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 寧夏地方當局 政策措施 畜牧業初興

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寧夏畜牧業經濟問題，尚未見學術界有專文探討。 ①迄今為止，未見學術界對近代寧夏的畜牧業進行系統而深入的研究。本文擬結合檔案史料及各種文獻資料，對寧夏地方當局等所采取的促進畜牧業經濟運行之具體措施及其作用加以考察，以冀補充近代寧夏經濟史研究之不足。

一

在“開發西北”之呼聲下，國民政府及其相關部門，曾予包括寧夏在內之西北畜牧業建設以諸多關注與支持。1934年底，在國民政府向國民黨四屆五中全會所做行政工作報告中即指出，“現值開發西北之際，畜牧問題，極為重要，未便任何廢弛”，要求重視畜牧建設。[1]（第75輯第282頁）農林部曾派員對寧夏等省區畜牧及疫病情況進行調查研究。[1]（第102輯第12-13頁）30年代中期，國民政府有關部、委、署曾給予寧夏等西北省區畜牧建設以人力、物力支持。經濟委員會曾設立西北畜牧改良場，計劃在寧夏設立畜牧改良分場；[1]（第90輯第575-576頁）如設于蘭州的農林部西北獸疫防治處及西北羊毛改進處，亦曾給予寧夏一定的技術及人員支持。

新的寧夏地方政府組建后，為增強其各方面實力，推出一系列促進畜牧業經濟恢復的政策、措施。措施之一，為籌建畜牧行政管理、畜疫防治機構，配備、培訓專業技術人員。 1933年新的寧夏省政府組建后 ，即設立省建設廳、各縣建設科主管經濟建設事宜。1940年，又在省建設廳下設寧夏農業改進所，負責省農、林、牧業建設。不久，在該所基礎上建立的農林處又直屬寧夏省政府，專負包括畜牧業在內的農、林業建設之責，從而初步完善了農牧等業行政管理機構。同時，為保證畜牧業生產順利進行，寧夏衛生實驗處在洪廣營附近成立寧夏獸疫（醫）防治所，并與南京國民政府衛生署西北防疫處協商，派孟培元技士來寧夏協助開展工作。[2]（第七冊第49頁）1939年寧夏畜牧總場成立后，在該場設獸疫防治員，各縣配設獸醫人員分別負責場、縣畜疫預防工作。后來，又將寧夏獸疫防治所改組為西北獸疫防治處第四防治隊，孟培元出任隊長。1941年底，該隊改組為寧夏獸醫工作站。除進行畜牧機構建設外，還鑒于農牧技術人員奇缺的情況，招攬來一批技術人才，如羅時寧、谷耀宇、張守先、安得順、張圻、梅白逵等，并安排在重要崗位，以實施和加強畜牧行政管理，進行技術革新。另外，為培訓畜牧獸醫等技術人員起見，寧夏地方當局還取得國民政府農林、教育等部支持，在寧夏城建立國立寧夏初級實用職業學校，設畜牧等科，開講《獸醫大意》課程，培養出一批初級獸醫工作人員。[2]（第五冊第218頁）從1943年至1947年，西北獸疫防治處還從寧夏招收初、高中畢業生，參加為期7個半月的畜牧獸醫職業培訓班；寧夏農林處也曾與該處在銀川聯合舉辦兩期獸疫防治人員短期訓練班，請有關專家主講“山羊化牛瘟病毒之原理及應用方法”和 新的獸醫知識等，先后有軍醫、西獸醫、民間獸醫、職業學校學生等近50人受訓。[3](第109頁)，[4]（大事記）通過不斷的培訓教育，促使當時寧夏畜牧獸醫人員的業務能力有所提高。上述寧夏近代畜牧管理、畜疫防治機構的建立及技術人才的招徠、培養，使有關畜牧業生產的政策措施的制定及實施成為可能，進而在一定程度上亦促進寧夏省內畜疫防治及畜牧業經濟的恢復。

