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0月我應貴所《》編輯部之約，撰稿慶祝《經濟研究》創刊40周年，發表了一篇《本土化、規范化、國際化》的短文，倡言以規范化的來研究本土的經濟，并斷言若能如此，本土經濟問題的研究不僅可對我國的改革做出貢獻，而且，也可登世界經濟的殿堂。該文發表至今，轉眼五年，有幸承蒙貴所再度邀約，來談我對經濟學研究方法和中國經濟學科發展的看法。藉此機會，不揣淺薄，抱著野人獻曝的心情，將我近年來的若干心得體會再次提出來和各位同仁進一步探討。

在《本土化、規范化、國際化》一文中，我也宣揚21世紀將會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這個想法是基于經濟學做為一門科學，在本質上是用來解釋社會經濟現象的一套邏輯體系的特性而推論，并根據世界經濟研究中心從原來的英國轉移到現在的美國的現象觀察而得來的。

社會科學理論貢獻的大小決定于被解釋現象的重要性。進入近代社會以后，各國的經濟關聯十分密切，發生在大國的經濟活動，不僅大國本身，而且會對世界上許多其它國家發生重大影響。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強國家的經濟現象，并將之成理論的經濟學家，他們也就容易被認為是世界級的經濟學家。了解經濟理論發展史的學者都清楚，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世界上著名的經濟學家基本上不是英國當地人，就是旅居英國的外國人。20世紀30年代以后，世界上著名的經濟學家基本上不是美國人，就是在美國工作的外國人。原因就在于從18世紀革命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世界上最大、最強的經濟是英國，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世界經濟重心逐漸轉移到美國。

我國自1979年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經濟取得了奇跡般的增長，20世紀最后二十年GDP年均增長率居于世界首位。現在國內國外有許許多多的研究認為，只要我們能夠保持穩定，并堅持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改革，最遲到21世紀30年代，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隨著我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所占地位的提升，中國經濟研究在世界經濟學研究中的重要性將隨之提高，我國的經濟學家在研究我國的經濟問題時，有近水樓臺之便，可以預期當我國的經濟在21世紀變成全世界最大、最強的經濟時，我們也有可能迎來中國籍的世界級經濟學大師輩出的。

當然，中國經濟發展只是為中國經濟學家對世界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做出重大貢獻提供了機會，要把可能變成現實，中國的經濟學工作者還必須做出非常自覺的努力。除了研究對象的本土化外，我今天想再就研究方法的規范化和其它幾個方法論的問題，做些進一步的闡述：

1．內部邏輯的一致和邏輯推論與經驗事實的一致

研究對象的本土化十分重要，但是研究本土經濟問題本身還遠不足以推動中國經濟學研究成果的國際化。國內經濟學界大部分工作者的研究對象都是中國本土問題，但是，能夠得到國際學術界承認的卻寥寥無幾，原因即在于沒有能夠用比較規范的理論方法研究中國問題。在國外的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必須遵守一定的寫作規范。例如，提出自己對某一問題的論點前必須先整理，歸納別人對這一問題已有的研究成果，引用他人的觀點必須注明出處，學術雜志對稿件應請專家匿名審稿。這些 “形式”的規范化，是使我國經濟學研究成為可積累的科學研究的最起碼條件。然而，我國的經濟學家要想對世界經濟理論發展做出貢獻，更重要的是遵循理論創新的規范。

只有在理論上有所創新的研究才能對學術思潮的發展做出貢獻。經濟學理論是用來說明社會經濟現象的幾個主要經濟變量之間因果關系的邏輯體系。理論的創新來自對新現象的或對舊現象的新解釋。既然經濟學的理論是一套邏輯體系，那么新的經濟學理論的構建就首先要嚴格遵守形式邏輯內部一致的要求，否則，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就無法說清楚。我國大學里的經濟學系在教學時，經常側重觀點的整理而忽視邏輯分析和推導。研究者在寫論文時，經常也只講個人對某個問題的觀點、想法、和主觀愿望，常以個人的判斷或其它經濟學家的觀點、理論替代邏輯推論，或是把比喻代替推理，所以，難以形成邏輯體系。這樣的觀點、主張對推進我國的改革和發展可能貢獻不小，也常被冠以理論之名，但和對經濟學科的發展能夠做出貢獻的理論，實在風馬牛不相及。

