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積極推進服務經濟轉型

據世界銀行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服務業就業占全部就業的比重，大多已超過70%，發展中國家這兩大指標的平均水平為45%。也就是說，世界發達國家已經形成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發展中國家則正在形成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中國發展服務經濟是大勢所趨。

當前，全球經濟進入又一輪周期性調整，這預示著新一輪生產性服務發展契機的出現。歷史證明，經濟周期與生產性服務市場發展之間有著某種必然的關聯。始于2007年的次貸危機極有可能導致又一次經濟觸底，并帶來新的生產性服務市場發展機會。日益融入全球經濟的中國正應該抓住這一契機。

中國發展服務經濟潛力巨大

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包含服務產出、服務業就業、服務消費、服務貿易、服務業投資五大主要經濟活動。對比發現，中國在服務經濟五大主導組成部分的指標都偏低。

2007年，中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41%，略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中國服務業就業人口占全國就業人員的比重為32.4%，遠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見圖1) 。

中國的服務消費水平也偏低。2006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服務性消費支出占全部消費支出的比重僅為28.1%，遠遠低于發達國家以及同類發展中國家的水平。中國是商品貿易出口大國，但是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的發展極不平衡，2007年中國服務貿易出口額占總出口額的比重僅為6.8%，不到世界平均水平20.9%的一半。過去20年，中國服務業利用外國直接投資較少，僅為總量的20%?30%，遠低于制造業吸引的外資。

以上統計數字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服務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而換一個角度思考，這些數據同時意味著未來中國發展服務經濟的巨大空間和潛力。

發展服務經濟的預期收益

過去數年內中國服務業一直在快速發展，但傳統的制造業仍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大量的勞動力還沒有從土地上釋放出來。發展服務經濟可以改變中國產業結構的落后現狀，改變三大產業的結構比重，降低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增加城鎮勞動力就業，實現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

降低能源消耗，減輕環境污染：中國制造業比重偏大，其能源消耗比例也大。能源消耗隨之帶來污染問題。相比而言，服務業資源消耗少，是節能產業。從世界平均水平來看，制造業能源消費強度比服務業高六倍之多。不僅如此，服務業環境污染小，是減排產業。據南京市統計局發布的數據，南京市服務業每創造萬元人民幣增加值所造成的煙塵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僅為制造業的4.8% 和3.2%。服務業在減少能耗和污染方面的優勢有助于實現中國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

增加工作崗位，緩解就業難題：據統計，2003?2007年間中國城鎮新增崗位數有超過8成來自服務業。服務業歷來是大量吸納大學畢業生就業的領域。2007年美國大學生有超過80%進入服務行業就業。在歐盟國家，2008年的畢業生有至少75%進入服務行業就業。中國的情況也類似。

帶動中國制造業結構升級和轉型：中國制造業的服務化水平很低，97.8%的中國企業都是制造驅動而非服務驅動，以致企業普遍受到產品同質化、利潤率不斷下降和消費者需求日益嚴苛的挑戰。

向服務轉型有助于中國制造業企業應對上述挑戰。

首先，制造業企業發展基于產品的增值服務或以服務為導向的解決方案，可以增加產品難以復制的差異化優勢，全面提升客戶的體驗，從而擺脫單純的價格競爭，鞏固甚至增加產品的市場份額和開拓更廣、更持續的收入來源；其次，制造業企業利用在研發、供應鏈、銷售等價值鏈上的運營優勢發展專業服務能力，幫助客戶加強其運營和業務支持能力，從而形成新的競爭優勢，實現可持續發展。若制造業企業進而將內部化的生產性服務剝離出來，成為獨立運營的第三方專業服務提供商，則有助于制造業的創新發展和結構升級，加速中國向服務經濟轉型。

中國政府積極引導服務經濟發展方向

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發展服務經濟的世界趨勢，并著手引導中國的服務經濟發展方向。2006年，中國政府即確定了中國服務業發展總體方向和基本思路。

進入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持續擴散蔓延，世界經濟急劇下降，國外需求大幅減弱。面對相對艱難的外部經濟環境，中國政府提出當前的經濟工作要圍繞“保增長、保就業、保民生、保穩定” 這個大局，大力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

