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封建社會都存在著封建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以及與此相應的封建商品流通機構。但是，像日本這樣封建的商品流通機構如此發達和完備的現象卻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這里所謂封建的商品流通，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以封建統治階級的賦稅和地租為基礎的商品交換，二是以農民的必要生活產品為基礎的交換。

日本是一個幕藩制的封建國家，各藩國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經濟上也是與幕府相獨立的，各藩均具有能夠自給自足的產業和經濟結構，以及相對獨立的市場體系。藩領域內不能自給的原料和產品，原則上一律通過城下町、通過城下町內為作為領主的大名所特許的批發商統一從領外輸入，領內土特產品的輸出也由城下町的批發商統一進行。農民作為調劑余缺的使用價值交換（也即以必要生活價值的交換）也必須在城下町或作為城下町的派出城市的在町中為領主所控制的市場內進行。這樣，大名就在藩領域內確立了相對獨立的市場體系。這種以藩為單位的相對獨立的市場體系叫做“藩領域市場”。大約在寬文元祿時代也即17世紀初前后，各藩都確立了藩領域市場。[1][1]

但是，藩領域市場并不是一個自足的市場體系，它還嚴重依賴于中央市場。這是因為：一、大名雖然相當于西歐領主封建制當中的領主，他們所得到的貢租雖然也是實物地租，但不象西歐那樣各種生活用品按比率征收，而是以米為主，所以他們必須把米投入流通領域，以換取貨幣和其他生活用品，而商品米的最大消費地不是藩內市場，而是京都、大阪及作為幕府的城下町的江戶等幾個中央城市。二、雖然在各藩的城下町中，存在者由大名所特許的手工業者，但其數量不多，所生產的布料及其它手工業制品遠不能滿足大名和武士階級的需要，更多的手工業制品要從中央市場上獲得。如京都的西陣是當時的大名、武士和富商所消費的絲綢材料的主要生產地。三、幕府對于大名的權力尤其是經濟上的權力，要比西歐的國王對于領主的權力大得多。如幕府具有壟斷性的貨幣發行權和金銀礦的開采權；對大阪、京都和江戶等具有中央市場功能的中央城市的直轄權；要求大名每隔一年攜其家屬到江戶去住一年以防止他們謀反，也即參勤交代的權力，大名在住到江戶的時候，需要從市場上換取大量的貨幣。這些因素都促使各藩國嚴重地依賴中央市場。上述各種因素作用的結果，使得全日本從農村到藩領域市場再到中央市場，形成了一個觸角伸至農村各個角落的、非常發達和完備的封建商品流通體系，無論是統治階級還是作為被統治階級的農民都被嚴格編織在這一體系之中。而承擔這個商品流通體系的商品流通功能的，則是所謂的批發商（問屋）體系。在當時的中央城市，集中著大量批發商組織，它們或按行業或按區域組成各種批發商行會。如大阪在正德年間已有各式批發商81種16763家，[2][1]京都有各種行業批發商及國批發商397家，另有外貿批發商120家，[3][1]江戶的批發商被按照經營品種分成10組，稱作“十組批發商”。[4][1]

具有發達而完備的封建商品流通機構是日本的獨特特征。在中世紀的西歐，在封建城市中也存在著類似日本的批發商體系的商業行會，但是，其勢力僅限于城市內部，最多能伸展到城市周圍的農村地帶，離城市較遠的廣闊農村地帶只受居住在農村莊園里的封建領主統治，而不受封建城市的統治。到中世紀末期，經過一場“封建危機”以后，隨著農民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封建莊園逐漸趨于解體，農民逐漸從封建領主的統治中解放出來，形成了政治上自由、經濟上獨立的獨立自營農民——約曼農。封建莊園解體的地方，都是不受封建統治的自由地方，也是城市行會所不能觸及的地方。隨著封建莊園不斷瓦解，封建統治者的地盤越來越小。王權曾千方百計地試圖使城市的行會制度伸展到農村，但都失敗了。

中國的封建社會是一個以地主制為基礎的中央集權國家，在城市與農村的關系上，與日本相似，也是農村受城市的統治，但其統治方法不同于日本。日本幕藩封建制的階級基礎是武士階級，但武士只在政治上進行統治，經濟上的統治則由批發商代為進行。中國中央集權的封建制的階級基礎是官僚地主階級，政治統治和經濟統治都由地主階級進行，城市批發商的勢力雖然也伸入農村，但并沒有伸入到農村的各個角落。中國雖然是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但在經濟上并沒有形成一個全國統一的商品流通體系。

日本在封建商品流通體制上的特點必然要影響到它從傳統經濟向近代經濟、從封建生產方式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過渡的具體形式。