措施之二，為制定鼓勵、保護畜牧生產的章則。省建設廳曾派部分人員調查家養牲畜數目，造冊備案；并規定對每年增養馬、牛、羊、豬、駱駝達到一定數額者，所養牲畜無疫病、死亡者，養優良護羊犬達到五至十頭者，獎予一定數額的現金和匾牌等；后來又令各縣對齒齡在二歲以上十歲以下健壯牲畜予以注冊登記，禁止屠售。 [1]（第90輯第72-73頁）寧夏地方當局還曾幾次下令保護耕牛等牲畜，并規定除婚喪、節假外，平時屠售牲畜必須到當地稅務局取得執照并納稅，以限制、禁止屠售牲畜；[2]（第三冊第266頁） 另外，也曾向農牧民貸款扶持其飼養牛、馬、豬、羊，還曾為無力購買者代購種畜[5]（第109頁）。1946年，為鼓勵當地農民牧羊之興趣，“闡述養羊之科學知識”、“指導羊病之防治”，宣傳畜牧事業及羊毛改進之意義，在寧夏中寧縣組織牧民訓練班，并在該縣第一至五鄉組織成立養羊協進會；次年又籌措獎金四萬元，在該縣白馬、恩和舉行第一至五鄉400戶牧民綿羊比賽會，分甲乙丙三等對獲勝羊只予以獎勵[6]。這些章則的實施，既基本保持住所養各種牲畜數量，又有助于擴大畜牧業生產規模。

措施之三為改進飼養方法，改良牲畜品種。為促進飼養管理，寧夏省政府先后籌辦起寧夏畜牧總場和八里橋林牧場，所建畜舍注意光線充足、通風等，以為示范[7]； 曾“編印畜牧改良淺說分發各縣”，亦“利用集市廟會進行講解”，務使家喻戶曉[8]。并要求建筑畜舍，“講求廄舍衛生，精心養育種、幼畜”；倡導“農牧民放牧刈青，增種雜糧以補充飼料”，秋季要儲備干草；也提倡在飼料中加放食鹽等[3]（第118頁）；還曾派人調查牧草、毒草種類，在各官辦林牧場栽培優良牧草，并提倡在省內其他地區種植牧草，以恢復、保護草原[3]（第106頁）。

同時，也比較重視牲畜品種改良。寧夏畜牧總場成立之初，即從陜、甘、青、綏等省區選購一批種馬、牛及數千只山、綿羊等，著手進行大牲畜品種改良試驗[7]；此外，當時曾將側重點放在寧夏羊只的品種改良方面。雖然寧夏羊種以灘羊聞名于世，皮可作保暖皮衣，灘羊毛彎曲美觀，適于制作地毯，但不適于為較高檔次毛紡織品原料（如高級毛呢料、毛毯等）。寧夏省農林處成立后，利用甘肅科學教育館贈“軟不來”公羊5只，與從本地精選的優良牝羊200只雜交，結果從1943年至1945年共培育新品種牝羊117只，并繼續進行該品種羊只試驗[3]（第118頁）。另外，該處還與西北羊毛改進處聯合，在寧夏中寧縣成立寧夏羊毛改進推廣站，以中衛、中寧縣為改良區，以改進寧夏羊毛粗劣品質，使其成為制作精細毛紡織品的原料[3]（第122頁）。1946年，鑒于陜西“同羊”體格高大，毛質較細，產毛、肉均多，有大量繁殖必要起見，寧夏推廣站還引進“同羊”種羊2只，在中寧縣與寧夏灘母羊6只進行雜交試驗，第二年春產下6只雜種羊羔，實驗獲得成功。為繼續進行推廣試驗，寧夏推廣站還曾進行“同羊”夏秋精液初步保存實驗[9]。上述官辦畜牧場的建立，采用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方式，也利用近代醫療手段進行畜疫防治；并引進較為先進的技術與品種，進行羊只品種改良等試驗，也為推動寧夏畜牧業生產的改進創造了技術條件。

