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Tullock （1991）以充分的事實證明美國自由的興起其實是一個偶然的結果。他指出，美國革命后曾經經歷多次管制國內市場和保護本國產品的嘗試，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決不是英明領導人深思熟慮的結果，而是一系列歷史偶發事件的副產品。

本文的目的在于說明，改革開放以來實現的相當程度的經濟自由其實也是偶然得到的，同樣沒有任何人去刻意設計它。本文不準備對過去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的所有因素作全面描述，而是要詳細地市場化進程中具有指標意義的重大事件。這包括集體化農業的解體、非國有的進入、價格管制的解除、國內市場的形成、貿易自由化以及行政性分權。所有這些意義深遠的變革都收到了中國領導人始料不及的效果，使他們感到非常驚訝。

Olson （1996）雄辯地證明，使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出現巨大差異的主要原因在于國家制度和經濟政策的不同。拙劣的政策和低質量的制度使人們無法撿起“掉在路邊的鈔票”，造就了極度無效率和貧窮的。改革前的中國就是這樣一個社會。它的產生歸咎于一個混合蘇聯計劃體制和毛澤東極左端意識形態的落后制度以及一系列受國內國際因素影響而形成的反經濟發展的政策。

顯然，中國領導層在改革初期只有狹隘和模糊的目標。“摸石頭過河”和“撞擊反射”就是對這種現實的真實寫照。然而，權力中心的分散和無組織集體行動的形成引發了一系列國家政權與民眾社會的良性互動，使中國的改革進程具備自加強性和自選擇能力，能夠按照它自身的步調和邏輯發展，超越政策制定者的預期和設想（Chen，1995）。就是這個富有生命力的改革進程給中國的經濟制度帶來深刻的變化，為經濟政策重新定義形式、及其合理性，由此在億萬人民中釋放出巨大的能量，帶來了生產力和效率的迅速提高，使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功。（見表一：中國主要經濟發展指標）。

二、改革前的中國經濟發展

要改革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經驗教訓，就必須對改革前的歷史作簡要回顧。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評價中國二十多年來取得的深刻變化和巨大進步。

根據傳統的經濟指標，中國到1978年已經在經濟發展方面取得了重大進步（見表一）。從1952年至1978年，總產值和人均產值都有顯著的增長，分別達到6%和4%的年平均增長率。產業結構也發生了快速的變化，農業總產值的比重從1952年的58%下降至1978年的28%，同期總產值的比重從23%上升到49%.在取得高速經濟增長和工業化的同時，中國達到幾乎零通脹和全面就業，衡量收入差異的吉尼系數也顯示僅有微小的收入不平等。健康和水平顯著提高，人的壽命預期增加了30歲，成人文盲率下降了14%.

然而，上述漂亮的數字無法掩蓋人民生活水平停滯不前和存在大規模絕對貧困的事實。從1957年起，人均收入和消費已停滯。在1978年，占總人口數28%的二億七千萬人處于絕對貧困狀態

表一：1952至1995年中國主要經濟發展指標

注：a.產值和人均產值在1952-1978和1978-1995年分別以國民收入和國民生產總值；

b.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的產值在1952-1978和1978-1995年分別以凈產值和增加值計算；

c.1952和1978年就業人數和失業率的真實度受隱性失業的影響；

d.1952和1978年的城市和吉尼系數是Adelmand和Sunding （1988）所估算；

e.1995年的城市吉尼系數無法得到。這里給出1993年的數字，是Ying（1996）估算的；

f.絕對貧困數字來自世界銀行（1992a ）和1997年3月2日的《人民日報》；

g.1952年的城市人均收入無法得到。這里提供的是1957年的數字，同樣，1952-1978的城市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長率是1957-1978的數字；

h.數據來自世界銀行各年的《世界發展報告》。

（World Bank，1992a ）。絕對貧困現象主要發生在農村地區。在1978年，占農村人口三分之一的二億六千二百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顯然，中國農民沒有從改革前的“經濟發展成就”中獲益。

城市居民也沒有從改革前中國的“經濟增長”中分享到果實。上千萬的工人二十多年來一直領著低工資。住房雖然受到政府的補貼，其條件也十分差。1978年，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積僅3.6平方米，大大低于1952年平均4.3平方米的水平，并且他們大部分還必須使用公共廁所。消費品嚴重短缺，從主食品、副食品到日用必需品，如布料、燃料、鞋子、肥皂、火柴、衛生紙等，都是憑票、憑證定額分配的。在1976年，廣東省定額分配的零售商品數量達到77種（Wang，1981）。

到底有哪些人從統計數據顯示的經濟發展中受益呢？要找到答案并不難。中國領導人當時將重點放在建設重工業和提高軍事能力方面，國防優先的政策是以犧牲人民福利為代價的。在冷戰時期，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對中國和蘇聯采取圍堵策略。1950年代初的朝鮮戰爭，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的海峽緊張局勢，60年代早期與印度的邊界爭端，60年代和70年代的越南戰爭，特別重要的是60年代中蘇交惡后中國面臨的復雜而危險的國際環境，所有這些，都使毛澤東和其他中國領導人深信中國無法避免大規模的戰爭，國家必須動員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進行戰備。

資源的調動是以行政手段實現的。國家壟斷了農產品的購銷，并且將農產品價格保持在一個非常低的水平上。農產品的低價格使工業企業能夠保持低成本，可以付給工人低工資。國家則利用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吸取了大部分資源，將其用到主要投資項目上。

大量的資源轉向了軍事工業特別是原子武器的開發上。一位元帥曾經說過，“就是光屁股我們也要造原子彈！”中國領導人還認為，在前線可能抵擋不住敵人的進攻，有必要在“第二戰線”和“第三戰線”做好準備工作，以便戰時實行主動撤退和誘敵深入的戰略。因此，大量的投資項目在中國西部和西南部的“大三線”動工，目的是建立一個巨大的、自給自足的工業基地作為戰略儲備（Naughton，1988）。此外，因為擔心主要運輸網會受到敵人攻擊而陷于癱瘓，各省、各地區也被要求發展成為相對獨立的自給自足的經濟體。顯然，當時的地區政策重點不在于提高經濟效率，不鼓勵資源流動，也不重視建立統一國內市場、實現規模經濟、以及利用比較優勢進行地區間的分工與合作。

