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 經濟體制改革；中國經濟學；經濟學創新

論文摘要：本文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為基礎，探索在這一基礎上的中國經濟學創新問題。通過分析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成功背后蘊藏的巨大經濟學資源，發現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確是經濟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機遇，而且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踐中確實具有發展經濟學需要的豐富材料，同時也看到了這種經濟學創新具有突出的世界性意義。

一、引言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對社會科學的影響當屬經濟學最為突出。同時，經濟學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受到的考驗也最為巨大。對經濟學來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徹底地改變了傳統經濟學的一些基本認識，使經濟學體系面臨著重新整合的形勢。原有的政治經濟學需要發展，西方經濟學被不斷地引進，因此，中國成為經濟學競爭的一個舞臺。面對這樣的情形，在經濟學界形成了三種觀點：一是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使之繼續保持在中國經濟學領域的主導地位。對此，許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不遺余力地努力探索，如劉國光教授對中國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的關注，不僅表現出他對中國經濟學發展的擔憂，而且也包含了強烈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期盼［1］。二是大量引進西方經濟學，按照與國際接軌的思路，把它作為中國經濟學的新主流。例如有的學者提出，西方經濟學或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具有非常的普遍性、高度的規范性和邏輯的一致性，因此，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是無地域和國家界限的，并不存在獨立于他國的經濟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現代經濟學的某些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可以用來研究任何經濟環境和經濟制度安排下的各種經濟問題，研究特定地區在特定時間內的經濟行為和現象［2］。三是創建一種屬于中國自己的新的經濟學。例如有的學者傾向于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著重解決的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問題［3］。這三種觀點分別代表了中國經濟學發展的一個方向。但是，就目前的情況來看，還沒有實現統一或普遍認同的跡象。因此，探索中國經濟學發展依然是任重而道遠。筆者認為，不管中國經濟學取向怎樣的前途，有一點是十分關鍵的，就是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決不能離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這一最大的實踐，而且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越來越走向成熟，其豐富的經驗會成為中國經濟學發展的本土資源。

二、經濟體制改革為經濟學發展提供了巨大的機遇

經濟學的發展經歷證明了一個道理，即無論是一種經濟學理論的形成，還是一種經濟學理論的流行，都有著深刻而廣泛的現實背景。古典經濟學是在資產階級努力想擺脫封建制度的羈絆，并且為自己的發財致富尋求合理性的背景下產生的。而之后的不斷發展又都是建立在一些重大的經濟發展背景下的。被馬克思稱為庸俗經濟學的新古典經濟學是在資產階級取得了政治、經濟統治后，需要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合理性和永恒性的背景下形成并發展的。在西方經濟學發展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離開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經濟大蕭條背景也難成氣候。后來，在20世紀70年代重新活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則得益于這個時期資本主義經濟出現“滯脹”而使得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陷入困境的背景。西方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具有的這一規律，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史上也同樣能夠看到。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誕生于19世紀40年代，這個年代資本主義發展表現出的一系列矛盾，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產生的現實根據。為了改變無產階級的命運，也為了避免空想社會主義者局限于道德批判的不足，必須揭示出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規律，從中找到資本主義滅亡的必然性。正是在這種使命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為研究對象展開資本主義發展內在規律的解剖，從而使自己在經濟學中占有了重要的位置。本來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應該得到進一步發展。但是，由于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經歷比較曲折，一直沒有找到一種成熟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模式，因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發展缺乏現實的基礎。正是這樣的原因，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應該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得到新的發展的情景并沒有出現。

以上經驗表明，經濟學發展的機遇一定蘊藏在社會經濟發展的重大變化之中。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決定著西方經濟學的演變。