在建立經濟學的理論時必須對所研究的問題和給定的條件有明確的定義，從前提到結論之間的推論必須合乎嚴格的形式邏輯的規范，數學模型是最嚴格的形式邏輯，能將邏輯分析數學模型化最好，這是國際上經濟學科發展的一個趨勢，如不能，至少在分析問題時，什么是大前提、小前提、什么是假設、什么是推論也應該有明確的表述。

其次，經濟學家之所以要建立一個內部一致的邏輯體系，并非是為了玩邏輯游戲，而是要解釋經濟現象。因此，方法論規范化的第二個要求是嚴格檢驗那些依照這個理論的邏輯推演產生的推論是否與所要解釋的經驗事實相一致。如果一致，就是不被證偽的，這個理論暫時就可以被接受；如果不一致，這個理論就必須受到修正或擯棄。對于這一點，我國年輕一代的經濟學者要特別給予重視。一方面，國外現有的理論是需要的，但是，不管是哪個名家的理論，只有他的理論的邏輯推論和我國經驗事實相一致時，這個理論才是可以暫時接受來解釋我國經濟現象的理論。如果，發現理論推論和我國經驗事實不一致，要堅持的不是現有的理論，而是進一步去了解我國的經驗現象，然后，根據經驗現象構建一個可以解釋這個現象的理論。所以，當發現這種不一致時，不要死抱理論，成為現有理論的俘虜，也不要在巨人的面前而感到自己的渺小，其實，這正是對理論發展做出貢獻的絕好機會。其次，和外國的經濟學家相比，我國年輕的經濟學者通常數學較好，在這方面有比較優勢，而且，利用數學模型來做邏輯推論在國際經濟學界是一個潮流，因此，我國的年輕經濟學者容易以為數學模型就是經濟學理論，以追求數學模型的復雜和艱深而自得，忽視了理論是用來解釋經驗現象的。如果，數學模型的推論和經驗現象不一致，這樣的模型充其量只是數學游戲，不能稱為經濟理論。在八十年末、九十年代初內生性經濟增長理論甚為盛行，由于所要處理的是規模報酬遞增的問題，因此，所使用的數學必須相當復雜，但是，內生性經濟增長理論的貢獻所以引起重視不在于它復雜的數學模型，而在于它解釋了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的發展水平，為什么沒有像古典增長理論所推論的那樣收斂，而是，差距越來越大的重要經濟現象。這幾年，內生性經濟增長理論已有些過時，其原因則在于這個理論的許多推論無法得到經驗事實的證實。其實，在世界上第一流的經濟學期刊上，純數理模型的文章是少數，以《美國經濟評論》為例，在2000年共出6期，不計第2期年會文集以及各期中的短文，總共發表了48篇論文，一點數據分析都沒有的純數學模型的論文僅有17篇。

此外，一個理論是幾個重要社會經濟變量之間的邏輯關系體系，因此，當一個現象可以用一個內部邏輯一致的理論來解釋的時候，通常也可以通過不同變量的選擇組合，而同時形成幾個內部邏輯嚴謹并同樣可以解釋這一現象的若干個其它理論。以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發展水平差距越來越大的經驗事實為例，內生性經濟增長理論以發達國家的、R&D等人力資本方面的投資具有規模報酬遞增，而R&D等又多發生在發達國家，來解釋發達國家的收入水平可以比不重視這方面投資的發展中國家快而使收入差距擴大。但是，我和蔡昉、李周提出的比較優勢理論同樣可以解釋這個現象。一國的收入水平決定于其產業結構，而產業結構則決定于其要素稟賦結構，所以，要提高收入水平和產業結構必須先提高要素稟賦結構。要素稟賦結構水平的提高指的是人均資本量的提高，資本來自于經濟剩余的積累，按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的比較優勢選擇產業和技術結構，可以使一個經濟最有競爭力，能創造最多的剩余。除了剩余的大小，資本的積累還決定于積累率的高低，積累率的高低則決定于資本積累回報率的高低，后者則視技術創新的速度而定。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只能來自自己的R&D，投入大而成功的概率低，發展中國家如果按自己的比較優勢來發展，其技術創新絕大多數可以來自國外現成技術的引進，成本遠低于自己由R&D來獲得，所以技術的創新可以遠快于發達國家，資本的回報率、積累率也可以遠高于發達國家。所以，一個發展中國家按比較優勢發展經濟，剩余大、積累率高，要素稟賦結構和發達國家的差距將逐漸縮小，產業結構和發展水平也就會收斂。反之，如果發展中國家，不按比較優勢去選擇產業和技術，發展的產業在市場上缺乏競爭力，獲利能力低，缺乏自生能力，資本積累、要素稟賦結構、產業結構總體水平的提升也就慢。而且，為了建立沒有自生能力的優先發展產業，國家只好以扭曲價格，干預市場資源配置的方式來保護這些產業，所以經濟運行的效率很低，和按比較優勢發展的國家的差距也就會越來越大。不幸的是，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不了解要素稟賦結構提升的決定作用，而以為發展和不發展是技術水平決定的，把發展的目標定位在技術水平的快速提升上，結果發了很大的力量去發展在技術上水平較高但缺乏比較優勢的產業，結果事與愿違。我們提出的這套理論同樣可以給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為何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不斷擴大的現象，提供一個內部邏輯一致的解釋。所以，當我們看到現有的理論和我們觀察到的經驗現象一致時，即使這個理論是名家提出的，也不能就此滿足，而應該進一步想想是否還有其它同樣是內部邏輯一致的理論，不管是現成的還是自己提出的，可以用來解釋這個現象。