國防與備戰的確耗費了大量的資源，但這不是改革前人民收入停滯和陷于貧困的唯一原因。和所有的計劃型經濟一樣，中國承接了蘇聯體制的兩大缺陷。第一，中央由于無法獲得足夠的、準確的信息致使其計劃無效率。在“棘輪效應”的影響下，各級地方主管有意隱瞞真實情況，夸大實現計劃指標的難度和對投入品的需求，阻止資源外流。這使中央決策者們在錯誤的信息影響下做出大量錯誤的決策，制訂不協調、不可行的計劃，造成嚴重浪費和無效率。第二，不兼容的激勵機制抑制了人們努力工作和創新求變的動力。低收入和高度平均主義的分配體制使農民和工人意志消沉，沒有工作興趣和缺乏積極性。

毛澤東本人并不喜歡蘇聯式的中央集權控制。實際上，中國和前蘇聯實行經濟改革和市場化所得到的完全不同的結果與毛澤東對蘇聯及其制度的不信任有很大關系。首先，毛澤東主導了一連串行政分權的嘗試，試圖解決蘇聯體制中高度集權帶來的。這些嘗試包括實行更加靈活的分權式資源分配體制，在經濟管理領域培訓了地方領導者，為改革后實行財政分權奠定了基礎。1980年代實行的財政分權有效地改變了地方政府的激勵機制，對于中國改革進程的推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Chen，1995）。第二，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以清除串謀的官僚，使“中國的郝魯曉夫”不再得到權力。盡管它演變成中國歷史上的一大悲劇，但是也達到破壞和弱化官僚利益集團的效果，從而極大地減少了改革的阻力（Murrell andOlson ，1991）。第三，毛澤東阻止了將中國納入以蘇聯為首的經互會的嘗試，使中國沒有過分依賴社會主義國家間以物易物的貿易。1978年，中國86%的外貿是與主要市場經濟國家進行的，這使得中國調整對外開放政策和與世界經濟接軌更加容易實現。第四，為實現農業機械化，毛澤東也支持農村社隊企業的發展。這些鄉村企業在改革前就已經發展成為生存于國家計劃之外強大的非國有企業。非國有經濟體帶來的有效競爭已經被證明是改革以來促進產品市場快速發展的重要因素。

當然，毛澤東本人無法想象到他對中國市場化的進程會有這么多重要的“貢獻”。實際上，他拒絕任何利用市場力量和物質刺激的嘗試。對于郝魯曉夫上臺后推行的意識形態上的轉變，包括非斯大林化運動、推崇消費主義和物質刺激、承認南斯拉夫路線是另一條社會主義道路、以及主張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等，毛澤東給予嚴厲批評。郝魯曉夫被指責為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正主義者。他作為蘇聯最高領導者的出現，促使毛澤東慎重思考如何在中國預防同類事件的重演。到了1960年代初，毛澤東已經明確斷定中國會陷入和蘇聯相同的“修正主義路線”，唯一防范辦法就是動員人民群眾進行“繼續革命”。

毛澤東的確陷入了一種兩難境地。一方面，他相信依照“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國家必須絕對地控制主要經濟命脈，需要有一個強大的政府機構從上到下地負責大部分資源的分配和消費以及對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進行組織和管理。另一方面，他認為這些政府機構的官員容易受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自由市場以及敵對階級“和平演變”的影響，會為自己的利益串謀和欺下瞞上，產生“現代修正主義”。因此，他提出每隔七、八年就要發動文化大革命和其他類似的運動對政府官僚進行“不斷革命”。此外，毛澤東也努力用分散決策權力、調動地方積極性和賦予地方政策自主權等來引進自下而上的制約機制。然而，這種方法并無法奏效，因為他從不允許地方的主動性偏離他的極左路線或擺脫他的操縱和控制。1950年代后期的大躍進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就是如此。毛澤東想利用“百花齊放”來沖擊政府機構的官僚主義，不過要先驗證它們是“香花”還是“毒草”。而檢驗的結果大部分是“毒草”，無法逃脫被摧殘的命運。

毛澤東“真正的”社會主義與反官僚化措施的結合并沒有得到好結果。每當他的極左思想給國家經濟帶來巨大危害時，毛澤東不得不依靠他的一些務實的同志們去恢復秩序。而他卻在一旁不耐煩地等待著發動另一輪政治攻擊的時機。從1957年到1976年，中國經歷了多次政治運動，導致資源和人力資本的極大浪費。

這種混合體制比其它同類型命令式體制的表現還要低劣。極度軟弱和低水平的計劃程序導致比蘇聯還要多的積壓產品和未完成的投資項目（Naughton，1995）。在1976年毛澤東去世時，中國危機四伏，國民經濟到了瀕臨崩潰的邊緣。貧困在蔓延，大約三分之一的農村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農民的不滿情緒在不斷積累，農民造反的可能性被廣為預見（Institute of Development，1987；Chen ，1990）。在城市里，職工實際工資比二十年前低20%.低收入、消費品短缺和惡化的生活條件導致工人不滿情緒的爆發，在許多城市里出現了罷工和街頭游行（Walder，1986）。這一切表明中國的體制必須從根本上加以改革。

毛澤東的去世和"四人幫"的倒臺為中國領導人認真思考國家的前途提供了機會。雖然對于改革的目標和路徑沒有達成一致意見，但是他們在以下三個方面卻形成共識。

一、放棄極端主義思想。各級黨政領導干部深受毛澤東發明的文化大革命之害，毛的極左思想在共產黨內不再時行。大部分干部在“思想解放運動”中得到平反和解放，地在這個旗幟下形成了具有廣泛基礎的統一陣線，與在文化大革命中興起的既得利益集團對抗。當時，即使是中共領導層中最保守的勢力也不認同毛澤東的極端思想。在1978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務實派取得優勢并掌握了實際領導權。

二、還欠帳。包括鄧小平在內的許多高級領導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解職下放，他們有機會得到國家和人民如何貧窮的第一手資料。從穩固政權的角度出發，他們意識到應當盡快償還長期以來虧欠人民的“債務”，以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為首要任務。“還欠帳”被看成是在危機時期恢復穩定的重要選擇。