城市政府目標指向生產性服務業

服務經濟的發展和服務經濟結構的形成，與城市化進程息息相關。城市化是服務業發展的需求基礎，只有生產要素和人口聚集到相當規模，產生對生產性服務和消費性服務強大的市場需求，才足以支撐服務行業的不斷專業化和迅速發展。基于這一相關性，中國政府提出，有條件的大中城市要逐步形成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

具體到各級城市，政府部門可以分三個步驟引導和推進本地服務業的轉型和發展。

第一步：聚焦生產性服務業

什么是生產性服務？顧名思義，生產性服務是與消費性服務相對的概念。從服務對象來講，它不是直接滿足最終消費需求，而是滿足商品和服務的生產者對服務的中間使用需求，還滿足包括政府消費、出口和資本形成等對服務的最終使用需求。從服務目標來講，生產性服務業是指為保持商品和服務生產過程的連續性，為促進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和為提高生產效率提供保障服務的服務行業。

伴隨著整個產業結構向第三產業的升級，為生產者提供產前、產中和產后服務的生產性服務活動，成為制造業的關鍵性投入，也是經濟效率提高的重要動力。與制造業和消費性服務業相比，生產性服務業的利潤率和生產力更高，而且生產性服務占服務業全部產出的比重連續多年在不斷提高。例如，銀行業和信息傳輸業的平均利潤率超過10%，而制造業的利潤率卻低于4%。

先行的工業化國家已經改變了主要依靠物質資本和資源投入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轉而通過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創新不斷提高經濟效率。

第二步：選擇重點服務行業

確定了重點發展生產性服務業的大方向之后，城市政府接下來應當考慮的問題是，基于本地獨特位勢，選擇2～3個重點行業，針對性地制定差異化的發展戰略，切忌“一窩蜂”和“原樣照搬”的想法和做法。決策部門首先要對本地位勢有客觀中立的認識。

城市的總體位勢包括人才狀況、產業基礎、地理位置、基礎設施和城市環境等衡量因素。在這五大影響因素中，前三者對城市發展生產性服務業起著決定性作用 (見圖2)。

一個城市的總體位勢優越，其經濟發展水平也就越高，服務業的發展潛力也越大。城市的總體位勢是政府決策部門制定服務發展戰略的根本出發點。不同類型的城市在具體應用時側重點略有不同。對于總體位勢較優的城市，它們的行業選擇范圍相對較大。當地政府需要仔細甄別唯我獨有的優勢，以便制定差異化的服務戰略，有效推動城市經濟向服務轉型。對于總體位勢欠佳的城市，它們發展服務業起點相對較低，當地政府要加強戰略引導，同時敦促城市各機構共同提升某一位勢，如注重人才培養，從而增添發展某類服務業的信心和后勁。對于總體位勢明顯優越，服務業超前發展的城市，當地政府在制定服務發展戰略時則需著眼未來，通過創新的鼓勵政策和激勵措施推動服務業的產業升級和長遠可持續發展。

選擇重點發展的服務行業時，城市還應當考慮到所處城市群的產業集群效應。現代的城市不是孤立存在的個體，它與周邊的城市組成高密度、關聯緊密的城市群體，群內的人力資源聚集度和產業聚焦度相當高。在這樣的城市群內，由眾多企業個體組成的產業集群可以產生外部經濟效應、交易成本的節約、協同效應以及學習和創新的效應等集群效應。從產業集群的視角選擇重點發展的服務行業，可以幫助城市充分發揮集群效應，增強企業的競爭力并提升產業的競爭力，進而促進整個城市群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城市的總體位勢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能否吸引潛在服務業投資，而這是擺在城市政府面前的最大挑戰之一。如何吸引真正適合城市服務經濟發展需要的投資？先發制人的城市政府會首先確定所在區域的產業集群優勢，然后圍繞這一集群優勢提升總體位勢。同時，城市政府需要改變思維定勢，不再固守已有的集群優勢，而是通過改進教育環境、人才發展，加大技術研發投入等方式來擴大和拓展原有的集群優勢，以吸引新的投資者。

