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GDP崇拜”到幸福指數關懷——發展理論視野中發展觀的幾次深刻轉折

沈杰

內容摘要：

在20世紀中期以來的人類發展觀和發展實踐進程中，經歷了從唯經濟指數獨尊的時代，到同時注重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等綜合指數的時代，再步入一個強調人文指數的時代。這些轉折不僅體現了半個世紀以來人類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同時也反映了作為對發展實踐一種反思結果的發展觀的階段性特征，而這一切反映在有關發展理論和發展決策的學科角色上，則是表現為從經濟學主導的時代過渡到綜合性學科的時代，而且正進入一個人文學科大顯身手的時代。

作為發展理論語境中的發展觀，本身則是發展理論內涵的高度體現，它是涉及到發展哲學、發展原則、發展模式、發展道路等諸方面的一種理論體系和實踐策略。迄今為止已經出現的發展觀，不僅體現了20世紀中期以來人類現代化進程的階段性特征，同時也反映了人類對現代化實踐認識的階段性特征，而這一切都表現在發展理論和發展決策的有關學科角色上。作為發展觀的一種集中而具體的表現形式，便是發展指標及其體系的制定。

20世紀中葉，發展研究作為一個跨學科的研究領域出現在西方，它的興起與二戰之后國際社會經濟政治格局的變化、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密切相關。發展作為一種最為迫切的實踐問題，不僅是國際學術界的研究熱點，而且也成為聯合國國際事務的關注重點。從60年代開始，聯合國大會先后通過了第一個發展十年（1960—1970年）和第二個發展十年（1970—1980年）國際發展規劃。而進入90年代之后，聯合國又推出了許多發展研究項目，并制定了大量發展規劃。

現代化理論是發展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形式之一。盡管在現代化理論之前就已經存在的社會變遷理論也是一種廣義上的發展理論，但最確切意義上的發展理論則是自現代化理論形成之后開始的，因為現代化被視為一種有計劃的社會變遷，發展理論則是對有計劃社會變遷的關注形式和思考成果。然而，由于現代化理論在其產生不久之后便受到批評，因此，學者們更愿意采用發展理論這一稱謂來與現代化理論相區別，而后來的現代化理論也即狹義上的發展理論。所以，發展理論從內涵和外延上要比現代化理論更寬泛，但在實際研究領域和方法上則又與現代化理論有著緊密關聯。

一、從“GDP崇拜”到強調綜合指數：獨尊效率轉向兼顧公平

20世紀60年代的發展觀以“GDP崇拜”為其特征，實質上反映了當時對于現代化的一種簡單化理解。由于這種發展觀把發展主要看作一種經濟現象，把現代化過程理解為單維度的物質財富增長過程，因此，按此邏輯的發展理念是：現代化的首要目標就是實現經濟指數的增長。體現這種發展觀的典型例子，可以在聯合國第一個發展十年（1960—1970年）規劃中看到。這一規劃提出了發展中國家國民生產總值每年增長率應達到5%的目標?？梢姡@種發展觀所強調的只是經濟指數，而沒有注意社會指數和其他方面的指數。

這種發展觀的出現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而它在二戰之后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實踐中得以最充分體現的原因在于：戰后發展中國家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要盡快地發展生產力，提高經濟水平，解除貧困狀態，增強綜合國力。在這種情勢下，多數發展中國家所確立的發展戰略都以經濟增長為首要目標?？梢哉f，“GDP崇拜”[1]成為一種普遍情結。“GDP崇拜”的實質就是唯效率崇拜。

經由這種發展戰略，一些發展中國家確實促進了本國經濟增速的加快。到20世紀60年代，第三世界國家在總體上達到了聯合國發展規劃提出的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5%的目標。然而，這種發展觀所導致的一種嚴重后果是：在第三世界國家中，只有經濟增長而沒有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經濟增長甚至還帶來了種種非意圖性的不良后果，具體而言，這種“增長優先”的發展戰略，不久便帶來了許多嚴重社會問題，最突出的有：與人民利益密切相關的社會發展領域如國民教育、就業保障、社會福利、醫療衛生、文化建設等方面被當作所謂“經濟增長的代價”而犧牲掉，從而導致了一種“有增長無發展”的結果。正是這種有增長而無發展，或者說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并未呈現正相關、甚至還出現負相關的現象，促使學術界和各國政府對以往發展觀進行反思。于是，一個重要的成果便是出現了各種“替代性發展戰略”。而這種發展戰略的形成無疑是以另一種不同的發展觀為基礎的。