措施之四為組織牲畜衛生、疫病調查和防治。如果說上述措施對地方畜牧業經濟具有促進作用的話，那么當時的畜疫防治則應是寧夏畜牧業經濟初興的有力保障。寧夏畜牧管理、防疫機構建立后，即聯合著手進行省內牲畜疫病調查，共查出包括口蹄疫、牛瘟、牛肺疫、馬鼻疽及寄生蟲病等18種畜疫病[3]（第104頁）；寧夏省農林處曾對阿拉善旗、永寧等縣55戶農牧民飼養的1萬余頭家畜進行衛生、疫病檢查，對所發現重病畜進行隔離，對一般病畜則令農牧民帶至寧夏獸醫防治站或土獸醫處診療；同時，還針對上述疫病專派畜疫防治隊前往各縣、旗注射預防疫苗。如從1941年至1945年，共注射牛瘟疫苗7528只；注射牛出血性敗血病疫苗8118只；注射騾、馬、牛、羊炭疽疫苗20935只[3]（第109頁）。當時還通過有關雜志或報紙，較系統地介紹一些畜疫防治知識，成立臨時疫病防治隊等措施，來加強省內各縣牲畜疫病的檢查、預防、治療[4]（第3頁）。這些措施的推行，說明當時的畜疫防治，由于受醫療技術和水平等限制，雖然是以預防為主的，但它保證了近代寧夏畜牧業經濟的順利發展。

20世紀40年代，在當時采取的建立近代畜牧管理防疫機構、任用和培訓科技人員、利用近代醫藥技術防治牲畜疫病等措施的推行，標志著當時寧夏畜牧業經濟的近代化已初露端倪；這也促使一定的自然資源發揮其經濟作用，并帶來寧夏畜牧業經濟的初步興起。

二

20世紀40年代，寧夏畜牧業經濟較前有所進步。30年代初，寧夏畜牧業生產仍相當落后，還完全停留于粗放生產狀態。當時寧夏行政區劃包括寧夏等十余縣和阿拉善、額濟納旗，畜牧區域有游牧、半農半牧區。游牧區蒙民一般不分晝夜冬夏，不論風雹雨雪，均將牛羊“皆千百成群置于曠野，”因不貯冬草，牲畜每“至冬末春初時，則死亡枕籍。”家畜也無廄舍；而牲畜的繁殖，則任其自由交配，素不講求以優良牲畜配種及改良品種。半農半牧區各縣牲畜飼養的有些方法雖略為先進，但也有沿襲舊習之處。其中大牲畜廄舍多有門無窗，空氣流通不暢，缺乏日光照射，甚至還與廁所相伴，致使牲畜廄舍多陰濕、穢臭，結果造成牲畜易滋生各種疾病；農民對牲畜飼料從不懂加入食鹽；對飼料中夾雜土、石等物，也不知道清除，以致釀成牲畜因病死亡；當時也不講求使用優良種畜交配繁殖及幼畜養護[3]（第101頁）。

40年代初寧夏畜牧業生產較前已有明顯進展。其中，飼養及管理方法已有明顯改進。比如，為保持羊只數量，農牧民在飼料配給時，尤其關照交配前公羊、哺羔母羊和弱、瘦、老羊等；“關于鹽份供給，普遍行之，尤以正值成長之羊特別注意，每隔相當時間，必須喂鹽” [10]（第36頁）， 以增白羊皮毛色及增強各種牲畜的體質。至于“其固定之羊舍均設于沿山草原地帶，以向陽避風地勢干燥為條件，”羊圈皆以土墻圍建，墻上大多壓有柴草和土塊；對選種和繁殖，農牧民皆“愛好品質良好之公羊作為種用” [10]（第37頁），馬的品種經改良后，主要是蒙古馬，也有青海馬和南番馬等；牛也有蒙古、陜西等品種[2]（第5冊第341頁）。

40年代寧夏畜牧業經濟的發展，不僅表現為生產方法的改進，還表現在各種牲畜頭數較前有所增加。據統計，1934年寧夏省所轄9縣共有牛35503頭，馬25000匹，駱駝14800峰，羊478060[11]。 1940年除二旗外寧夏省各縣共有牛94196頭，馬33035匹，驢102732，駱駝9934峰，騾8680頭，豬84078頭，羊559469只[3]（第100頁）。1943年，寧夏省轄下各縣已共計有牛98196頭，馬42033匹，驢106232頭，駱駝163934峰，豬84408頭，羊899469只[12]（第62頁）。其中，羊只、馬匹、駱駝等頭數有明顯增加。1949年寧夏解放前夕，牲畜存欄總頭數有132萬多頭[13]。另外，加上如下所列20世紀40年代前期對主要畜產品數量統計[3]（第103頁），均說明當時寧夏的畜牧業經濟處于初步發展階段。

