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目前，“民營企業”這個概念還沒有一個官方的定義。在本文中它主要指私營、個體、集體企業等。伴隨著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成長過程，我國民營企業的隊伍不斷壯大，已經成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促進民營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對于推動經濟增長、增加財政收入、擴大城鄉就業、維護社會穩定都具有著重要意義。

二、民營企業的發展困境

縱觀不同時期的民營企業我們發現做大做強者少;慘淡經營，遭遇倒閉者卻比比皆是。資金、人才、技術、歧視性政策的制約使得民營企業遭受發展困境、破產率高，舉步維艱。

(一)在資金方面，資金短缺融資難已經成為了民營企業最為頭疼的問題。占民營企業95%以上的是中小企業，它們資金基礎薄弱。以上海為例，私營企業平均注冊資本只有145.6萬元，僅為國有企業的15%，外資企業的4%。因此許多企業在起步時完全依靠自籌資金，在經營運作過程中往往流動資金不足，一些市場前景看好的產品因為缺乏投入資金而無奈止步。而現有的金融政策和資金投向又明顯向國有大中型企業傾斜，苛刻的抵押擔保條件使得不動產和資金不足的民營企業最終難以取得銀行的貸款。

第一，由于信息不對稱，各商業銀行無法滿足眾多民營企業需求頻繁的貸款要求，面對行業分布廣泛、行業國內外競爭情況迥異、技術水平參差不齊的各類民營企業，商業銀行難以做出精確的貸前判斷。風險高，單位成本高，跟蹤監督難，債權維護難等現實問題，使得惜貸現象蘊育而生。據調查，60.5%的民營中小企業沒有1～3年的中長期貸款，即使獲得僅10%能滿足需要，52.7%的部分滿足需要，31.3%的不能滿足需要。

第二，融資擔保體系不健全，對擔保機構的風險補償和控制機制尚未建立。以浙江省為例，截至2005年，全省雖有125家擔保機構，但銀行對擔保機構承擔的風險一般只有30%;僅有的27家擔保機構獲得政府補償，補償資金也很有限。民營企業獲商業銀行貸款仍然是長路漫漫。

(二)在人才方面，民營企業顯然是先天不足。民營企業在創業之時靠的是廉價勞動力，講的是低成本優勢，沒有能力也沒有必要吸引高水平人才，人才儲備天生不足。隨著其不斷發展，很多民營企業已經認識到了人才的重要性，紛紛以高薪吸引人才。然而人才的招來又談何容易?除去民營企業自身管理制度與方法相對落后，缺乏吸引人才的優秀企業文化外，其難以解決高素質高技術人才的戶口也成了其招納人才的一大限制。以北京為例，進京指標實際上是一種社會資源，而這種社會資源的分配并不合理，2004年，北京市市屬用人單位需求畢業生4.8萬人，其中機關占10%，事業單位占22%，非公經濟單位占45%。但是進京指標除了特批的高新技術企業外，只有行政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才有，最需要人才的非公經濟卻沒有進京指標。

(三)在稅收政策方面，民營企業遭受著明顯的不公平待遇。政府對于國有企業的稅收實行先繳后退，對于外資企業更是擁有多項稅收優惠政策。以上海為例，上海浦東新區對于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投資能源，交通建設的企業實行”五免五減半”政策，投資生產性項目的企業實行”二免三減半”政策;投資興辦銀行，財務公司等金融機構”一免二減半”。計稅工資，內資企業規定800元至900元，而外資企業所有工資支出均計入成本。此外，在高稅負下，有些地方行政機構還常把民營企業作為攤派各種費用的對象，靠征收名目繁多的費用作為解決財政困難的重要渠道。表現最為明顯的是民營企業中的鄉鎮企業，其顯性負擔很重，減輕農民負擔而取消的費用有相當一部分被轉嫁給鄉鎮企業。

(四)在其它政策方面，雖然政府在宏觀上頒布文件基本解決了對民營經濟的歧視問題，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政策性歧視并未得到實質性改善。

在產業準入、進出口權等方面，政策規定私企不得參與使用稀缺資源的生產，不得從事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的活動。在劃分的80個領域中國家允許外資進入的領域達60多個，而允許民間資本進入的領域卻只有40多個。民營企業在近30個產業領域存在著不同程度的“限進”情況，尤其是在基礎設施、大型制造業、金融等社會服務業以及國有產權交易領域的投資進入很少，呈現嚴重的投資結構不均衡的狀況。以上海的汽車行業為例，在整車，部件和配件，維修和銷售中民營企業真正進入的只有配件和銷售。

在項目投資政策上，國家一些急需加大投資和加快發展的領域如金融、保險、證券、通訊，其投資基本上都由政府包攬，經營大多由行業壟斷，民間資本一直難以進入。有些項目雖然允許民間資本介入，但由于審批程序復雜，進入條件苛刻、門檻過高使得民間資本可望而不可及。 三、民營企業增強國際競爭力的基本思路