正是基于對以獨尊經濟指數或“GDP崇拜”為特征的發展觀的檢討，發展理論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便放棄了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傳統發展觀，而倡導一種綜合取向的發展觀，強調把社會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最重要目標。這種綜合發展觀的基本理念認為，發展不能僅僅理解為一種經濟增長的結果，而應看作經濟、社會、環境等方面之間綜合、協調進步的成效。

從比較的角度，可以把與“GDP崇拜”為代表的傳統發展觀不同的綜合發展觀的基本內涵及其特征闡述如下。

首先，在發展取向方面。傳統發展觀強調發展以經濟增長為核心，而綜合發展觀則強調發展是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之間的相互促進、相互協調。作為社會發展基礎的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固然不容置疑，但經濟增長的作用并非至高無上，而社會發展則是經濟增長的重要保證。對于社會發展的重要性，聯合國的第二個發展十年（1970—1980年）規劃中便開始給予強調：社會類型和社會結構的變遷必須同快速的經濟增長相同步，而且要切實減少現存的地區、部門和社會內部的不平等。這些目標既是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也是發展的最終結果，因而它們被視為同一過程的綜合物。[2]可以看到，不再是單一地強調效率，公正的重要性已經被注意到。

其次，在發展機制方面。傳統發展觀所強調的發展具有單一化、簡單化、片面化的特征。而綜合發展觀所強調的發展則具有多樣性、復雜性、整體性的特征。尤其是在當今時代，全球化進程表現出“時空壓縮”特征，由于通訊、交通手段的高科技化，由于信息、資源的引進與輸入頻度加大，生活在“地球村”中的人類，其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的幾率空前地增加，由此導致各國的發展環境之間從未像現在這樣息息相關。因此，人類社會發展面臨的問題也越來越具有全球性的特征，從生態破壞、環境污染、全球變暖到資源短缺、人口過剩、失業嚴重、移民浪潮……。這一切都從反向角度表現出當今世界在發展特征上的多樣性、復雜性和整體性。

再次，在發展內容方面。傳統發展觀主要注重的是物質層面的發展，而綜合發展觀則更加注重多個層面的發展、尤其是人的發展。

最后，在發展原則方面。在追求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傳統發展觀時期，實際上是只重視經濟效率而忽視社會公平的；而綜合發展觀則注意到在追求經濟效率時要兼顧社會公平。

如果概括地表述，傳統發展觀所理解的發展，其特征表現為：以獨尊經濟指數為取向，因此必然依賴單一性的機制，奉行效率優先的原則，最終則以物作為發展的中心目標。而綜合發展觀所理解的發展，其特征表現為：是以綜合指數為取向，因而必然依賴復雜性的機制，奉行效率與公平兼顧的原則，最終則是以人作為發展的中心目標。

從傳統發展觀到綜合發展觀，體現了發展理論對發展本質問題認識的一次深刻轉折。首先，它豐富了發展的內涵，從經濟增長擴大到社會進步和人的發展，反映在發展指標上則表現為發展指標體系越來越復雜，例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設計的“人類發展指數”（HDI）[3]中，只是把根據購買力平價匯率（PPP）計算的人均GDP當作參考指標之一，另外3個指標分別是：出生時預期壽命、成年人識字率、從小學到大學綜合毛入學率。自1990年以來，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每年都發布一份由該機構委托獨立的專家組所撰寫的“人類發展報告”。其中，“人類發展指數”的排名成為比較國別之間人民生活真實狀況的重要指標。這個指標主要“從人本身出發”，盡量全方位地反映人民生活，而不是像GDP一樣僅反映了經濟發展方面的狀況。

其次，這次轉折重新定位了發展的目的與發展的手段之間的關系。傳統發展觀實質上是把物作為發展的目的，而把人作為發展的手段；而綜合發展觀則把人作為發展的目的，而把物作為發展的手段。因此，傳統發展觀在發展的目的與發展的手段上是本末倒置的，綜合發展觀將兩者之間的關系重新正確地加以定位。

