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正確地、公正地評價毛澤東的，是經濟史中的一個重要課題，同時也是關系到我們能否正確地，借鑒得失，從而更好地推進改革開放的重要的是非。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成功地實現了經濟起飛和增長，在國家化、農業發展等方面都取得重要成就，從根本上擺脫了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日趨嚴重的邊緣化地位。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去剪裁或否定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業績是完全錯誤的。茅于軾研究員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經濟評價不符合實證的事實。

一、問題的提出

正確地看待和總結自己的歷史是一個民族取得進步的基本條件。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使中國最終加入了少數現代化后起國家的行列。從此，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開始了近代史上遲遲無法推進的大規模的現代化建設。此后的三十年間，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在探索道路上盡管出現這樣那樣的失誤和曲折，但總體而言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實現了經濟的全面進步。中華民族艱苦奮斗，自強自立，徹底結束了近代以來任人欺凌、飽受屈辱的歷史，從此屹立于世界的東方。這是持公允立場的西方觀察家也予以承認的基本事實。

對于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時代的社會進步，我們黨的決議和黨的主要領導人已經做出正確評價。1981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毛澤東同志“為我們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勛。他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下，在至1981年的建國三十二年中，我們取得的主要經濟成就包括“在工業建設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農業生產條件發生顯著改變，生產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城鄉商業和對外貿易都有很大發展”。

1979年鄧小平同志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文中這樣評價毛澤東時代的經濟發展。“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差距。我們盡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

1993年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00周年的時候，****同志發表了重要講話，高度評價了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時代。“在黨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中國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中國從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進入到社會主義新時代。一個受帝國主義掠奪和奴役的國家，變成一個享有主權的獨立的國家。一個四分五裂的國家，變成一個除等島嶼外實現統一的國家。一個人民備受欺凌壓迫的國家，變成一個人民當家作主。享有民主權利的國家。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變成一個走向經濟繁榮、全面進步的國家。一個在世界上被人們看不起的國家，變成一個受到國際社會普遍尊重的國家。所有這些，都是建立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本的經濟、和文化條件，為我國邁向光明的未來奠定了堅實基礎。”

2003年12月，胡錦濤同志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家，是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

但曾幾何時，在現階段特定的內外社會背景和條件下，一種貶抑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經濟和社會進步的言論總是若隱若現。西方產權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國籍張五常教授不顧主要事實，對新中國前三十年的建設成就采取歷史虛無主義態度，聲稱“共產制度在中國推行幾十年，行不通也是事實。”新中國“是人類歷史的大悲劇”等。張的荒謬之言遭到國內著名經濟學家程恩富、左大培、李炳炎、顧征民等人的實證性批駁。在與張五常的論戰中，程恩富教授這樣寫道：“新中國成立后的三十多年，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經濟封鎖、對外援助較多和缺乏經驗的條件下，盡管沒有完全扭轉一窮二白的遺留狀況，但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改善比過去快，與世界多數國家的經濟差距在縮小。”“中國選擇社會主義沒有錯，建設社會主義也是有相當成效的。”

2003年1月，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10周年活動期間，中評網登載的茅于試研究員《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有感》一文（以下簡稱茅文）是貶抑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經濟和社會進步言論的又一代表。茅文的許多論點令人觸目驚心：“毛澤東時代出現了社會的全面大倒退，……不管他主觀意圖是善是惡，客觀上他當權的三十年是使中國落后的三十年，他是中國歷史的罪人。”這樣的論點通過發達的互聯網互相轉貼，著千萬讀者。

正確地、全面地、公正地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關系到我們今天能否正確地評價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自強自立、勤儉建國的奮斗歷程，更關系到我們能否正確地總結歷史經驗、借鑒得失，從而更好推進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因此，茅文所涉及的就絕不只是個對某一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也絕不只是一個歷史問題，而是一個具有強烈現實指向的是非問題，不可不認真辨析。

一個稍具歷史感的人，既應該充分肯定今天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巨大成就，也應該正確、實事求是地評價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濟和社會取得歷史性進步。限于篇幅，本文僅論述毛澤東時代中國的經濟進步，以此來辨析茅文論點的正誤。

二、毛澤東時代：中國成功地實現了現代經濟起飛和增長

（一）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總體水平的實證考察

新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在實現了社會政治制度的根本性變革的前提下取得的。近代以來，由于特定的國際環境條件和落后保守的社會政治制度，中國從1840～1949年，百年之間的經濟進步微不足道，整體發展水平極端落后，經濟對外依賴嚴重。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邏輯充分表明，要推進經濟進步和工業化，首先要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經過28年艱苦卓絕的奮斗，終于贏得了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社會政治制度的根本性變革。

