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后，東亞地區掀起一股談判和締結自由貿易協定的熱潮。繼中國和東盟簽訂自由貿易區文件后，日本與東盟也簽署了《日本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伙伴框架協議》，正式啟動建立日本—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進程。比較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和日本—東盟自由貿易區在貿易地位、優勢及合作模式、面臨問題等方面的差異，對中國和日本在東亞區域經濟合作中的影響進行了全面的分析。 關鍵詞: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日本—東盟自由貿易區(JAFTA);區域經濟合作 中圖分類號:F57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18-0153-02 隨著CAFTA與JAFTA建設進程的不斷加快，其發展態勢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本文在此基礎上，將CAFTA和JAFTA聯系起來，就其差異性進行深入的比較分析。 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和日本—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比較分析 1.貿易地位不同。長期以來，日本與東盟在貿易、投資、產業合作、金融與文化等領域建立了多層次的關系，而中國在1997年金融危機后才著手與東盟建立關系。日本是東盟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和投資國，而對中國來說雙方都不是各自最重要的貿易伙伴。 1993年以來東盟與日本、中國、歐盟、美國之間的總體貿易情況。1993年，日本、美國和歐盟是東盟的前三大貿易伙伴，各自的貿易額約為當時中國與東盟貿易額的7～9倍。而從2004年開始，東盟與各貿易伙伴間的貿易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作為東盟前兩大貿易伙伴的美國和日本，其貿易額增長并不明顯，十年期間僅增長了30%～50%左右，而東盟和中國的貿易額在同一期間增長了近6倍。 東盟和日本的貿易起伏波動很大:雙方的貿易額從1995年開始下降，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下降幅度最大，雖然1999年后有所恢復和增長，但是從2000年后又開始下滑。2003年開始進入緩慢的恢復調整時期。據此可以看出，由于受本國經濟不景氣等因素的影響，日本對東盟的貿易地位相對下降。 而東盟與中國的貿易發展平穩，上升趨勢非常明顯:從1993—2000年貿易額平穩增長，只是在1997—1998年金融危機時有所下降，但是跌幅很小，并不影響總體發展趨勢。1999年后發展勢頭明顯，貿易額在三年內翻了一番。據統計，15年來中國與東盟的雙邊貿易額以年均約20%的速度增長。 東亞內部一直存在著區域經濟合作“主導國”之爭，目前還沒有一個能夠帶領和協調東亞各國進行區域經濟合作的主導國家。近100多年來，日本一直是東亞地區最強大經濟主體;1985年以來，東亞經濟形成了以日本為技術和資本領先國家的雁行模式垂直一體化勞動分工，各國對日本經濟依賴程度相當高。然而，進入新世紀，日本經濟持續的衰退不振已經大大削弱了技術和資本領先水平，其在東盟國家的投資水平也大幅度下降，難以繼續扮演“領頭雁”的角色。而中國經濟則處于蓬勃上升時期，在地區經濟中的地位與作用正迅速提升。 2.優勢及合作模式不同。中國的優勢主要在于其高速的經濟增長及其龐大的國內市場。以2005年的情況為例，這一年泰國對中國的貿易順差達到61.7億美元，上一年的貿易順差為57.4億美元，中泰貿易對泰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約3個百分點以上[1];新加坡對中國貿易順差增加14.25億美元，中新貿易對新加坡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約6個百分點[2]。日本則在資金和技術方面擁有絕對優勢。長期以來，日本一直是東盟FDI的主要來源地之一。據統計，2004年日本對東盟的FDI為25.38億美元，位居東盟吸收外來投資來源地的第三位[3]。東盟還是日本政府發展援助(ODA)的最大受益者。在最近十年中，對東盟的ODA占日本雙邊ODA的30%左右。 從合作模式上分析，CAFTA是發展中國家之間組成的南南水平型區域合作模式，屬于水平型國際分工，相互之間更具競爭性。以中國和東盟的制造業為例，資源稟賦、氣候、飲食習慣以及風俗文化相似、經濟發展水平相近使得雙方在傳統的資源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制造方面均具有比較優勢，比較優勢產品的重疊性導致各國出口商品結構的雷同和區內出口的激烈競爭。例如，中國與泰國在橡膠輪胎、帽子及頭飾、玩具、鞋履、水泥及裝配式建筑材料出口方面，中國和印尼在茶、薪柴及木炭、香料、非結塊煤、完全或主要用紡織原料制的制成品出口方面，中國、馬來西亞和泰國在皮革或合成皮革制品、鞍具及馬具、無酒精飲料、首飾出口方面都存在激烈的競爭。尤其是在各類服裝、鞋、帽、家具及其零件、木制成品等中國和東盟主要成員國都具有明顯比較優勢的大宗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方面，除了新加坡之外，各國之間的競爭尤為激烈[4]。