當有好幾個理論和所要解釋的現象是一致的，這些理論可以是互補的，亦即這些理論所強調的原因可以同時存在，而不相互矛盾。這些理論也可以是相互競爭的，也就是這些理論中接受了一個，就要排斥另外的。那么，在競爭性的理論中該接受哪個理論呢？而在互補性的理論中，也不是每個理論都成立的。通常當有許多理論都和所要解釋的現象一致時，我們可以從各個理論中分別得出許多不同的推論，一個理論只有當它所有的推論都不被經驗事實所證偽時，才能不被修正或拋棄。

同樣以上述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距為例，按內生性增長理論，一個發展中國家除非在人力資本投資上比發達國家投入更大比例的資金，否則無法趕上發達國家，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和亞洲四條小龍趕上或縮小了與發達國家的水平，但它們在縮小差距的過程中，R&D、教育和其它人力資本的投資力度仍不及發達國家，因此，用人力資本投資來說明為何發達國家能夠繼續增長則可，但這個理論無法說明為何有些發展中國家趕上了發達國家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差距擴大了。在這個問題的解釋上，我們提出的一個發展中國家能否趕上發達國家決定于是否按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的理論應該比內生性增長理論更有說服力。

另外一個例子是關于中國1959-1961年農業大危機原因的爭論。傳統比較流行的理論有三種，一是天災說；一是人禍說，即認為公共食堂及其管理不善是造成大危機和大饑荒的原因；另外還有一種觀點認為當時的人民公社規模過大，“五風”盛行，打擊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上述三種理論，從邏輯上來說都能導致農業危機的產生。我則提出了另外一個理論假說，認為這場農業危機導因于合作化運動從自愿轉變為強制，農民的退出權被剝奪，使得“搭便車”成為不可遏制的行為，勞動積極性隨之瓦解。何者是造成這場危機的最主要原因？傳統理論的一個共同邏輯推論是，如果天災結束，氣候條件恢復正常，或者如果公共食堂解散，如果人民公社規模縮小，農業生產效率就能夠得到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而退出權理論則預測在強制性的農業合作社中其效率將低于個體農場中。國內外的研究表明，1959-1961年農業大危機以后，直到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中國農業生產效率從未恢復到農業大危機前的水平，雖然這段時間天災結束了，公共食堂解散了，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五風”得以糾正，農業生產實際上劃小為以生產隊和大隊為核算單位。到為止，我的這一理論在內部邏輯上是一致的，內部邏輯與經驗事實也是一致的，沒有被證偽。2．假設的一致性