年代|綿羊毛（斤）|山羊毛（斤）|駝 毛（斤） |綿羊皮（張）|羔 皮 （張）|牛皮 （張）|豬鬃（斤）

1940|1048584|192298 |61838|150000|208000|11200|2060

1941|1207420|103450|54029|170000|204000|12340|1048

1942|1047500|119005|48700|154150|245300|12000|1754

1943|1130970|134500|42500|140321|251470|10045|1454

1944|1320570|192300|51048|158000|210400|15000|1804

1945|1150600|187055|49200|134870|275000|17000|2015

近代寧夏畜牧業經濟的初步興起，對當時的寧夏社會經濟及政治具有重要意義。社會經濟方面的作用：

其一是畜產品成為寧夏近代輕工業的重要生產原料之一。據記載，“本省羊毛，戰前輸出約百分之八十，戰后以棉花布匹之缺乏，及本省毛織工業之發達，羊毛輸出較戰前為少，年約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五十為本地所消費” [12]（第65）。大多作為當時近10家機器紡織工廠的生產原料。而牛皮戰前輸出大約百分之五十，戰時則不出口[12] （第71頁）。 主要供應寧夏被服廠制革組制熟皮之用。可見，即使是較為落后的寧夏畜牧業經濟，對寧夏近代經濟也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其二，大牲畜則成為當時交通、商業貿易、農業的主要運輸及役使工具。由于汽車運輸力有限，且費用高昂，汽油缺乏，于是無論省政府還是一般民眾多以馬、駱駝、毛驢、牛等大牲畜為貨運交通工具。如當時的官駝隊有駱駝數千峰[5]（第84頁）。商人經常用駱駝隊或馬隊販運貨物。農牧民則多役使毛驢、牛等進行農業生產，并以處理后的牲畜糞便，作為農作物種植的主要肥料。

其三，畜牧業經濟的初興，使其成為寧夏區域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畜產品出口也對國家外匯積累有所貢獻。雖然當時寧夏稅收名目幾經變動，但與畜牧業及其產品有關的稅目，一直有六、七種之多，歷年稅收數額均相當可觀。1938年，寧夏地方當局令寧夏省銀行派出分支機構或人員常駐省內各縣、旗，并由各級政府及稅務機關協助收購畜產品；同時“以所收購數量頗鉅，乃商準財政部貿易委員會西北辦事處，所有寧夏主要產品之出口，俱由該行統制收購，交由貿委會西北辦事處轉運出口。[14]”以換取外匯。盡管寧夏地方當局之主觀動機乃是聚斂財富，但由政府來組織收購畜產品出口換取外匯，這徹底宣告外國洋行及買辦控制寧夏畜產品出口歷史的結束，可謂寧夏地方政府經管外貿之歷史即始于此。

其四，當時寧夏畜牧業生產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人民生活。如農牧民所飼養家畜禽羊、豬、雞、鴨等[3]（第101頁）， 不僅為他們提供肉食品，羊毛、羊皮可制作棉衣[15]，更成為他們經濟收入的重要來源。家畜或畜產品的出售、以物換物，也有助于農牧民維持生計。

同時，近代寧夏畜牧業經濟的恢復和初興，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寧夏地方當局的經濟、軍事實力。當時各種畜產品的出口貿易，完全為寧夏地方當局控制的寧夏銀行及富寧公司所壟斷，并連年從中獲得巨額利潤。另據時人所見，第十七集團軍基本上為騎兵，這至少說明軍隊中馬匹的配備較多。這些均成為寧夏地方當局維護及鞏固其在寧夏統治政治基礎。

如上所述，我們指出寧夏畜牧業經濟建設緩慢走向近代，根據上述史實指出近代寧夏畜牧業經濟的重要作用，絕不是過高估計寧夏畜牧業經濟性質及作用。我們應該看到，盡管與同期西北其他省區畜牧業相比，寧夏畜牧業建設水平與科技應用層次較低。如在30年代中期，國民政府有關部門即在甘肅省設有畜牧改良場、軍牧場兩處，有各種良種牛、羊、馬、驢約共計1800頭。[1]（第90輯第589-590頁）1941年，國民政府農林部先后在陜西省設立第一役馬繁殖場，另設配種站二處，免費為民馬配種。[1]（第102輯第145頁）另在青海專門設立獸疫防治處。但是，傳統的寧夏畜牧業經濟畢竟已含有包括科技因素在內的近代經濟成份。這是不以當時統治者的意志為轉移的。