在經歷了近代一百多年的屈辱和痛苦之后，新中國經濟發展和工業化推進呈現強烈的、積極進取的追趕型特征。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52年，經歷了為期3年的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工農業生產基本恢復到戰前水平。按照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的發展階段中關于經濟起飛的標準，中國經濟起飛的時刻是新中國建立并使國民經濟得以恢復的1952年（見表1）。

表1 羅斯托認定的部分國家的經濟起飛的年代

國家 起飛時間 國家 起飛時間

英國 1802～1873 俄國 1890～1914

美國 1843～1860 中國 1952

日本 1878～1900 印度 1952

毛澤東時代中國（1949～1976）經濟發展成就，綜合體現為成功地實現了經濟起飛和增長，從1952年到1979年，中國社會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8%～9%，國民收入平均每年遞增7%（見表2）；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為中國現代化的推進打下了比較雄厚的工業基礎；實現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性變遷。

表2 中國1952—1979年的經濟增長率

項目 按當年價格平均每年遞增% 按可比價格計算平均每年遞增% 按可比價格計算1979年為1952年的倍數

社會總產值 8.3 9.4 7.9

工農業總產值 8.3 9.5 8.5

國民收入 7.1 7.2 4.8

以下進一步從工農業產值、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國民收入、人均壽命等具體指標的變化進一步加以描述。

1949～1979年，我國工業總產值從 142億元左右增長到4 681億元，增長32倍；同一時期，我國主要工業產品產量都有迅猛增長。發電量由43億度增加到2 820億度，增加了 65倍；原煤產量由 0.32億噸增加到 6.35億，增加近19倍；鋼產量由 15.8萬噸增加到3 448萬噸，增加211倍；棉紗產量從32.7萬噸增加到263.5萬噸，增加7倍。農業總產值從1949年的329.5億元增加到1979年的1698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增加8倍多。主要農產品產量也有明顯增長。特別是糧食產量在30年中由1.12億噸增加到3.048億噸，平均每年增長3.5%，大大超過人口每年2%的增長速度。

從1949～1979年，國民收入從358億元增長到 1978年的3 350億元，增加9倍多，按可比價格計算，30年約增長4.5倍，年平均增長15%，按人均數額計算，從 66元增到 343元。國民收入中用于消費的部分也增加較快，1952年只有477億元，1979年增加到2195億元，增加4.6倍。扣除人口增長因素，近30年人均消費額增長1.6倍。

長時期持續的經濟增長和新的社會制度，使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普遍提高。這一點可以從人均壽命的延長這一重要的人文綜合指標得以清楚反映。1978年我國男性公民平均壽命達66.95歲，女性達69.55歲，男女平均壽命為68歲，比50年代的57歲延長11歲，比解放前的35歲延長近1倍。

從50年代～70年代，中國經濟增長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經濟增長中的波動幅度較大。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新中國的第一代領導人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藍圖審慎取選，殫精竭慮，但仍然由于追趕型戰略選擇這一總體背景，尤其是由于主觀認識和客觀實際之間產生的偏差等方面的原因，發生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兩次重大波折，從而導致經濟發展在此期間發生了兩次較大幅度的波動。如果沒有這些偏差，新中國經濟發展的績效無疑會更好。考慮到那一時期的特定國內外社會政治歷史和條件，對一個有著深遠農業傳統的民族來說，要求在大規模地推進現代經濟發展和增長以及國家工業化建設的探索中不犯錯誤，這其實是非常苛求的。

從歷史的發展來看，這30年的經濟成就為1978年以后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英國學者布拉莫爾認為，新中國建立后的最初30年，通過持續的高投入，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為轉軌時期的經濟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在毛澤東時代，中國農村的灌溉面積大規模地擴大，1950～1978年期間增加32倍；大量的和工業基礎設施在許多貧困地區建立起來；體系擴展、受教育人口的增加等，為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專業化鋪平了道路。

（二）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總體水平的國際比較

經濟發展水平的國際比較，也許更能體現相同或相近條件下各個國家的進步程度。關于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濟取得的重大進步，我們也可以通過國際、國別比較進一步確認。這里，我們分別以歷史和國情與中國相近的印度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發展階段作為比較對象。

1 、同時期印度經濟的比較

作為新中國起點的工農業生產條件均比印度差。但是。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中國卻獲得了比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印度更快的經濟發展（見表3）

