的勤奮彌補上述種種缺陷，爭取在小塊土地上獲取更多產品，以維持一家生計。這就是多勞集約精耕細作傳統形成與發展的重要原因。精耕細作本身不一定與多勞集約相聯系，但在受地主制制約的小農經濟的條件下，只能是一種多勞集約型的精耕細作。由于它不光是增加勞動投入，生產技術也有所改進，因而它可以表現為一種內涵擴大再生產。王家范.謝天佑指出，我國小農經濟有驚人的自我擴張能力，它難以實現外延的擴大再生產，但卻能利用內部的能量進行內涵擴大再生產。突出表現在所占耕地面積受到嚴重限制（王朝中后期且日趨縮?。┑臈l件下，努力爭取單產的提高。畝產的提高導致最低必要耕地（租地）限量的下降。[8]

不過，小農經濟規模狹小的分散經營又確有對農業生產發展不利的一面，如限制了勞動工具的改進，甚至引起勞動生產率的下降。曹幸穗對舊中國蘇南家庭農場規模效應的研究表明：家庭農場的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都隨著農場規模的增大而升高，呈現明顯的正效應。尤以耕作面積十畝以下家庭農場效益最差。他據此對“精耕細作”分析模式提出質疑。認為并非任何情況下農戶人均耕地面積的減少都導致人們增加對單位土地的資金和勞力投入，實行精耕細作，從而使單位土地的產出率提高。一旦農場規模小于家庭生計的最低需要時，農戶就會另謀出路。把經營重點轉向其它非農產業，減少對土地投入，農場的耕作就不再是“精耕細作”了。[81b]

多勞集約式的精耕細作一方面使單位面積產量增加從而能養活更多的人口，另一方面又使勞動力從而人口的增加成為這種生產方式的內在要求。如果人口增長過快，人口生產與物質生產不相協調，也會給經濟發展帶來嚴重問題。清代人地關系的緊張亦與小農經濟有一定聯系。有人把刺激人口過快增長作為小農經濟的消極作用之一。[4]

多勞集約式的精耕細作，又會導致勞動力年均剩余和季節性嚴重不足的矛盾。[14]這一矛盾也會給現代化過程中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帶來需要解決的問題。

看來，小農經濟曾促成我國傳統農業的高度發展，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但對小農經濟的作用仍需作具體分析。不加分析的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都是不妥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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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楊國宜 宋代農民的經濟地位和經濟生活

載中外封建社會勞動者狀況比較研究論文集

52.楊希珍 a.中國小農經濟的產生和形成 山東大學文科集刊82.2

b.封建專制主義與小農經濟 文史哲82.1

53.楊國楨 試論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制經濟結構的特質

載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研究

54.松齡.鵬翔 略論自耕農經濟結構及其歷史作用 松遼學刊83.1—2

55.禹 杰 兩種小生產質疑——與任其同志商榷 學習與探索81.2

56.羅 侖 評《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 中國農史90.2

57.林甘泉 論秦漢封建國家的農業政策 載中國學者論文集 中華書局85

58.林甘泉等 中國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 中國社科出版社90

59.周健旨 中國封建結構的基本特征 中國社會科學83.5

60.武建國 小農與專制集權政府的作用、方向及其影響 云南社會科學87.1

61.龐卓恒 a.中國封建社會延續較長的根本原因 天津師大學報80.3

b.人與歷史的發展 吉林文史出版社89

62.柯建中 略論明清時期小農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的轉化

四川大學學報83.4

63.俞兆鵬 小農經濟與封建專制統治的關系 江西大學學報90.1

64.趙 磊 a.中國“耕織結合”堅韌性原因綜述及評估 財經科學89.3

b.論農業構成對中西封建經濟的影響

中南民族學院學報90.2

65.侯建新 a.鴉片戰爭前農民個人力量考察 社會科學戰線88.1

b.現代化第一塊基石——農民個人力量與中世紀晚期社會變遷

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91

66.經君健 試論地主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本質聯系 中國經濟研究87.2

67.胡如雷 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形態研究 三聯書店79

68.鐘振 中國小農經濟存在和發展的歷史條件 四川財經學院學報82.2

69.饒夏圻 剖析我國小農經濟長期存在的原因 當代財經90.4

70.徐揚杰 中國家族制度史 人民出版社92

71.徐新吾 a.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基本原因 中國經濟史研究86.4

b.中國自然經濟的加深分解與解體 中國經濟史研究98.4

72.徐建青 a.恰亞諾夫《農民經濟理論》簡介 中國經濟研究98.4

b.從倉儲看中國封建社會的積累及基社會再生產的作用

中國經濟史研究87.3

73.秦 暉 漢唐商品經濟比較研究 陜西師大學報91.2

74.閻守成 重農抑商試析 歷史研究88.4

75.陶一桃 農奴佃農生活狀況及其對東西方社會發展的影響

求是學刊85.6

76.郭成望 試論小塊土地所有制在中國封建社會占支配地位

貴州社會科學83.3

77.郭庠林 中國封建社會“自耕農”土地所有權及其身份地位

學術月刊81.12

78.蕭少秋.陳景彪 十五至十七世紀蘇松地區農戶生產生活狀況初探

中外封建社會勞動者狀況比較研究論文集

79.崔 瑩 中國封建社會自耕農經濟的特征 學習與探索86.1

80.崔曉黎 家庭.市場.社區——無錫清苑農村社會變遷的比較研究之一（1929—1949）中國經濟史研究90.1

81.曹幸穗 a.舊中國蘇南家庭農場農產商品率研究 中國農史92.1

b.舊中國蘇南家庭農場規模效應研究

中國經濟史研究90.3

c.商品經濟與小農生產——舊中國蘇南農家經濟研究

（博士論文，打印稿）

82.章有義 a.本世紀二三十年代我國地權分配的再估計

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88.2

b.中國農業資本主義萌芽史料問題瑣議

中國經濟史研究87.4

83.蕭國亮 皇權與中國社會經濟 新華出版社91

84.傅筑夫 a.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概論第三章 人民出版社80

b.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第一卷第四章第三節 人民出版社81

c.中國經濟史論叢（下）

85.彭 年 a.論中國傳統農業實行勞動集約性經營的歷史條件 四川師大學報89.6

b.小農經濟是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嗎——兼論小農經濟的歷史地位 史學集刊92.2

86.騹 馳 論小農經濟小商品經濟與社會經濟結構 史學集刊92.2

87.謝天佑、王家范 a.封建社會再生產和農民個體經濟的歷史地位 學術月刊82.4

b.中國封建社會個體農業經濟和賦稅地租剝削率 上海師大學報80.2

88.樊樹志 傳統農業與小農 學術月刊89.3

89.薛平栓 漢代商品經濟發展水平評估 陜西師大學報92.2

90.薛虹 明清時期農村小商品經濟與社會經濟結構 史學集刊92.2

91.魏金玉 封建經濟·自然經濟·商品經濟 中國經濟史研究88.2

92.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中國農民負擔史第一卷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91

93.黃宗智 a.華北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譯本） 中華書局86

b.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變遷（中譯本） 中華書局92

94.趙 岡 a.中國經濟制度史論 臺經聯出版事業公司86

b.地主經濟制質疑 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90.2

95.許倬云 漢代的精耕農作與市場經濟 屈萬里先生七秩榮慶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