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計信息披露管制的經濟分析
呂曉梅
關健詞:會計信息披露;管制;外部性;公平目標
“會計信息是具有一定的經濟后果的”(zeff,1978),它是各類會計信息使用者賴以決策的重要依據。決定會計信息披露質量的關鍵在于披露是否真實可靠,披露是否充分及時以及披露的對象之間是否公平。本文試從會計信息披露管制形成的歷史分析入手,從信息經濟學和管制經濟學角度分析會計信息披露管制的成因、目標及管制方式,探討我國現階段會計信息披露管制的有效方式。
一、多層次會計信息披露管制體系的形成
會計信息披露管制源于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委托代理關系形成。會計信息披露制度可以追溯到15世紀意大利的短期海外冒險合伙貿易,每次航海交易結束后,執行合伙人必須向投資合伙人披露相關帳目并結算損益。合伙制企業盛行后,越來越多的合伙人之間的利益關系需要協調,因而合伙企業在客觀上需要一個與任何一方均無任何關系的第三者對合伙企業進行監督和檢查,這個第三者必須具有良好的會計知識和社會信譽。因而16世紀意大利商業城市中相繼出現了一大批專業人士專門從事查帳和公證,并逐漸形成了世界上第一個會計行業協會。合伙制企業的出現決定了會計信息披露的必要性,合伙制企業生成的會計信息首先必須合乎行業規范,否則不予認可,因此會計信息披露首先遇到的管制是會計行業的自律性規范。
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逐漸分離,公司制企業出現。在契約關系約束下,會計信息由企業經營者生產并交付企業所有者使用。由于所有者數量有限,所有權相對比較集中,因此會計信息披露的對象也非常有限。17世紀,法國社會經濟不景氣,大量企業破產倒閉,引發債務風險空前爆發,企業倒閉所牽涉的債權人遠比股權人廣泛、因而法王路易十四簽署了世界上第一個商業法典-《商業大法》,國家開始以法律的形式介入會計信息披露管制,要求企業必須同時向債務人披露相關會計信息,從而在法律地位上確認了企業會計信息披露的責任-即會計的“報告責任”。股份公司產生之后,股權所有者更為分散,而且隨著交易復雜程度提高、會計信息生成的專業化水平提高,股權所有者了解會計信息、直接監督企業經營的成本進一步加大。1720年,英國南海事件引發英國股市全面崩盤,《1720年肥皂泡沫法案》由此誕生,確立了會計信息公開披露的雛型。1844年英國《公司法》出臺,該法律要求創辦的股份公司應承擔特定的公共責任;1911年的美國德克薩斯州“藍天法”也同樣規定股份有限公司有義務公開披露會計信息。直到1929年之前,會計信息披露的管制還是以行業自律性規范和相關法律為主,然而在自律性行業規范和相關法律之間還存在大量的真空地帶。
1929年發生的經濟危機對美國乃至世界經濟產生巨大影響,會計信息披露問題備受關注。adolph Berle&Gardiner Mean9認為由于會計標準不具剛性,而法律又未對其施加任何具體限制,所以董事會及其會計師可以在有限的范圍內盡其所能地組合數字。1933年美國成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作為一個獨立的管制機構進行會計信息披露管制,并授權美國會計師協會制定會計準則,填補了自律性行業規范和相關法律之間的空白,至此行業自律性規范管制、準則(制度)管制、法律管制的多層次會計信息披露管制模式形成,并相繼被其他一些國家所借鑒。而在英國,會計信息披露管制則是通過高度自治的民間會計組織制定會計準則來加強規范會計信息披露,公司法只規定了會計信息披露管制的總體框架,對于會計信息管制的內容格式等政府并不加干涉。英美模式成為兩種截然不同的會計信息披露管制模式的典型。
二、會計信息披露管制的理由
1.會計信息的外部性決定了會計信息披露需要管制
會計信息是一種具有外部性的商品。“外部性”是指當個人和廠商對一種行為直接影響到他人,卻沒有給予支付或得到補償(斯蒂格勒,1999)。其中支付實質上就是指外部成本內部化,得到補償實質上就是指外部收益內部化。外部性有正的外部性和負的外部性之分。公開披露會計信息基本上屬于正的外部性發生,企業在履行受托責任向股東和債權人披露會計信息的同時,其他相關信息使用者也可以免費得到這些信息,他們可以搭便車而無需另外支付費用,從而使整個社會受益。外部性的極端例子就是公共物品,公開披露的會計信息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質,主要體現在二個方面:非對抗性,公開了的會計信息并不因為增加了一個信息使用者而影響其他人對同樣信息的使用效用;非排他性,會計信息一旦公開就很難把不付費使用的人排除在外,或者說排除的成本很高。公開披露會計信息的公共物品特性使得信息生產的外部收益很難內部化,在競爭市場中企業沒有足夠的動力披露足夠的會計信息,他只會生產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的會計信息量(當然不排除企業有自愿披露的動機),因而僅僅依靠市場會造成會計信息供給不足。要解決會計信息供給不足,要么由政府對會計信息生產單位補貼使社會效益內部化,要么由政府強令其生產足夠的、符合一定標準的會計信息,當今,世界上通行的模式一般是強制性的會計信息披露。
