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全漢升先生是中國經濟史學科最早的開拓者和成績最為卓著的學者之一，深受海峽兩岸學術界的尊敬。全先生離開我們已經一年了。茲轉發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何漢威先生的文章，以寄托我們的懷念。

中國經濟史研究的興起，與20世紀20年代的社會革命運動密不可分。國民革命軍北伐前后，隨著革命運動的勃興，知識分子多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致力于探析當時中國的社會結構及經濟關系實況，籍以指引革命的進程；學術中最為扣人心弦的現象，當推1927—1937年10年間的中國社會史論戰。論戰不僅強化了當時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趣，論戰中所提出的問題也促成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成熟。一些學者注意到中國內部，特別是經濟層面的復雜性，實非簡單化的概念所能概括，遂轉趨窮研史料，撰寫專題式的學術論著，而對于先前社會史論戰參與者所專注思索的理論問題，僅略表關切。同時，新史料如軍機處檔案的發現及系統性整理，更促成學界的研究熱潮；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黃金時代從而開始出現。

全漢昇（1912—2001）是這一學風轉變中，研究成果最為輝煌的史學工作者。他在北京大學史學系就學期間，受政治系教授陶希圣影響，專致于中國經濟史研究，為當時社會經濟史主要論壇《食貨半月刊》的踴躍撰稿人。1935年他大學甫畢業，即被傅斯年教授選拔，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自此即堅守學術崗位，以經濟史研究為終身志業，并為培養經濟史人才、而備盡心力。全先生治學60年來，著作弘富；他的學術見解及成就，深受學界同道重視推崇。去年（2001）年11月29日因肺炎病逝于臺北，享年90歲。

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史語所集刊》1，1[1928]）一文中提到學問的進步，系于能直接研究材料，擴張研究的材料及應用的工具；從全先生畢生治學的歷程所見，他既能充分發揚，而又超越這一學術傳統。以下僅就近日展卷重讀他的遺著的體會，略陳他對中國經濟史研究的主要貢獻：

1、發掘新問題，開拓新領域。全先生初期的研究重點集中于唐、宋時期；《唐宋帝國與運河》一書剖析經濟重心南移后，連結經濟重心南方及軍事政治重心北方的大運河，其或暢或礙與唐、宋國運盛衰的關系。他的另一重大貢獻厥為探研唐宋商業發展與杭州、汴梁、揚州和廣州四個性質不同城市的都市化，尤著眼于交通運輸與國際貿易對城市發展的可能影響。貨幣經濟與物價變動史研究方面，1942年他在《史語所集刊》第十本所發表的長篇論文《中古自然經濟》，至今仍是闡述魏晉以迄唐中葉中國貨幣演變的錯綜復雜現象的最重要論著。明代中葉以降約400年間，中國幣制可說是銅銀復本位制。全先生的研究特別著重貨幣供給，籍以明了幣制的發展，曾發表《明季中國與菲律賓貿易》等一系列重要論文多篇。中國物價的歷史研究因史料缺乏及過去幣制與度量衡不統一而不易展開，但全先生仍作出可觀的成績。我們對民國以前約千余年間物價變動有一概略認識，全先生實厥功至偉。他對清代物價史研究用力尤深，透過他從物價、貨幣及國內外貿易等多方面的深入探討，我們方能對清代整個經濟體系的演變面貌，有一更完整的認識。他另一重大研究課題為中國近代工業建設，或就工業化作廣泛考察，或對一些關鍵企業、地區和問題作深入個案探討。研究成果中有關漢陽鐵廠及漢冶萍公司、江南制造局、甲午戰前中國工業化等論著，俱為力作。他數十年來的研究工作，點出許多可以引伸推衍的重要課題，留下足供后學跟進的軌跡；最顯著的例子莫如美洲白銀與明清經濟及清代糧價及米糧市場與貿易，近已成為經濟史壇顯學，名家輩出。凡此實以全先生的著作為嚆矢。

