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在其新著《大分岔》中提出了一個頗具吸引力的觀點，即歐洲發展與中國內卷之間的“大分岔”是在1800年以后才出現的。由于彭書輕視關于具體生活和生產狀況的知識，偏重理論和書面數字，以致在論證過程中出現了不少經驗性錯誤。彭書沒有認真對待近20年來西方研究18世紀英國的主要學術成就，即對農業革命、原始工業化、城鎮發展、人口行為轉型以及消費變遷等“五大變化”的證實，把這些革命性的變化盡量寫成是內卷型（即勞動邊際報酬遞減）的演變，同時又把長江三角洲經歷的人口對土地的壓力描述為發展型（即勞動邊際報酬劇增）的變化，結果抹殺了兩者之間的差異。其實，美國的工業革命起源于上列五大趨勢及其與英國煤礦業特早發展的偶合，而18世紀的長江三角洲則不具備其中任何一個條件。中國后來進入的現代經濟發展道路和英國完全不同：即首先通過社會革命來進行資本積累，爾后通過農村的現代工業化來降低農村（部分地區）的人口壓力。

關鍵詞：內卷 發展 大分岔 中西比較 18世紀

彭慕蘭認為，歐洲的發展與中國內卷之間的“大分岔”（the great pergence）是在1800年以后才出現的。在此之前，中國在人口、農業、手工業、收入及消費等方面都與歐洲了無差異。易言之，與過去20年來的學術研究讓我們相信的情況相比，1800年以前歐洲的發展要遠為低下，同期的中國也更少內卷化。彭慕蘭選擇的例證是英國和長江三角洲，前者是歐洲最發達的部分，后者是中國最先進的地區。在他看來，這兩個地方之所以到19世紀才開始分道揚鑣，主要是因為英國非常偶然而幸運地獲得了易開發的煤炭以及來自新大陸的其他原料材料。

彭的觀點與以往的認識迥然有別，但他的討論頗有吸引力。它似乎基于這樣一個很合理的問題：即不僅要質疑為什么中國沒能像歐洲那樣發展這種歐洲中心論的觀點，也要追問為什么歐洲沒有循隨中國那樣的密集化一內卷的趨向。對許多人來說，它蘊涵了“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歐洲這一很有吸引力的訴求，這種訴求不僅針對歐洲的“啟蒙現代性”，也針對我們或可稱之為“啟蒙經濟”的東西。對中國專家來說，它還附加了將前近代中國置于與歐洲同等地位這樣一種有相當吸引力的論點。在一些中國學者中間，它甚至可能引起某種民族主義的情感共鳴：近代發展過程中歐洲的勝利與中國的失敗在相當程度上可以歸咎于歐洲的擴張，而非歐洲內在的某種特性。此外，諸如歐洲如何以及為何得以發展之類問題的探討，在提示偶變性——而非現代化理論主張的單線必然性——方面，似乎也彰顯出其方法論上的力度。

然而，我們不能只是出于某種意識形態或情感的原因就簡單地接納這樣的觀點。我們必須追問：有關證據能否以證明這一觀點起碼可能是正確的？

彭著的證據基礎很難評估。該書并非基于第一手研究，而主要是依賴二手的學術文獻寫成。要對這本書做系統的評估尤其困難，因為它跨度極大：不僅討論中國，而且涉及印度、日本以至東南亞；不僅利用了有關英國（或者西北歐）的研究，而且論及法國、德國乃至東歐。此外，該書還囊括了覆蓋面很廣的許多論題。

乍看起來，彭慕蘭展示的證據似乎頗值得贊賞。他跨越了兩大不同學術體的邊界。對中國專家而言，該書顯示了作者對歐洲研究令人敬畏的熟悉。那些認為彭著有關中國的觀點有誤的中國研究學者，對他使用的歐洲文獻可能會感到不知所措；而認為彭著有關歐洲的論述不確的歐洲專家，則可能原諒該書在有關歐洲方面證據的薄弱，因為該書畢竟不是出自歐洲專家而是一位中國研究學者之手，而這位學者似乎充分掌握了中國研究那個仍然相當孤立領域的十分困難的語言和材料。如此一來，這本書很可能既得不到歐洲專家也不得不到中國研究學者的嚴格評估。本文不準備對該書進行面面俱到的評論，而是集中探討它的核心經驗論證，即它涉及英國和長江三角洲地區的論證。 這是彭慕蘭這本書立足的基石所在。

英國的農業革命

彭慕蘭認為1800年時英國和長江三角洲的農業水平大致相當，無論哪一方都不比對方發達或內卷。他的主要經驗基礎涉及農業資本投入和人口轉變動力。筆者將會討論這兩方面的論題。但是首先必須扼要地回顧一下18世紀英國農業革命的有關研究和證據，這些正是彭著所完全忽視的。