第三步：彌補差距，構建長期競爭優勢

如前文所述，中國服務經濟發展水平總體不高，而且，各城市服務業的發展水平和發展速度很不均衡。經過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我們發現中國城市普遍存在以下六個方面的差距。這些差距阻礙了城市生產性服務業的健康快速發展。

1.結構性人才短缺。雖然是人口大國，中國的結構性人才短缺問題相當突出，缺乏復合型中高端人才(既懂技術又精通外語、管理的全方位人才)和適用性技術人才(例如編程熟練的基礎程序員)；服務業教育和培訓力度不夠，缺乏財政、稅收、信貸等手段支持。據國家發改委統計，中國近50%的高端服務行業職位招不到足夠、合適的人才。與此同時，2008年中國近150萬大學畢業生不能實現就業，大學生的失業率超過12%，是登記失業率的3倍左右。如果接受適當的就業培訓，這些大學生就有可能填補這些服務行業的職位空缺。

2.指導和鼓勵政策缺乏。各級政府對服務業發展的規律認識不足，缺乏相關配套政策或措施，現有政策針對性不強、可行性不夠；政府繼續“偏愛”制造業，以致制造業企業為了享受更大政策優惠而不愿將內部化的生產性服務剝離出來，比如生產物流；已有的針對服務業的優惠政策門檻過高，中小服務業企業在市場準入、信用擔保、金融服務、人才培養等方面獲得的政府扶持不夠，創業和創新的積極性不高。

3.基礎設施不完善。大多數城市缺乏完善的IT基礎設施和配套的應用平臺，不能完全滿足(中小)服務企業開展業務的需要。北京的寬帶覆蓋率為55%，遠遠低于倫敦、紐約和東京的平均覆蓋率80%，中國其他二、三線城市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4.政府公共服務的可用性和可及性差，供給效率低下。中國城市的人均政府財政支出普遍較低，政府對公共服務領域的資源投入不足；行政審批項目和環節過多，工作較率低；政府職能部門分散、數據和流程管理孤立，缺乏協作；政府部門沒有充分使用先進的信息化手段提供公共服務。例如，上海企業的平均清關時間為8.7天，而韓國為5.3天，比中國快1/3。

5.生態協作系統不健全：全民缺乏先進的服務意識和服務理念。消費者及客戶尚未完全認可第三方服務的價值；服務的標準化、規范化與誠信度不足；政府、企業、行業協會及市民之間有待建立良性可持續的協作關系。

6.城市環境缺乏吸引力。許多城市在商業環境(如商務基礎設施、企業文化與制度等)、社會環境(社會秩序、社會保障、城鄉協調等)或生活環境(如居住、教育、保健和生態等)存在某種欠缺，降低了吸引資金和人才能力。

推進服務經濟發展

發展服務經濟的新趨勢，對中國政府特別是城市政府提出了很多新的更高的要求。中國應當從戰略的高度認識生產性服務的發展規律，充分發揮政府對市場的培育、規范和監管功能，從體制與政策、人才發展、基礎設施改進、公共服務轉型、友好環境創建、生態協作系統等六個方面采取行動，引導市場主體、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等各利益相關者協同有序地推進城市服務經濟的轉型和發展 (見圖3)。

結語

受世界經濟衰退影響，中國經濟的增長步伐有所減緩，但中國向服務經濟轉型的戰略并未動搖，相反，經濟放緩給中國政府和企業一個深挖潛力、追趕先進的機會。中國各級政府在服務經濟的轉型及發展進程中起著關鍵的引導和協調作用。城市政府需要首先制定差異化的服務經濟發展戰略，然后構建并完善城市的服務經濟體系，引導各個利益相關者協同有序地共同推進城市服務經濟的轉型，實現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本文由IBM商業價值研究院獨家提供，甘綺翠系該院院長，丘琪錚系該院咨詢經理，孫愛軍系該院高級顧問。進一步的問題或研討，可以通過gbsm@cn.ibm.com 致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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