2、廣征博引，擴大史料搜集范圍。全先生著作的一大特色是網羅史料，巨細靡遺。1942年他所撰文《宋末通貨膨脹及其對物價的影響》于《史語所集刊》第十本發表，東北史及遼、金史名家金毓黻先生讀后，在日記中謂該文“頗致研幾之功……蓋南宋末年史料極其缺乏……全君于宋人文集搜討至勤，茍有片言只字亦必具錄，以成此篇，可謂難矣”[1] 。其實全先生在早期唐宋史研究中，正史、通鑒及詩、文集而外，舉凡筆記、政書、類纂，以至敦煌寫本及簡牘，無不窮加疏理。1949年后，全先生研究重點轉移到明清及近代，捜討之列更擴及中外檔案、書信、年譜、碑刻、礦冶資料及地志。1961年，全先生第三度赴美研究，留美兩年期間，得閱1903—1909年間在美國克里夫蘭出版的55巨冊《1493—1898年的菲律賓群島》這一重要史料；日后他自中、菲、西班牙商貿互動以析論美洲白銀與中國絲貨貿易，實以此為契機。按，1898年美西戰爭后，美國取代西班牙統治菲律賓，為了參考西班牙人過去330余年間的統治經驗，遂由E.H.Blair及J.A.Robertson有系統地搜羅西班牙公私文獻，迻譯為英文，輯成是書。因中國鄰接菲島，當西班牙人的勢力從美洲墨西哥擴伸到西太平洋的菲律賓以后，與中國關系日益密切，故書中有關中、菲、美貿易的史料非常豐富。自西班牙占領菲島后，輸往中國的銀貨數究竟有多少，中國史籍記載幾付闕如；全先生以是書為根據，搜羅詳密，遂能推知其大略，填補了中國文獻記載的空白，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研明中葉以還中、日、萄、荷的貿易關系及金銀比價諸問題，發為累積效應，取得累累碩果。

3、吸收西方經濟史的新觀念、新方法和新成果。全先生甫進史語所，即勤習英語[2] ，目的在于擴張研究的工具。他受德國歷史學派權威B.Hildebrand的經濟史分期學說啟發，認為“約由公元二世紀末至八世紀中葉，自然經濟在中國社會較占優勢”，撰成《中古自然經濟》一文。文中他引用馬克思《資本論》的理論，說明商業盛衰對貨幣使用的進步與退化，關系密切。當交換僅在于取得自己所需的消費品，對貨幣需求量不大時，交易過程是C（自己所余貨物）—M（貨幣）—C（自己所需貨物）；反之，當交易頻繁、專業商人取代以前的消費者從事商貿，貨幣需求因而大增，交易過程便轉變為M（貨幣[自己資本]）—C（貨物）—M（貨幣[含有利潤]）。漢末以后因戰亂的影響，商業衰退蕭條，貨幣使用自亦相應退步。1944年10月蒙傅斯年所長及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陶孟和所長提拔，全先生獲派赴美，先后于哈佛、哥倫比亞及芝加哥三所著名學府進修，從游于Abbott P.Usher，Shepherd B.Clough及John U.Nef等經濟史大師，汲取國外經濟史學界的新觀念及新方法，并與西方經濟史家建立聯系，奠下日后學術交流的基礎。在研究中國近代工業化時，全先生受Usher及Nef等論著的影響，運用工業區位理論（Location Theory），從煤的運輸成本出發，說明煤礦資源對工業區位決定關系至巨，籍此追尋中國工業化失敗的癥結所在。1955年全先生重訪哈佛大學后，開始探研明清以還東西經濟交流互動，尤著力于美洲白銀流入對中國財政與經濟生活的影響這一課題。他發現17世紀末至18世紀結束百年間，糧價及物價呈現長期上升趨勢，而此實與其時美洲白銀大量進口息息相關。這一項研究的代表作《美洲白銀與十八世紀中國物價革命的關系》明顯受芝加哥大學經濟史教授Earl J.Hamilton于1934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刊布的論著《1501—1650年美洲白銀與西班牙的物價革命》所啟迪。全先生臚列多種史料，參考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Irying Fisher的貨幣數量學說（按全先生文中沒有列示Fisher的方程式PT=MV），配合細針密線的分析，發現美洲白銀的大量輸出，對物價具有世界性的影響，即使遙遠中國亦被波及。必須指出的是，在上述這些研究中，全先生實事求是，不先入為主，削足就履，根據先有的模式選擇材料。