三、追趕“四小龍”。盡管當時的中國是一個相對封閉的，中國領導人仍然可以通過香港這個窗口觀察到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和地區特別是香港、、韓國和新加坡這“四小龍”經濟的快速。他們被這些經濟體奇跡般的發展速度和中國貧窮落后的事實所震動，因此有了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技術四個化的緊迫感。

上面三項共識產生了深遠的。首先，務實領導人重新評估中美建交后的國際形勢，認為外來的威脅減低了。因此，通過裁軍和削減國防開支，把寶貴的資源從國防中轉移出來。同時將大批軍工轉向生產民用產品。

第二，務實領導人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和實現四個現代化愿意嘗使任何有效的方式，包括市場力量、物質刺激、外國技術、資本和管理。因此，試行市場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成為可能。

第三，務實領導人明確地認識到中國不能再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大錯誤。為了防止全國范圍的政策失誤，新出臺的政策通常先在地方試行。只有那些成功的政策才被允許推廣到其他地區。這意味著改革是漸進式的，調整的成本也受控制盡可能減小。

最后，由于毛澤東那樣的最高權威已經不存在，對政策的爭議即使在最高領導層也無法有明確的結論。為了避免重要的改革措施由于受冗長和沒有結果的爭論拖延以致無法實施，務實領導人允許地方政府試行那些未被中央批準的改革。這意味著地方政府有很大的自主權去實行那些有爭議的政策，特別是當他們面臨危機、無法在中央設定的框框里找到對策的時候。

事實證明，上述政策轉變就足以刺激國家政權與民眾社會的良性互動，導致了許多重要的體制變化和制度創新，提高生產力和效率，給億萬人民帶來相當大的經濟自由。

表二：中國的就業率（%）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6》

三、農業改革與農村發展

在提高生產力和效率方面最為顯著的是農業部門。從1978年到1995年，農業增加值以每年5%的速度增長。這一成果幾乎完全歸功于農業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因為同一時期的農業就業人口并沒有增加。事實上，農業就業人口占全社會就業人口的比重從1978年的71%，減少到1995年的46%（見表二）。

更具特殊意義的是，這個使中國近四分之一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到非農業的結構變化并沒有導致農村與城市就業結構的明顯變化。在同一時期，農村就業人口只有微小的減少，即從1978年的76%減少到1995年的72%.這意味著絕大多數由于農業勞動生產力提高而釋放出來的剩余勞動力被農村的非農業生產所吸收消化。

中國農村的巨大變化開始于改革初期讓農民“休養生息”和政府“還欠帳”這樣微小的政策變化。政府當時決定：放棄各地區糧食自給自足的政策，增加糧食進口，降低糧食收購指標，提高糧食收購價格，降低農業投入品價格和農業稅，增加銀行對農業的信貸，給予社隊在農業生產、銷售、管理等方面更大的自主權。

很清楚，上述政策中好些是為了“還欠帳”而把收入轉移給農民。對于農民收入的增加，雖然在開始階段消費品的供給并沒有相應的增加，農民對一些消費品如布、膠鞋、罐頭食品等的需求依然能夠得到滿足。這些消費品原先積壓在倉庫中，城市消費者不想買，而農村消費者又買不起。現在商品不但能找到銷路，而且還起到緩解供求關系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政策改變為農業生產關系的變革留下了空間。在1978年，安徽省遭受嚴重的旱災。當政府無法及時供應救濟糧時，一名生產隊長決定把土地和生產工具分給農戶使用，由他們根據合同承包糧食生產。這就是后來的“家庭聯產承包制”。令人驚訝的是，在遭受旱災的條件下，新制度帶來了相當于正常年份三倍收獲的巨大豐收。在這一成功的鼓勵下，“家庭聯產承包制”迅速地被農民群眾自發地推廣到全省。

1979年，中央政府明確禁止這種“分田單干，包產到戶”的做法，因為它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人民公社制度的廢除和農業生產集體化的瓦解。然而，安徽農民并沒有在中央的禁令下停止，因為他們獲得了安徽省強有力的領導人萬里的明確支持和保護。萬里認為“家庭聯產承包制”對于貧窮地區、山區、偏遠地區以及災荒區是適當的。他的觀點導致了各省、中央領導人對此的認識分歧和強烈爭論。因為不存在最高權威做最終裁決，而且新的中央領導需要各省的大力支持，有爭議和抵觸的政策得以在不同的省份進行實驗。在安徽省以及其他省里，越來越多的村莊采取這一新的生產模式，帶來了比那些仍然在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地區高得多的產量。

到了1980年，當不同意見終于達成妥協、中央開始允許“家庭聯產承包制”在偏遠、貧困地區實行的時候，中國農村已有74%以上的村莊選擇了以家庭為基礎的承包責任制（Chen，1990）。而到了1984年，人民公社已不復存在，農業生產完全由農戶家庭分散經營。在新制度下，農民在種植決策上有了更大的自主權。他們在完成定購任務后，可以在自由市場上以浮動價格銷售農產品。責任制不僅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增長，而且也賦予農民通過超產增收擴大個人財產的權力。

農業集體化生產的終結說明，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政權與社會的互動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顯然，中國領導人在農村改革初期并沒有一個完整的方案，也沒有預見到農業生產方式會發生如此劇烈的變化。然而，他們做出的微小政策變動就足以引發億萬農民自動自發的強烈反應。同樣在公社制度的控制下，農民面對同樣的處境、同樣的激勵機制問題，有對分田單干和家庭經營的共同渴望。雖然是各自獨立采取行動，億萬農民無組織的集體行動加強和放大了個人行為變化的作用。很明顯，地方政府領導在把被禁止的民眾要求轉化為當局可接受的變化方面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他們利用自然災害等危機形勢在關鍵時刻發揮重要影響，促成了政策的轉變和自下而上的改革。農村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給改革者以有力的支持，說服了那些對改革持懷疑態度的人。最終，中央政府被迫逐漸滿足農民的要求。政權與社會互動的結果不僅是農業生產體制的根本性變革，而且是公社和大隊這些國家政權用以進行控制和脅迫的機制杠桿的崩潰，使農村居民獲得廣泛的經濟自由。