內部邏輯一致和邏輯推論與經驗事實一致是任何學科理論的共同要求。而學所以不同于其它同樣是現象的學科則在于其不同于一般社會學科的基本假設，即理性人的假設。一個學科甚或一個學派所以成其為學科和學派是因為一些假設為這個學科或學派的各個學者所共同接受，并做為他們理論研究的共同出發點。經濟學在國外有各種不同流派之分：如凱恩斯學派、芝加哥的貨幣學派、新制度學派等等，這些流派都屬于現代經濟學的范疇，即在于他們都以理性人為共同接受的基本假設。經濟理性的含義是，人們總是在特定的約束條件下就各種的可能選擇中，做出最有利于其目標之實現的選擇。所謂經濟理論其實也就是理性的人在某種限制條件下（也就是因），做出了最佳的選擇而產生了這個理論所要解釋的現象（也就是果）。所謂最佳的選擇不局限于收入的最大化或利潤的最大化，一般經濟學家講的是效用的最大化。在效用函數中收入、風險、休閑、名譽等都可包括在內，而且在這些目標間可以有一定的替代。一個革命志士，可以為革命目標拋頭顱、灑熱血，但在可以達成同樣的目標而不必犧牲性命時，以較小的代價保住生命即是一種理性的行為。

在我們現實的生活中，有許多現象似乎和理性人的假設不一致，一般人常會因此而質疑這個假設，甚至想以其它假設替代理性人假設。但是放棄理性人假設的結果是發展出來的理論無法納入經濟學理論的主流體系。而且，當研究者發現了所謂“不可理喻”的行為時，通常不是行為者的不理性，而是，研究者對行為者的限制條件不了解。過去國外的學者經常認為傳統農業社會中的農民是保守的、不理性的，證據是在殖民地國家的農民經常拒絕接受殖民者所帶來的先進技術，而這種技術可以增加產量。我的恩師舒爾茨教授對發展經濟學理論的最大貢獻之一是提出了傳統農業社會中的農民是窮而有效率的理論，改變了經濟學界對農民是不理性的看法。先進的技術通常預期產量高，但要求的天候、溫度、濕度、肥料等條件也較嚴，合乎這些條件，產量會遠比傳統品種高出許多，而不符合這些要求，也可能顆粒無收。傳統的品種，產量低，但一般旱澇保收。在落后的地區產量高時，由于運輸條件的限制，產品很可能運不出去而“谷賤傷農”，豐產不豐收，而當減產時，則又難于從其它地方運來糧食。在這種情況下，種旱澇保收的低產品種正是傳統社會農民在預期收入和風險之間做了最佳選擇的理性行為。

經濟學家所以堅持理性人的假設，實際上是從這個假設為基本點出發可以更深入地探索我們所觀察到的社會經濟現象，而不能簡單把我們所難以了解的現象貼上不理性的標簽。而堅持這個假設也給經濟學家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當我們在研究時，發現了某些似乎是不合乎理性的現象時，不能簡單地說是由于當事人不理性，而只是我們對當事人在做出決策時所面臨的約束條件不了解，對所研究的經驗事實還未吃透，所以，要求我們進一步去了解產生這個現象的各種條件。

一個學科的發展需要有一個這個學科中所有的學者共同接受的基本假設，一個學者的研究要形成一個體系，也同樣必須有貫穿其所有研究工作的一致性假設，否則，其提出的理論模型之間容易出現自相矛盾而難于前后一致。假設的一致性要求學者不能便宜行事，熟悉數學模型的人都知道，只要改變前提條件，那么，數學模型可以得出你所想要的任何結論。一個學者，在研究同類問題時，堅持前后一貫的基本假設，這樣研究才能更深入，研究出來的各種成果也才能累加成一個體系。

3．理論模型中的限制條件

在人是理性的前提既定之下，所謂經濟理論無非是描述一個理性的人，在給定的條件下，如何做選擇，以達到其目標的最大化，而選擇的結果正好是理論所要解釋的現象。因此，一個經濟理論能否解釋我們所觀察到的現象的關鍵就在于包括在這個模型中的給定條件是否合適。所以要構建一個理論時，首先要了解限制當事人的選擇的給定條件是什么。

