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澤東的戰略思考 毛澤東是國際主義者，但首先是愛國主義者。他認為，國家要富強，民族要振興，必先實現國家的完全統一。在臺灣問題上，他既有堅定的原則性，又有高度的靈活性。戰略上臺灣必須收回，政策和方式上則又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而不時進行調整。 建國初期重點是準備武力解放。強調革命必須徹底，其著名詩句是：“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自渡江戰役結束、南京解放以后，毛澤東就開始考慮解放臺灣問題。1950年即進行了軍事部署，例如：(1)成立前線指揮部，由粟裕將軍擔任總指揮，并制定具體的解放臺灣計劃；(2)培訓臺灣干部，把參加過“二·二八”事件退到內地的臺籍干部和部隊中的臺籍士兵集中起來，參加“臺灣訓練團”學習；(3)征集了一批準備渡海的民船民工進行訓練，還選拔和調集了一批年輕和有經驗的后勤干部準備支援前線。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聲明說“臺灣地位未定”，并命令美國海軍第7艦隊進駐臺灣海峽，空軍第13航空隊進駐臺灣島。美國政府公然派兵侵占我國領土臺灣，使我解放臺灣工作受到干擾和阻撓。 50年代中期開始考慮和平解放。當時內外形勢有兩大變化：一是國際形勢趨于緩和。1953年7月，朝鮮停戰達成協議；1954年4月至7月，日內瓦會議簽訂越南停戰協定。二是海峽兩岸形勢亦有所緩和。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日益發展，新中國政權愈加鞏固，國際社會地位不斷提高，美國的對華侵略、封鎖和遏制政策走向失敗，海峽兩岸的軍事對峙和緊張關系隨而趨于緩和。 正是在上述形勢變化的條件下，毛澤東、周恩來開始考慮和平解放臺灣的可能性。1955年4月，周恩來總理在萬隆會議上闡明大陸對臺政策時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臺灣有兩種可能，即戰爭方式和和平方式，中國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放臺灣。”1956年1月，毛澤東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準備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隨后不久又提出“和為貴”、 “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后”等政策主張。同樣，由于美國政府的干預、阻撓等原因而未能實現。 “一個中國”原則下的“聯蔣抗美”政策。1954年9月，福建前線人民解放軍發動了第一次金門炮戰，那是針對美蔣勾結以及美國武裝侵占我國領土臺灣的，這實際是國共內戰的繼續，也是對美國繼續援蔣干涉中國內政所表現的強烈不滿與抗議。1958年8月，又有第二次金門炮戰，即著名的“8·23”炮戰。這一次炮戰，是針對美國的，卻又有支持蔣介石對抗美國“劃峽而治”政策的一面。當時美、蔣在要不要撤出金門、馬祖問題上是有矛盾的，美國企圖壓蔣撤出金馬，以便實現其“劃峽而治”、分割中國的圖謀。蔣介石先生頂住了壓力，堅持不肯撤離，這說明他是有“一個中國”意識的。毛澤東發現了這一點，以炮火支持了蔣，形成“一個中國”原則下“聯蔣抗美”的政策。此后，只要美艦參與護航，大陸這邊就開炮，否則就網開一面，不打炮或隔日打炮，以便于國民黨軍隊進行后勤補給。當年10月6日和25日，毛澤東同志親自執筆，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兩次發布了《告臺灣同胞書》。文中說：“臺、澎、金、馬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是另一個國家”，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沒有兩個中國。這一點我們是一致的。美國人強迫制造兩個中國的伎倆，全中國人民，包括你們和海外僑胞在內，是絕對不容許其實現的。” “一個中國”為核心的“一綱四目”政策。1963年，周恩來總理根據毛澤東主席的思路加以發揮，概括他提出“一綱四目”的祖國統一政策。這是從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逐步形成的。“一綱”就是臺灣必須統一于中國。“四目”是四個基本政策：(1)臺灣統一于中國后，除外交必須統一于中央外，臺灣之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蔣介石；(2)臺灣所有軍政及經濟建沒經費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政府撥付(當時臺灣每年赤字約8億美元)；(3)臺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并尊重蔣之意見，協商決定后進行；(4)互約不派特務，不作破壞對方團結之事。毛澤東說，只要臺灣當局能守住臺灣，不使之從中國分裂出去，大陸就不改變對臺政策和對臺關系。 在當時的情況下，雙方互通信息，并有人員來往。臺灣方面先后有曹聚仁(記者)、宋宜山(“立委”)等；大陸這邊，毛主席、周恩來曾兩次派章士釗先生赴港，與臺灣保持聯系。