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后，許多發展中國家通過各種途徑，大力扶持本國國有經濟的發展，這對于維護其經濟獨立、推動其工業化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國有經濟在實踐中也逐漸暴露也許多弊端。因此，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針對本國具體情況，采用各種各樣的措施，對國有經濟進行整頓和改造，并取得了很大成效。這之中有許多經驗教訓，值得我國學習和借鑒。

一、發展中國家國有經濟的形成和發展

戰后，廣大發展中國家為了振興民族經濟，推動本國工業化，掀起了兩次國有化高潮。第一次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它是緊隨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而出現的，主要矛頭對著殖民企業和殖民地的經濟管理企業，包括海關、銀行、稅務機構，以及原殖民者擁有的足以壟斷或操縱國計民生的大企業。這次國有化高潮實際上是民族解放運動在經濟領域的繼續。第二次在20世紀70年代，這是在中東產油國收回石油資源主權的斗爭取得勝利的鼓舞下，發展中國家掀起了收回自然資源主權的潮流。在這一潮流中，一些國家把實際操縱本國經濟關鍵部門的外資企業收歸國有，并使一些礦山資源和農漁業資源回到本國手中。

除了通過國有化沒收、征收、贖買外資企業，使之變為國有企業外，更主要的，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由政府投資興建了一大批重點企業和重要基礎設施，并逐漸使其成為國有經濟的骨干力量。

在拉美一些獨立比較早、工業化起步也比較早的發展中國家，戰前國有經濟就有了一定基礎。戰后，這些國家再度大力推行國有化政策，使國家資本的范圍和規模進一步擴大。例如，在戰后不到10年的時間內，阿根廷工業部門的國有企業就從466家猛增到1478家。國內資本很快就在交通運輸、金融、戰略物資和基礎工業等重要部門占據主導地位。到了20世紀70年代，阿根廷國有企業的營業額占全國營業總額的比重，鋼鐵工業為37%，造船業為45%，石油化工業為82%，電力、煤氣、電話為95%。（注：肖海泉等.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88:61）巴西在獨立以后也大力發展國家資本，特別是把國有經濟的經營重點主要放在投資大、建設時間長、收益慢而私人無力經營的重工業和農業部門，以及公用事業、交通運輸業。據巴西《視野》雜志公布的調查材料，1984年巴西最大的200家企業中，國有企業為81家，其總資產占200家大企業全部資產的74.2%，其純收入占200家大企業全部純收入的56.3%。

在亞洲的發展中國家中，印度、韓國的國有經濟在工業化過程中的作用是很突出的。早在印度獨立之初，印度國家計劃委員會就提出了一個全國性的經濟計劃。該計劃認為，在工業化進程中，應強調自力更生和實行以國有經濟占主導地位的混合經濟，國家應當擁有和控制所有關鍵工業、基礎設施和其他公用事業，同時也適當扶植私營經濟的發展。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已壟斷了鐵路、航空運輸、港口設施、郵電、軍工、保險、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等部門，并在鋼鐵、有色金屬、基礎化工、機床、重型機械銀行等部門居于主導地位。國有資本在全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從60年代初的10.9%，增加到80年代中期的20%以上。“一五”計劃期間，印度工業年均增長率為5.6%，“二五”計劃期間為7.1%，“三五”期間為10.2%。（注：肖海泉等.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88:61）如此遞增的工業增長速度，與國有經濟部門的不斷發展壯大是分不開的。

國有經濟在韓國工業化的過程中也發揮了關鍵作用。在韓國，通常把由政府投資創辦并由政府委派官員管理的企業稱作公營企業。1960年以前，韓國的公營企業主要局限于公用事業方面：如鹽等基本生活必要品和人參、煙等實行專賣的高價值消費品以及銀行業。20世紀60年代初，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公營企業不僅數量上增加得很快，而且上述經營界限逐漸消失。政府開始在它認為合適的任何地區建立公營企業，只要它認為這些企業對拉動韓國經濟增長和擴大韓國出口能力來說是必要的并且不適合私營企業來經營。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時，韓國只有52家公營企業，但到70年代中期，公營企業的數目增加到116家，在總投資中的比重也增加到33.7%。（注：［韓］宋丙洛.韓國經濟的崛起.商務印書館.1994:128）這些企業主要集中于鋼鐵、石油、化工、汽車、造船、航運等領域。

戰后，許多非洲國家獨立并從殖民主義者手中奪回經濟自主權后，開始按照自己的愿望和各國的具體情況，限制外國壟斷資本的非法活動，對受國外資本控制的部門和企業有步驟地實行國有化，其中阿爾及利亞、埃及等國家做得尤為突出。阿爾及利亞獨立之初就將某些外資企業收歸國有，20世紀60年代中期布邁丁上臺后，加快了國有化進程，多次將外資企業收歸國有。與此同時，還創辦了不少國有企業。到1974年底，在工業生產中，國有企業已控制了水電的96%、采礦的93%、碳化氫的78%，加工制造業的69%（其中冶金、機械工業82.7%，建材工業87.4%，化工57.9%，食品工業75.6%，木材和造紙工業64.3%，紡織工業34.1%，皮革制品32.4%）。（注：談世中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與國際經濟新秩序.經濟科學出版社.1987:34）