民營企業要做大做強，必須站在國際市場的大舞臺上，與世界一流企業進行競爭較量。怎樣推動民營企業走向國際市場?如何突破瓶頸成為了民營企業的當務之急。

(一)首先，就資金困乏問題我們結合民營企業中中小型企業及大型企業的不同特性分別給予相關建議。

第一，對于小型企業而言，根據其數量多所需資金不大資金流動快的特點，建議走民間融資的渠道。民間融資資金到位快，操作性強，而且有信息對稱的好處。企業家憑借其個人信譽使潛在投資者確信其所追求的回報率從而將私人資金從銀行儲蓄及高消費轉移到企業的投資上，汲取當地資金資源解決資金困乏的問題。以民營企業發展腹地浙江為例，依靠民間私有資本的直接投資使得浙江民營企業從起步之日就擺脫了融資方式、融資渠道等一系列資本運作的難題，優化了民營企業投資資本的結構。浙江民間融資的成功案例說明，目前將民間融資一概看作非法融資的做法是有失公允的，政府應該承認民間融資的合法性，逐步放開民間借貸市場、拓寬民間融資渠道、規范民間融資體系，為了規范民間融資也可以對民間融資的利息限定最高界限，當然對于擾亂資本市場的有組織性的地下錢莊一定要堅決打擊，同時維護合同履行的法律法規，打擊惡意欺詐行為，從而為民間融資創造一個穩定合法的環境，為中小企業的融資難開拓出路。

第二，對于民營企業中的中型企業而言，銀行貸款為主，民間融資為輔才是解決其資金難的上策。中型企業已經有前期心血投入，經營具備了一定規模，在同業間也已經有一定的信譽，破產率較小。此時銀行給貸風險相對小一些，中型企業獲取銀行貸款的可能性也比較大。當然在這里政府也應該相應發揮作用，為銀行提供信息服務，主動承擔對企業的監控職責為銀行提供及時有效的企業運營情況分析，通過加強對企業的監督機制使得銀行更放心的對中型企業發放所需貸款。對于已經走出小型規模的中型企業來說民間融資依然是一種可以依賴的資金獲取方式，它有助于解決短期小規模資金需求，配合銀行貸款滿足中型企業的各種資金需要。

第三，對于中型企業不同行業不同類型我們也要給予區別對待。對于一些前途看好的高科技企業和一些利用自然資源，比較優勢明顯的中型企業，可以探索銀行貸款擔保方式的多樣化，在經過評估后可給予信譽貸款。對于一些已經競爭過于充分行業的民營企業政府應該較少干涉，優勝劣汰完全遵守市場競爭的準則。

(二)其次，就人才問題我們建議政府給予有力的政策支持。目前每年國家對于城市新入戶口都有一定的指標限制，而相對來說這些指標大多被國有企業，科研院所，高校等獲得，于是也成了民營企業吸引人才的一大不足。此外，有關管理部門在評職稱等問題上也不能將私企、個體與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平等對待。私營企業同時還不具有人事檔案的管理權，不能象一般的國有企業一樣出具人事方面的證明，這對有一定規模、比較規范的私營企業搞好人才的培養使用，提高人才管理水平，降低人才管理成本都是很大的不足。政府應該出臺類似《中關村科技園區接收非北京生源高校畢業生辦法》的規定將針對高新技術企業的人才優惠政策廣泛運用于民營企業。

(三)建議稅收統一化，逐步取消外資企業及國有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為民營企業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具體來說，對于民營企業在稅收上可以采取降低稅率，稅收減免，提高稅收起征點，提高固定資產折舊率等措施。第一，就降低稅率而言，降低企業的流轉稅，直接稅的稅率是最常見的做法。第二，稅收減免是針對稅額而言的，它也包括全額減免，定額減免，核定比減免。在稅收減免的環節上，主要放在民營企業的創建之初。第三，提高稅收起征點是指可減少起征點以下的中小企業的稅收。各國提高稅收起征點的稅種主要有營業稅，所得稅等。第四，提高固定資產折舊率對中小企業有兩方面的好處，一是加速技術設備的更新換代;二是降低當期的應稅額，從而減少當期的稅款。其余還有對中小企業的稅收寬限，簡化手續等措施。通過各種稅收優惠一般可以減少中小企業一半以上的稅收，使它們的賦稅總水平由占企業增加值的30%降到15%左右。

(四)最后，放寬行業準入也是政府所能給予民營企業力所能及的支持。消除市場準入的歧視，就是要允許民間資本在更廣泛的領域，以獨資、合作、合資、參股、特許經營等方式進入，激發民間投資熱情;要鼓勵民間資本參與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對那些允許外資進入的保險、銀行、電訊等行業，應該同時向國內的投資者開放。對民營企業進入哪個市場投資什么項目，政府可以進行政策引導，除對社會、環境等有負面影響的項目外，政府應該簡化手續，減少審批。改革前置審批制度，提高管理效能，對各省市自行設置的前置審批項目予以清理，消減和重新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