正如安東尼·瑞格里的研究所示，英格蘭在17——18世紀的二百年間總人口增長了110%（從411萬萬增至866萬），而農業人口所占比例卻縮減了近一半，從70%減少到36.52%。換言之，到1800年時占總數1/3強的人口有能力為另外2/3的人口提供糧食。考慮到當時食物進口相對較少，[3] 這就意味著在18世紀“每單位農業勞動力產出”至少增長了3/4。[4]

羅伯特·艾倫在更為直接的證據基礎之上得出基本一致的結論。基于莊園調查以及當時諸如阿瑟·楊(Arthur Young)——他于18世紀60年代游歷英格蘭，記錄了幾百個農場的詳細資料——等人的觀察，艾倫提出18世紀期間農業勞動人數保持穩定，而農業產出（包括谷物與家畜）卻提高了不止一倍。這場的“農業革命”是在單位土地上的勞動投入沒有增加的情況下完成的。艾倫甚至估計單位土地上的勞動投入由于較多的牲畜使用以及規模效益而降低了5%。[5]

瑞格里鮮明地區分開總產出的增長與單位勞動產出的增長：“我考慮的是那些在實質上提高了勞動生產率——無論按小時還是年度來衡量——的變化。”[6] 瑞格里這里所講的正是拙著中稱作的“發展”（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以區別于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內卷”（指單位勞動的邊際報酬遞減）以及“密集化”（指單位土地上勞動投入的增加）。[7] 瑞格里以如此的問題作為結束，即英國農業“在一個久已充分定居的地區上”何以能夠擺脫“李嘉圖定律”，即單位勞動與資本投入的邊際報酬遞減規律。[8]

埃里克·瓊斯、艾倫和馬克·歐維頓（Mark Overton）關于18世紀農業的論述給這一問題提供了可能的解答，同時也刻畫出與長江三角洲地區鮮明的對照。在圈地運動之前，種植業與畜牧業是分開的。前者在私人土地上運作，后者則在共有土地上展開。17—18世紀圈地的拓展，使生產者得以把種植與畜牧業在他們自己的土地上系統地結合起來。在典型諾福克(Norfolk)式小麥—蕪菁—大麥—三葉草輪作體制（該制度在阿瑟·楊18世紀60年代從事調查報告時已成為英國農業的普遍模式）中，糧食作物（小麥、大麥）與牧畜以及其他牲畜飼料作物（蕪菁、三葉草）交替種植。[9] 這一制度首先提高了牲畜產量。據艾倫估計，18世紀期間牲畜（除耕馬以外）增長了73%。[10] 另據瓊斯計算，從1760年到1800年，耕畜以及其他牲畜均有增長，其中耕馬增長了69%，其他牲畜則增長了35%。[11] 此類增長也意味著農場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這主要是因為畜肥、畜力使用的增加以及飼料作物的固氮作用對土壤肥力的提高。[12] 最后，諾福克制度下的耕地可以和牧場輪流交替，形成“轉換型牲畜飼養”(convertible husbandry)，從而恢復或提高地力。[13] 當然，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還有其他原因，包括種子改良，新牲畜品種、宰牲方法的改進、規模效益等等。但與長江三角洲相比，所凸顯出來的變化乃是或可稱為單位農場勞動的“資本化”，亦即畜力畜肥使用的增加。

長江三角洲的農業

長江三角洲的中心區域——大約占總面積的一半，在1816年時人口多達1200萬，而耕地面積只有1500萬畝，即250萬英畝（6畝=1英畝）。這與英國不同，后者在1800年時總人口為866萬，“農業用地”則為3560萬英畝，還有牧場、草地和公共用地。[14] 而且，相對英格蘭種植業、畜牧業混合的農業體制而言，長江三角洲幾乎是單一的種植業經濟，單位勞動的資本化程度也相應較低。對比愈發鮮明的是，當18世紀英格蘭的農業資本化不斷增長之時，長江三角洲卻正往更高的勞動密集化這一相反的方向演變。結果無疑是勞動邊際報酬的遞減，亦即我所說的內卷。下面逐一檢視這些趨勢。

（一） 單一種植業農業

英國農業體系中耕地與牧場輪替，其中耕地又輪流種植飼料作物與糧食；而長江三角洲地區則幾乎完全種植糧食。典型的長江三角洲農田種植春水稻，然后是冬小麥。[15] 沒有種植糧食作物的地方，農田里一般種植棉花或者桑樹（下面還有討論）。只有數量不多的紫云英（紅花草）作為冬作物來種植，而且主要是用作綠肥，有時候也會用作家畜飼料（20世紀30年代比較精確的數據表明，在三角洲地區紫云英的種植面積占總播面積的0.9%）。[16] 農戶飼養的家畜主要是食泔水的豬，而不像英格蘭那樣主要是食草的馬、羊或者牛。