在新體制下，農業勞動生產力的迅速提高使得被公社制度掩蓋的剩余勞動力問題更加突出。數以百萬計的農村勞動力涌入大城市尋找工作，給城市的居住環境和公共設施帶來了沉重的負擔。為避免由于迅速城市化帶來的問題，中國選擇發展農村地區非農生產活動和農村鄉鎮城市化的政策來解決農村勞動力過剩的問題。顯而易見，這一目的只有通過發展農村工業才能實現。

四、非國有與價格雙軌制

農村地區的企業是由1970年代的社隊工業企業起來的。當時為落實毛澤東提出的在1980年前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宏偉藍圖，社隊被鼓勵建立“五小工業”，這包括小鋼鐵、小水泥、小化肥、小水電和小農具。但是這個政策失敗了，因為這些重工業多數很難適應農村地區的資源和要素條件。為了擺脫關閉工廠的命運，農民們越過了政府為他們設置的界線，利用中央計劃的漏洞，社隊企業不僅繼續生存，而且在70年代取得了突出的增長。1978年，農村已有超過150萬家社隊企業，雇用2830萬工人，年產值達495億元。絕大多數社隊企業生產的不是生產農機、農具（He，1990）。

改革開放初期農村地區規模可觀的工業的存在，對于非國有部門的發展和產品市場的發育而言，的確是一件幸運的事情。在其他國家，非國有企業通常開始于小規模的零售和服務部門，很少有機會積累足夠的資本進入制造業。在中國，以農村工業企業為主要代表的非國有企業能夠與國有企業幾乎在所有的工業部門進行競爭，這確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別。

作為向農民“還欠帳”的一部分，中共在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社隊企業應該爭取有更大的發展”，并且號召將一些工業轉移到農村，為農村居民增加提高收入的機會。在80年代初期當農村剩余勞動力成為主要矛盾時，政府調整一系列政策和規定取消對在農村大規模發展非農活的限制（Byrd and Lin，1990）。人民公社和生產隊在1984年完全取消后，社隊企業被正式改名為鄉鎮企業。

中國領導人當初調整政策，考慮的只是一個非常有限的農村工業化的模式，僅僅是從為農民增加收入來源和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這樣狹隘的目標出發。他們沒有想到這樣的政策調整會帶來預想不到的結果，使整個工業結構和經濟發展發生根本性的變革。鄉鎮企業以他們能夠發現的每一種盈利方式與國有企業進行了激烈的競爭，取得可觀的增長率（見表三）。據估計，從1991至1995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30%，工業增加值增長的50%，出口增長的45%，政府稅收增長的25%是鄉鎮村企業貢獻的。在1995年，鄉鎮企業占工業總產值和工業就業人數的比重分別達50%和43%，超過了國有企業（見表四）。

表三：農村鄉鎮企業的發展：1978-1995a

資料來源：《人民日報》（1997年2月19日）

注：其他企業包括城市的集體企業、私營企業和股份制企業

鄉鎮企業的競爭大大減少了國有部門的利潤，侵蝕了政府的收入基礎，計劃制定者試圖對此加以嚴格控制。1989年和1990年間，中國的市場化改革進程受到重大挫折。中央政府不允許鄉鎮企業與國有企業競爭能源、原材料和銀行信貸等主要資源。政府在1989年宣布對鄉鎮企業不增加新貸款，并且要求總貸款額是零增長。對鄉鎮企業的歧視性信貸政策使1989年有超過80萬家鄉鎮企業關閉，企業數從1988年的1890萬家減少到1990年的1850萬家。工人數也從9550萬人減少到9260萬人，農村失業人數至少增加1000萬人。

這一政策遭到地方政府的強烈反對。原因是，1980年開始實行的財政包干使地方政府明確擁有自己的稅源，并且對收入和支出負責。這樣的財政收入分享制度逐漸由省一級向下延伸。在1984至1986年鄉政府成為一級獨立的財政單位后，由于絕大多數鄉政府必須依賴預算外收入去滿足支出的需要，而且這些收入主要來自鄉鎮企業，鄉政府有強烈利益驅動力發展鄉鎮企業。顯而易見，地方政府成為鄉鎮企業的監護人。

面對地方政府的挑戰和失業增加的嚴重，中央政府被迫改變歧視鄉鎮企業的政策。1990年3月，國家計委宣布國家將繼續實行對鄉鎮工業包括減稅和銀行貸款等政策優惠。從那以后，鄉鎮企業逐漸有了起色，并在1992年重新恢復了發展的動力。

鄉鎮企業與地方政府的關系是十分有趣的。一方面，鄉鎮企業在“官本位”的體制下需要得到地方政府的保護，改善他們的地位，通過掛靠得到各種特權，接近國有部門并從它們那里獲得不易獲得技術、市場信息、信貸等資源。此外，由于地方政府傾向于干涉、阻礙私人企業的增長，企業家建立鄉鎮企業要比私人企業來得更有利。另一方面，對地方政府以及政府官員個人來說，存在有很強的激勵機制和誘因使他們積極鼓勵鄉鎮企業的發展。這是因為鄉鎮企業已成為地方政府預算外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地方政府官員各種獎金和其它收入的主要提供者，而且是農村最大的雇主和農村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Byrd and Gelb ，1990）。

銀行體制的改革為地方政府支持鄉鎮企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手段。中國在1984年出臺了一系列銀行改革措施，其中包括給地方銀行更多的自主權。在一個分權制度的框架里，這樣做實際上意味著把資源的控制權交給地方政府（Chen，1991）。因此，1984年后，在地方政府的下，地方銀行對鄉鎮企業的貸款額迅速增加（Du，1990）。在1985年至1988年間，鄉鎮企業貸款的年均增長率為35%.甚至在1988年至1990年間在緊縮銀根的宏觀政策環境下，鄉鎮企業的銀行貸款仍然每年增長19%.地方政府實際上起了擔保人的作用，承擔了部分進入風險，使新生的企業能夠以足夠的規模經濟進入生產（Naughton，1995）。

必須明確指出的是，如果沒有生產品市場的發展，鄉鎮企業無法獲得原材料和投入品，就根本不可能發展起來。而生產品市場的發展則應歸功于價格雙軌制的動態影響力（Byrd，1987）。