二、幸福指數關懷：發展觀演進中的人本化取向

發展觀的具體運用形式之一就是發展指標的制定，因此，發展觀的轉變也必然體現在發展指標及其體系的變革方面。與發展觀演變進程相一致的是，發展指標的變革同樣經歷了幾個相應的階段：從獨尊經濟指標階段，到強調綜合指標階段，再進入關注人文指標階段。

在綜合發展觀中，實現了從注重物到注重人的轉變，人的發展已經成為中心目標。然而，人的發展又是分層次的，這一點可以通過人的發展指標體現出來。換言之，強調人的發展的指標，可分為幾個不斷上升的層次：第一層次是關心人的生存條件層面（衣食住行、預期壽命等）；第二層次是關心人的發展條件層面（職業素養、流動機會等）；第三個層次是關心人的心理感受層面（滿意程度、幸福感受等）。

在人的發展方面，如果說強調綜合發展的指數體現了“以人為中心”發展理念的初級層面的話，那么，倡導“以人為本”的目標則體現了“以人為中心”發展理念的高級層面，換言之，在“以人為中心”階段，發展理念向更高的層面上升?！耙匀藶楸尽本唧w化在發展指標方面則表現為對“人文指數”的關注，這種人文指數把“以人為本”的理念變成具體的發展指標。而生活滿意度指數或幸福指數可以說就是這種“人文指數”的體現。

20世紀50年代，隨著發達國家經濟的持續發展，社會物質生活水平得到不斷提高?！吧钯|量”成為了發展研究的一個新領域。其中對心理感受給予了高度重視?？梢哉f，作為發展研究一個重要領域的發展指標，在60年代以前涉及的幾乎都是客觀層面的內容。進入60年代以后，由于綜合發展觀的影響，生活質量研究也逐步向更廣泛、深入的領域擴展，主觀層面的內容在生活質量指標體系中的地位開始受到重視。其中以測量個體維度主觀層面的生活滿意度或幸福感的指標研究，在當時美國興起的“社會指標運動”中出現了。此后，“主觀幸福感”等較具代表性的主觀生活質量指標在生活質量研究和測量中日益扮演著一種不可替代的角色。

將幸福感作為生活質量的重要指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哲學家、心理學家的推動，而生活質量意義上的幸福感，主要是指人們根據自己的價值標準和主觀偏好對于自身生活狀態所做出的滿意程度方面的評價。幸福感是一種心理體驗，內含有認知成分，受到價值觀念的影響，因而帶有很多理性色彩，同時也內含有情感成分，表現內在體驗的性質，因而具有很多情緒色彩。它既是對生活的客觀條件和所處狀態的一種事實判斷，又是對于生活的主觀意義和滿足程度的一種價值判斷。它表現為在生活滿意度基礎上產生的一種積極心理體驗。實際上，可以認為，幸福感是一種高度的或極其強烈的生活滿意狀態?？傊?，幸福感是人們對生活狀況的一種主觀感受。而幸福指數，就是衡量這種感受具體程度的主觀指標數值。

無論如何，將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作為發展研究中的一個重要領域，實質上體現了發展觀進入“以人為中心”階段之后，向著“以人為本”的更高層次的提升。具體而言，發展目標從“以物為中心”轉移到“以人為中心”，是發展觀的一次重要轉折，而進入“以人為中心”的階段之后，從以人的生活條件為中心進入到以人的生活感受為中心，則是發展觀的又一次重要轉折。這似乎可稱作以幸福指數為核心的人文取向的發展觀。這種人文取向的發展觀的出現，除了受到社會發展進程的促進作用以及人的需求上升規律的支配作用之外，也是由于一些關于人的幸福感的研究成果所推動。

在傳統的經濟學視野里，財富的增加是提升人的幸福程度的最有力手段，因此，財富增加似乎就意味著幸福增加。但是，心理學科對于財富數量與幸福程度之間關系的研究卻得出了一些值得注目的發現：當一個國家的收入水平處在較低階段時，[4]人們的收入數量與幸福感受之間的相關度非常緊密，但是，一旦超過了這種水平線，這種相關性就會減弱，甚至消失。在影響人們幸福感受的所有變量中，收入水平決定其幸福感受的比例不會超過2%。追蹤性研究表明，在過去的50年中，美國的人均GDP翻了幾番，但人們的幸福感受程度并沒有太明顯的變化，相反，壓力感受卻有所增加。