4、重視量化及數據。中國史料的數據記錄，大多零碎而欠明確；土地買賣劵契、租簿、商號帳冊等原始材料，則甚少存留。復因度量衡和幣制的不統一等因素所限，即使勉力收集到一些物價材料，仍難以從時間上或地域間加以比較。全先生排除萬難，多年來奮力搜求整理，將唐宋期間的物價變動勾劃出一個輪廓。無可諱言，誠如劍橋大學唐史專家Denis C.Twitchett教授所說，這段時期史籍記載的物價數據，主要失之于偏高或偏低，若以之編制成物價變動曲線，時有夸大失實之虞。[3]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全先生先后與王業鍵及Richard A.Kraus等合作，主要利用史語所典藏資料，探究清代物價，并對地區糧價差異與經濟交流詳加考察。他們認為清代糧價陳報制度在經濟繁榮及政府施政活力充沛時最為可靠。全先生根據這些數據，旁參其他記載，因數據所限，探討范圍只能及于長江流域及西南各省，時間則集中于18世紀，其中江南及其附近地區的資料尤為豐富，更是他的切入點。為了便于統計，在列表圖示前，他和王業鍵等先生就諸如斗石、米谷折算、米的等級、取代表值及時空等技術問題或事項作出界定規范，使數據可相比較；數據選擇方面，凡因災歉造成急劇波動的米價數據，他們都不予采用，籍以避免這些數據存在的重大不規則變量。蓋他們所要解釋的，不是短期的波動，而是長期的趨勢。全先生著手這項研究時，在掌握到的資料中，部分雖仍不免有某種程度的推測，但無論就質或量來說，都是早期研究唐宋物價史時不可比擬的。他的研究顯示清代“已有一個自由的米糧市場……清政府雖力圖以官運、倉儲及糴賣米來影響米價，但明顯地從不直接干預市價機能的自由運作”[4] 。他在這一領域的卓越成就，實非他人所能企及。近年來，隨著海峽兩岸清代原始檔案的開放，資料遠比全先生開始研究時豐富，不但擴大了研究的時空范圍及考慮因素（如氣候循環等），學者相應地也可應用較為嚴謹的統計學方法處理資料，很多重要歷史現象因此得以解釋，把清代經濟史研究推展至一個新境界。飲水思源，當拜全先生開山之功所賜。

全先生的研究范圍，上至魏晉以迄抗戰前夕，綿長遼闊，據初步統計，凡專著9種，論文115篇，書評10篇及雜著6篇，專精博通兼顧；無論就研究的質量和深度來說，實同輩經濟史家所稀有。論者云日本學人研究中國史，成績以經濟史等三數領域最為顯著；較早期國人在經濟史方面堪與日本學界相抗衡者，或僅他一人而已。[5]

全先生木訥寡言，自進史語所后，但知遵照傅所長“閉門讀書”的指示，養成習慣，孜孜不息，以研撰經濟史論著為一生的志業與嗜好，予人冷漠和不通世務的印象。實際上，他不少研究都甚具現實意義。他自言貨幣供給與物價變動為畢生最感興趣的課題，實與抗戰時對通貨膨脹的切身經驗與體會分不開。他既于二次世界大戰末期遠離貧困家園，親身體驗美國先進富庶的物質文明，復深受Nef《英國煤礦工業的崛興》一書啟發，遂開始關注中國工業化成績何以遲緩而乏善足陳這一重要歷史課題[6] 。意大利名史家Benedetto Croce“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7] 這句名言，在當時這位30歲出頭的青年經濟史家的著作中，得到最有力的印證。