表3 中印兩國工業生產水平比較

人均產量 單位 印度（1950年） 中國（1952年）

煤 公斤 97 96

粗鋼 公斤 5 2.8

生鐵 公斤 4 2

電力 千瓦 0.01 0.005

紗錠 枚 0.03 0.01

水泥 公斤 9 4

從各種可比指標來看，50年代初我國的工業發展水平實際上低于印度，但是，在此后的20多年里中、印兩國顯示了完全不同的經濟增長績效。1949～1978年，印度工業生產發展速度比過去快得多，年平均增長率6%。然而新中國工業發展更迅速，1953～1979年的年平均增長為11.1%，除生鐵產量外，包括鋼、原煤、原油、水泥、硫酸、棉紗和發電量等在內的工業產量，都先后趕上并大大超過印度。1950～1976年，印度農業生產的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5%，而我國，1953～1979年這一指標是3.4%。新中國30年，包括糧食、棉花、油菜、花生、茶葉、甘蔗。黃紅麻、豬、羊和水產品在內的農產品以及農業勞動生產率都比印度增長得快。

比較經濟學家格雷戈里和斯圖爾特在分析印度經濟發展時這樣評價：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度的人均收入增長速度較慢。盡管中國和印度在相同的起點上擺脫殖民統治后的經濟，但印度經濟增長的成績也比中國差得多，由于較低的經濟增長率，印度的人均收入只是中國的3/4。大多數權威人士認為，中國在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和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方面超過了印度，而印度和中國很可能是以相同的人均收入水平進入戰后時代的。

2、與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不同發展時期相比較

關于新中國經濟發展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比較，程恩富教授的比較十分恰當，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和代表性。這里采用他的方法和數據。

其一，與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繁榮發展時期對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后70年代以前是西方國家發展的黃金時代，1953～1978年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生產年平均增長速度為：日本10.9%，聯邦德國5.7%，法國5.2%，美國4.0%，英國2.5%；1953～1976年其農業年平均增長速度為：法國2.5%，日本和英國2.1%，美國1.8%，聯邦德國1.3%。前述新中國大約同期的這兩個指標都比發達國家高。

其二，與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初期對比。美國資本主義工業化初期的工業生產增長速度最快，1850～1859年為6.l%，1860～1869年為8.2%，1870～1879年為 3.1%，1880～1889年為 5.5%，1890～1899年為3.3%，而我國經濟正常運轉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工業生產平均每年增長18%。

其三，與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起點相近時期對比。我國鋼產量從1949年的 15．8萬噸提高到 1979年3 448萬噸，花了 30年時間，而類似的發展過程，美國用了 40年（1872年的 14.5萬噸到 1912年3 195萬噸），日本用了 53年（1910年的 16.8萬噸到 1963年的3 150萬噸），英國 1860年為 15萬噸，用了120多年，才達到3 000萬噸。這是單項實物量的變化對照。整個工業價值量的變化對照同樣能說明問題。1952年我國工業生產的“底子”，總量比1860年美國工業生產的“底子”大，而以這兩個年份為起點的工業增長速度，中國大大地快于美國。1860～1880年美國工業總產值從18.9億美元上升到53.7億美元，20年才增長了180%；1952～1957年我國工業總產值（不包括手工業）從270.2億元上升到650.2億元，五年就增長了 141%。

上述比較表明，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至少不比另一個歷史和國情相近的印度差，不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處于大致相同起點時的發展水平差，并且總體而言，也不比同時期處于“黃金時代”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平均水平差。由此，我們可以得到這樣一個基本結論，即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濟大體上是成功的，它創造了比絕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高得多的經濟發展速度。同一時期，新中國也進行了比其他國家更多的探索，犯了不少錯誤，因而也多了許多經驗教訓——如果能正確地總結和對待這些教訓，它同樣會變成我們前進中的一種可貴的精神財富。

因此，如果說印度人民常常表示對他們獨立后所取得的成績感到自豪，那么，中國人民更有理由為毛澤東時代取得的經濟成就（同時也為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成就）而感到自豪。

三、毛澤東：積極進取的化戰略，為化奠定重要基礎

對中國工業化的現狀以及對工業性質的廣泛深入的表明，工業化是不可阻止的潮流，同時，在不同的世界歷史條件下發生的工業化過程有其不同的特點和。新中國成立后，實現工業化、使中國由一個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也成為重要的國家發展戰略。這是中國人民近百年來夢寐以求的奮斗目標，是改變中國落后狀態而臻于富強的關鍵所在。

