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獲得外國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的認可，將對外國對華反傾銷與反補貼產生重要的影響：首先外國對華反傾銷不能再采用“第三替代國標準”，以反傾銷形式出現的反補貼將恢復反補貼的本來面目；其次是針對我國采取的反補貼措施，其中在我國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前已有或可能有的仍然難以避免；最后是在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后，其他國家可能對我國同時發起反傾銷與反補貼訴訟。因此，我國政府是否爭取獲得其他國家對我國完全市場地位的承認需要進行利弊權衡，并提前準備應對策略。

關鍵詞：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反傾銷；反補貼；貿易摩擦

截至2007年7月8日瑞士宣布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共有75個國家承認我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但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一些主要貿易伙伴因多種原因，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文件中堅持加入了“非市場經濟”條款。此項條款存在明顯問題，因為它不能反映中國產品的實際情況，客觀上鼓勵了一些國家將其作為貿易保護的手段。本文就我國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后外國對我國反傾銷和反補貼問題的變化展開詳細分析。

一、對華反傾銷

反傾銷(Anti—Dumping)指對外國商品在本國市場上的傾銷所采取的抵制措施。一般是對傾銷的外國商品除征收一般的進口稅外，再增收附加稅，使其不能廉價出售。在非市場經濟地位下，外國對華反傾銷指控給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造成了嚴重的困擾和傷害(甘永杰、譚智雄，2005)。從表1中可以看出，市場經濟國家遭到的反傾銷訴訟中只有約60％最終被采取了反傾銷措施，而中國遭受到的反傾銷訴訟中約有70％最終被采取了反傾銷措施；國外對華反傾銷稅的征收幅度一般遠遠高于國際平均水平，稅率從百分之十幾到百分之幾百乃至百分之幾千，且持續時間較長。如1993年墨西哥對我國產品征收的反傾銷稅率為：玩具315％，服裝537％，有機化學產品673％，鞋類競高達1105％；1997年7月，美國商務部對我國幾家企業出口的小龍蝦征收的反傾銷稅率平均為122．9％，最低的91．5％，最高的156．7％，而且該案從1996年開始立案，到2005年共進行了l2次新出口商復審、7次年度行政復審、1次日落復審，反傾銷措施仍在繼續適用。如此高的稅率，顯然是不合理的(胡昭玲，2004)。如果中國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我國產品在美國反傾銷程序中遭到的不公正待遇就會消失(余菲，2007)，我國應訴反傾銷案件的勝訴率會有所提高，被裁定的傾銷幅度會大幅減小，反傾銷措施持續的時間會縮短，中國企業繳納的反傾銷稅會相應減少，從而減少那些對我國濫用反傾銷的國家的預期收益，進而減少這些國家對我國發起反傾銷訴訟的數量。而且，隨著反傾銷案件勝訴率的提高，也將提高國內企業的預期收益，使它們有更大的動力去積極應訴。顯然，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的確立對于我國應對反傾銷訴訟以及外貿出口的進一步發展意義重大。

當然，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在我國出口貿易量迅速增長、出口產品價格同期下降的情況下，即使我們獲得了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我們也很容易遭遇反傾銷，而且應訴的結果也不可能100％勝訴(杜曉郁，2005)。

另外，反補貼一般對被認定為對非市場經濟的國家并不適用，外國對華反傾銷存在對反補貼的替代性。例如，在歐盟對華皮鞋反傾銷案中，歐方指責中國鞋業存在“低價融資”、“稅收減免”、“非市場化的土地租金”等現象，以及由此引申出的補貼問題。顯然，這應屬于反補貼的范疇，而不是反傾銷。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后，這些以反傾銷形式出現的反補貼會恢復反補貼的本來面目。

二、對華反補貼

出口商品在生產、運輸、買賣的過程中接受的來自政府或同業協會的直接或間接的補助、獎金稱之為補貼。因為受到補貼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享有不公平的競爭優勢，因此，世界貿易組織對補貼作出了嚴格的規定。反補貼同反傾銷、保障措施一起，被視為世貿組織允許的對本國產業實行保護的合法貿易救濟措施。目前，反補貼調查雖然遠不及反傾銷調查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大，但依然能對被調查國的出口貿易造成較大傷害，嚴重影響涉案企業的競爭力。

WTO大多數成員認為，反補貼措施不適用于非市場經濟國家。它們認為，非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基本上由國家所控制，政府與企業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無法分辨出哪些產業獲得了政府補貼以及補貼的數量(趙玉閣，2005)。所以，作為貿易救濟手段之一的反補貼調查，對目前被認定為非市場經濟國家的中國并不適用。1995年1月1 13至2006年12月31 13，除了加拿大5起、美國1起外，沒有國家對華發起反補貼，其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在于還有很多國家不承認我國是完全市場經濟國家。如果中國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進口國可能會對中國產品動用反補貼手段，因為我國的補貼問題客觀存在(杜曉郁，2005)。