農業史家都熟知一個基本事實即在既定技術水平下，單位土地上種植農作物較之牧畜（即提供肉、奶以及乳酪）能供養更多的人口。卜凱(John Losing Buck)在其就中國農場經濟的宏篇大著中提出，這一比率為6：1中7：1。[17] 這意味著在土地數量既定的前提下，如果缺乏重大的技術變遷，高人口密度將最終將排除畜牧業而使土地利用走向單一的種植業的格局。在英國（及歐洲），其農業產出中莊稼和牲畜部分通常情況下大致相等；而長江三角洲地區的農業，至少從17世紀起就已經基本上只生產糧食。[18] 1952年的精確數據顯示，當年牲畜（包括漁業）僅占中國農業總產出的11.8%。[19]

18世紀英國的種植業—畜牧業的混合型農業與中國的以種植業為主的單一型農業的基本差異，也解釋了兩地人民在飲食方面的基本不同。在英國人的典型膳食中，糧食（面包）和乳酪、黃油、奶、肉所占比例相當。[20] 中國人的食譜則主要由糧食組成，再輔以比重較小的“菜”——對農民而言僅包括蔬菜，特殊場合下也有肉（主要是豬肉，間或有禽、蛋）。

飲食之外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比較衣著。依靠畜產品供養人口的邏輯同樣貫穿于衣著方面，例如，為既定數量的人口供應羊毛遠較供應棉花所占用的土地為多。而且，種植棉花要比養羊以出產羊毛要求更多的勞動投入。18世紀的英國人主要依靠羊毛裁制冬裝，而同時期的中國農民則幾乎完全靠棉衣過冬（雖然上層階級的確消費不少絲綢）。這也展示出兩種農業體系中畜牧業所占比例的不同。

在其他條件相等的前提下，種植業與畜牧業相結合的農業顯然形成了更為“資本密集”的農業體系，亦即單位勞動更多地使用畜肥和畜力，以及增強土壤肥力的飼料作物。而在單一型的種植業農業經濟體系中，土地上的人口壓力排擠掉了畜牧業以達到單位土地產出的最大化，但這不可避免地通過單位勞動較少的資本投入從而是較低的單位勞動生產率來實現的。

日本滿鐵（南滿洲鐵路株式會社）學者20世紀30年代的田野調查留下的資料，清晰地展示出這一邏輯。在30年代的華北平原，一個男雇工的工資實際上限制在和驢價相等的水平，僅相當于馬或者騾子（可以提供兩倍于驢的畜力）價格的一半。這樣，一個帶驢傭工的人就能得到相當于兩個人的工資。這一等值基于如下事實：農忙時節飼養驢的耗費和人相當，而飼養騾子或馬的耗費則是人的兩倍。在這種情況下，農事中牲畜的使用逐漸降低到盡可能低的水平，即僅僅用于生產周期中那些單靠人力難以完成的環節（主要是犁地）。食用型牲畜（除了豬這種可以喂泔水的家畜以外）飼養也基本被排除。隨之，畜肥（除豬糞以外的）使用減少，這進而也意味著必然的低勞動生產率。[21]

瓊斯在其有關英國農業的研究中強調了混合型農業體系的重要性。彭慕蘭討論了瓊斯的著作及其分析，卻聲稱英國（歐洲）與中國農業在資本投入方面并無差異。他認為英國與旱作的華北平原每英畝的肥料使用“大致相當”（第31—34、302—306頁）。這里他似乎已經完全忘記了自己的論證邏輯。內卷的要旨在于單位土地上勞動投入的高度密集和單位勞動的邊際報酬減少。給定單位面積不同的勞動密集度，再來說單位面積肥料投入在兩個地區大致相當，實際上是為中國單位勞動非常低的資本投入事實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彭慕蘭在這里及其著作中的其他地方，沒有把握住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之間以及單位土地上勞動密集度和單位勞動資本化程度之間的重要區別。

實際上，中國的單一種植業經濟采用的肥料本身就與英格蘭的混合型經濟很不一樣。土地的稀缺排除了那些土地需求大的施肥方法，如英格蘭的轉換型畜牧業所采用的通過退耕還牧來提高地力的方法。即使是綠肥，也由于會占用土地而被壓縮到最低限度。因此，紫云英等作物在總播種面積中只占很小的比例。此外，像諾福克體系中的蕪菁與三葉草這類可以肥田的家畜飼料作物也甚少得到采用。無論長江三角洲還是華北地區，主要肥料都是由家家戶戶各自儲積的豬（和人）糞（尿）。雖然施這種肥料尤為耗費人力（特別在運送到田間以及施灑過程），但其土地要求卻最少（因為豬可以靠家庭圈養）。