近幾年，中國制造業的發展迅速，國際直接投資也達到了創紀錄的規模，甚至有人開始把中國稱為“世界工廠”。然而我們應該認識到我國的制造業競爭力方面還存在很多問題。首先，中國和東盟國家制造業結構的相似性并沒有改變，在層次上也沒有拉開差距。其次，中國經濟以及制造業的迅速發展的同時，工資水平也在上升，勞動力成本的相對優勢在減弱。第三，經過金融危機后的調整，東盟制造業的發展潛力仍然很大，未來的競爭力優勢不容忽視[5]。 而對于JAFTA來說，日本是發達國家，同時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JAFTA屬于南北垂直型合作組織。因此，日本與東盟之間的貿易互補性很強。日本擁有先進技術和成熟的制造業， 以2004年日本對東盟的出口為例， 出口最多的前二十種商品幾乎都是機械設備、金屬和化工制品等知識、技術密集的高附加值產品，所占比重超過60%[4]。而技術相對處于劣勢的東盟，對日出口的產品，如紡織品、金屬制品和木制品等，大多屬于勞動密集或原料密集型產品，技術含量小，產品附加值低;即使是占東盟制成品出口主要部分的機械設備，也與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日本等國對東盟制造業的直接投資密切相關。1985—1989年，日本對東盟直接投資最多的是機械制造業，同期東盟機械設備的出口占全部產業出口額的比重由8.5%增加至22.5%，制成品出口比重由29.4%上升到51.8%。從分工格局來看，20世紀七八十年代， 東盟的紡織品、金屬制品等勞動密集型或材料密集型產品與日本的機電等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 形成部門間的非熟練勞動與技術交換的垂直分工形式。20世紀80年代中期特別是90年代以來， 除了原有部門間垂直分工的格局得以延續之外， 東盟和日本之間的分工又深化到部門內部[6]。 3.面臨的問題與障礙不同。對于中國而言，CAFTA發展的障礙可以分為外部和內部因素兩方面。 從外部因素來講，一方面，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對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創立和發展表現出明顯的不安和密切的關注。美國官方認為，該貿易區的成立將作用于東亞地區次經濟領域內部的合作，不利于美國在該地區霸權地位的確立。日本政府擔憂該貿易區會削減日本企業對東盟的出口競爭力，丟失日本跨國公司在東南亞傳統的貿易、投資市場。另一方面，由于歷史的原因和中國經濟的日益強盛，至今東盟一些國家對中國還存在著擔憂。 從CAFTA內部來看，由于東盟的很多國家在經濟發展階段、產業結構、資源稟賦上仍與中國有相似的一面，所以在出口、吸引外資等一系列問題上存在競爭。隨著中國逐步推進經濟現代化，中國的貿易擴張將在發達國家市場中增進其競爭力，甚至會對東盟的出口產生某種替代影響[7]。 對于日本來說，JAFTA面臨的最大阻礙是開放國內市場問題。由于害怕失去農民的選票，盡管日本經濟實力強大，對東南亞國家存在大量貿易順差，但是日本政府仍拒絕開放國內農業市場。日本對大米等主要食品的進口關稅高達200%～900%，而東盟許多國家則是大米等農產品的重要出口國。在自由貿易談判中日本拒絕就農產品問題和東盟達成妥協。 二、對CAFTA發展的前景展望 1.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增強中國和東盟經濟的互補性和競爭力。為避免因雙方相似的經濟形態、產業結構和發展階段所帶來的競爭，中國與東盟都應采取積極主動的態度，調整內部的產業結構。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為避免同中國競爭，東南亞各國相繼把產業政策的重點從引進外資轉為振興國內產業。例如，馬來西亞政府不再把外國直接投資和貿易作為發展核心，而是把以國內企業投資為基礎的內需作為發展的核心，并以中等企業法人減稅政策作為鼓勵。泰國則把重點放在汽車、旅游、農業、食品和紡織品等行業。中國也有必要對本國的產業結構進行適當調整，運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提升產業結構，以進一步實現產品多樣化和差別化，減少或避免與東盟的競爭，確定一些與東盟無競爭而市場機會多、容易進行新產品開發的產業及產品作為發展重點。對此，雙方可以在現代生物醫藥、旅游業、金融服務業等戰略產業進行聯合，以提高競爭力[8]。 2.謹慎平衡中、日、東盟的關系，把東盟放在重要的地位上。以東盟為核心、小國主導、大國參與的東亞特色合作模式已經形成， 東盟不允許中日任何一方動搖其既得的領導權。中日雖然不甘心屈于東盟的領導之下， 但是更不愿意在東亞的發言權上落后于對方。在目前中國、日本和東盟三方博弈中， 誰先打破現有的三角平衡關系， 誰就會陷入四面受敵的孤立局面。 3.積極推動東亞一體化向前發展。在同一區域內， 如果出現一體化程度較高的組織， 則已經存在的較低級的一體化協議就會自動消失。目前， 東亞的區域合作還處在以東盟為軸心的“10 + 1”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階段， 如果能推動這些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交叉、疊合， 進而統一， 最終走向包含東亞所有國家的自由貿易區，那么中國、日本以及東盟將融合在同一個市場中，從而促進東亞經濟一體化的發展[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