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工業革命浪潮中，英國毫無爭議地成為了世界紡機業的霸主。德國紡機業的全面起步開始于19世紀中期，主要集中在萊茵河低地和Swabian地區的Saxony-Thuringen。受當時的工業基礎和技術水平的限制，民族紡機工業還主要依靠英國和法國等紡機強國的技術輸出。20世紀初，英法等紡機強國逐漸感到了來自德國的競爭壓力，開始有意識地控制向德國輸出先進的紡機制造技術。在這種情況下，德國開始尋找模仿基礎上的自主創新之路，并形成了以原東德的德累斯頓地區為中心的紡機生產基地。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德國紡機業的國際競爭力已經顯著提高，可以和英國、法國等紡機強國進行面對面的較量。由于德國在勞動力、工業基礎、制造業體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競爭優勢，因此，德國生產的紡機設備開始在國際市場上嶄露頭角，到30年代后期，全國45%左右的紡機設備出口到世界各地。

戰后初期，受到戰爭重創的德國紡機業又不得不面臨東、西德分離的困境，英、法、美等老牌紡機強國重新登上了國際紡機市場的領先位置。與原東德相比，戰后初期的西德紡機業基礎十分薄弱。不過，值得慶幸的是，原東德累斯頓地區的工程師、技術骨干和熟練工陸續來到紡機業基礎薄弱的原西德創業。新建設的紡機企業主要集中在老工業基地魯爾地區的杜塞爾多夫、斯圖加特等地。僅僅過了十余年，德國（此指原西德）紡機業就在60年代重新崛起，并奪回了原有的國際市場份額，此后一直穩居國際紡機業的排頭兵位置。

德國紡機業能夠在戰后很短的時間內恢復元氣并迅速提升其國際競爭力，除了紡機業自身的努力因素外，還有一些重要的外部原因不可忽視：一是在戰后歐洲經濟重建和世界經濟長期景氣的大背景下，紡織服裝業市場需求（德國、歐洲乃至全球市場）持續旺盛，紡機訂單不斷，客觀上為德國紡機制造業提供了良好外部空間；二是德國馬克與美元等國際通貨相比處于比較明顯的“競爭優勢”地位，長期堅挺的美元也使得美國紡機業飽受來自德國、意大利等低匯率國家紡機制造業的挑戰；三是與紡機業緊密相關的制造業如化學、電子、鋼鐵、機械等部門在戰后初期的迅速成長壯大，客觀上也為紡機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產業配套環境；四是英國和法國等老牌紡機強國的制造業在戰爭中受到重創，使得戰后初期主要紡機制造國基本上處在同一個起跑線上；五是以艾哈德為核心的戰后第一屆政府在國民經濟恢復、重建，以及建立競爭性市場經濟體制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從時間上看，德國紡機業的恢復與成長與德國國民經濟的快速崛起基本上是同步的。

目前，無論是從產值、市場份額還是從技術、品種和質量水平上看，德國紡機業都站在全球紡機業的最前沿。自1957年德國以紡機出口占世界市場份額24%的成績超過英國而首次登上世界紡機業霸主地位以來，一直穩坐世界紡機業的頭把交椅。特別是1968年以來，德國紡機業始終以占全球貿易額30%以上的業績領先主要競爭對手。今天，全德國130多家主要紡機設備制造商（大多為德國機械制造商協會VDMA紡機分會的會員）雇傭了約36800員工，年產值約39億歐元，出口37億歐元，占總產值比重高達94%。2000年德國紡機設備的主要出口市場為歐洲、亞洲和北美，分別銷售了15億歐元、11.5億歐元和4.9億歐元，增速分別為21.5%、29.7%和下降1.3%，亞洲成為增長最快的區域市場。從出口國別和地區來看，美國、土耳其、意大利、中國等國家和地區是最主要的出口市場（參見圖）。從出口設備類別來看，零部件占29.8%，紡紗機占21.7%，針織、織襪機和簇絨機占18.7%，后整理設備占16.3%，織機占13.5%。

二、德國紡機業競爭力形成與提升的基本經驗

紡織機械制造業是典型的裝備制造業，也是德國競爭力最強的制造業門類之一。應該說，戰后德國紡機業的迅速崛起并長期保持極強的國際競爭力是一系列主客觀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總的來看，德國紡機業的強盛得益于以下一系列重要經驗。

第一，開放與競爭性的市場體制。這是一個極易被忽視的因素。如果說創新是德國紡機業的靈魂，那么，開放與競爭性的市場體制則是德國紡機業的基石。歷史和現實地看，德國紡機業的興起、發展壯大和競爭力提升都是在開放和競爭的市場體制環境下完成的。沒有高昂的進入門檻，沒有行政性壟斷、區域性壟斷和經濟性壟斷，沒有嚴格的貿易和投資保護，沒有政府的財政補貼，沒有價格歧視和價格聯盟，沒有混亂的競爭秩序，這些因素的綜合效應就是德國紡機業的長盛不衰。實際上，不僅僅是德國，世界上其它紡機業發達的國家，如瑞士、意大利、日本、比利時、荷蘭等國家，其紡機業競爭力的形成和持續莫不是市場良性競爭的結果。