18世紀時長江三角洲地區豆餅使用增加——在海禁撤銷之后從東北沿岸經海運而來——應該在這一大背景這下來理解。豆餅是大豆榨油后由豆渣制成的副產品，它在三角洲地區逐漸成為豬糞“基肥”施加之后的輔助性的“追肥”（有時候則是紫云英或河泥，然后豬糞、而后豆餅的第三通肥料）（第98頁）[22] 彭慕蘭在這點上錯誤地提出三角洲農民是為了節省勞動而用豆餅取代豬糞。[23] 李伯重曾基于頗具啟發性的數據提出，增加投入使用此類肥料未能促成產量的提高。三角洲地區的水稻產量歷經明清兩代增長微乎其微或根本沒有提高，即使在增加肥料投入之后也始終徘徊在1—3石（1石容量等于100公斤，重量上則大致等于160市斤或176磅）之間。李認為這是由于肥料的的效度遞減（或土地的肥力遞減）所致：1石稻米產出在明代后期需要53斤（1斤=1.1磅）肥料，清代則要115斤，而到20世紀50年代則已增至200斤[24] 。輸入的豆餅肥料很快就服從于這一勞動力豐富型經濟的邏輯：其價格漲到較窮的農民無力購買或者只能付出高利從商人手中賒購而得的地步（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春耕至秋收間的利率為100%）。[25] 因此，勞動回報很快被壓低到該單一種植業經濟中流行的一般水準。

（二） 勞動密集化

在前現代的牲畜飼養方面，我們可以設想三個不同層次的勞動密集度。密集度最低的是使用草場，其次為蕪菁和三葉草等飼料作物，而勞動密集度最高的則為糧食。18世紀英國農業一般結合使用草場和飼料作物，而長江三角洲地區幾乎沒有草場，飼料作物也比較少。耕畜一般在家閑時節靠農田“副產”如糧食作物的秸稈和葉子來喂養（亦即“粗飼料”），在農忙時節則輔以糧食這樣的“精飼料”。[26] 這意味著耕畜和人在土地生產的有限生存資料上處于直接的競爭狀態，亦即今日所謂“人畜同糧”。這是勞動密集型單一種植業經濟的一個基本特點。

英格蘭與長江三角洲除了畜牧業本身，以及英國畜牧業的發達與中國畜牧業相對缺乏之間的差異外，它們在耕作本身的勞動密集程度上當然也存在著巨大差異。我們可以利用艾倫從托馬斯·貝奇勒（Thomas Batchelor）的詳細估算中選出的數據，對英國種植業的勞動投入進行初步的估計。那些數據顯示，一英畝小麥要求相當于成年男子25.6天的勞動投入，按中國的度量來說是每畝產4.27天。這與長江三角洲每畝7天左右的投入相比較，比率為1：1.6。[27]

在英國農業中，小麥是諾福克小麥—蕪菁—大麥—三葉草輪作體系中勞動最為密集的一種作物。根據艾倫對貝奇勒數據的計算，這四種作物所需勞動的比率約為4：3：3：1。[28] 而且如我們所見，在諾福克體系下，耕地常在“轉換型牲畜飼養”中更換成勞動密集度更低的草場。也就是說，英格蘭單位農業土地的平均勞動投入，要比小麥種植勞動投入低一半還不止。

與此相對，冬小麥在長江三角洲是所有莊稼中勞動密集度最低的作物。在這里，水稻所需勞動約是小麥的1.5倍，或為英國小麥所需勞動的2.4倍。[29] 然而，18世紀典型的長江三角洲農戶不能單靠種植水稻或者水稻加小麥維持生存。三角洲的水稻單產（所有糧食中單產最高）在每畝1.5石到3.0石之間。這一水平在蘇州府的高產地區早在11世紀就已經達到了。[30] 如果我們取2.25石米作為（不同等級土地的）平均畝產量，一戶平均擁有7.5畝土地（見下）的5口之家可收獲16.9石米。由于每人年均糧食消費至少是2石，因此如果這戶人家只種水稻的話，在交付地租之后（通常是收成的40%到50%），則僅僅能夠維持其糧食消費的需要，即使我們不計算其他的生產費用。冬小麥略可補助——每畝總收入增加1石，但稻米輔以小麥仍與充分供應家庭總消費相距尚遠。[31] 這就是長江三角洲農民轉向棉花與蠶桑這類高勞動密集度高產出作物的緣由所在。

在長江三角洲東部地勢較高的松江府，18世紀時大概有一半耕地逐漸種植了棉花（有時繼以冬麥或豆類）。三角洲其他地區的植棉區則占耕地的1/5到2/5。[32] 這一狀況系棉布長期廣泛的傳播所致：在1350年至1850年間它幾乎成為農民惟一的衣料。在這一過程中，長江三角洲逐漸成為其他地區主要的棉布供應地。從水稻轉向棉花——即使就中國而言，乃是密集化加劇的一大步。單位土地上種植棉花的所需勞動一般兩倍于種植水稻，即上面提過的每畝20個勞動日與10個勞動日之比。這又在小麥與稻米的差異之上加了1：2的差額。

