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是世界經濟最重要的引擎，其經濟波動對全球其他國家有深刻的影響，因此美國經濟的走勢一直為全世界所關注。按照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的劃分方法，從1857年到2001年美國共經歷了31次經濟周期，其中每次周期波動的特點都有所變化。從GDP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等指標來看，美國的經濟周期變得越來越穩定，其波動的幅度越來越小(其GDP增長率見圖1)?！逼渲?0世紀80年代中期到現在持續20多年的時間沒有出現嚴重的衰退或通貨膨脹，因此這一時期被美國經濟學界一度稱為“大穩定”(Great Moderation)時期。那么美國經濟周期穩定化的原因是什么？這種穩定化的趨勢是否可以長期持續下去？美國經濟學界對這些問題進行了深入和熱烈的爭論，這些問題已經成為美國宏觀經濟學領域非常活躍的研究課題。

總結美國經濟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爭論，對于認識美國經濟周期的特點、判斷美國經濟的走勢是非常有幫助的。同時，我國的經濟周期波動也表現出了“微波化”的趨勢(見圖2)，因此這種討論對中國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本文對近20年來美國這一領域最新的有關文獻進行綜述，對各種觀點進行梳理和比較，以期推動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和研究。本文第一部分回顧了20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初美國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這一時期主要的研究對象是二戰前后美國經濟周期穩定性的比較；第二部分評述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獻，這一時期主要關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所謂“大穩定”問題；第三部分從跨國比較、公司等角度進行補充和豐富；第四部分是結論和對中國的啟示。

一、關于美國經濟周期穩定化的早期研究

曾經擔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美聯儲主席的Bums(1960)很早已經認識到，二戰以后到1959年美國共經歷了4次衰退，其衰退的程度比戰前溫和許多，他樂觀地預測美國經濟正在穩定化的方向邁進。Bums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點促進了美國經濟周期的穩定化：所得稅在財政收入中的比重逐漸提高，其自動穩定器的作用日益加強；失業保險、退休金等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可以平滑個人可支配收入的過度波動；就業結構也在變得穩定，管理人員、工程師、科研人員、財務(金融)等白領行業的就業比重逐漸加大，與制造、建筑和運輸等傳統行業相比，白領行業受經濟衰退的沖擊相對較??；“大蕭條”以后建立起來的存款保險制度等增強了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可以防止金融恐慌的擴散。與當時經濟學界的思潮相一致，Bums重視政府的干預和需求管理政策，其觀點帶有濃厚的凱恩斯主義色彩。

20世紀50—60年代美國經濟處于高速增長時期，盡管后來70—80年代出現了“滯脹”和數次經濟衰退，但是當80年代初美國經濟學家們回顧經濟周期問題的時候，基本上都認同二戰之后美國經濟周期比二戰之前穩定了，即使是扣除戰前的“大蕭條”、兩次世界大戰等特殊時期，20世紀50—80年代的經濟波動也小于1893—1940年。經濟學家們開始從各個角度對波動性下降的原因進行解釋。

Gordon(1986)關于美國經濟周期研究的論文集在歷史上有重要意義，其中有數篇文獻涉及到經濟周期穩定化問題。與Bums(1960)相似，Gordon在論文集序言中強調政府規模的擴大、逆經濟周期的調節政策、經濟結構的變化等對經濟周期穩定化的作用。Taylor(1986)采用當時比較新穎的向量自回歸模型，運用沖擊—傳導機制分析方法，認為二戰之后的外部沖擊比戰前減小了，而沖擊的擴散機制本身并沒有弱化，因此Taylor認為是外部沖擊的減小導致了周期的穩定化。這一時期一個爭論的話題是工資(價格)粘性問題，隨著工會的發展和企業規模的擴大，美國的工資(價格)的粘性在戰后有所增強，經典的經濟學教科書指出在工資(價格)粘性的情況下，名義沖擊會造成實際產出的波動，因此工資(價格)粘性是經濟波動的一種根源，但是Delong與Lawrence則認為工資(價格)粘性的增強有助于宏觀經濟的穩定，其主要論點是在彈性價格下，實際利率會劇烈波動，因此對實際產出帶來沖擊。

Zarnowitz(1992)的專著對美國經濟周期穩定化的原因做出了全面的總結，他分8個類別列出了18種可能的因素，有的因素在Bums(1960)中已經有所提及，有的在當時則是比較新穎的假說：比如信息技術的進步使庫存投資的波動性降低；公眾對國家克服經濟衰退的信心有所加強，這種心理預期有利于擺脫衰退；居民需求偏好的穩定性等等。Zarnowitz同時也對過去的一些假說進行了重新的審視，比如關于政府規模問題，歷史上國防開支對于美國克服經濟衰退有過重要作用，人們也普遍接受有政府干預的混合經濟是二戰后50—60年代美國“黃金增長”的重要原因，但是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沉重而笨拙的“政府之手”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譴責，這種觀點轉化無疑反映了新興的理性預期學派、貨幣主義等學派的主張。此外，Zarnowitz對前人強調的一些因素如個人所得稅的自動穩定器作用、社會保障、就業結構的變化、金融穩定的作用等等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且從統計