全先生的研究成果，在學界并非全無異議。如針對中古自然經濟，何茲全在《東晉南朝的錢幣使用與錢幣問題》（《史語所集刊》14[1949]）一文中便認為此時期南北兩個區域情形迥異。北方因戰亂迭起，逆退至自然經濟狀況；南方因大量移民遷入開發，反而逐漸繁榮，貨幣經濟遂居主導地位（按全先生考慮過幾位Hildebrand論說批評者，如Henri Pirenne、J.H.Clapham及Norman Angell等的意見，對Hildebrand的意見有所修正。他認為盡管人類經濟發展的歷史階段不能截然劃分，但同一時期內只能有一種經濟形態占較大比重；南朝的錢幣勢力雖然雄厚，但無法取代自然經濟的地位）。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部分西方經濟史家即對美洲金銀與西班牙物價革命是否相關存疑。他們表示作為歷史分析的工具，Fisher貨幣數量學說方程式的用處極微；早在數量可觀的美洲貴金屬運抵西班牙前，當地的物價便已迅速上升；解釋歷史現象方面，貨幣論不及“實質原因”，如人口增加引起的供求情況改變，來得有說服力。[8] （按，全先生在《清中葉以前江浙米價的變動趨勢》一文中也提到：“這一世紀內中國的人口大量增加……土地生產大大受到邊際收益遞減率的影響，糧食供給趕不上需要的增加……于是米價不斷上升。其次，同樣重要的是白銀的大量進口。”）王業鍵教授也指出18世紀的百年間中國政治安定，國內外貿易空前發達，生產所得大增，當時物價長期上升的趨勢，并不單純是美洲白銀大量進口的結果；即使從貨幣供應方面考慮，也是白銀、銅錢、私票三種貨幣大量擴充所導致[9] 。又全先生認為戰前中國工業化不能起飛，資本匱乏為其主因。唯據美國學人Carl Riskin的研究顯示，戰前中國國民生產中可觀的比重耗用于非必要消費上；故問題不在于貧乏，而在于不能將潛在的剩余轉導入投資的途徑。[10]

今日中國經濟史研究的面貌，已與這門學問天地初開全先生脫穎而出時不可同日而語。當時他堪稱以一己之力為研究帶動新風氣，開拓新視野，并提升學術水準，極盡篳路籃縷、拓荒發韌之功。回顧20世紀這一領域的長足發展，無處不見他的心血灌注。轉眼間，全先生去世快一年了，謹草此文用志悼念。

注釋

[1] 金毓黻著：《靜晤室日記》（金毓黻文集整理編輯組校點）遼瀋書社1993年，第4938頁，民國31年5月14日。

[2] 據全先生同事石璋如先生記載，1935年7月底他抵南京，與那廉君、全漢升、丁聲樹等同住。“丁、那兩先生住在大房子里，全漢升先生不住大房子，因為住大房子，晚上聊天不易入睡，他又在用功背英文字典，所以獨居在大房子旁邊的小房子。”見《石璋如先生訪問記錄》（陳存功、陳仲玉、任育德訪問），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第114—115頁。

[3] Denis G.Twitchett，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 2nd ed.，Cambridge Uniuersity Press ， 1970，p.298.按本書所指的雖為唐代情形，但同樣的批評實可施于宋代的物價資料。

[4] Han-sheng Chuan and Rishard A. Kraus ， Mid-Ch’ ing Rice Markets and Trade: AnEssay in Price History，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nd University，1975，pp.6—7。

[5] 嚴耕望：《治史經驗談》，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74頁。

[6] 全漢升：《回首來時路》，《古今論衡》1（1998）：82—3。

[7] 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原著為意大利文，傅任敢據1921年英譯本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2頁。簡言之，這句話是指過去事實“和現在生活的一種興趣打成一片”；“生活與思想在歷史中的不可分割聯系得到體現”。參同書第2、4頁。

[8] 相關討論的最佳入門論著為：petr H. Ramsey ed. ，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ix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91，特別是Ramsey所撰導論及收入書內ingrid Hammarstrom 及J.D.Gould所撰寫的論文；R.B.Outhwaite ， Inflation In Tudor and Early Stuart England ，London : MacMillan，1999。

[9] 王業鍵：《中國近代貨幣與銀行的演進（1644—1937）》，臺灣，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81，第22—5頁。

[10] 據Riskin研究，1933年中國農業和非農業部門運用不足及未運用的潛在剩余，約相當國內凈生產額的27.2%。詳參Riskin ， “Surplus and Stagnation in Modern China ，” in Dwight H . Perkins ed. ， China’ 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dl Persective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64—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