價格雙軌制起源于改革前“條塊結合”的計劃經濟體制。這種體制以各部委“條條”制訂的中央計劃為主，以各地區“塊塊”的地方計劃作為補充。多元的計劃和供應渠道導致不同企業和地區以成本作價的多元價格，由地方物質供應部門按照包括銷售和易貨等類似市場的方式進行物質調劑。然而，價格和商品流動受到地方政府的行政控制，與中央政府一樣缺乏彈性。在改革前，以這些類似市場的渠道分配的物質在整個經濟活動中所占的份額很小。

1978年至1979年間，一些地區的大型國有企業開始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和以物質獎勵工人和廠長的試驗。試點企業被允許在市場上以議價銷售超出計劃任務的那部分產品，而且可以保留得到的部分利潤用來給工人發獎金，改善職工福利和再投資。1980年，這樣的試點擴大到6000家國有企業。這些企業占國有工業企業產值的60%，利潤的70%（Shi and Liu ，1989）。因為在賣方市場的條件下，市場價格總高于計劃價格。賣方可以獲得高額利潤，而買方可獲得計劃體制內分配不到的商品，買賣雙方在計劃外交易中都獲利。結果，這種類似市場的交易迅速增長。然而，議價市場的價格依然由政府控制。

誠然，中國領導人當時對于價格改革并沒有形成共識，并不準備用由議價和計劃價形成的價格雙軌制來推行漸進的價格改革，只是要給國有企業提供激勵和化解一部分需求過剩的壓力。1982年召開的中共十二大重申，雖然允許一些計劃外生產和市場調節，這一部分必須是少量的、次要的和對計劃生產與分配加以補充的。然而，價格雙軌制引發的變化與領導人的預期漸行漸遠。企業對新的激勵做出熱烈的反應。他們根據市場信號增加計劃外的生產，有些企業甚至以減少計劃指標完成率的使更多的產品能夠在市場上高價售賣。他們也試圖以各種方式繞過政府的價格控制，包括買方和賣方建立“合資”企業進行“利潤分成”，或者要買方承擔賣者以市場價購買投入品所承受的額外成本。

在80年代初期，中央政府盡了很大努力試圖控制市場價格。國務院發布了許多價格管制條例。1983年國務院發布的條例規定生產品的市場價格不應超過計劃價的20%.然而，除了派一些工作組到各省市進行價格檢查外，中央不得不依靠地方政府施行那些條例。然而，地方政府在1980年完成了財政“分灶吃飯”的收入分享制度后，對于在市場交易中管制價格興趣不大，沒有很好地與中央合作。事實上，地方政府有誘因看到更大的價格差別。這是因為更高的市場價使在他們領導下的國有企業獲得更高的利潤，地方財政的收入因此提高，地方政府也能獲得利益。地方政府在爭取更有彈性的價格管制方面是十分成功的。1981年，他們促使國家物價局下達規定，允許地方廠家根據成本加價作價法自定“臨時出廠價”。

1983年，地方政府成功地爭取到國家物價局和國家經委聯合批文允許“高質量產品和新產品”有較大的價格差別。這些條例進一步增強了地方政府將地方定價偏離中央定價的能力。自1982年下半年以來，由于經濟恢復增長，生產資料的短缺又重新出現，計劃與市場價格的差距被繼續拉大。

與此同時，由于需要解除對部分農產品價格的管制和調整大批計劃價格，中央政府控制市場價格的努力進一步受阻。隨著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實行，農業生產力和農業產出迅速增加。國家對農產品例如糧食和棉花的壟斷收購在供應充足的時期出現問題。連年農業豐收使國家的庫存急劇膨脹，國家不得不放棄統購，允許農民到市場上售賣農產品。食物和紡織品的價格放開后，數以千計與之相關產品的計劃價格不得不隨之調整。國家物價局無法根據假設提出“估算價格”，只好在1982年和1983年間解除大約800種小消費品的價格管制。

80年代初計劃外交易的范圍不斷增加，中央政府越來越難以實施價格管制。到1984年末，計劃者終于清楚地意識到他們不可能控制計劃外價格。1985年，政府宣布普遍解除對計劃外工業品售賣價格的管制，結束了政府對市場價格的控制。

然而，價格雙軌制為腐敗開了方便之門。政府官員運用他們手中的權力強迫企業以低的計劃價格賣給他們超額部分的產品，然后在市場上以高價倒賣獲取暴利。“官倒爺”使生產者不能從超額部分的產品中真正獲利，他們增加產量的積極性不高。結果，供給缺乏彈性，需求過剩阻礙了市場價格與計劃價格的并軌。

到了1988年，絕大多數中國經濟學家相信價格雙軌制無法使“多價歸一”，實現自由價格，中國將被卡在改革的半途、在一個計劃與市場體制的矛盾與弊病并存的兩難狀態之中（Hua ，Zhang and Luo，1988；Shi and Liu ，1989）。這種觀點后來被證明是過于悲觀。雙軌價格的合并就像一個需要特別溫度變化的化學反應，宏觀經濟的波動就提供了恰當的“溫度”。在1989與1990年，中國經濟在宏觀調控的雙緊政策下降溫。許多主要生產資料的計劃與市場價格差距縮小。供給過剩的情況使計劃分配失去作用，使人們進一步懷疑計劃的權威性。當1992年經濟開始快速增長時，政府發現無法象市場那樣迅速、精確而富有彈性地調整計劃價格來適應迅速變化的經濟環境。政府還認識到，保留生產資料的價格管制等于是以懲罰大型國有企業、消耗政府預算資源為代價來補貼整體經濟。

到了1993年，絕大多數生產資料不再使用計劃價格，關鍵生產資料價格（如煤炭，原油，鋼材）和敏感消費品和服務（如糧食，食用油，公共）的價格管制也獲得部分解除。解除對糧食和油的價格控制使政府的價格補助負擔從1990年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4%減少到1993年的2.3%.