章寫給蔣介石的信說：“溪口花草無恙，奉化廬基依然”，“臺澎金馬，唇齒相依，遙望南天，希諸珍重”。毛澤東對此特別欣賞，但認為“遙望南天”的“天”字不妥，改為“遙望南云”。毛澤東還通過章士釗風趣地轉達蔣說：我們同臺灣誰也離不開誰，就像《長恨歌》中所說，“在天愿為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周恩來總理也通過章向蔣轉達說：臺灣一旦統一于祖國。蔣先生既有臺灣之實(權和利)，又有全國之名，不比在臺灣只做一個小頭目、仰外人之鼻息而又遲早要被他們換掉好嗎? 在周恩來把大陸對臺方針歸結為以上“一綱四目”，并通過各種渠道傳至臺灣以后，在各方面都產生了重要影響。以蔣系勢力為主的臺灣當局確已心有所動，多次強調不會搞“兩個中國”，并加強了打擊“臺獨”勢力的力度。和平解放臺灣本已出現曙光，可惜的是后來被“文革”和“左”的思潮干擾而中斷了。 二、鄧小平的戰略思考 鄧小平作為新中國的第二代領導人，他在1978年底到1979年初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所提出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大政方針，是對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所提出的“一綱四目”和平統一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事實上，他也是“一綱四目”這一和平統一思想的直接參與者和制定者。當時他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直接參加了“一綱四目”這一戰略思想的醞釀和起草。 鄧小平提出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本來是針對臺灣問題的，后因香港問題和澳門問題已提上日程，時間更迫近，故而首先用香港和澳門問題的實踐。在解決港澳問題特別是香港問題的過程中，鄧小平先后發表了多次重要講話，回答了許多實際問題，從而更加明確和豐富了“一國兩制”的內容。和平統一中國，這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第一代領導人即已開始探索的重大戰略思想，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思維，但是他們都沒有來得及實踐和加以完善，甚至受到了毛澤東本人發動的“文革”的干擾。這一工作為鄧小平所繼承，并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大大地向前推進了。 鄧小平提出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構想，與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的和平統一思想比較起來，有以下新的特點： (一)毛澤東、周恩來說的“和平統一”是指“和平解放”，而鄧小平講的“和平統一”，則是尺度更寬，根本未提“解放”二字。 (二)鄧小平提出的“和平統一”，是以“一國兩制”為前提。“一國兩制”是“和平統一”的核心內容，顯然更科學、更切實可行了。 (三)鄧小平提出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對“一綱四目”的發揮和發展。如果說，“一綱四目”已經是“一國兩制”的雛形，而“一國兩制”則是這一思想的豐富和完善。

(四)原來的“和平解放”是作為“武力解放”的補充手段，實際是以武力手段為主，而“一國兩制”則正好相反，實際是以和平手段為主，所稱不承諾放棄武力，是作為不得已情況下的補充手段提出的。 (五)“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經過“告臺灣同胞書”、 “葉九條”、 “鄧六條”，以及其它一系列闡述，特別是在港澳的實踐，已使其成為一種完整的有理論基礎、有政策方針、有實踐經驗的內容豐富的科學。 總之，鄧小平提出用“一國兩制”來統一中國，是著眼于人民，立足于人民，其基本出發點，是要把臺港澳特別是兩岸在統一問題上處于對抗性的敵我矛盾轉化為非對抗性的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這是有益于臺港澳人民，有益于全體中國人民，有益于國家民族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的千秋功業。當然也有益于亞洲和世界和平。鄧小平同志已不幸于香港回歸前夕，即1997年2月19日去世，但他在祖國統一問。香港問題和澳門問題，都已根據鄧小平同志所提出的“一國兩制”原則，獲得合情合理解決，臺灣問題與港澳問題的性質雖不同，但一樣適用于“一國兩制”原則，相信終將會按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國兩制”原則來解決。 三、江澤民的戰略思考 國家主席江澤民作為新中國建國后的第三代領導人，他繼承，發揮和親身實踐著前兩代領導人關于和平統一、特別是鄧小平關于“一國兩制”思想。1987年4月，鄧小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全體委員，當談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時說： “具有中國特色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包括對香港、澳門、臺灣問題的處理，就是‘一國兩制’。”