數據上給予了新的支持。

二、20世紀90年代以來關于美國經濟周期穩定化的文獻

在經歷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之后，80年代美國經過努力成功地克服了通貨膨脹的困擾，20世紀90年代美國經歷了近10年的高增長低通脹時期。weber(1997)提出和研究了美國經濟波動微波化問題。mcconnell與perez-quiros(2000)采用統計檢驗，發現美國經濟的波動性存在結構突變，突變點發生在1984年第1季度，在突變點之后美國經濟波動性顯著變小。kim與nelson(1999)的計量分析也曾得出類似的結論。正是這兩篇文獻又引發了近期美國經濟學界對經濟周期穩定化問題的熱烈探討。緊接著，blanchard與simon(2001)的研究指出美國gdp季度增長率的標準差從20世紀50年代的1.5%下降到了90年代的0.5%。stock與watson(2002)的統計檢驗也發現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22個宏觀經濟變量的波動性存在突變性下降。

那么為什么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美國經濟的穩定性會顯著增強？最直觀的一個解釋是80年代以后沒有發生70年代那樣嚴重的石油危機，或者說這種現象是好的運氣帶來的；有的學者則將這種現象歸因于貨幣政策，認為沃爾克和格林斯潘時期的貨幣政策成功地熨平了經濟波動；有的學者則側重研究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經濟”問題；有的則強調金融創新的貢獻等等，一時間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一般來講大部分經濟學家都認可上述因素從理論上有利于宏觀經濟的穩定，爭論的焦點集中在到底是哪種因素起了更主要的作用，因此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實證問題。下面分6個方面對有關文獻進行評述。

(一)外部沖擊的減弱(“運氣說”)

主張經濟周期穩定化“運氣說”的主要有stock與watson(2002)、ahmed與wilson(2004)以及blanchard與simon(2001)等，這些研究一般都采用上文中提到的向量自回歸模型，進行沖擊—傳導機制分析，把回歸模型中的誤差項看作是外部沖擊。實證結果顯示，與20世紀50—70年代相比，80—90年代回歸誤差項的方差變小了，因此就說明是外部沖擊減弱了。stock與watson(2002)的分析認為，如果將50—70年代的誤差項方差代人80—90年代的回歸模型，則80—90年代的波動性會接近50—70年代的水平。他們運用這種反擬法(counterfactual)證明經濟周期穩定化是外部沖擊的減小造成的，因此主張“運氣說”。

向量自回歸模型注重數據擬合，它以變量本身的滯后期做解釋變量，理論基礎是比較薄弱的。模型估計出來的誤差項往往很難找到與之相對應的現實沖擊。因此正如dynan等(2005)所指出的，這種分析方法盡管有所幫助，但結論的可靠性值得懷疑。cecchetti等(2006)指出從現實看外部沖擊是否減弱是值得商榷的，20世紀80年代以來拉丁美洲和亞洲先后發生過嚴重的金融危機，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破產也曾經引發巨大的金融動蕩，20世紀90年代初和90年代末石油價格也出現過劇烈起伏，因此cecchetti等認為這種“運氣說”是難以令人滿意的。

(二)信息技術與庫存管理改善

美國在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高科技領域處于世界領先水平，信息技術是“新經濟”的重要推動力量，很多學者從這個角度解釋美國經濟周期的穩定化。kahn等(2002)注意到美國耐用消費品的生產波動性有明顯下降，但是其銷售額波動性并沒有下降(或者說是最終需求的波動性并沒有下降)，因此認為信息技術和市場預測技術的改進使廠商可以預先應對市場的波動，平滑生產，防止產出的劇烈波動。kahn等在理論模型中假設廠商有一個預

期的存貨一銷售比例，根據廠商對需求沖擊的認知程度分為“低信息”和“高信息”情形，在“高信息”情形下同樣的需求沖擊可以產生較小的生產波動。

國內學者對于“新經濟”與美國經濟周期穩定化的關系也有一些討論，如宋玉華(2002)、陳繼勇和彭斯達(2003)等等，他們指出在新經濟條件下，投入要素的知識化使得經濟增長對自然資源的依賴程度降低了；管理的網絡化和生產組織的柔性化(比如just-in-time式的庫存控制方式)使廠商可以快捷地應對市場需求。這些因素都有利于宏觀經濟穩定。

(三)產業結構演進與宏觀穩定

如果經濟結構中波動性小的成分占的比重增大了，就會帶來整體經濟的穩定。這種關系在早期有所討論，最近的文獻在這個問題上出現過一定的分歧，如blanchard與simon(2001)按照支出法gdp(投資、消費、政府開支和凈出口)的分解方法，否認了結構變動對經濟周期穩定化的貢獻，認為是每個組成部分自身波動性的減小造成了整體經濟的穩定。但是eggers和ioannides(2006)從直覺上堅持相信產業結構演進對宏觀穩定的促進作用，認為過去的文獻低估了這種效應。他們按照1位標準產業分類將gdp分為10個產業，運用方差分解方法清晰地顯示，產業結構的演進對經濟穩定貢獻的比例高達50%，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波動性較大的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