這種發達而完備的商品流通體制也即全國統一的批發商體系，對日本從傳統經濟向近代經濟的過渡產生了什么作用了呢？我們考察的結論是，它使日本在幕末時期形成了包買商制家內工業生產形式，對日本的早期工業化起到了資本原始積累的作用。在幕末時期以前，批發商一直是批發商，他們只是在流通領域活動，單純地擔負商品流通的職能，雖然也存在著通過向生產者預借資金和生產資料的情況，但這只是一種非常偶然的現象。批發商還是批發商。到幕末時期后，批發商通過對生產者進行資金和生產資料的生產前貸予，達到控制生產過程的情況，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批發商不再是單純停留在流通領域的商人資本，而是逐漸滲透到生產過程中去。批發商不再是單純的批發商，而成了一種包買商。[5] 我們把包買商控制生產過程的生產形式稱作包買商制工業生產形式。

日本自十八世紀中期開始出現以農民的剩余產品價值為基礎的農村工業，[6] 從而開始了原初工業化過程。[7] 日本絲織工業的原初工業化區有兩個：關東的桐生和近畿的丹后。它們出產的產品一方面供應農村市場，另一方面不斷地侵蝕著西陣的銷售市場，使西陣的行會絲織業陷于不斷衰退的境地。到天保（1830－1843）年代，桐生出現了不少擁有5臺左右織機、雇傭10名左右工人的集中作坊，丹后也出現個別擁有3臺織機、雇傭4～5名工人的小作坊。[8] 棉紡織工業的原初工業化區主要集中在近畿的攝河泉地區、中部的尾濃地區和關東的八王子一帶。其中最發達的是尾濃地區，中心則是鵜多須代管所管轄的42個棉紡織村。天保十五（1844）年，這42個村共有從事棉紡織生產的農戶322 家，織機1435臺，平均每戶4.5臺，若除去其中的租放機（即出租給別人使用）471臺，則平均每戶有內機3臺。[9] 其中生產規模達到手工工場水平的有四家，他們分別是小信中島村的孫次郎家（經營內機9臺）、下祖父江村的紋臧家（經營內機18臺，租放機1臺）、下祖父江村的重左衛門家（經營內機13臺，租放機12臺）和山崎村的勝右衛門家（經營內機10臺，租放機7臺）。[10] 在原初工業化的各個行業中，以棉紡織業的意義最為重大。因為棉紡織業的消費對象是廣大農民，棉紡織業中的原初工業化越是發展，意味著農民的消費水平越來越高，農民的商品經濟越來越發達，社會經濟越來越具有近代經濟的性質。世界各國的近代工業化都是從棉紡織業開始的。

但是，日本的原初工業化并沒有像西歐那樣，沿著小手工業→小資本家經營→手工工場→機器大工業的方向發展，而是于文政天保年間（十九世紀20～30年代）發展到出現為數不多的象樣的手工工場之后開始衰退，到幕末時期，大部分原先獨立的小手工業和集中作坊都退化為從批發商那里租借生產工具和原料，為批發商工作的家內工業，原先的批發商變成了包買商。如桐生絲織業，到幕末的時候，“已經幾乎沒有雇有一二個或二三個雇工的小手工業者了”[11]。在丹后絲織業中，自營機也不斷地轉化為掛機（即自營機主將織機租放給貧困農戶）和步機（即原來的自營機主淪為隸屬于包買商的家內生產者，他們接受包買商貸給的生產工具或原材料，但喪失了產品的所有權）。有的村甚至“村中只有步機”[12]。棉紡織業也一樣。在攝河泉地區，和泉的棉紡農家成了隸屬“棉買”（棉紗包買商）的原料加工者，[13] 棉織農家“大多數都是從京都、大阪的包買商那里接受原材料進行加工，領取純粹的工錢”[14][1]。河內一戶包攬范圍20公里30多個村子的棉紡織品買賣的大包買商山脅家，交易量中的絕大多數是“預借交換”（也即生產前貸給紡織農戶資金或原材料，代之以控制其產品的所有權）。[15] 在尾濃地區，到幕末時期，四個最發達的紡織村子中上祖父江村、下祖父江村和山崎村都衰退了，失去了中心的位置，只有小信中島村有進一步的發展。但無論是發展的村子還是衰退的村子，生產規模和雇工數也都大大縮小，并且“出機”經營（也即由包買商或代理商將織機和原材料貸給貧困農戶生產，收取產品付給工錢的經營方式）占主導地位。[16] 也就是說，到幕末時期，生產者已經普遍受到批發商的滲透，包買商制工業生產形式成了日本工業生產領域中占主導地位的生產形式。

包買商制工業生產形式的出現使得日本的農村工業不可能像西歐那樣沿著小手工業→小資本家經營→工場手工業→機器大工業的道路發展出資本主義工業生產，但對其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