從 19世紀 60年代，中國就開始西方，發展近代工業，但是由于獨立、統一地位的逐步喪失，思想領域的落后、保守，經濟領域的倒行逆施等原因，近百年過去了，中國社會仍然沒有擺脫極端的落后貧困面貌，中國經濟仍遠遠落后世界水平。雖然在某些方面發生了一些變化，但從總體說，中國的工業化程度極低，使用機器生產的近代工業所占比重很小。大約有90%左右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1949年中國工業總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為 17%，全國鋼產量只有 15.8萬噸。據測算，從1933年至 40年代末，中國工業總產值中消費資料工業所占比重基本保持在70%以上，生產資料工業所占比重則不到30%。經濟對外依賴嚴重，整體發展水平極端落后。新中國的工業化就是在這樣的近代工業很不發達同時農業經濟又十分脆弱的基礎上起步的。

中國領導人所選擇的工業化的基本方針是：以政府主導和計劃管理為體制條件，優先發展重工業，通過對工農業產品實行剪刀差以獲得工業化所需的資金積累，致力建立獨立的工業生產體系。

在新中國成立后的30年中，中國的工業化取得了驕人的業績。1949年我國的工業固定資產總值只有120億元，1979年達到4892億元。30年的積累相當于舊中國近百年積累的近40倍。在這期間，中國建立了一批新興的工業生產部門，其中既包括舊中國所沒有的傳統的資本密集的基礎產業，如礦山設備、冶金設備、電力設備、石油采煉設備、化工設備、精密機床、拖拉機、汽車、飛機、輪船等制造工業，也包括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興起的技術密集型工業部門，如工業、原子能工業、宇航工業等等。除行業的擴展外，整個工業生產規模也日益擴大。總之，經過30年的努力，我國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打下了一個較為雄厚的工業化基礎，用30年時間走完早期工業化國家上百年所走的道路。以下我們分別從工業化率、重工業增長、工業化結構水平的國際比較等幾個重要指標，對此一時期中國工業化的發展進行進一步描述和。

1、工業化率。經濟學家一般用制造業的份額每10年平均增加的百分點數來衡量工業化進展的速度，稱之為工業化率。發展經濟學家錢納里等人對50年代以來數十個準工業化國家的工業化率進行了，標準型式為：制造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份額從19%增加到36%，人均收入從280美元增加到2100美元，這一過程需要50年，國民生產總值每年增長6.2%，人均收入年遞增3.9%，工業化率大致為3.2%。

70年代以前，中國沒有國民生產總值的統計資料，因此，難以直接進行工業化率的國際比較，但我們可以從國民收入及社會總產值的統計資料中獲得關于中國工業化的基本狀況。從1952年，中國的工業凈總產值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和占社會總產值的比重分別為：19.52%和 34.38%；至 1976年，這兩個數字分別提高到45.57%和60.33%。平均每10年增加的百分點分別為10.85和10.81，遠遠高于錢納里準工業國家標準型式中平均3.2%的工業化率（見表4）。這充分表明，中國工業化的推進相當迅速。

表4 1952～1976年中國的工業化率（％）

國民收入 社會總產值

1952年工業所占比重 19.52 34.38

1976年工業所占比重 45.57 60.33

平均每10年增加的百分點 10.85 10.81

2、重工業的增長。重工業的優先增長是中國工業化積極進取的最突出的表現之一。50～70年代，中國工業增長的速率分布明顯偏向重工業。這可以從重工業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重工業產值占工業產值的比重、輕重工業增長指數等指標的比較中得以清楚反映。1952～1979年，重工業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從15.3%提高到41.3%，平均每10年增加10個百分點；重工業的產值占工業產值的比重從35.3%提高到56.3%。平均每10年增加8個百分點（見表5）。工業結構向重工業的過度傾斜后來也導致了產業結構的失衡，因而后來也產生了產業結構調整的內在要求。這是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另一個問題。

表5 1950～1970年中國重工業的優先增長情況

年份 重工業產值占工業農業總產值的% 重工業產值占工業產值的% 工業增長指數（1952年=100） 輕工業增長指數（1952年=100）重工業增長指數（1952年=100）

1952 15.3 35.5 100.0 100.0 100.0

1965 30.4 51.6 452.6 344.5 650.5

1970 36.4 53.9 798.1 522.5 1300.5

1979 41.3 56.3 1805.3 1105.3 3108.9

平均每10年增加的百分點 10.0 8.0 655.9 386.7 1157.3

3、工業化結構水平的國際比較。到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我國第一、二、三產業結構中，第二產業的比重已達47%～48%。中國工業化的這一結構水平，明顯高于國際平均水平，也高于人均收入水平相當的大國的水平。按世界銀行對1980～1981年大國標準結構水平的估算，中國在此一時期的工業化的結構水平已相當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500～1000美元的國際平均水平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2 500美元的大國平均水平（見表 6）。