埃及從1953年起，開始對原有較大的工業企業、商業企業、銀行、運輸企業和進出口貿易實行國有化；1956年對蘇伊士運河公司實行國有化；同年10月對英、法資產實行凍結；1961年對棉花出口公司全部實行國有化，對私人資本和外國資本實行限制政策；1962年政府已控制了95%的工業、全部銀行和保險業以及重要的礦業、貿易運輸和公用事業。不過，在許多非洲國家主要通過對外資實行國有化的辦法來建立和發展本國國有經濟的情況下，也有一些國家如科特迪瓦為避免中斷同西方國家特別是同原宗主國法國的聯系，失去銷售市場和資金來源，沒有對外資實行國有化，而是通過政府投資的辦法來發展國有經濟。政府投資主要集中于和國計民生緊密相關的部門和企業，以及發展國民經濟必需的基礎設施部門，如交通運輸、港口、碼頭、電力、水利、公用設施等，國有企業掌握著國家的經濟命脈。同時，政府還通過掌握多數大中型企業的一部分股份，引導這些企業圍繞著政府制定的發展戰略進行投資和生產。

二、國有經濟所發揮的作用

從戰后半個多世紀的實踐看，各發展中國家國有經濟的發展，對于促進這些國家的工業化以及振興、發展它們的民族經濟起了巨大作用。

首先，發展中國家國有經濟的產生和發展適應了發展中國家維護國家主權、爭取經濟獨立的愿望。發展中國家獨立之時，外國壟斷資本盡管有所削弱，但仍控制著其經濟命脈，嚴重阻礙發展中國家民族經濟的發展。而發展中國家無論是落后的封建地主經濟和分散的小農經濟，還是軟弱的私人民族資本，都不是外國壟斷資本的對手。如果還是按照早期市場經濟的原則，聽任它們去和外國壟斷資本開展自由競爭，無異于開門揖盜，自招禍患。因此，必須依靠國家政權的力量，剝奪外國資本的特權，收回被外國公司控制的國民經濟重要部門和重點企業，同時大力扶植和發展國有企業，才能為爭取經濟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創造良好的前提條件。

其次，發展國有經濟有利于奠定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和建立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戰前，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低下，社會基礎設施落后，經濟結構極不合理。因此，要發展民族經濟就需要利用國家政權的力量進行資本積累，把數量有限且分散在個人手中的資金集中起來，由國家按照經濟發展戰略的要求，有重點、有規劃地進行國家投資。特別是交通運輸、電力、電訊、公用事業等基礎設施及關鍵性的經濟部門，耗資大，建設周期長，資金回收慢，力量單薄的私人資本無力也無興趣問津，但這些部門又是經濟發展特別是工業化所必須的，只有依靠國家的力量，由政府投資興辦，才能逐步建立起來，從而為工業化奠定物質技術基礎。例如，拉美國家幾乎所有的鐵路、郵電、水運、航空都由國家經營；90%以上的電力企業由國家投資建設和經營。可見，國有經濟成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經濟自立和經濟起飛的基礎。

第三，國有經濟的發展為整個社會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帶動了其他經濟成分的發展。由于國有經濟的建立提供了交通運輸、通訊、動力等基礎設施，增強了原材料等基礎工業，填補了國內一些關鍵性經濟部門，特別是建立了那些耗資多、收益慢但為其他部門的發展所不可缺少的工程項目，從而大大改善了整個國家的供給結構和供給能力，排除了其他經濟成分在工業化過程中所遇到的“瓶頸”，改善了整個國家的投資環境和條件，為私人企業的發展提供了可靠保障和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國家投資也創造了大量的社會需求，擴大了國內市場，刺激了私人資本的擴大再生產，推動了國民經濟的發展。

第四，國有企業是推動發展中國家技術進步的主力軍。技術進步是使發展中國家的民族工業得以生存的活力之源，也是促進民族工業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地發展，擺脫對工業發達國家先進技術的依賴，使發展中國家的民族工業得以蓬勃發展的根本力量之所在。從戰后各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來看，國有企業在推動技術進步方面往往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這是因為，國有企業一般擁有比較充裕的資金、比較廣泛的與政府部門及科研單位的聯系，便于組織、協調各方面力量，開展大型、重點科研項目的攻關活動。許多新技術的發明、新產品的開發，往往是由國有企業作為先導，取得突破后，再向全社會推廣。所以，發展中國家的國有企業在推動技術進步，優化和提升產業結構方面往往扮演著生力軍的作用。

第五，國有經濟在促進區域經濟平衡發展方面起著重要作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不平衡，尤其是一些發展中的大國，區域差異往往很大。由于落后地區投資環境差，投資風險大，私人資本大多不愿前往。在這種情況下，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通過有計劃、有重點地在落后地區投資創辦國有企業的辦法，來促進這些地區的工業發展，以達到改善工業布局，使區域經濟平衡發展的目的。如巴西政府為了開發落后地區，除了采取財政、稅收政策，給落后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