但這僅僅只是拉開了一個序幕。對于一般的長江三角洲農戶來說，棉花的種植不過是他們投入到棉布生產的勞動的一小部分而已。這里的農戶一般自己植棉、紡紗、織布，此即眾所周知的花—紗—布三位一體的生產體系。一畝棉花一般可出產30斤皮棉，需要共160個左右的勞動日，用來紡紗（91天）、織布（23天）以及彈棉、上漿等（46天），最后生成23匹布（1匹=3.63平方碼）。[33] 換言之，如果一家農戶將水稻改種為棉花，就需要多投入18倍的勞動。[34] 這與一茬小麥的勞動投入差異達到27：1。

植桑同樣如此。眾所周知，桑樹在三角洲南部低濕稻田的圩堤上廣泛種植（部分是為了鞏固田圩），形成別具一格的稻桑配合格局。此外，晚明以來，長江三角洲養蠶業大幅度發展，以至出現所謂“桑爭稻田”的情形。蠶絲生產的勞動需求包括：每畝桑耕作勞動48天，養蠶30天，繅絲15天。這一系列工作一般在農戶家庭內部完成，類似于植棉—紡紗—織布（雖然絲織由于其織機昂貴的資本要求而通常在城鎮里進行）。如此一來每畝總共就需要93天勞動，而水稻則只需要10天。換言之，對將稻田改作以蠶絲生產為目的的桑田的農戶來說，勞動增加了大約9倍。[35] 這與一茬小麥的差異是13.5：1。

綜合這些勞動密集度上的差異，我們就能理解18世紀英國和長江三角洲的農場平均規模的差別：英國南部為150英畝，北部為100英畝，[36] 而長江三角洲平均起來僅為0.92 英畝到1.58英畝（即5.5畝到9.5畝）。[37] 如果我們取簡單的平均數，則差異為125英畝與1.25英畝，即100：1（如果不是拿長江三角洲與英國比較，而是拿旱作的華北平原的話，差異仍達125英畝比3英畝，即42：1）。[38]

另一種考慮英國與長江三角洲地區農業差異的方法是比較農業人口的人均農業土地。19世紀初英國為11.3英畝，而長江三角洲為0.25英畝，也就是45：1的差別。[39]

上述勞動密集度、農場規模以及人均農業土地等方面的差異，不僅對農業，而且對農村手工業以及收入和消費各方面的內卷與發展，都起著至為關鍵的作用。而這些基本的情況，在彭著中是完全沒有討論的。

（三） 內卷

彭慕蘭斷言長江三角洲地區在1800年并沒有經歷比英國更為嚴重的人口/資源困境。但是，在前現代農業的技術條件下，上述密集化程度的差異真的不會帶來勞動邊際報酬的遞減，亦即我所謂的“內卷”嗎？顯然，作為一個有機體，土地的產出是不會隨著勞動投入增加而無限增長的。埃斯特·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雖然也強調農業總產如何伴隨人口的增長而提高，但他仍然認為增加了的土地產出通常是以勞動時間的不相稱增加為代價而獲得的[40] 。

由于施行兩熟制，長江三角洲耕地面積（區別于播種面積）的單位產出自然高于英國。在長江三角洲，每英畝水稻加冬麥的產量為13.5石米（每畝2.25石）及6石小麥（每畝1石），亦即19.5石的總產出。與之相較，英國每英畝小麥產量為21.5蒲式耳，即大約7.6石（1石=2.84蒲式耳）。用磅來度量，長江三角洲每英畝的產量約為3432磅，而英國則約為1290磅。[41] 這樣，長江三角洲與英國單位土地糧食產量的差距約為2.7：1。

但我們已經知道，這個產出差距是靠更大的勞動差異獲得的。如果比較勞動生產率而非土地生產率的話，這個比例是會倒過來的。如前所述，英國的小麥是以較少的勞動力（4天，相對于長江三角洲的7天）來獲得較高的產量（每畝1.27石，相對于三角洲的1.0石）的，結果在勞動生產率方面的差異就是2：1。

在長江三角洲內部，冬麥的種植和一年一季的水稻相比，本身就意味著內卷。水稻10個工作日的產出是2.25石，亦即每日0.225石，而小麥7個工作日的產出是1.0石，即每日才0.14石。換言之，長江三角洲從一年一季水稻改為稻麥兩熟，即已降低了農業單位勞動的報酬。

然而，長江三角洲的內卷主要還不是體現在小麥，而是體現在我們下面要討論的絲、棉生產當中。我們知道，紡紗——18世紀長江三角洲農戶的花—紗—布綜合生產體系中最為耗時的環節（160天中的96天）——的收入，僅僅相當于耕作或者織布所得（這兩者每勞動日所得大致相同）的1/3到1/2[42] 。這意味著當一家農戶從水稻改種勞動更密集的棉花時，是以少于水稻的每勞動日平均報酬來換取單位土地產出的增加的。這正是我在拙著中所說的“內卷”和“內卷型商品化”的部分內容。