我和蔡昉、李周在《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一書中對我國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形成提出了一套新的理論解釋。過去總以社會主義制度和蘇聯經驗來解釋我國傳統計劃體制的形成。我們則從政府當時經濟發展的目標是重優先發展，重工業是資金相對密集型的產業，我國當時是一個資金相對稀缺的經濟，而提出了一個新的替代解釋。資本高度密集的重工業一般具有三個基本特征：投資周期長；技術較為先進，作為先進技術載體的機器設備需要從國外進口；投資規模大。我國當時經濟十分落后，以農業為主，農業剩余很少，資本積累率很低，資本非常稀缺，如果由市場決定，利率必然會很高，利率高則無法投資建設周期長的項目。經濟落后導致可供出口的商品很少，外匯短缺，由市場決定的匯率必然很高，從而不利于資本密集的重工業所需設備的進口。經濟落后還使主要經濟剩余只能來自農業，因此經濟剩余少而分散，不容易聚集，靠市場無法動員資金建設投資規模大的項目。認清了重工業的三個特性和落后經濟的三個特征（決策者的約束條件）及兩者的尖銳矛盾之后，可以導出為了實現政府決策者的目標，僅能用計劃替代市場來配置資源。所以傳統的計劃體制盡管效率很低，但從實現重工業優先發展的目標來看，是政府在資金稀缺的條件下的理性選擇。它的存在是由要素稟賦和發展目標的矛盾決定的，而不在于我國的社會性質，學習蘇聯的經驗則是因為斯大林在30年代優先發展重工業時，和我們在50年代時面臨的矛盾相同。從我們這個理論出發就不難理解為何社會性質不同的印度、拉美國家也和我們有非常類似的計劃體制，因為他們的政府和我國一樣，想在資金相對稀缺的情況下優先發展資金相對密集的產業。

其次，理論是一個信息節約的工具，理論模型并不是越復雜越好，而要盡可能地簡化，限制條件要盡可能地少。要用很少的給定條件，來解釋觀察到的現象，一般學者容易采用帶有很強的“模型特定性”（Model Specific）和“問題特定性”（Problem Specific）的條件。但如果條件是模型特定的或問題特定的，這種理論能運用的范圍就很局限，用社會性質來解釋傳統的計劃體制的存在，就屬于問題特定的條件，因此，由此產生的理論無法解釋為什么社會性質和我們絕然不同的其它發展國家也有和我們非常類似的計劃體制。由于理論是信息節約的工具，理論要有盡可能強的“普適性”（Robustness），也就是要有更大的解釋范圍，要達到這個目標，理論模型中的限制條件就要有一般性。要素稟賦決定了一個經濟中的各種要素的相對價格，是社會中任何經濟決策都必須考慮到的條件，因此，要素稟賦是一個非常“一般”的條件，以發展目標和要素稟賦的矛盾來解釋計劃體制的產生，也就有了較強的“普適性”。既能解釋為什么不同社會性質的國家采用了類似的計劃體制，以及我國的社會性質未變，而改革后卻從計劃體制轉型到市場體制。

由于理論是信息節約的工具，理論模型要盡可能地簡單，不僅要求限制條件要盡可能地少，而且，不能苛求限制條件完全吻合于現實。關于經濟學論的最為經典的論文是弗里德曼撰寫的“實證經濟學方法論” 。在該文中弗里德曼提出了著名的“假設條件不相關”命題，其含義是，理論的作用在于解釋現象和預測現象。對于理論的取舍以理論的推論是否和現象一致，即理論是否能解釋和預測現象為依據，而不能以理論的假設是否正確為依據，例如，在國際貿易理論中著名的“要素價格趨同理論”，按此理論，如果兩國之間的貨物貿易是完全自由的，不存在貿易摩擦和交易成本，則通過貨物貿易，兩國的勞動力和資本等要素價格將會趨同。顯然，不存在完全自由、沒有摩擦和交易成本的貿易，但不能以此來否定這個理論，是否接受這個理論，依據開放貿易以后兩國的工資和利率水平的差距是否縮小而定。理論和地圖一樣，是信息節約的工具，只要能說明主要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即可，因此，要舍像掉一些無關緊要的條件，僅保留最重要的條件，否則，理論絲毫沒有節約信息，也就不成其為理論了。

當然，保留在理論中的假設條件也不能過于偏離現實。過于偏離現實，理論將失掉對現象的解釋力。科斯在其經典論文“的性質” 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前提性假設（Assumptions）應該是“易于處理的”（Managable）和“現實的”（Realistic）。而科斯本人也正是通過松動“交易費用為零”的假設才做出在新制度經學上的開創性貢獻的。我個人對合作農場中勞動者積極性的研究也是從放棄Amartya Sen著名的1966年論文中完全監督的假設，而取得和經驗現象一致的合作農場中勞動者積極性較家庭農場中積極性低的理論推論。