對現實情況的研究分析表明，當經濟發展達至一定水平之后，財富數量增加僅只是可能帶來幸福感受增加的次要因素。而心理學科的研究結果進一步揭示，職業成就、教育程度、婚姻質量、宗教信仰、生活事件、社會支持等因素都會對幸福感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總之，在一個國家的發展進程中，GDP與幸福指數之間具有一定正相關性，但這種正相關性存在一種界閾：只有當GDP達到一定水平時，才會出現對幸福指數的追求；而只有當GDP超過特定界閾之后，幸福指數才會呈現增加，換言之，GDP在一定范圍內可以作為解釋人們幸福感受的物質基礎，可是，在突破一定界線之后，它對幸福程度的解釋力似乎就變得很弱。因此，GDP可以作為經濟增長程度的根本性指標，但決不能作為社會發展程度和人民幸福程度的根本性指標。

正由于幸福感已成為衡量生活質量的獨特尺度，幸福指數成為說明社會進步的重要因素，于是，一向以研究客觀層面著稱的經濟學，近年來也更多地關注主觀層面的問題，尤其是對于幸福感這個長期以來屬于心理學范疇的研究課題進行了特別耐人尋味的探討。而以往更多地沉浸于純學術興趣的心理學，隨著對發展研究介入程度的加深，對于幸福感的關注程度也正在增加。于是，當今經濟學與心理學之間出現了一種值得注意的交叉之勢。如果說經濟學家曾經提出“痛苦指數”（misery index）概念而對人類幸福做出過一種特殊貢獻的話，那么，心理學家則應該最有能力豐富“幸福指數”概念而對人類幸福做出另一種特殊貢獻。

值得提及的是，幸福感及其幸福指數研究日益倍受企業和政府方面的重視。政府研究幸福感的意圖也許表現在：近幾十年來，以GDP衡量的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狀況十分顯著，但人們的幸福感似乎沒有太多增加，因此，便出現了這樣的問題：如果GDP增長與幸福感增加之間的相關度已不再像以往一定時期那樣顯著的話，那么，在制定發展戰略和有關社會政策時，只追求GDP高增長的單一取向應被放棄，而更合理的策略是，將幸福指數與GDP有機結合作為衡量一個國家發展質量的關鍵指標。

三、幸福指數的政策意義：國際經驗與中國實踐

在人類發展進程中至今已呈現出現代化的三次浪潮。最早的現代化屬于早發內生型現代化。自第一次現代化浪潮之后的現代化皆屬于晚發外生型現代化。晚發外生型現代化國家在社會心理上有一個重要特征，即存在某種趕超情結，表現為制定趕超發展戰略、提出超越式發展構想等等。趕超情結在常規情況下是巨大的行動動力，但在偏激化的情況下往往會造成一種“后發劣勢”，其后果的一種典型形式就是，為了急切實現現代化目標而滋生“GDP崇拜”，從深層上看，這是對工具理性或效率的極端追求所致。第三世界國家現代化歷程中曾經一度出現過這種情形，引發了有增長而無發展的嚴重后果。因此，正基于經濟增長并不能簡單地等同于社會進步的深刻認識，提升出了經濟與社會之間必須協調發展的重要理念。

人類發展進程中越來越多的事實沖擊著“GDP崇拜”，這深刻而有力地說明，GDP的增長不僅不能簡單地等同于社會進步，而且更不能簡單地等同于人民幸福增加。為了提高生活質量，增加人民幸福，發展規劃和社會政策的制定者在確立工作目標時，不僅應該了解人們仍然缺少什么，更重要的是應該了解人們將會需要什么，從而在一定物質基礎上進一步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了解人們仍然缺乏什么，這是經濟學等學科的硬指標能夠發揮特長的領域，而了解人們將會需要什么，則是心理學等學科的軟指標能夠大有作為的領域。主觀層面的指標在評估生活質量時，不僅不可或缺，而且作用重大，尤其是在對生活質量做出評估并為制定社會政策提供科學依據和信息導向時，僅僅依靠客觀層面的指標就顯得不夠全面。[5]而當今的政策制定者更傾向于首先了解哪些客觀條件因素與主觀滿意程度之間的聯系最為緊密，以便通過推出相關政策來改善這些客觀條件因素，從而促進人們幸福感受程度的提高。