同樣的邏輯當然也適用于養蠶業，其生產過程中通常由婦女完成的養蠶和繅絲部分的報酬僅為農業勞動的一半。根據李伯重最近的計算，每畝桑田的凈利產值為稻田的3.5倍，而總勞動需求如我們所知則是稻田的9倍。[43]

顯而易見，內卷及內卷型商品化并不意味著單位土地絕對產出的減少。情形正好相反。擁有一定土地的農戶當然可以通過采用內卷的運作方式（棉、絲生產）來提高農場總產，因為這將意味著就家庭勞動而言更多的“就業”和收入，盡管平均每日勞動報酬減少了。此即我所謂沒有發展（就勞動生產率而言）的“增長”（就總產而言）。就一個一定規模的農場來說，內卷可以藉使用迄今未得到就業或低度就業的家庭勞力（婦女老幼）從事低報酬勞動來提高家庭的年收入。這一過程我稱之為“生產的家庭化”。內卷甚至可能以超越勞動日報酬遞減的比例而增加勞動日數來提高每個耕作者的年產出和收入。但諸如此類的提高具有明顯的局限，應該與“發展”清晰地區分開來。“發展”意味著通過增加單位勞動的資本投入而提高勞動生產率，即如18世紀英國農業以及現代機械化農業所展示的情形。

正如我在1990年的著作中所澄清的，內卷化農業構成了燦爛的中國傳統文明與落后的近代中國經濟這一矛盾事實的基礎。[44] 在被有限的食物供給所控制的前工業化地域范圍內，一個擁有（非內卷的）100萬人口以及生存所需30%以上剩余的地區，可以供給一座30萬人口的城市（即相當于中世紀倫敦的規模）；而擁有內卷化了的1000萬人口以及只有10%剩余的同樣面積的地區，則可以供給一座百萬人口的城市（即唐代長安鼎盛時的規模）。[45] 這或許就是中華帝國復雜的城市體系、發達的文化和成熟的國家機器的邏輯基礎。然而，鑒于下面即將予以澄清的因素，正是這內卷的經濟，意味著對現代節約勞動的農業資本化的抵制和隨之而來的低農業勞動生產率的維持，以及由此造成的農村低收入。這就是我的“沒有發展的增長”觀點的核心所在。

上面已經提到，由于沒有對勞動生產率與土地生產率進行區分，彭慕蘭誤解了我的內卷概念的涵義。他在書中別的地方把內卷等同于一個簡單的描述性概念，即在生存界限之下的勞動報酬和簡單的貧困化（附錄E，第320頁）。然后，他進而又堅持用不切實際的紡紗與織布收入來批駁已被錯誤理解的內卷。他先是錯誤地幻想生產布匹的7天當中有3天用于報酬較高的織布（第322頁），而事實上織布僅占7天中的1天時間，另外4天用于低報酬的紡紗（彭遺漏掉的是彈花及上漿等要花費2天的工作）。然后，通過幻想出一個高度發達的棉紗市場——事實上直至20世紀現代紡織廠出現才真正有了市場化了的商品紗，他又把屬于例外情況的只織布而不從事其他生產活動的農民當作典型的農民生產者（第102、322—323頁）。正如徐新吾所表明的，遲至1860年，中國所消費的棉紗還只有不到15的份額是從市場上購買的。[46] 對長江三角洲基本生產狀況的這些誤解，導致彭慕蘭得出了他對棉布生產收入的那些不切實際的估計（詳后）。 注釋

* 在此我謹向下列同人致以謝意：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斯蒂芬·哈勒爾(Stevan Harrell)、艾仁民(Chris Isett)、李放春、馬克·塞爾登(Mark Selden)、蘇成捷(Matthew Sommer)、張家炎、Jorunal of Asian Studies的三位審稿人（羅威廉[William Rowe]和兩位匿名評論人），以及特別是白凱(Kathryn Bernhardt)、羅伯特·布倫納（Robert Brenner）、周錫瑞（Joseph Esherick）和夏明方。他們在本文寫作過程中為我提供了重要的建議和評論。此文由我的博士生李放春翻譯，謹此向他致衷心的感謝。譯稿由我自己五次校閱，基本準確。

[1] K.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 China， and Making of the Mor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31—34.為節約篇幅，以下凡引彭書，只在文中注明頁碼。