t992年1()月12日，江澤民以黨的總書記身份，在中共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中，正式把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列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要內容之一。這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的大事。 江澤民同志受任于艱難之際，奉命于非常之時，在一段時間內，主要忙于經濟調整和經濟改革，未能以更多精力致力于對臺工作。1994年至1995年年初，在國內政經形勢有所好轉之后，乃于1995年元月三十日發表《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斗》的新春講話，簡稱《八項看法和主張》。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講話，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毛澤東、周恩來第一代領導人和平統一思想、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關于“一國兩制”構想進一步的深化和發揮。 江澤民的這篇講話，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是具有新意的： (一)關于如何對待臺灣與外國的關系。江主席明確指出說： “對于臺灣同外國發展民間性經濟文化關系，我們不持異議”；但堅決反對臺灣“以搞‘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為目的的所謂‘擴大國際生存空間’的活動”。認為臺灣當局進行這種活動，不但“不能解決問題”，且會助長“‘臺獨’勢力更加肆無忌憚地破壞和平統一的進程”。 (二)關于兩岸各黨派參加和談問題。講話談到： “在和平統一談判的過程中，可以吸收兩岸各黨派、團體有代表性的人士參加。”這里，一是未再提到“國共談判”，更未提“第三次國共合作”，顯然是根據臺灣內部形勢變化所作出的政策調整。二是提到的“兩岸各黨派”，雖未指名臺灣民進黨，但顯然包括了它，這是過去所沒有的。不過，允許民進黨內有代表性的人士參加，絕不等于同意它的“臺獨黨綱”。 (三)關于和平統一談判的內容和步驟。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兩點：第一，作為第一步，雙方可先就“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進行淡判，并達成協議。第二，在此基礎上，“共同承擔義務，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并對今后兩岸關系的發展進行規劃”。這是非常具有建設性和積極意義的。一是立足于為臺灣人民著想，二是充分尊重臺灣執政當局，三是采取分步驟的漸進做法。 (四)關于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講話從“利于兩岸經濟共同繁榮、造福整個中華民族”的大局出發，特別提出“不以政治分歧去影響、干擾兩岸經濟合作”。這在目前的情況下是十分重要的，是為適應新形勢而提出的新概括、新精神和新原則。講話不僅表示希望兩岸盡早實現直接“三通”，并且鄭重提出“贊成在互惠互利的基礎上，商談并且簽訂保護臺商投資權益的民間性協議”。 (五)關于保護臺灣同胞的權益問題。講話強調說：“他們(指臺胞)都是中國人，都是骨肉同胞、手足兄弟”，“要充分尊重臺灣同胞的生活方式和當家作主的愿望，保護臺灣同胞一切正當權益”。還特別指出：“我們黨和政府各有關部門，包括駐外機構，要加強與臺灣同胞的聯系，傾聽他們的意見和要求，關心照顧他們的利益，盡可能幫他們解決困難。”這實際上是對原來提出的“寄希望于臺灣當局、更寄希望于臺灣人民”的“兩個寄希望”的進一步發揮和落實。 (六)關于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傳統，講話指出： “中華各族兒女共同創造的五千年燦爛文化，始終是維系全體中國人的精神紐帶，也是實現和平統一的一個重要基礎。”兩岸同胞應共同繼承和發揚這一優秀的中華文化傳統。 江澤民接班后，正好是兩岸關系最熱絡的時代，民間性的經貿文化交流往來十分密切，但同時也是兩岸關系最激烈最緊張的時代。以江澤民為代表的祖國大陸，在解決港澳問題以后，即把視線轉向臺灣，希望早日實現兩岸的政治接觸、政治對話和政治談判，盡快解決和平統一問題。江澤民提出的“八項看法和主張”，就是為實現這一戰略目標而采取的重大步驟和行動。然在臺灣方面，以李登輝為首的當權派，卻越來越背離前兩代領導人蔣介石和蔣經國所信守的“一個中國”原則，加快了分裂祖國的步驟和行動，使兩岸關系多次出現緊張態勢。1999年7月9日，李登輝更露骨地拋出“兩國論”，顯然是包藏禍心的，從而把兩岸關系推向了新的更尖銳的對立。

臺灣問題是我國的內政問題，但這個問題的解決卻又遇到美國等國際反華勢力的阻撓和干擾，情況是相當復雜的。究竟如何應對?我覺得江澤民主席的做法也是很明顯的，尤其是對美國，所采取的方針是既聯合又斗爭。美國的對華政策有其兩面性，并且是不穩定的。對其所承諾的“一個中國”和“三不支持”(不支持“臺灣獨立”、不支持“兩個中國”和“一中一臺”、不支持臺灣參加只有主權國家才能參加的國際組織)政策，自應表示積極的歡迎和贊賞態度；然對其違背“一個中國”原則和“三不支持”的做法和行動，包括對臺軍售在內，則應進行堅決的斗爭。