表6 1980、1981年工業結構的國際比較（占GDP的％）

產業 中國（1981年人均300美元） 世界銀行估算的大國標準結構（1980～1981年）

人均300美元 人均850美元 人均2500美元

農業 35.8 35 24 13

廣義工業 47.0 30 38 45

其中：

制造業 24.5 13 19 25

服務業 17.2 35 38 42

中國工業化推進的速率較快、產業結構變化向工業和制造業的迅速傾斜重工業的優先增長，所有這些均表明中國工業化進程具有顯著成效，國家制定的積極工業化戰略發揮了重要作用。毛澤東時代中國工業化的努力取得了舉世公認的重要成就，對中國經濟的現代化的極為深遠——使中國經濟的增長和發展從此建立在獨立而完整的工業產業體系的基礎之上。

西方著名毛澤東思想研究專家斯圖爾特?施拉姆高度評價毛澤東時代中國工業化的成就。他在研究毛澤東“使他的國家現代化并鞏固他的國家方面的建樹”這一問題后得出的基本結論是，中國“確實可靠成就是；比印度高一倍或兩倍的鋼產量，雖然兩個國家都從非常低的水平起步，以及不僅能生產原子彈，而且還能生產一系列像載重火車、火車頭、重型機械和儀器等大數亞洲和非洲的國家不得不從國外進口的項目能力。”

毛澤東時代積極進取的工業化戰略為中國工業化、現代化的進一步推進奠定了堅實基礎。國內著名學者朱佳木在《毛澤東是中國工業化的偉大探求者》一文中指出，在毛澤東逝世27年后的今天，中國工業化建設進一步取得舉世矚目的高速度發展；鋼產量躍居世界第一位，經濟總量居于世界第六位，500多個工業行業都已齊全，人民生活總體達到了小康水平，最近又成功發射了載人飛船。毫無疑問，所有這一切都是貫徹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的結果，是實行改革開放總政策的結果。但同樣毫無疑問的是，所有這一切也是毛澤東等老一代革命家為中國工業化奮斗的成果及其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取得的。

四、毛澤東時代：具有悠久歷史的中國農業開始新的紀元

農業是我國的傳統產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新中國的成立，使具有悠久歷史的中國農業開始新的紀元。在建國初的三年恢復時期，我國農業成功地實現了土地改革和農業恢復的目標。1952年，農業生產恢復到歷史最高水平。“一五”期間，我國農業順利發展，并使農民走上了合作化道路。此后的20年中，中國農業經歷了一個兼有蓬勃發展和曲折前進的歷史過程。但是總體而言，毛澤東時代我國農業的發展的成就是巨大的。這突出地表現在以下諸方面。

第一，農業經濟取得巨大進步和顯著增長。農業生產呈現總量增加的同時產業結構的逐步改善。以糧食為例子，與恢復到舊中國農業最高水平的 1952年相比，到 1978年我國糧食總產量由1952年的 16 392萬噸增加到30 477萬噸，增長近88%，保持了略高于人口增長（同期我國人口增加 66%）的發展勢頭。同期，林副漁業及其他非農產業增長更快。1951～1980年中國農業增長業績，在國際比較中也是十分突出的（見表7、表8）。

表7 1952～1978年農業生產總量的增長

年份 農業總產值（億元） 糧食產量（萬噸） 棉花產量（萬噸） 油料產量（萬噸） 肉類產量（萬噸）

1952 484 16392 130.4 419.3 338.5

1978 1397 30477 216.7 521.8 856.3

表8 1951～1980年農業增長業績的國際比較

國家 中國 前蘇聯 印度 法國 英國 前聯邦德國 日本 美國

年遞增% 3.2 3.1 2.6 2.5 2.3 1.9 1.7 1.6

1949年，全國人均占有糧食418斤，棉花1.6斤，油料9.5斤。到1979年，在人口增加近一倍的情況下，全國人均占有糧食增加到 684斤，棉花 4.5斤，油料 13.3斤，分別增長 64%、181%和 40%，中國用占 7%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 1／4的人口。

第二，我國農業的基礎生產條件得到根本性改善。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我國開始有計劃、大規模地進行農業基本建設：包括農村水利建設（以大江大河的治理和農村水利灌溉建設等為主要內容）、土壤改良、優良品種培育以及農業推廣體系的逐步建立等。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之顯著，是舊中國歷屆政府望塵莫及的（見表9）。