當然，當時寧夏畜牧業經濟建設的近代化程度較低。從總體特征看，當時寧夏畜牧業生產仍比較落后，基本上仍處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態。其中有的飼養方法照沿舊習，如當時“農村一般農民，對于家畜衛生類多不事講求”，對其所養牲畜廄舍也不事打掃，設計也不考慮陽光照射、通風干燥等，致使其中陰濕、污臭，因而牲畜易染疫病乃至死亡[12]（第70頁）。加上游牧區仍是游牧生產方式，均不重視貯備冬草，補充飼料，造成嚴重生產損失[16]。說明當時的畜牧行政管理部門對良好飼養方法倡導不夠。另外，畜疫防治效果也欠佳。如對牛肺疫的緊急預防措施即屬不力[3]（第108頁）。而對發生嚴重疫病之牲畜，則更難以治療。其中牛瘟時有發生，致使牛之死亡率達到相當高的程度。據調查，1938年賀蘭縣通昌牛瘟死亡率竟達90%。[12]（第70頁）說明當時對牲畜嚴重疫情幾乎無法控制。而寧夏地方當局為獲取巨大經濟利益，又對寧夏畜牧業采取掠奪政策，最終致使近代寧夏畜牧業經濟很快走向衰落。盡管如此，但我們仍應該看到近代寧夏畜牧業經濟中所具有的新因素及其歷史作用。

張天政，1962年生，男，漢族，寧夏鹽池人，寧夏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復旦大學歷史學系2001級博士生，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經濟史及寧夏近代史研究。

[1]秦孝儀.革命文獻[Z].臺北，1978.

[2]寧夏省政府秘書處.十年來寧夏省政述要[M].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

[3]寧夏省農林處.寧夏省農政七年[M].1946.

[4]寧夏回族自治區畜禽疫病志編寫組.寧夏回族自治區畜禽疫病志[M].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

[5]甘肅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甘肅文史資料選輯·16 [M].甘肅人民出版社1983.

[6] 農林部西北羊毛改進處寧夏推廣站舉辦中寧一、二、三、四、五鄉綿羊比賽會報告(1946—1947)[A].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南京國民政府農林部西北羊毛改進處檔案[Z].檔案號四一三671.

[7]寧夏回族自治區文史研究館.寧夏文史·2[J].1986.199.

[8]寧夏省農林處工作報告(1944年) [A].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國民政府教育部檔案[Z].檔案號五（1）699

[9]寧夏推廣站同羊父系淤灘母羊系雜交試驗第一代結果報告(1946—1947) [A].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國民政府農林部西北羊毛改進處檔案[Z]，檔案號四一三671.

[10]張載澤.寧夏省灘羊產區訪問記[J].西北畜牧，1943(2).

[11]傅作霖.寧夏省考察記[M]. 南京:正中書局1934.

[12]寧夏省政府.寧夏資源志[M].1946.

[13] 寧夏農業地理編寫組.寧夏農業地理[M].北京:科學出版社，1976.186

[14] 郭榮生.中國省銀行史略[A].沈云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19[Z].臺北.文海出版社1988.164

[15] 葉祖灝.寧夏紀要[M].南京.正論出版社1947 .56.

[16] 徐旺生.近代中國牧草的調查、引進及栽培試驗綜述.中國農史.1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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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關于該時期寧夏畜牧業經濟的研究，僅見胡平生著《民國時期的寧夏省（1929-1949）》（臺灣學生書局1988年版）一書，有關物產一章中，對寧夏畜群結構及畜產品種類有所提及；寧夏回族自治區畜禽疫病志編寫組編《寧夏回族自治區畜禽疫病志》（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基本上記述解放后的有關情況，僅在大事記中零星羅列20世紀三四十年代發生的畜禽疫病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