其他任何一個重要經濟體的重大發展，都可以為經濟學發展提供機會，而且由此形成的經濟學成果也一定是具有世界意義的。自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現在已經經過30年了。在這30年中，中國以世界第一人口大國身份向世界交了一份非常好的經濟增長成績單，而在這份成績單的背后，不同的經濟學理論相互角逐，都想為這種巨大成績作出科學的解釋，并且努力爭取自己在經濟發展中的指導權。雖然這種競爭還處于十分激烈的階段，但是仔細分析，會發現這里蘊藏了一種中國經濟學發展的巨大機會。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要實現的是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因此，西方經濟學以市場經濟的基礎地位為根據，把中國經濟學發展的西方化作為目標。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以市場經濟體制的社會主義條件為基礎，認為中國經濟學發展應該繼續堅持和深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中國經濟學發展規劃了第一種前途的信奉西方經濟學的學者，大談西方經濟學的一般性，極力推崇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而在這種分析框架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模式就被一般化，成為廣大發展中國家以及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如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一些西方經濟學家提出并向發展中國家和前社會主義國家推銷的所謂“華盛頓共識”，就被國內的一些學者當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但是，不僅我們的決策者沒有接受這樣的建議，而且那些接受了這種模式的其他國家因為按照這種模式進行改革而遭受巨大的損失。因此，所謂“華盛頓共識”并不符合中國的實際，也不能作為中國經濟體制進一步改革的方向。而“華盛頓共識”在實踐中失敗，使得西方經濟學的標準理論被質疑能否代表中國經濟學發展的前途。為中國經濟學發展規劃了第二種前途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中，一部分具有“原教旨主義傾向”的學者，恪守著被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教條化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原理，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踐進行“標準化”的評價。如1995年到1997年間，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對改革開放以來的方針政策提出了強烈質疑。特別是在中共十五大召開前夕，有人上萬言書，強調社會主義所有制仍應該把全民所有制作為公有制的高級形式和必須追求的目標［4］。這顯然不符合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因此，這種具有“原教旨主義傾向”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不能代表中國經濟學發展的前途。

那么，中國經濟學究竟該如何發展？這決不是一個比較理論邏輯的完美性問題。代表中國經濟學未來發展方向的是，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踐為基礎，去回答實踐中提出的問題，為實踐的進一步深化提供指導。只有這樣的經濟學理論才代表了中國經濟學的前途。因此，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踐為經濟學（包括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一個非常好的機遇。

三、經濟體制改革為中國經濟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為經濟學發展提供的機會，具體體現在改革中有許多問題是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難以回答的，因此，必須有一種創新的經濟學理論來加以解釋。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創造了一種生產力發展的新模式，這是對經濟學的一次巨大挑戰，同時也對經濟學的創新提出新的要求。經濟學自誕生起就把財富的生產問題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這一傳統不僅在西方經濟學中或明或暗地被保留，而且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也有重要的位置。在西方經濟學中，作為其創始人的亞當·斯密，就以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為對象構筑自己的經濟理論體系。對于如何發展生產力，斯密認為，生產力增長需要拓展分工和積累資本。前者是提高生產力的直接因素，后者是生產力增長的主要動力。進一步地講，分工的拓展提出如何協調分工的問題，這需要發揮自由市場的功能；資本積累不僅是逐利的資本家的要求，而且是使用更多工人的物質保障。斯密以后的西方經濟學逐步把生產力增長的問題邊緣化，越來越集中于自由市場機制的研究。一直到現代，作為與自由市場機制研究并列的宏觀經濟學中才又出現了生產力增長的問題，不過，它被賦予經濟增長這樣的命題。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作為其方法論的歷史唯物主義把生產力看做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因此，生產力發展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有著特殊的地位。對于如何發展生產力這一問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首先強調的是生產關系的重要意義；其次對分工也給予一定的關注。前者集中于對包括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的生產關系各環節的分析；后者則傾向于怎樣通過計劃來協調分工的研究。因此，馬克思以后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逐步發展起了一個以生產關系為主要研究對象，并分析市場機制不利于分工，而計劃是協調分工的有效機制的政治經濟學體系。

然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后的生產力發展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第一，生產關系調整，并沒有呈現西方主流經濟學強調的私有制主體地位，不過，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經濟也與計劃經濟體制時期大相徑庭。結果出現了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這樣的所有制結構是所有取得經濟成功的國家都不曾見到的。但是，就是在這樣的所有制結構下，中國經濟實現了歷史性的增長。對此，西方經濟學的生產力發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