表9 1952～1978年我國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

年份 農機總動力（萬馬力） 機耕面積（萬頃） 灌溉面積（萬

頃） 化肥用量（萬噸） 農村用電量（億度）

1952 25 13.6 1995.9 7.8 0.5

1978 15975 4067.0 4496.5 884.0 253.1

經過短短20多年的努力，中國農業現代化水平不僅已明顯高于印度、巴西等原先與中國處于同一水平的發展中大國，而且在某些指標上已達到或超過發達國家（見表10）。

表10 1980年我國農業現代化水平的國際比較

中國 印度 巴西 日本 美國 法國

灌溉面積占地面積% 45.2 23.8 3.4 75.7 10.9 6.3

每公頃化肥用量（公斤） 127 31 68 372 112 301

每公頃用電量（千瓦時） 323 247.1 199 83

每公頃拖拉機（臺） 26.4 2.6 6.2 255.3 25.4 87.3

每公頃聯合收割機（臺） 0.27 0.003 0.6 205.8 3.6 8.3

第三，農業為工業發展積累了大量資金，為新中國工業化的推進做出重要貢獻。如前所述，在我國工業化之初，工業化建設所需要的資金通過對工農業產品實行剪刀差中從農業獲得。新中國在特定的體制安排下實現了這一歷史性任務。建國頭40年，農業積累為工業化提供了近1萬億元的資金積累，占同期國民收入全部積累額的22.4%，平均每年高達近250億元產

在我國工業化起步階段，在同期農民的溫飽尚未解決的情況下，農業為國家的工業化積累的數額之大、持續時間之長，農業勞動力人均奉獻占其收入的比例之高，在中外歷史上都不多見。中國農業在自身獲得發展的同時，也為中國工業化的推進做出了重大貢獻。

五、毛澤東：從根本上擺脫了在世界體系中的日趨嚴重的邊緣化地位

“中心——邊緣”結構，是經濟學家用來近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中，西方先進國和廣大亞非拉國家關系的一個重要概念。在這一結構中，中心地區的資本生產方式的基本特點是自主性，而外圍資本主義的特征只能是不發達的發展或者說是依附性發展、通過不等價交換等方式，世界體系中的中心地區統治著外圍或邊緣地區。

近代中國經濟現代化的一系列追求失敗了。逐步淪落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國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日趨沉淪和邊緣化。關于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濟發展成就的考察，如果將其置于近代以來中國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變遷這一宏觀背景下加以分析，就更能凸現其貢獻和意義。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從根本上擺脫了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日趨嚴重的邊緣化地位。

第一，徹底結束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經濟、特權，開始獨立自主地進行對外經濟交流。

近代以來，在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壓迫下，中國的清政府、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對外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大片國土被割讓，支付大筆“賠款”，并且允許列強在我國領土開辟租界，給帝國主義侵略者以在華駐軍、領事裁判、協定關稅、海關管理、內河航行、自由經商等軍事、政治和經濟特權。我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遭到嚴重破壞，對外經濟關系喪失了獨立自主的權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一百多年來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同封建統治者勾結起來奴役中國人民的歷史和內戰戰亂頻仍、國家分裂的歷史從此結束。中國的對外經濟關系開始嶄新的一頁。新中國外交戰略的精神實質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建國之初的臨時憲法《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政策的原則，為保障本國獨立、自由和領土完整，擁護國際的持久和平和各國人民間的友好合作，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新中國取締了帝國主義在華的種種特權，始終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設方針。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開展對外經濟交流；同時，致力于建立一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實現國家的工業化。

第二，從根本上扭轉了中國殖民地依附型的貿易格局，貿易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發生根本性變化。

舊中國的對外經濟關系完全受西方列強的控制，其對外貿易的商品結構完全是為資本主義列強的經濟服務的。西方列強根據不平等條約，控制了中國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控制了中國的海關和對外貿易，使中國成為它們傾銷產品的市場和提供原材料的基地。它們通過對外貿易的壟斷和控制權。不斷提高工業制成品的價格，降低初級原材料產品的價格，通過擴大這兩種產品的價格剪刀差，對中國人民實行殘酷的剝削和掠奪。舊中國的對外貿易長期入超和維持不等價交換。自1877年開始到1949年間的73年間我國對外貿易年年入超，總額達64億美元之巨，致使我國金銀大量外流，財政經濟捉襟見肘。舊中國的歷屆政府不得不向帝國主義出賣主權，舉借外債，使中國經濟加深了對帝國主義的依賴。

新中國對外貿易的基本方針是，實行國家統制對外貿易政策；實行平等互利原則；自力更生為主的建設方針；立足于生產，發展對外貿易；對內外銷統籌兼顧，適當安排。這一對外貿易的方針在我國的外貿易實踐中長期貫徹，并不斷充實、發展，指引著我國的外貿事業在各種復雜困難條件下不斷發展，為我國的主義經濟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從1952～1978年，我國進出口貿易額從64.6億元增長到355.0億元。

