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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急見刊

關于新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與中國的對策

劉福林

摘要:運用代理人模型對貿易保護造成的影響進行理論分析,認為貿易保護將會降低保護國與對手國雙方的福利水平,但這必須建立在對手國對保護國實施有效制裁的前提下。

關鍵詞:新貿易保護主義 對策 代理人模型 激勵與共容合約

一、引 言

蕭條從來都是貿易保護主義的溫床,一國對外開放的目的從來都是為了獲取利益。繁榮時期,發達國家憑借技術和資本上的比較優勢,利用其控制的各種國際組織甚至長槍大炮,砸開欠發達國家的大門,搶占世界市場;然而當他們發現發展中國家帶著本國廉價勞動力生產的血汗產品涌入自己的國門時,他們便坐不住了;尤其是當蕭條降臨,當那些一度鼓吹貿易自由化的政府首腦們面對大范圍的破產失業一籌莫展,面對經濟刺激方案的天文數字捉襟見肘時,他們便撕下了紳士的假面紗,豪不掩飾地露出狹隘短視的本性,大張旗鼓地掀起了又一輪貿易保護主義浪潮。

這正是2009年后次貸危機時代發生的事情。2009年,持續的全球金融危機對各國、各行業的影響都已顯現,經濟衰退、企業破產、失業率上升,一些國家為了保護自己的眼前利益,開始高舉貿易保護主義的大棒。從意大利的“吃意大利食品”到美國的“Buy American”,越來越多的案例昭示著新貿易保護主義肆虐全球。據世貿組織統計,2009年全球貿易量下降了12%,成為二戰以來最大降幅。

而中國,正處于這場新貿易保護主義浪潮的風口浪尖。世貿組織的數據顯示,中國已連續15年成為遭受反補貼調查最多的成員,全球約35%的反傾銷、71%的反補貼涉及中國。與此同時,中國商務部的數據顯示,2009年前10個月,共有19個國家或地區對中國產品發起101起貿易救濟調查,涉案總額超過116.8億美元,同比增幅達639%。美國更是將矛頭直指中國。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公布的數據顯示,2009年前11個月美國實施的約50起貿易救濟案中的一半以上針對中國。

2009年,中國已經超越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預計未來若干年,越來越多的貿易摩擦已經是不可避免。對于中國,面對當前的國際貿易環境和美歐等國對華貿易政策的不斷挑戰,一方面不能在有關國家對華產品采取制裁措施既成事實后,無可奈何地表示“強烈不滿”;另一方面,在應對美歐等國對華貿易制裁措施中,不能一味地強調“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使中國反制裁行為的實施受到制約。在應對對外貿易摩擦與爭端的博弈中,如何使中國突出西方的“圍剿”,需要更為現實的對外貿易方針。

本文分為四個部分:第一,引言;第二,文獻綜述;第三,模型分析;第四,政策建議。

二、相關文獻綜述

趙瑾(2005)對新舊貿易保護進行了比較,總結了新貿易保護主義不同于舊的貿易保護的10大特點;秦法萍,郭立銀(2006)把新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特點總結為使用技術壁壘、綠色壁壘、反傾銷措施、保障措施, 利用區域經濟一體化, 濫用世貿相關規則等;封媛嫄(2010)分析了新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的原因和我國的對策,認為①經濟蕭條、②WTO 規則的不完善、③新貿易保護主義理論發展、④各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⑤國際競爭加劇是新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的五大原因;并指出中國應該從企業、國家、國際三個層面積極應對。

國內的研究大都是“特征”、“原因”、“對策”的“三段式”論述,缺乏深入的理論分析。

三、國家保護與對手國的直接制裁——代理人模型分析

這里我們將貿易保護的外延擴大,從而引入國家保護的概念,它不僅包括對自由貿易任何形式的限制,同時也包括非貿易領域限制國家之間自由交往的措施,例如德國等歐洲國家規定優先對本國企業貸款,就屬于資本領域的限制。顯然,對于國家保護的分析同樣適用于貿易保護。

(一)基本假設

(1)代理人假設:假定一個國家所有居民都完全相同,并將人口標準化為1。或者也可以理解為,一個國家只有一個居民(代理人),該居民代理該國所有的投資、消費、國際交流(國際貿易)、政策制定;最大化自己的效用。這一假定的實質,是把一個國家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通過代理人的假定,我們得以用微觀分析的方法來研究宏觀經濟問題。