理論必須有高度的抽象，而保留在理論模型中的前提條件又不能太過偏離現實，才能對現象有足夠的解釋和預測力。但什么是不過于偏離現實，例如，在什么情況下可以假設交易費用為零、什么條件下交易費用必須作為主要的條件，則又視問題的特性而定，這并無簡單的規則可以遵循。理論構建近乎，好的經濟學家和一般的經濟學家差別就在于好的經濟學家能把握住重要的、一般的、簡化的、但又不偏離現實太遠的條件于他的理論中。在這點上，我國經濟學研究者必須多下點苦功夫，在平時讀經典時，不只是去了解觀點，而是，去體會大師們如何觀察現象、提出問題、選擇給定條件等。所謂，“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做為一個經濟學研究者，在讀經典文獻時，如果只關心觀點而不從方法論上去揣摩，則只能說是看熱鬧。另外，在研究問題時，一方面要深入了解事物的本質、特性，另外一方面要有比較寬的視野，從我個人的經驗來說，以下的“一，三歸納”方法，也許對我國年輕的經濟學者在尋找最重要、最一般的限制條件來建構理論模型時，有價值：

“本質特性分析法”即在分析一個現象時，首先想清楚誰是這個現象中的主要決策者，他的目標是什么，目標的特性為何，他所處的環境又有哪些特性，等問題。例如，蔡昉、李周和我在提出計劃體制的形成理論時，就是從做為決策者的政府，以重工業優先發展為目標，重工業的三個特性和我國資金相對稀缺的要素稟賦的特性沖突而演繹出來的。我在研究合作農場的激勵機制問題時，則從農業生產空間分布大、時間長的特性，知道農業勞動投入監督不易，而放棄了Sen的完全監督，加入監督程度和監督成本于模型中。最近，我在研究我國的體系發展的問題時，提出了發展中國家應該加強發展中小銀行的理論，則是從金融體系的主要功能是動員資金和分配資金，而能動員的資金決定于資金分配的效率，以及在資金相對稀缺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發展中國家，資金使用效率最高的是勞動力相對密集的中小企業，而股市直接融資固定成本高，中小企業資金需求規模小等特性演繹得來。在這兒我有一個心得，要特別提醒諸位注意，在分析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問題時，要特別給予要素稟賦結構足夠的重視。在主流經濟分析時，通常只有在國際貿易理論中才會討論到一國的要素稟賦結構，但要素稟賦結構決定了一個經濟中各種投入要素的相對價格，是在做任何和發展有關的技術和產業選擇時，所必須考慮的重要給定條件。中國在改革前和改革中國出現的問題，大多和忽視了我國的要素稟賦的特性有關。

“當代橫向歸納法”即在研究某一時某一地的一個現象時，同時去了解這個現象到底是此時此地唯一的，還是在其它地方也有類似的現象。例如，對計劃體制產生原因的研究，如果把研究的范圍局限在社會主義國家，那么，用社會性質來解釋計劃體制的產生，邏輯上也是嚴謹的。但當我們看到其它非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國家也存在類似的計劃體制時，那么，應該可以知道計劃體制的產生有比社會性質更為一般的原因。

“縱向歸納法”即《中庸》上說的“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即近道矣”。了解了一個現象的演變發展過程，大概也就知道了它產生的原因。同樣以計劃體制為例，蘇聯剛建國時并無此體制，而是在1929年斯大林開始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之后才形成的。由于體制的變化是伴隨著發展戰略的變化，因此，計劃體制產生的原因應該和戰略有關。

“多現象綜合歸納法”是將一時一地同時發生的多個現象綜合分析，歸納出這些現象背后共同的原因，而不是孤立地分析各個同時發生的現象。在分析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績效差的原因時，國際貿易學者常從發展中國家采用的是進口替代的戰略來分析，而金融學者則從金融抑制的現象來分析。但進口替代和金融抑制一般是同時存在的，如果能將這兩個現象同時分析，就不難發現它們都是在資金相對稀缺的狀況下追求資金密集的產業優先發展，為了讓沒有自生能力的產業能夠生存的必要制度安排。所以，要素稟賦和發展戰略是比進口替代和金融抑制更為一般的條件。

以上的“一分析、三歸納”雖然分開來解釋，但在運用中實際上是反復交替的思維過程。從本質特性演繹來的理論的推論必須隨時對照于歸納來的現象特性。從現象歸納來的因，也必須經由演繹來重構因果之間的邏輯體系才成為理論。4．實證檢驗