2.會計信息的時效性決定了會計信息披露需要管制
會計信息的特殊性表現在它是一種時效性極強的信息商品。會計信息首先是一種產品,它凝聚了人類無差別勞動,因此會計信息生產的成本需要得到補償;其次會計信息被使用者使用時,它已經完成了產品到商品的驚人一躍,正如商品說明書是商品的一部分一樣,與某股票相關的信息同樣也是該種股票的一部分,其價值已經包含在該股票的價格之中了,因此會計信息是商品可以用于交換這是毫無疑問的;再次,會計信息商品是一種具有經濟后果的時效性極強的信息商品,一旦過期即使再可靠也變得毫無用處。會計信息的時效性決定了會計信息商品化的個別契約成本極高,是一般會計信息使用者難以承受的。假定會計信息商品產權明確,要獲得時效性強的會計信息商品,會計信息使用者要么與會計信息生產者簽訂長期合約,要么必須不斷地與會計信息生產者簽訂短期合約。如果簽訂的是長期合約,一旦會計信息使用者發現該企業不值得投資而退出時,它還必須承擔長期合約的付費,因此除非是有超額的回報足以彌補時間性風險,否則長期合約難以達成;如果簽訂的是短期合約,由于投資者眾多以及合約的不完備性,契約的成本將高得難以承受。因此會計信息即使是一種商品,它也很難單獨進行商品化交易,因而需要通過各種形式的管制來強制會計信息披露。
3.會計信息的自然壟斷性決定了會計信息披露需要管制
由于會計信息的其他來源不存在或者雖然存在但獲取成本太高,因此會計信息生產者-經理人壟斷了會計信息的供給。雖然經理人迫于解除受托責任或者受到“聲譽模型”的激勵有自愿披露會計信息的動力,但由于會計信息的外部性使得會計信息供給不足,而且經理人可以憑借其會計信息供給的壟斷地位限制會計信息的生產,加劇會計信息供給不足來抬高會計信息的使用價格,從而造成交易成本提高,社會資源浪費。根據Glosten and Milgrom(1985)建立的模型,把證券市場的參與者分為三類:專家(造市者)、知情投資者和流動投資者。從信息掌握情況來看,知情者最具有信息優勢,流動投資者最次;從造市能力來看,專家最優,流動投資者最次;從流動能力來看,流動投資者最優,專家最次。如果沒有管制則很容易形成專家和知情投資者(即會計信息生產者)串謀牟取高額利潤,流動投資者知道這種信息不對稱存在就會退出市場,從而導致市場失靈和市場萎縮,因而通過會計信息披露管制來減少交易中的信息不對稱是必要的。
基于以上分析,會計信息商品本身的特殊性和所具有經濟后果的重要性使得會計信息披露管制成為必需,雖然管制會帶來一些管制的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但管制畢竟是市場資源配置優化的必要條件之一,是一種次優的選擇。
三、會計信息披露管制的目標
1.公共利益目標與俘獲理論
公共利益論認為會計信息披露管制的目標是為了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政府權威或管制主體被假定是代表公眾利益的,可以在管制成本和管制的社會效益中取得均衡來確定會計目標,以此改善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效率和效果。然而“公共利益”一詞本身就含義不明,根據阿羅的不確定性理論,在競爭市場的價格機制作用下,可以通過供需均衡點去發現集體社會偏好,實現社會資源有效配置;一旦價格機制失靈或被廢除,就無法確定集體社會偏好,管制效果評判失去了標準,因而最優化的管制政策難以達到。俘獲理論更是認為,政府或者其他管制主體其本身也可以看作是一個利益集團,他們既要維護自身利益最大化(如提高權威或政治影響等),又要均衡各大被管制利益集團的利益,因此不管是政府或是民間的管制機構均面臨著各種利益集團的尋租行為,管制政策的決定最終取決于各方利益集團尋租活動的力量對比。因而本文認為,公共利益論不足以成為會計信息披露管制的目標。
2.公平目標
“公平目標”由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巴魯科里維教授(Lev,1988)提出,他認為會計信息披露管制的目標應當在于會計信息分布的對稱性,會計信息披露對象之間獲取會計信息的事前機會應當平等。“由于信息不對稱而導致資本市場的不平等競爭現象確實時有發生,這種不平等現象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后果,如造成高交易成本、市場低迷、證券流動性差以及交易利得降低,從而有必要對會計信息披露進行管制,管制政策必然以市場公平為導向”。公平目標實質上是量化了的公共利益觀,它使得會計信息披露管制目標實現更具有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