這一切導致了在發展理論和發展指標研究領域，有關學科的地位和作用呈現出相應變化：在獨尊經濟指數或“GDP崇拜”的傳統發展觀階段，表現為經濟學占主導地位的時期；進入以強調多重指數為特征的綜合發展觀階段，則表現為多學科共同發揮作用的時期，不僅經濟學仍表現出其重要性，而且社會學、法學、倫理學等學科也顯得日趨重要；而步入幸福指數關懷的人文取向發展觀階段，則會是心理學及其相關學科大有作為的時期，當然，這并非意味著其他學科的作用變得無足輕重。而從追求效率至上的經濟學占主導地位的時期到表現人文關懷的心理學大顯身手的時期，是發展觀發生深刻轉折所帶來的發展研究學科格局呈現出的新態勢。

中國的現代化屬于晚發型現代化，晚發型現代化的一種重要資源就是“后發優勢”，其突出特點就在于能夠充分吸取早發型現代化的經驗和教訓，以避免現代化進程中各種潛在的“陷阱”。

而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充分體現了中國的“后發優勢”：站在一個嶄新歷史高度對世界其他國家的現代化經驗進行全面反思，并更合理地籌劃本國現代化的道路和遠景。而重視幸福感這一人文指標的重要意義，就是這種“后發優勢”在發展理論上的一種必然體現。

當社會發展進程邁上一定臺階之后，追求幸福感及其最大化，是由人的需求上升規律所決定的。人本化生活的最重要目標應該是追求幸福，而不是財富。因此，對于一個社會而言，如果將“以人為本”作為發展的基本原則，將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最終目標，那么，經濟增長只是手段，而人的幸福才是目的。所以，社會發展的最終目標不是物質財富的最大化，而是人民幸福的最大化。

在我們這個處于現代化起飛階段的國家，盡管謀求經濟發展是時代賦予的中心任務，但是，促進經濟增長并非我們社會發展的最終目標，經濟增長僅只是一種手段。

經濟因素是影響人民幸福程度的基礎因素。但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之后，諸多其他因素，如健康的身體、穩定的工作、美滿的婚姻、和諧的人際關系等，對于人民幸福程度的影響力不亞于收入的高低、財產的多少等經濟因素。因此，幸福指數最重要的政策意義就表現在：幸福感是社會運行狀況和個人生活樣態的“晴雨表”，作為最重要的非經濟因素，它是社會發展和個人發展的“風向標”，因此，幸福指數可以勾勒社會心理氛圍的風貌，揭示人們需求結構的態勢，透視社會運行機制的效能，反映社會整合程度的狀況，從而為最急迫社會問題的解決提供導向和動力。

因此，對于一個致力于把人民幸福作為發展宗旨的社會而言，在發展理念和發展決策中就不能不將人民的幸福程度作為檢驗社會發展成就的標準。而要實現這個目標，就有必要以建立一個全面、科學地測量人民幸福程度的指標體系為基礎，在制定發展規劃時，不僅確定GDP的預期目標，而且也確定幸福指數的預期目標。

幸福指數關懷在一定意義上成為發展理論和發展實踐體現人文精神和終極價值追求的一種重要形式，而且是一種具有普遍意義、能夠落實在社會發展進程中的有效方式。它把自古代以來哲學家們關于幸福的形而上學思辯變成了在社會發展進程中可以實際操作化并可以具體測量的方法體系，這正是幸福指數的政策意義最深刻、最豐厚的內涵之所在。

由此也將帶來政府工作職能的新變化。促進經濟增長和推動社會發展是政府工作的傳統職能。在人文取向發展觀的要求下，政府在促進經濟增長和推動社會發展的過程中，要把確保人民幸福的增加放在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上。促進人民幸福的最大化成為政府最重要的工作職能，也是最高層次的工作目標?？傊?，經濟增長、社會發展都只是增加人民幸福的手段，而人民幸福的增加才是經濟增長、社會發展的最終目標。而追求人民幸福的最大化及其可持續化，應該成為發展理論研究的最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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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指數將成衡量國家發展水平的標準》，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2005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