超過90%的零售價格和80%以上的農產品、原材料的價格現在由市場決定。雖然有些商品的價格有時仍然受政府政策影響，但是一個以市場供給和需求為基礎的價格系統已經成功地建立起來了。

競爭和靈活的價格是自由市場經濟所必需具備的兩個最重要的因素。我們看到在中國的市場化進程中，競爭主要來自非國有鄉鎮企業的迅速進入，價格自由化是在價格雙軌制下漸進實現的。十分有趣的是，這兩個市場化改革最合乎邏輯步驟并不是中國領導人精心設計的結果，而是與他們的初衷相違背的。

五、開放政策與貿易自由化

改革前的對外貿易體制著重于自給自足和進口替代戰略。貿易流動受制于中央集權的計劃系統，由外經貿部決定。外貿計劃由12家主要的國家外貿公司來落實。為了維持國內的計劃價格體系，這12家外貿公司的作用就象氣密性很好的“密閉艙”一樣把中國的同世界市場和外貿伙伴隔離、孤立起來。因為國際產品價格不能傳遞到生產者那里，中央政府必須對外貿的盈利和虧損負責（World Bank，1988）。

中國的務實領導人明白，沒有外國的資金、技術和先進知識，要實現化是不可能的。開始時，計劃制定者相信石油出口獲得的外匯足以支付進口技術的費用。但是，對石油產量的預測在1978年勘探新油田的努力失敗后大幅度下調。這促使他們決定以促進出口的方式提高賺取外匯的能力。

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涉及到對外貿易、外商投資和特區這三個重要方面。在1979年，廣東和福建這兩個南方沿海省份被選為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的試點。這是一個謹慎的選擇。因為政府在改革前出于安全因素的考慮對這兩個省很少進行投資、建設，它們在中國整體經濟中的分量不大，所以由它們率先實行開放政策不會對計劃經濟主體產生太大的。

這兩個省被允許自行決定那些不對國家計劃造成影響的出口加工和補償貿易項目。它們和中央簽署了非常優惠的外匯留成合同，使他們能保留超出定額的全部外匯收入。他們也被允許建立自己的企業來吸收外資。同時，在這兩個省建立起四個經濟特區，希望通過在經濟特區實施優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資，籍此向中國工人、工程師和管理人員介紹先進技術和生產知識。同時也可以通過出口產品賺取更多的外匯。

當時的中國領導人并不希望這些變化影響國家外貿的指令計劃。外經貿部和其直屬的國家外貿公司在對外貿易中仍然象“密閉艙”那樣起著緩沖器的作用，行政干預仍然是保證完成中央外貿指令性計劃的主要手段。

但是，這些開放政策引起了地方的積極響應，在廣東和深圳取得特別顯著的和無法預料到的結果。靈活的政策為廣東各地創造了許多機會，使他們從免稅進出口產品中獲益。走私和經濟犯罪也隨之蔓延。深圳迅速成為連接國內市場和香港企業家的一個方便的加工中心以及聯系樞紐。

廣東和福建引起其他省市和中央一些部委的忌妒。他們一方面要中央嚴厲地控制和約束這兩個省，另一方面也強烈要求中央也給予他們同樣的外貿特權。中央在1984年回應了他們的要求，允許幾個部建立自己的進出口公司，并且給予一些省政府部分外貿特權。同時還縮小外貿計劃的范圍，全面實行外匯留成制度。

盡管這些變化減少了外經貿部和國家外貿公司的壟斷力量，中央政府仍然對外貿盈虧負責。在這種體制下，工廠和地方政府追求的目標不是利潤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而是外匯留成的最大化。結果，由于當時國內產品價格存在很大扭曲，更高的出口增長轉變為更大的政府預算赤字（Zhang and Zhou，1994年）。數據顯示，中國80年代前五年的出口結構并不是由比較優勢決定的（Lardy ，1992）。

為了解決外貿虧損加大、預算收入減少的，中央政府在1987年末推出外貿承包制。在這個制度下，各省市和外經貿部簽定出口合同，承包出口額、外匯收入以及合理虧損額等定額指標。超出定額時可按比例保留額外收入。

各省政府支持這種新體制的實行，但要求外經貿部授予更多企業外貿權。外經貿部不愿意放棄它在對外貿易中的壟斷地位，設立了很高的進入壁壘。它提出只有那些外匯收入在1億美元以上的企業才被允許直接從事進出口貿易。這樣的條件除了那些外經貿部直屬的國家外貿公司以外，很少有企業能夠符合。外經貿部的方案受到了各省市的猛烈批評。他們要求降低進入壁壘，以便使更多的地方企業能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并賺取更多的外匯。最后，外經貿部在壓力下做出了讓步，降低了進入標準。擁有外貿權的企業突然從1987年底的800家增加到1988年初的5000家。新的外貿企業包括省屬、市屬企業，甚至有集體企業。大量企業的進入最終打破了外經貿部和國家外貿公司的壟斷地位。

1990年初放開價格和外匯體制改革的成功，進一步減少了對指令性外貿計劃和出口補貼的需要。到1991年和1993年間，指令性外貿計劃和出口補貼被廢止。盡管有一些大型國有企業仍然壟斷幾種戰略性物資的進出口，它只占1995年中國出口的4.6%和進口的19.4%（EAACC，1997）。到1996年，超過5000家外貿公司和20萬家企業被授予外貿權。

到了1995年，中國成為世界第10大貿易國，進出口額占世界貿易的4%.更重要的是，出口產品由資源型轉向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產品，更好地反映了中國的比較優勢。在90年代，中國快速成為中國家中具有最寬松外商投資環境的國家之一，比日本和韓國更少對外商所有權的限制，對外資開放更多的投資領域（Lardy ，1994）。中國對外開放和貿易自由化的進程再一次顯示，預期不到的結果可以在政策的反復變化和利益集團的相互作用中出乎意外地產生。

六、中央與地方關系的變化和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

地方政府在中國市場化進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這一點是很清楚的。在前面的討論中我們已經看到，在1980年實行中央與地方財政收入分成制后，地方政府成為支持改革和發展的利益集團。他們支持鄉鎮企業的發展，推動放開價格，反對外貿壟斷。但這是不是改革領導人經過周密的策劃，利用財政的分權改革把地方政府吸引到改革陣營中來？當然不是。

整個70年代，中國一直努力嘗試在中央集權計劃（部門條條）與非中央集權計劃（地區塊塊）兩者間尋求一個可行的平衡點。授權界限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再三地修改，造成企業管理、物資分配和財政系統等多方面的混亂和沖突。中國的計劃制定者和財務官員普遍認為，那些關于財務體制的試驗沒有一個是行得通的。