第二，不斷提升的技術創新能力。強大的技術創新能力是德國紡機業核心競爭力之所在。同中國紡機業一樣，德國紡機業也是從引進國外先進技術開始起步的。所不同的是，德國紡機業能夠成功地發展出一整套有效的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和創新體系，而不是陷入“引進——落后——再引進”的低水平“技術引進陷阱”。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德國紡機業的技術創新體系是在開放與競爭的體制環境下形成的，而不是靠政府提供貿易與投資保護形成的。在競爭性的市場體制下，德國紡機企業不僅要面對國外強勁競爭對手的競爭，還要面對國內競爭對手的挑戰，只有不斷地創新，增加技術創新投入力度（德國紡機企業研發投入強度通常高達20%甚至更高），形成獨特的“技術高地”，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生存和壯大。在技術進步過程中，企業始終是創新主體和驅動力，而政府的作用則十分有限。今天，德國紡機業已經廣泛使用了“虛擬現實技術”來提高研發和生產效率，大大降低了研發和制造業的周期、成本和風險。

第三，高度專業化和協作化的生產組織方式。從技術經濟角度看，紡機制造業與汽車制造業不同，它的產品線更寬，產品類別和技術需求千差萬別，以織機為例，包括無梭、有梭、噴氣、噴水、箭桿等許多細分產品，而每一種產品又有幾十種型號，這些細分產品由于工作原理和核心技術差別很大，通常很難共享一個或若干研發和制造平臺。因此，每一個紡機企業實際上很難形成覆蓋面很廣的產品線，只能專注于一個或幾個最具競爭力的細分產品的生產和研發，這就是為什么德國紡機企業通常呈現出很高的專業化水平，而不像我國的中紡機集團和太平洋集團那樣能夠提供全系列的成套產品（這并不意味著德國紡機企業不能生產成套產品，實際上，產品的成套化可由用戶提出具體技術需求和技術參數后，由專業化的工程公司將不同紡機企業生產的產品進行成套組裝）。實踐證明，在紡機制造領域，“小而精”比“大而全”更有競爭力。如德國賜來福在全自動高速氣流紡紗機、特呂茨勒公司在長絨棉紡紗、多尼爾公司在噴氣織機、巴馬格公司在高速卷繞機、紐馬格公司和吉瑪公司在短纖維生產線等領域，都是專業領域內的翹楚。此外，德國紡機企業在堅持高水平專業化生產的基礎上，還注重高水平的外部協作與產業配套，除了體現本企業核心技術的關鍵件外，其它能夠標準化生產和外部配套的產品則盡可能地通過市場化采購來解決，這樣不僅可以最大限度地分散市場風險，而且可以集中企業優勢資源進行關鍵技術的研發。從全球制造業來看，傳統的“縱向一體化”模式已經不能適應目前技術進步速率更快、知識和資產專業化程度更深、生產靈活性更強的發展趨勢，“業務外包”（Outsourcing）正在成為一種重要的供應鏈管理模式。

第四，全球化和本土化并舉的產業發展道路。不能否認，德國紡機業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當時本國紡織業（紡機業的下游產業）的旺盛需求。然而，真正使德國紡機業維持長期興盛的根本動力卻來自于德國本土以外的市場需求。實際上，不僅是德國紡機業，世界許多裝備制造業強國都面臨著本國市場的增長空間受限，而下游產品的市場重心向低制造成本國家和地區轉移的大趨勢（如德國的煙機制造業和印刷機械制造業，瑞典的森工機械制造業，瑞士的紡機制造業和美國的發電、配電設備制造業）。德國紡機業的經驗告訴我們，解決本國市場狹小和市場重心轉移的根本出路在于走全球化和本土化相結合的道路。全球化(globalization)意味著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包括生產的全球化、采購全球化、研發的全球化、管理的全球化、營銷的全球化和人力資源的全球化。而與全球化相適應的另一個重要趨勢就是本土化（localization），它意味著企業只有在最靠近目標市場的地方組織現地生產、現地銷售、現地服務和現地研發，才能在當地市場上取得競爭優勢。實際上，德國紡機業近年來已經順應全球化趨勢，特別是紡織服裝業的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的大趨勢，先后在中國、印度、巴基斯坦等國家和地區設立生產基地和銷售、服務機構。

第五，產業集群式發展，形成技術擴散與互動的良性機制。產業集群是世界許多制造業強國形成和保持競爭力的一種重要的產業組織方式。正如著名學者邁克爾·波特所言，“當產業集群形成時，一個國家無論在最終產品、生產設備、上流供應及售后服務等方面都會有國際競爭的實力”（參見邁克爾·波特（1990）《國家競爭優勢》，中文版2002年，華夏出版社）。德國紡機業之所以長期保持強有力的競爭實力，不能不說與產業集群式發展的組織模式密切相關。德國紡機業19世紀中期的興起主要集中在萊茵河低地和Swabian的Saxony-Thuringen地區，而戰后的勃興則主要依靠杜塞爾多夫、斯圖加特、法蘭克福等地紡機業的快速發展。今天，德國紡機企業基本上形成了以杜塞爾多夫、科隆、斯圖加特、法蘭克福、德累斯頓和慕尼黑為核心的五大產業密集區，集中了全國70~80%的紡機企業。產業集群式發展的好處是很多的，其中一個重要益處就是技術與知識的擴散。紡機企業密切地分布在同一個或相鄰的地區，便于改進技術和產品，促進技術交流和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