(2)制裁成本:假定對手國能夠對國家保護實施直接制裁;而且制裁對保護國造成的成本與保護國的產出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即:

其中,S表示制裁成本(sanction),Y表示保護國的產出,η為表示比例關系的常數。

(3)完全競爭的對手國:對手國不再采取除制裁之外的任何其他措施,對手國之間完全競爭,從而對手國不能從制裁措施中獲取壟斷利益。

(4)對手國風險中性:他們不對風險要求額外的補償。

(二)模型

假定某小國的居民都是風險厭惡者,其代理人的生活可分為兩期。在第一期,其儲蓄、要素稟賦、產出均為零,從而其消費和效用也為零。

在第二期,該國面臨不確定的產出:

其中,誤差項滿足:,,;表示的概率,且。

假定在第二期只有一種商品,且該代理人一生的總效用等于在第一期預期到的由第二期消費決定的效用,即 由于風險厭惡,該代理人在第一期與對手國簽訂一份保險合約,在第二期向對手國支付,其大小由 決定,當P>0時,保護國向對手國支付P,反之,對手國向保護國支付(-P)。具體到國際貿易領域,這一合約可以理解為一國與對手國簽訂了一份自由貿易協定,在本國收入增加時,自由貿易會使本國進口增加從而向對手國輸出財富;而在本國收入減少時,本國進口減少,對手國向本國輸出財富 。稍后我們將看到,在本國需要向對手國輸出財富時,本國將會有采取貿易保護措施的動機。

基于之前對于對手國完全競爭和風險中性的假定,應有:

(三)基本情形:完全保險合約

如果,則,通過完全保險合約,保護國轉移了所有產出波動的風險。但是在第二期,如果,則,保護國實施保護措施可以使,此時保護國選擇違約是有利的。如果對手國沒有相應的制裁措施,則保護國應該實施管制,拒不支付 。

(四)激勵與共容合約

面對保護國違約的風險,對手國應該設計激勵與共容合約,在必要時對保護國進行制裁。最佳的激勵與共容合約應該滿足:

(1)支付額小于制裁成本:

(2)①

(3)③

在這三個條件下實現保護國代理人效用最大化:

求解這個最優化問題,得:

其中e代表ε的一個臨界值,在這一點,= 。

(五)影響分析

可以從四個方面分析激勵與共容合約帶來的影響:

(1)由⑥式可以看出,當,消費依然穩定;但 時,消費不再穩定,即合約限制了在“好”的狀態下維持消費穩定的能力。由于風險厭惡的假定,這實質上減少了保護國福利。

(2)由⑤式可以看出時,保護國產出的意外增長中只有一定比例支付給對手國,即這一部分比完全保險合約中變少了,由于對手國的預期利潤等于0(),可以推知在 附近,對手國對本國的支付也變少了。即激勵與共容合約限制了貿易給雙方帶來的收益。

(3)η反映了制裁的嚴厲程度。η增大,則e增大,消費得以在更大的誤差波動區間內得到平穩。當η增大到一定程度時,,此時激勵與共容合約退化為完全保險合約;當η趨近于0,則 ,制裁完全無效。

(4)對于保護國福利來說,由于對手國預期利潤為0,則,但是 的波動性變大,在風險厭惡條件下,激勵與共容合約導致保護國福利水平下降。同時注意到隨著η增大, 的穩定性提高,保護國福利提高。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由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到,保護國實施貿易保護措施的風險造成完全保險合約無效,對手國將被迫采取制裁措施而使用激勵與共容合約,這將會帶來保護國居民福利水平的下降。

但是如果對手國沒有采取相應的制裁措施,則保護國將肆無忌憚地采取保護措施,將經濟波動的下行風險轉嫁給對手國而同時占盡經濟有利波動的額外收益。

對于我國來說,面對日益升溫的國際新貿易保護主義浪潮,如果只是疲于應對,只有招架而不還手,只會助長保護主義的氣焰。因此,我們必須反守為攻,讓保護主義者切實承擔起貿易保護的成本,才能阻止新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從而為我國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參考文獻:

[1]封媛嫄,2010:《經濟危機下新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及應對措施》,《特區經濟》第1期。

[2]Maurice Obstfeld and Kenneth Rogoff, 1996,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Manroeconomics” The MIT Press

[3]Rafael Reuveny and William R. Thompson,1997, “The Timing of Protection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coMmy, Vol. 4, No. 1, pp. 179-213

[4]Richard G. Harris, 1989,“The New Protectionism Revisited”,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22, No. 4 pp. 751-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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