20世紀 70年代末，西方學者主要依據西方的資料，對新中國的貿易發展做出了這樣的評價：“中國的對外貿易，雖然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只占很小部分，但卻在維持中國經濟和使之現代化中起著重要的作用。”“進口曾幫助中國在50年代重建了工業基礎，減輕了農業歉收的，并為促進經濟增長與現代化提供了工業物資和先進技術。另外，貿易還經常為中國與其他國家建立關系開辟道路。”

第三，出色的經濟增長使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由衰轉強。

一位專門世界列強盛衰的學者的研究結果表明，1953年，中國在世界制造業產量中僅占2.3%，它的整個工業潛力僅占英國1900年水平的70%。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的1957年，這個國家的工業總產值已經翻了一番。盡管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減緩了經濟發展，到1980年，它的鋼產量已達3 700萬噸，已遠遠超過英國和法國的產量。同年它在世界制造業產量中的比重已由1973年的3.9%增加到5.0%，接近聯邦德國的水平。

1980年中國主要工業產品居世界的位次是：原煤第3位，原油第6位，鋼第5位，發電量第6位，化肥第3位，硫酸第3位，燒堿第5位，水泥第4位。1980年中國的糧食、棉花產量在全世界總產量中分別占17.7%和19.6%。可以認為，建國后30年的經濟增長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經濟的基本面貌和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強國重新崛起（見表11）。

表11 1949—1978年間我國工業主要產品產量居世界位次的變化

項目 1949 1957 1965 1978 1980

鋼 26 9 8 5 5

煤 9 5 5 3 3

原油 27（1） 23 12 8 6

發電量 25 13 9 7 6

水泥 8 8 4 4

化肥 33 8 3 3

化學纖維 26（2） 7 5

（1）1950年數字；（2）1960年數字。

六、毛澤東時代經濟發展的現實啟示

改革開放以來，在主流話語中對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濟出現的失誤（其中突出的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議論得較多。大量的文章、（包括我們黨的文件）對這一期間中國經濟在體制、發展戰略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或弊端，進行了充分而恰當的歸納和，這是必要的。但同樣必要的是，更應當從積極的意義上對這一時期所取得的成就及經驗進行探究和概括。由于種種原因，直到為止，這方面的工作進行得仍十分不夠。這一傾向的存在，已經對改革開放以后成長的年青人對自己歷史的認識產生了某種誤導，同時在客觀上也給旨在否定這一時期的人提供了有利的社會環境。

如果我們不能從對這一時期的經濟實踐分析中有效地提煉、吸取寶貴的經驗，使今天更好地堅持和發展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更好地應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的損失。限于筆者對這一的認識和研究的深度，也限于文章的篇幅，對毛澤東時代經濟實踐的現實啟示暫作如下幾個方面的粗淺概述。。

第一，毛澤東時代的經濟發展不照搬照抄他國模式，堅持獨立自主、孜孜不倦地探索適合自己情況的發展道路。20世紀50年代，世界上第一個權威的、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廣為流行，各種傳統觀念緊緊束縛著社會主義各國多數領導人和多數家，但以毛澤東為首的第一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卻開始對適合中國國情發展道路進行自覺而艱難的探索。在這些探索中取得的經驗和教訓，是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形成的歷史依據。今天，這一獨立探索的傳統精神仍然應該作為我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不為東方或西方的各種教條所迷惑、最終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方向指導。人所共認，探索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始于毛，成于鄧”。

第二，由于中國近代半殖民地歷史的沉重教訓，也由于特定的國際環境，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經濟發展始終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的原則，努力發展中國的民族工業和力量，自強自立，不依附于人。在經濟全球化進程日益擴展的今天，西方壟斷資本正不斷增強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控制和支配的今天，毛澤東時代經濟發展堅持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理念，應當成為我們的一項寶貴精神遺產。其中，處理好引進外資和外國技術與自力更生的關系，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確立開放觀。就是極具現實意義的問題。

第三，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開始了近代以來的大規模的經濟現代化建設，并且對現代經濟管理和調控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今天，我們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新的體制背景下，但這些經驗中的許多方面仍然值得很好地記取和吸收。如治吏和治國較嚴，少有經濟腐敗、假冒偽劣及其他經濟犯罪和經濟丑惡現象，十分重視公共衛生事業的發展等等。