只能說明在理論所闡述的邏輯機理中，因（給定的條件）對果（所要解釋的現象）的產生是有正的還是負的，但無法說明這個影響的量有多大。是否真的有影響，以及影響有多大，只能從經驗實證中才能獲知。理論既然是用來解釋現象，理論就必須不斷地接受經驗現象的檢驗。只有不被經驗現象證偽的理論才能被暫時接受為可以解釋現象的理論。只有在經驗驗證中，確認為有相當大影響的理論，才可接受為在諸多可能解釋這個現象的理論中，不是一個無關緊要（trivial）的理論。做為一個有志理論的學者，不能僅滿足于邏輯的完美，而必須不斷用經驗事實來檢驗它所發展出來的理論。

計量檢驗是經濟學中經驗實證的一個主要。需要注意的是，理論模型為了簡化起見，通常把給定的條件盡量簡化，但在現實生活中對所要解釋的現象可能產生影響的因素很多，在做計量檢驗時則必須將其它可能影響的因素盡可能地考慮進來，以便控制其它因素的影響，分離出理論模型所重點考察的因素的影響。例如收入對消費的影響時，在理論模型中消費是消費者根據給定的收入條件和一定的相對價格所作的效用最大化的選擇結果。然而，消費行為除了受收入和相對價格的影響外，還可能受不包括在理論模型中的消費者水平、年齡、性別的影響。在根據家計經驗資料做回歸分析時，教育、年齡和性別等因素都要包括在內。而且，消費者收入水平顯然也受教育、年齡和性別等因素的影響，因此，收入在理論模型中是做為給定的條件，而在回歸模型中則需要被看作是內生的變量，使用二階最小二乘法或其它計量方法來處理。

國內經濟學者一般善于寫文章，闡述觀點，而不樂意做經驗實證的工作，有的人還誤以為經驗實證是數量經濟學的事，將理論研究與實證檢驗不適當地割裂開來。實際上，對于經濟學家來說，養成經驗實證的習慣是培養對理論發展做出貢獻的一個重要方法。當我們現有的理論時，要養成不斷將所學理論和自己所知的經驗事實對照的習慣。自己提出一個新的理論時也要不斷地尋找更多的經驗現象來檢驗這個理論的習慣。從這種理論和經驗的不斷對照中，去尋找理論創新的機會，也從這種不斷對照中去深入了解現象，尋找更深層、更一般的理論。

5．結束語

做為一個熱衷于教育新一代經濟學家的工作者，我將自己的一點心得提出來供大家，希望有志者能夠少走彎路。由于談的是自己的體會，報告中難免有許多老王賣瓜的地方，還請多包涵。改革、發展以及經濟地位在世界經濟舞臺的提升，給了我國經濟學工作者出了許多可對世界經濟學理論發展做出貢獻的題材，我們較欠缺的只是規范方法的普及和運用，《經濟研究》做為我國經濟學龍頭刊物，在推動經濟研究的規范化方面可以起很大的作用。做為一個熱切期盼中國經濟學研究走向世界經濟學殿堂的工作者，我呼吁大家為中國的改革、開放，為中國經濟學科的發展，為迎來21世紀世界級的經濟學大師在中國輩出的共同努力。

參考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上海三聯書店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修訂版；

林毅夫：“本土化、規范化、國際化：祝賀創刊40周年”，《經濟研究》1995年第10期。

林毅夫：《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上海三聯書店1992年版；

林毅夫，“我國體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收于海聞、盧鋒主編，《中國：經濟轉型與經濟政策：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簡報匯編1995-1999》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林毅夫：《再論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Becker， Gary S.，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Coase， R. H.，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Nov.1937， (4)， 386-405; Reprinted in G.J.Stigler and K. Boulding， eds.， Readings in Price Theory， Homewood 1952， 331-51.

Friedman， Milton，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i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Lin， Justin Yifu， “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61”，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8 No.6， December 1990， 1228-52.

Lin， Justin Yifu， “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2， March 1992， 34-51.

Justin Yifu Lin and Guofu Tan， “Policy Burdens， Accountability，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Papers and Proceedings， Vol. 89， No. 2 (May 1999)， pp. 426-31 “

Schultz， T.W.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reprinted b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3.

Sen， Amartya K.， “Labor Allocation in a Cooperative Enterpris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33， October 1966， 36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