[2] 埃里克·瓊斯(E. Jones， Agriculture 1700---780. In F. Roderick， M. Donald (eds)，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Volume 1: 1700——1860， Cambridge ，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66—86)、羅伯特·艾倫(R.Allen， Agriculture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F.Roderick，M. Donald (eds)，The Economic Histroy of Britain Since 1700， Second Edition， Volume 1: 1700—1860.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96—122)以及安東尼·瑞格里(E.Wrigley， Urban Growth and Agricultural Change :England and the Continent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y， xv :4 (Spring 1985); 683—728)均已指出，有關18世紀威爾士、蘇格蘭和愛爾蘭的數據非常少。大多數關于“英國”的研究主要基于取自英格蘭的數據。這里我也按照他們的做法而不試圖對英國與英格蘭做過分明確的區分。

[3] 據瓊斯估計，大約僅占食品消費總量的10%（Jones 前引文，第68頁）。

[4] Wrigley前引文，第688、700—723頁。

[5] Allen 前引文，pp. 102，104， 107。當然，艾倫在他1992年的著作中討論了兩次農業革命：17世紀的“自耕農革命”和18世紀的“地主革命”（R. Allen， Enclosure and the Yeoman . Oxford : University Press， 1992） 。

[6] Wrigley前引文，第728頁，注38。

[7] P.Huang，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以下簡稱Yangzi Delt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00，P.11;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以下簡稱《長江》），中華書局，2000年第2版，第11頁。

[8] Wrigley 前引文，第726頁。

[9] Allen 前引書（1992年），第111頁；M. Overto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gnland : The T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arian Economy ，1500——185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3。

[10] Allen前引文（1994年），第109、113——114頁。

[11] Jones前引文，第73頁。

[12] 此外，蕪菁也有抑制清除雜草的作用(Overton前引書，第3頁)。Overton在同書第118頁提供了諾福克體系整體效果的定量表述。

[13] Overton前引書，第116——117頁。

[14] 這些數字所指包括松江府、蘇州府、太倉州及無錫縣與江陰縣，但不包括其北的通州、其南的嘉興與湖州府，以及常州府的其余部分。這中間的一半是我1990年的那本著作論述的中心。這里給出的數據采自Huang，Yangzi Delta 附錄部分，表B.1，第341——342頁、黃宗智《長江》第339——340頁。英國人口數字采自Wrigley 前引文第700頁。“農業用地”數據指的是英格蘭與威爾士，采自Allen 前引文第104頁。

[15] Li Bozhong ，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以下簡稱Jiangna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8， pp.39——40，50；參較第6、15頁。

[16] （清）姜皋：《浦泖農咨》，上海出版社，1963年，第7頁（上、下）；陳恒力、王達編《補農書校釋》（即《沈氏農書》（無出版日期），以及張履祥的《補〈沈氏農書〉》），農業出版社1983年，第15頁；0.9%的數據來自J.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an : Statistics （University of Nanking ，1937）第178頁。需要注意的是，紫云英比首蓿更為常用。

[17] J.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P.12.

[18] 陳恒力、王達編前引書；姜皋前引書。

[19] 《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1983年，第150頁。

[20] J.Drummond ， A. Wilbraham， The Englishman’s Food .London :Jonathan Cape ，1958[1939]，pp.206——210。

[21] P.Huang，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an (以下簡稱Nor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第8章，特別是第148頁；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以下簡稱《華北》，中華書局，2000年第2版，第153頁。

[22] 參見如姜皋前引書，第7頁（上、下）。

[23] 感謝艾仁民提醒我注意到彭慕蘭的這一錯誤。

[24] 李伯重：《明清時期江南水稻生產集約的程度提高》，《中國農史》1984年第1期。

[25] 同李伯重上引文；另參Huang ， Yangzi Delta ， pp. 130——132；黃宗智《長江》第133——134頁。為了論證長江三角洲地區較早的發展以及“肥料革命”，李伯重改變了以前的結論。他引用包世臣觀察到的每年有“千余萬石”“豆麥”從東北運往上海，并主張這一數字采用的是東北的計量單位（關東）石，等于通用（江南）的2.5市石（Li Bozhong ，Jiangnan， p. 114， p. 209n. 35，引自吳承明編《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55、657頁）。因此，他提出18世紀二三十年代每年運往上海的“麥豆”實際應為2500萬石。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估計很可能有2000萬石左右的大豆留在江南使用，最后得出結論：如果輸入的大豆的豆餅全部投入到水稻生產中的話，每年2000萬石的豆餅將可以使水稻總產增加4000萬石，亦即每畝產出增加1石。此處有一系列很成問題的跳躍性分析。首先，包世臣“千余萬石”多半不是關東石。李伯重所借助的吳承明本人在同一觀察基礎上計量國內長途貿易時就視之為通用的市石（吳承明編前引書，第273頁）。其次，該數據并非只指大豆，而是“豆麥”，而其中的大豆多半有相當部分用于制造豆腐和醬油而非豆油與豆餅肥料。第三，即使我們權且接受李的主張，即所有大豆都被用作榨油而出產豆餅，也不能認為所有或者大部分的豆餅被用作了肥料。正如李自己說：豆餅大部分是用作豬飼料（從而只是間接成為豬糞肥料），而沒有直接用作肥料（Li Bozhong ， Jiangnan， p. 114）。李伯重在這個新論中沒有討論他本人以前提供的關于肥料回報遞減的證據。