第四，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把平等和公平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目標之一，把社會基本設施建設、整治山河，公共、公共衛生和醫療、群眾文體活動等作為一項重要任務，并反對社會兩極分化。今天，我們已經確立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努力實現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防止社會貧富嚴重分化。毛澤東時代富有成效的那部分社會經濟實踐對我們具有重要的啟發和借鑒作用。

最后應當指出，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的在于追求比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更高的效率，而非違反實證事實去有意貶低過去的績效；至于傳統體制下存在的資源高消耗、生活水平提高較慢等問題，部分同帝國主義國家經濟封鎖、人口增長太快、外援和備戰較多等因素有關，并非都是體制問題，即使在今天，也難以完全避免。為了論證改革的必要性，而有意或無意地抹殺共產黨執政的前30年良好業績，是極不明智的。

七、對茅文論點的簡要評述

實證與基本史實都清楚地表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為建設一個主義化的新中國，建立了開創性的、不可磨滅的功勛。毛澤東是“近代以來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而不是茅文所說的“罪人”；毛澤東實現了中國社會的重大進步，而不是茅文所說的“社會的全面大倒退”。毛澤東同志在中國近現代社會中的地位和絕不是少數人的虛妄之言所能動搖的。毛澤東以他卓越的領袖才能和對中國歷史的貢獻贏得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普遍尊重和敬仰。

2003年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期間，英國歷史學家和傳記作家菲力普?肖特所著的《毛澤東傳》（中文版）在中國出版。在該書的結尾部分，作者這樣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功績：“畢毛之一生，中國從半殖民地躍升到一個大國的地位；從經濟上的自給自足到社會主義國家；從遭受帝國主義強盜劫掠的犧牲品到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并完成了氫彈、監控衛星和洲際導彈的研制。”

但是，茅文的觀點也確實反映了近年來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圍內流行的一種思潮，即用當代西方流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來解讀和注釋我國的改革開放的經濟實踐，同時也用這種理論去剪裁（實際上是否定）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實踐（或者直接借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否定毛澤東時代的歷史）。茅文的關于毛澤東時代中國歷史的“評價”，同樣是與茅于軾先生本人所持的這種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是完全一致的。茅于軾先生在他所著的《經濟學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一文中這樣寫道：“經濟學的主要成就，是用嚴密的邏輯證明了斯密關于看不見的手的直觀結論。……人類社會發展的事實證明了斯密的結論，也印證了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中國的經驗加上現代理論的嚴密證明，已經形成了一個普遍的信念，即推行市場經濟，減少政府干預，更多的從公營轉成民營，可以使社會更快地富裕起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政策建議全都是順著這一思路來設計。”

在這里，茅于軾先生所說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政策建議”，實際上就是當代流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基本主張，又稱華盛頓共識。如果用茅于軾先生推崇的這一套“經濟學理論和政策主張”作為尺度，來“評價”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經濟實踐，那么，不管毛澤東時代所取得的成就怎樣，只是因為社會主義中國所實行的公有制以及與計劃管理相結合的這一制度前提，就似乎只能是一種“社會的全面大倒退”。但是，十多年來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思想指導下的一些國家的實踐的令人失望的結果，已經使人們對茅于軾先生所推崇的這種經濟學理論開始進行廣泛而深刻的批評。

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尖銳地批評新自由主義的結構調整。他認為，實際上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這三個組織都是單一統治秩序下可以互相調換使用的面具，許多規則是由它們共同制定的。它們會在每個國家實行結構調整的四部曲：第一步是私有化，準確說就是腐敗化。削價出售國有資產的回扣率會達到10%，而這些資產動輒價值數億美元。第二步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行的“拯救經濟計劃”——資本市場自由化，即允許資本自由流進流出。不幸的是，投機的“熱錢”只是單方向不斷流出。一個國家的儲備在幾小時、幾天內就流干凈了。第三步是價格市場化——糧食、水、燃氣價格飛漲時期，它引發騷亂和動蕩，進而引起新的資本恐慌性出逃和政府的崩潰，外國公司就趁機買到那些價值連城的東西。第四步是“消滅貧困計劃”：自由貿易。這是在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銀行統治下的自由貿易。在鴉片戰爭中，西方用戰爭來推行他們的不平等貿易。今天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使用的和財政手段幾乎一樣有效。

我們絕不希望這種新自由主義的結構調整路徑也成為茅于軾先生所說的“中國的經驗”。一言以蔽之，只要不是固執地按照新自由主義的邏輯思維，只要能夠對新中國的經濟史有基本的了解和分析，并持有公允立場，那么，人們就不難發現茅于軾先生關于毛澤東時代評價的觀點與事實之間相去是何等之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