地方政府當時“吃大鍋飯”：他們不需要為他們的開支負責，因為這是國家統一財政預算中的一部分；他們也沒有積極性去增加財政收入，因為增加的收入必須全部上繳國家統一的財政。在這樣的制度下，國家預算收入不但停滯不前，而且不斷下降。中央指示財政部提出解決方案，阻止政府預算失衡的進一步惡化。于是就有了財政收入分成。

財政收入分成的實驗于1977年在江蘇和其它幾個省進行。收入分成制規定了地方政府收入留成份額，并且要求地方對實現收入目標和平衡預算負責任。這種使中央和省市從“吃大鍋飯”變為“分灶吃飯”。這個實驗被認為是成功的，特別是對于保證中央財政有確定的收入幫助很大。于是30個省級政府在1980年開始分五個不同地區、按照不同的規定和標準推廣收入分成（Shirk ，1993）。

財政分權根本改變了地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第一，它給地方政府官員帶來許多利益，因為他們的財權和經濟權得到很大的提高。于是，地方政府官員地站到中央改革派領導一邊，努力保護他們從財政分權中所得到的利益。財政分權把地方政府帶進了改革的陣營，改變了中國決策系統中支持改革和反對改革的力量對比。在這種架構下，地方政府逐漸取代中央職能部門的官僚，成為中央改革派領導的主要支持力量。

第二，財政收入分成制部分地界定了地方政府所擁有的財產權，使他們成為各自管轄范圍內的剩余價值持有者，從預算外財政收入和地方經濟增長中獲得了很大的利益。因此，財政分權把地方政府官員的興趣引導到經濟改革和制度創新這方面來。

最后，財政分權在省市之間引進了競爭。當一個省的改革走在前面的時候，它的比鄰省份也被迫跟隨。較為發達地區能夠吸引更多包括外資和人才的資源，使經濟以更快的速度增長。于是，地區間的競爭為地方政府求新、求變和采納先進技術增加了新的激勵機制。改革也擴大了競爭領域。各地區競相提高地方工業所生產的消費品質量以求占領更大的國內市場份額，或者是以改善投資環境吸引更多的外資來落戶。

財政分權原先是財政部阻止中央財政收入不斷萎縮的“權益之計”，但是在當時的條件下卻起到了不起的、經濟作用，成為中國市場化改革進程中至關重要的一環。

七、結論

在前面的討論中，中國最近二十多年來的經濟發展過程被看作是一個連續的、不斷制造超越中國領導人期望和想象力的驚人結果的過程。這一進程產生了一系列體制變革，如農戶為單位的農業生產、非國有鄉鎮企業的崛起，價格改革和市場化，貿易自由化和財政分權。這些體制變革帶來了經濟自由和生產力與效率的巨大提高。

我們可以從這個改革過程中三條主要經驗。第一，國家政權與民眾的良性互動是自加強型改革進程的主要決定因素。第二，有利的初始條件為多項改革提供了成功的起跳板。第三，雙軌制的動態變化使經濟轉型更平穩。下面詳細說明這三條經驗。

一、政權與社會的良性互動

雖然中國的改革充滿了偶然性，學者們常常觀察到“事后的有條理性”（Naughton，1995）和“自加強性”（World Bank，1992）。一個領域的改革很自然地導致其他領域的改革，并且制造壓力迫使這些改革的實行。溫和的初始政策變換往往最后能導致根本性的轉變。這個進程進行得非常有條理和符合邏輯，以致于一些學者情不自禁地認為中國經濟改革成功的關鍵在于國家具有制訂有效改革計劃的能力（Nolan ，1995）。

沒有國家政權與民眾社會之間的良性互動，自加強性的改革是不可能的。而導致成功互動的主要因素是：（1）最高領導層相對靈活和務實的態度；（2）地方政府在自利動機驅使下對地方民眾需求的敏感反應；（3）民眾社會中的無組織集體行動。

毛澤東后的中國領導層（包括保守主義者）由務實主義者占主導地位，對改革采取較靈活的態度。他們有一個共識，為了鞏固政權一定要放棄毛澤東的極左意識形態，把重心轉移到發展經濟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上來。他們可能會抵制一些自下而上的改革，但是他們的認識最終會趕上現實。換言之，當他們親眼看到“貓”逮住“老鼠”以后，就會愿意承認那是只“好貓”。

地方政府官員在財政、政治和體制幾方面都有很好的激勵因素，使他們把精力從尋租活動轉移到改革和發展上來。因此，地方政府對民間的政策需求比較敏感，并且運用他們的影響力在決策進程中努力使那些與民眾需求一致的政策被采納。地方政府還能通過控制信息傳遞和中央政策的具體落實影響中央領導，支持和維護那些受民眾歡迎的政策。

地方的政策需求是改革和制度創新的主要源泉。由于改革前的中國是一個高度同質化的社會。不同的個人和社會群體被迫面臨相同的條件和環境，形成相同的需求和行為模式。因此，當國家政策改變時，個人所采取的行動表現為自發的和同步的（Zhou，1991）。當大量的、出于各自利益的個人行動無組織但又系統地形成集體行動時，他們向政策制定者傳遞了強有力的信號，對政府的期望和經濟轉型的進程產生重要的影響。

這三個缺一不可的要素在一起相互作用，造成了政權與社會之間的良性互動和具自加強性的改革進程，為毛澤東后的中國帶來了重要的制度變遷。

二、有利的初始條件

中國改革的許多初始條件是不利的。例如，中國有一個龐大而又落后的農業部門，非集權的計劃體制運作效果不佳。但是，改革進程開始以后，這些弱點便轉化為優勢（Naughton，1995）。

龐大的農業部門為改革提供了一個容易的切入點，這能產生非常快的效果和比較大的沖擊力，使改革的車輪轉動起來。非集權的計劃體制和分散的地區產業政策造就了各地方獨立于中央計劃之外的工業系統。這使得當分享壟斷利潤的機會出現時，大批企業能夠快速和有力地進入剛剛形成的產品市場。非集權化的計劃體制也孕育了最終導致價格完全放開的價格雙軌制。非集權化還導致改革前中央財政的惡化，迫使在改革后進一步實行財政分權。最后，非集權的計劃體制也在不同地區的國有企業之間引入競爭。