四、胡錦濤的戰略思考

胡錦濤同志是黨和國家長期以來的集體領導成員之一，2002年成為新中國的第四代領導人，他曾就對臺工作先后發表過多次具有新意的講話，不僅是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態度果斷，斬釘截鐵，而且根據國內外不斷變化的形勢，在對臺政策上作了創造性的發揮，從而把對臺工作推向了一個嶄新階段。在胡錦濤的講話中，最具代表性的是2005年3月4日關于對臺政策“四個絕不”的講話。 一是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決不動搖。他說，一個中國原則，就是“發展兩岸關系和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基石。對于臺灣任何人、任何政黨朝著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方向所作的努力，我們都歡迎。他說，只要確立了一個中國的大前提，我們對任何有利于維護臺海和平、發展兩岸關系、促進和平統一的意見和建議都愿意做出正面回應，也愿意在雙方共同努力的基礎上尋求接觸、交往的新途徑。 二是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決不放棄。他說，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符合兩岸同胞的根本利益，也符合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潮流。又說，兩岸和平統一了，可以彌合兩岸因長期分離而造成的隔閡，使兩岸同胞增進一家親情；可以結束兩岸在軍事上的對抗，使兩岸同胞共同努力于和平建設；可以使兩岸經濟更好地互補互利，使兩岸同胞攜手共謀發展；可以使兩岸一起共同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使兩岸同胞共享偉大祖國的尊嚴和榮譽；可以真正確保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使兩岸同胞共同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三是貫徹寄希望于臺灣人民的方針決不改變。他說，臺灣同胞是我們的骨肉兄弟，是發展兩岸關系的重要力量，也是遏制“臺獨”分裂勢力的重要力量。只要是對臺灣同胞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對促進兩岸交流有利的事情，只要對維護臺海地區和平有利的事情，只要對祖國和平統一有利的事情，我們都會盡最大努力去做，并且一定努力做好。 四是反對“臺獨”分裂活動絕不妥協。他說，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國家的核心利益。任何人要危害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13億中國人民決不答應。在反對分裂國家這個重大原則問題上，我們決不會有絲毫猶豫、含糊和妥協。他特別強調說，任何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必須由全中國13億人民共同決定。 縱觀胡錦濤接班以來，關于對臺工作和對臺政策所發表的一系列講話以及所采取的措施，深感以胡錦濤為代表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在這個方面體現了新思維。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關于“核心利益”的提法。這在胡錦濤同志以及其他領導同志的多次講話，特別是2004年5月17日中共中央臺辦、國務院臺辦授權發表的聲明(簡稱“5·17聲明”)中說得最清楚。 (二)關于“決不妥協”的態度。這不僅表現在胡錦濤等領導同志的歷次講話。而且還特別表現在上述“5·17聲明”和2005年發布的《反分裂國家法》一些條文中。 (三)關于“以人為本”的思想。這個思想不僅貫徹在對內地的各項政策措施中，實際上也是對歷代中國領導人關于“寄希望于臺灣人民的方針”這一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四)關于“依法制獨”的做法。這是指通過制定《反分裂國家法》來對付“臺獨”和外國干涉者。“以法制法”，“依法制獨”，這是過去所沒有的，從實踐來看，其權威性和震懾性都遠大于以往使用的其它形式。 (五)關于“聯美制獨”的政策。當年毛澤東在蔣介石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下，曾實行“聯蔣抗美”來對付美國的“兩個中國”政策；如今則在美國一再承諾“一個中國”政策下，采取“聯美制獨”政策，來反對陳水扁和民進黨的分裂中國政策。 (六)關于“宏觀調控”的戰略。這是把市場經濟中所采取的戰略移至兩岸關系中的政治領域。筆者指的是在《反分裂國家法》中就非和平手段所設置的一個底線，只要你不逾越這個底線，就不會采取非和平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