[26] 陳恒力、王達編前引書，第86、88頁；Huang ， North China ， P. 148；黃宗智：《華北》，第153頁。

[27] 這里的英國勞動投入數字系通過艾倫的總勞動耗費除以他的日平均工資數字而得出（Allen前引書，1992年，第158、162頁）；參較T. Batchelor ，General View of the Agriculture of the County of Bedord (London : Sherwood ，Neely ， and Jones ， 1813)， p. 582。

[28] Allen前引書，表8——3，第158頁。

[29] Huang ， Yangzi Delta ， PP. 84，125；黃宗智：《長江》，第83、127頁；J.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Statistics ， p.314。

[30] Huang， Yangzi Delta ，p.89；黃宗智：《長江》，第89頁。

[31] 關于長江三角洲18世紀時的小麥產出，見姜皋前引書第10頁（上）；參較Li Bozhong ， Jiangnan ，p. 124。感謝艾仁民提醒我進一步說明總產與凈產的不同。

[32] 見李伯重引葉夢珠17世紀末語（Li Bozhong ， Jiangnan， p. 52）。關于稻麥兩熟制，見同上書，第52—53頁。20世紀30年代的系統數據表明，松江府超過60%的耕地種植了棉花，太倉為40%—60%，而嘉興為20%—40%（Huang ， Yangzi Delta ，圖4，第26頁；黃宗智：《長江》，第25頁）。

[33] Huang ， Yangzi Delta， pp. 46，84；黃宗智：《長江》，第46、84—85頁；吳承明編前引書，第390頁；徐新吾：《江南土布史》（以下簡稱《土布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第53頁。

[34] 如果我們把伴隨水稻耕種的副業生產（主要是用稻稈搓制草繩）所需勞動——每新加坡需要8天也考慮進來對這一數字加以修正，比率將仍然達10：1（Huang ， Yangzi Delta， p. 84；黃宗智：《長江》，第84頁）。

[35] Li Bozhong ， Jiangnan ， pp. 9095，148；Huang ，Yangzi Delta ， p. 79；黃宗智：《長江》，第79頁。或5：1，如果我們將草繩制作算入的話。

[36] Allen 前引文，第99頁。

[37] Huang ， Yangzi Delta，附錄的表B.2，第342頁；黃宗智：《長江》，第340頁。

[38] Huang ， North China，附錄的表B.1，第322頁和表C.1，第327頁；黃宗智：《華北》，第330——331、337頁。

[39] 英國的數字基于瑞格里的314萬“農業人口”的數字和艾倫的356萬英畝“總農業用地”的數字(Wrigley前引文，第700頁；Allen前引文，第104頁)。長江三角洲的數字系由1.25英畝的平均農場規模除以5口人的平均家庭人數得出。或者，如果我們估計1200萬總人口中1000萬人為農業人口，而使用的耕地總面積為250萬英畝的話，可以得到同樣的數字。

[40] E. Boserup， 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Growth ：The Economics of Agrarian Change Under Population Pressure . Chicago: Aldine ， 1965，第4、5章。

[41] 英國的小麥產出采自Allen 前引文（1994）表達式5.7，第112頁。這里的18世紀英國溫徹斯特（Winchester）蒲式耳（35.238公升，不是相當于36.3678公升的帝國蒲式耳）與中國的石（100公斤）——二者均為容量單位——之間的等量重量磅數當然只是大約數字。英國史學家一般采納1蒲式耳小麥相當于60磅重量，亦即每石170.4 磅；這與中國1石稻米的重量（160市斤或者176磅）相當接近。我感謝羅伯特·艾倫為我澄清了英國的度量單位。

[42] Huang ， Yangzi Delta，pp. 84——85；黃宗智：《長江》，第85頁。

[43] Li Bozhong ， Jiangnan ，pp. 95，148；另參Huang ， Yangzi Delta，p.54；黃宗智：《長江》，第53頁。盡管李伯重自己提供了證據，但他不認為存在內卷。

[44] Huang ， Yangzi Delta，pp.332——333；黃宗智：《長江》，第331——332頁。

[45] 這一理論洞見源自博塞拉普（前引書第6章）。

[46] 徐新吾：《中國自然經濟的分解》，許滌新、吳承明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中國資本主義》，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64、320頁，表B.5；徐新吾：《土布史》，第53頁。自然，商品紗的短缺本身是內卷型生產體制——紡紗與織布在家庭生產單位中不可避免地結合到了一起——所促成的一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