我國政府為了擴大出口，從中央到地方制定了一系列補貼措施和政策，對出口產品或企業提供各類補貼。這些補貼名目繁多、形式多樣，譬如所得稅以及流轉環節稅退抵減免、成本或費用補貼、折舊或科技費用提取、貸款或購置土地優惠等補助，而且在貸款、返回利潤和稅收、提高折舊率等方面給予優惠，把采購國產設備或者配套的零部件視作進口，給予減免進口環節稅收的優惠，等等。這些補貼絕大多數是WTO規則所不允許的(趙玉閣，2005)。因此，如果我國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遭遇國外的反補貼調查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不過，世界反補貼案件數量一直處于低水平。1995年至2006年，WTO成員共發起反傾銷調查3 044起，最終采取反傾銷措施的1 941起④，而發起反補貼調查的案件只有191起⑨，采取反補貼措施1 15起，反補貼案件只有反傾銷案件的6．27％。反補貼案件遠遠少于反傾銷案件，這一方面是由于與反傾銷相比，反補貼在操作性上更加復雜，補貼的計算方式不如傾銷的計算方式成熟，補貼的認定上需要首先判斷是否是禁止性補貼或可申訴補貼；另一方面，反傾銷和反補貼針對的對象不同，反傾銷針對的是出口國企業，反補貼針對的是出口國政府，同時調查中也涉及出口國企業。因此，反補貼案件的影響更大，極易引發貿易爭端。1995年至2007年7月，針對反傾銷案件啟動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共66起，針對反補貼案件的共22起④，相當于大約每50起反傾銷案件、每l0起反補貼案件，有1起啟動了WTO爭端解決機制。反補貼案件啟動WTO爭端解決機制的比例是反傾銷案件的五分之一。

而且，反補貼案件主要由少數發達國家發起。wI1O《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SCM協議)規定采用兩種機制處理補貼與反補貼問題：一是根據符合SCM協議要求的國內反補貼法程序來處理；二是通過WTO爭端解決機制處理。目前大部分反補貼案件都是采用前一種機制，因此，反補貼案件受是各國國內立法的影響。SCM協議要求WTO成員國在其框架下設計各自國內的補貼與反補貼立法。因此，各國的反補貼法框架基本一致。但是，發達國家的立法比較完善，操作性較強，而發展中國家的反補貼立法相對原則化，缺乏配套實施機制(李本，2005)。發展中國家如發起反補貼，其過程很容易遭到其他國家的質疑。目前絕大多數的反補貼案件由少數發達國家發起，1995年至2006年的12年間，共發起的191起反補貼案件中，美國發起75起，歐盟發起46起，@兩者占總數的60％以上。從反補貼案件的發展趨勢來看，1999年達到一個高峰以后，反補貼案件發起的數量一直在減少。2002～2006年，平均每年全世界僅有9．4起反補貼案件(見圖1)⑨。考慮到各國國內反補貼立法需要隨著反補貼實踐的增加而加以完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反補貼調查的國家在短期內不可能有大的增加。

在已經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的國家中，新西蘭、阿根廷、澳大利亞等國家均具有發起反補貼訴訟的經驗，在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后也對中國發起了反傾銷訴訟∞，但至今仍未對中國發起反補貼訴訟。

另外，美國、歐盟等主要國家(集團)正在改變立場。它們認為，對于非市場經濟國家中的“市場導向產業”，反補貼法也同樣適用。美國眾議院2005年7月通過的《美國貿易權利執行法案》(the U．S．Trade Rights Enforcement Act)修正案要求將美國的反補貼法適用于包括中國在內的非市場經濟國家。加拿大在2004年對我國連續發起了3起反補貼調查，并對原產于我國的復合地板最終征收了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這是1995年以來，國外首次對華發起反補貼調查。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后，這部分反補貼調查將繼續。

三、對華同時應用反傾銷與反補貼

反傾銷和反補貼在發起產品上較大程度的交叉，為反傾銷和反補貼同時發起提供了一定的客觀基礎。目前，我國遭受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最多的均為基礎金屬及其制品；其他產品，包括加工食品、飲料類、煙草類產品，化工及有關產品，塑料、橡膠及其制品，紡織品，機械、電子產品及零部件等均遭受了數量不少的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因此，兩種調查容易被同時發起。雖然GATI'1947第6條第5款規定：“在任何締約方領土的產品進口至任何其他締約方領土時，不得同時征收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以補償傾銷或出口補貼所造成的相同情況。”但是，美國、加拿大、歐盟等國家和國家集團曾經多次同時對同一種產品發起反傾銷調查和反補貼調查，并最終同時征收了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2002年9月13日，美國對原產于加拿大的小麥發起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并于2003年8月29日，決定對從加拿大進口的硬質紅春小麥加征14．16％的關稅(包括5．29％的反補貼稅和8．87％的反傾銷稅)，對進口杜倫麥加征13．55％的關稅(包括5．29％的反補貼稅和8．26％的反傾銷稅) 。2001年7月6日，歐盟委員會對原產于印度的磺氨酸進行反傾銷和反補貼立案調查，最終征收了18％的反傾銷稅和9．2％的反補貼稅。根據加拿大的法律，加拿大可以對一種進口產品同時進行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1995年1月1日至2004年12月31日，加拿大共發起16起反補貼調查，其中14起是反傾銷與反補貼合并調查@，包括2004年對我國同時發起的3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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