中國大陸和海外華人之間的紐帶促進了資金、技術和知識的流動，提供了另一種改革的激勵，在中國市場上增加了一個主要的競爭力量。還有，不同于其它命令型經濟，改革前的中國主要和市場經濟體進行貿易，因而比較容易采納對外開放政策，與國際經濟整合。

上述討論清楚地說明，有利的初始條件在中國市場化進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對放開價格、非國有企業的快速發展和產品市場的有效競爭都作出重要貢獻。

三、雙軌制的動態變化

雙軌制的改革方法應該被看作是保守派與市場改革派之間折衷妥協的結果。對毛澤東后的保守派領導人來說，計劃和市場之間的關系是陳云“鳥籠”中鳥和鳥籠的關系。計劃就象一個鳥籠，經濟活動象是鳥籠里的鳥，鳥籠里的空間就象市場。鳥籠應該足夠大，使鳥能夠在里面飛，但根本的底線是：鳥必須關在鳥籠里。

在80年代初，改革派領導企圖把市場導向的改革列入黨的綱領的多次努力都沒有成功。經歷了幾凡失敗后，他們小心翼翼地提出，經濟改革的目的是建立一個由政府管理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個提法被保守派所接受，因為它看起來和陳云的“鳥籠理論”一致，由計劃者限定“鳥籠”的空間。

保守派當時也認識到需要擴大市場的作用，把“鳥籠”有比例地增大。同時，他們也知道“鳥籠”的柵格也應同時加細，以保證鳥被關在籠里。然而，盡管鳥籠的擴大被愉快地接受，鳥籠柵格的加細卻沒有很好地進行。就象市場是“看不見的手”一樣，計劃也是看不見的“鳥籠”，計劃者不得不依賴“鳥兒”告訴他們需要在哪里將“鳥籠”加細。但是“鳥兒”不愿提供信息，因為他們想從鳥籠中出來。結果是，大部分的鳥都發現出口從鳥籠中逃出，留在里面的只是那些有病的或者被剪掉翅膀的鳥。

雖然鳥籠的比喻有用而且有趣，我們切不可過分地使用它。事實上，市場和計劃在雙軌制下存在著很豐富的互動。如上所述，市場和計劃之間的磨擦產生危機，進而制造了進一步改革的需求。在價格改革中，市場活動范圍的擴大迫使計劃者對價格進行大量調整。當市場價格變化加快時，情況變得更壞。市場價格快速增長使計劃者終于發現，要靈活地、準確地對復雜的計劃價格進行調整是不可能的。結果是更多的資源由計劃分配轉移出來，市場的范圍進一步擴大。當宏觀經濟不景氣、價格急劇下落時，商品在市場上隨處可見，甚至能以更低的價格得到，計劃分配便顯得多余。

“雙軌制”的力量還來自從舊制度向新制度漸進的轉變：舊體制漸漸淡出，被新體制所逐步取代。這種漸進過程給包括政府官員和國有企業職工在內的不同社會基層、對風險和不確定性有不同承受能力的人們提供不同的機會，于是有了廣泛支持的基礎，能在比較少的陣痛和抵抗下平穩過渡。

近年來有一種加快改革步伐的流行觀點，認為中國只是對一些簡單的問題進行了改革，而把難題擱置起來。他們認為現在是處理艱難問題的時候了，因為這些問題已經無法再拖遲下去了。這種論點忽略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隨著經濟逐步從計劃的鳥籠中增長出來，原來困難的問題可以變得較容易解決。在80年代，價格改革和外匯體制改革是非常困難的。把官方匯率和市場匯率合二為一，取消對能源、運輸、原材料和重要生產資料的價格控制，在當時的條件下是不可能。可是到90年代，當市場范圍變大時，放開價格的沖擊力變得很小，問題便很容易地解決了。同樣的，“利改稅”這項稅制改革由于受到強大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而沒有在1983年和1984年徹底實行。但是，當市場競爭逐漸侵蝕掉壟斷利潤時，這些利益集團不再強大，稅制改革在1994年實行遇到的麻煩就比較小。

的情況顯示，解決國有企業問題的時機已經成熟。這是因為下面四個原因。（1）相對價格已經接近機會成本，能很好地發揮作用；（2）企業的稅收比較統一，國內企業間競爭比較公平；（3）企業在一個更加理智的經濟環境中運行，能比較容易地辨認出低效率和管理不善的企業；（4）中央和地方政府由于財政收入拮據，已經沒有能力拯救失敗的國有企業。事實上，自1995年以來，國有企業已經開始面對更加“硬”的約束，數以千計的國有企業被迫關閉，使國有企業下崗職工人數超過百萬。

就象計劃者發現調整成千上萬的價格是不可能的、最后不得不放開價格一樣，政府也發現管理和控制成千上萬的國有企業是不可能的，于是決定“抓大放小”。這意味著政府將集中對1000家大型國有企業進行改革，把它們改造成為企業集團或公司。同時放棄中小企業國有企業，將它們售賣或轉讓。但是，大規模地放棄國有企業將受到日益增加的城鎮失業人數的壓力。到1996年的上半年，城鎮失業率已達7%到8%（《人民日報》1996年3月7日）。可以預期，當中國進入下個世紀時，國有企業仍然會是中國面臨的幾個關鍵問題之一。

2000年代的另一個主要經濟發展問題是提高資金市場的效率。中國的資本市場非常無效率。國有企業配備了太多的資源，但產出卻很少。在1995年，國有工業企業擁有超過一半的工業資本，但產出只占三分之一（表四）。投資效益的改進被國有企業所阻礙。投資決定仍深受地方政府的影響，投資者很少對投資項目負責。投資的浪費加大了解決就業問題和國有企業改革問題的難度。值得注意的是，“雙軌制”在資本市場中也開始運行。“雙軌制”的銀行系統開始成型，包括外國銀行和機構在內的非國有銀行近幾年開始運作。當信用社和地方銀行被允許對特殊存款自訂利率時，雙軌制的利率系統也開始顯露出來。當這些非規范的經濟體在中國迅速成為規范時，我們不應該再感到驚訝。

這里可以提出更多的經濟發展問題，包括明晰產權，減少收入不平等，控制腐敗和減輕農民負擔等。但是，如果能夠解決國有企業和資本市場無效率這兩個問題，中國人民就能拾起千億“掉在路邊的鈔票”，創造另一個同樣令人難忘的高速發展的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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