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國建立伊始百廢待興，工業基礎薄弱。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封鎖和國內工業資金的嚴重缺乏的條件下，政府縱向籌資，把一切經濟剩余盡可能多地轉化為資本積累，保證工業項目進行，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但是，計劃經濟體制排斥市場配置資源的積極作用，經濟運行僵化，不利于生產力和社會主義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中國經濟狀況發生歷史性的變化，計劃經濟體制在發揮完其效用之后，最終退出了歷史舞臺，讓位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與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就成為調節資源配置的基礎。

關鍵詞：工業資金；資金政策；工業體系；轉軌

新中國建立伊始百廢待興，工業基礎薄弱。1949年同歷史上的最高水平相比，工業總產值減少一半，其中重工業產值減少70%，輕工業減少30%。這一年鋼產量僅15.8噸，減少80%；煤3 243萬噸，減少48%；1949年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現代工業產值只占17%元，不足整個亞洲平均44美元的2/3，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1]。

新中國的對外貿易伙伴主要是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這些國家與中國基本相同，資金短缺，科學技術相對落后，熟練勞動力缺乏，受蘇聯斯大林模式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高積累、低消費，使得居民消費水平較低，國際市場依賴較小。同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新中國實行經濟封鎖，使新中國經濟發展缺乏外資支持和廣闊的國際市場，也承接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因此，建國初期不具備外向型經濟發展的國際條件，也就無法發揮比較優勢實行出口導向發展戰略，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進行工業化建設。

一、工業資金嚴重缺乏

1.缺乏內部資金

在建國初期，中國經濟發展處于十分落后的低水平階段，西方工業國家工業化起步時的人均GDP都在200美元以上。而中國1952年的人均國民收入按當年價格計算為人民幣104元，如果按1965年人民幣與美元的官方匯率（1: 2.4618）進行折算，則只相當于50美元，相當于英國和法國工業化起步時人均GDP的1/4和1/6[2]。這種低收入水平在限制國內儲蓄能力的同時，抑制了資本的積累。居民收入水平低，新民主主義經濟成分中的個體私營經濟規模小，資金少，又分散，個別資本短期內無法實現大規模的資本積累，工業投資缺少雄厚的資金支持。

2.缺乏外資支持

自從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等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加緊對我國經濟封鎖，1950年12月25日，美國政府宣布管制中國在美的全部公私財產，并禁止在美注冊船只開往中國。1951年5月18日，美國又操縱聯合國對中國實行禁運提案，致使參加禁運的國家達到36個之多，禁運項目達500多種。新中國與西方國家進行經濟合作、獲得外資援助已經沒有可能。相比之下，20世紀50年代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對外援助中，在遏制中國和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考慮下，大量援助流向了韓國、日本和臺灣地區。

二、計劃經濟體制的資金政策

選擇重工業優先發展的發展戰略，沒有大量的外資支持，新中國必須自力更生，籌措資金，集中力量辦大事。國家對經濟活動的全面干預，以政府為主導縱向籌資，抑制市場機制的作用，人為控制資源價格，把一切經濟剩余盡可能多地轉化為資本積累，實現高積累，并對重工業高度傾斜，保證工業資金按時到位，最大限度降低重工業建設成本，保證工業項目的順利進行。

1.實行高度集中的金融壟斷機制

從建國初期起，中國就逐步實現了以中國人民銀行成為全國現金、結算和信貸中心，總攬一切金融業務。從1953年起，建立了以“統收統支”為主要特征的信貸資金管理制度，存貸款利率由中央銀行統一制定，實現與低利率政策的銜接，保證資金的計劃流向。從1950年5月開始，國營工業信用貸款的月利率連續大幅度下調。同年7月月利率由3.0%調至2.0%，1951年4月調至1.5%~1.6%，1953年1月調至0.6%~0.9%，1954年調至0.456%，直到1971年8月，該種利率一直保持在0.42%的水平上[3]；二是壓低匯率水平。從1950年3月至1951年5月，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連續15次下調，從420元人民幣兌換100美元壓低到223元兌換100美元的水平。從1955年3月至1971年12月，匯率水平一直保持在246.18元折合100美元的水平，而且不再公開掛牌交易，僅為內部掌握[4]。

2.實行統一的低工資政策

新中國建立以來，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長期實行統一的工資制度，工資總額、工資標準以及調整辦法均由國家嚴格控制。1958~1980年，實際工資增長彈性系數為-0.03。從而將收入分配中的相對勞動份額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中國1952年的相對勞動份額為39.4%，到20世紀60—70年代又進一步下降，1957年為32.1%，1965年為21.9%，1978年為21.6%[5]。保持主要農副產品的較低相對價格，是實行行政型縱向籌資并由之實現極限積累的前提。從工業化起步，在政府的嚴格控制下，農副產品價格始終保持較低水平，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方式使農業資金流入工業部門。1952—1990年，通過價格剪刀差，農業為工業部門提供凈資金貢獻為6 990億元[6]。在嚴重缺乏工業資金的情況下，發揮農業的潛力，長期壓低的農副產品價格，使中國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指數直至20世紀70年代末仍停留在1957年的水平，犧牲農民消費，為工業提供了巨大的資金，保證工業的順利進行。

3.實行外貿外匯的集中統一管理

建國初中國即開始實行對外貿易和外匯的嚴格控制和統一管理。1950年2月政務院頒布《關于全國貿易統一實施辦法的決定》，明確規定由中央貿易部統一管理對外貿易業務，實行進出品許可證制度。從1955年3月至1971年12月，匯率水平一直保持在246.18元折合100美元的水平，而且不再公開掛牌交易，僅為內部掌握[7]。對外匯實行集中管制，規定任何社會團體、企業和個人的一切外匯收入，都必須按照國家規定的匯率賣給國家銀行，一切外匯支出和使用，都必須經主管部門批準，向國家銀行兌換。外匯的集中統一管理，保證了資金的計劃流向，為工業提供必要的支持。

三、工業建設的成績

1.“一五”——“四五”計劃工業成就

工業總產值1957年達到650.2億元，超過原計劃21%，比1952年增長141%，平均每年增長18%。1957年鋼產量達到535萬噸，比1952年增長296%，為建國前最高年產量的5.8倍。原煤產量達到1.3億噸，比1952年增長96%，為建國前最高年產量的2.1倍。發電量達到193.4億度，比1952年增長166%，為建國前最高年發電量的3.2 倍。5年間還建立了一批新的工業部門，如飛機制造業、汽車制造業、發電設備制造業、冶金和礦山設備制造業、重要有色金屬冶煉業，等等。其中，“一五”期間，我國鋼鐵工業5年所取得的成績，相當于美國12年、英國23年、法國26年所取得的成果，工業生產能力的巨大增長，為以后工業進一步高速發展創造了物質基礎。

“二五”計劃實施期間，由于國民經濟主要比例關系失調，連年出現財政赤字，人民生活遇到很大困難，國家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實施了國民經濟“調整、充實、鞏固、提高”的“八字方針”，工業取得了恢復和發展。

“三五”計劃期間，工業總產值超額21.1%，新增主要產品能力：煤炭開采6 806萬噸，發電機組存量860.4萬千瓦，石油開采2 777萬噸，煉鋼652.7萬噸，鐵礦開采3 590.1萬噸，合成氨244.4萬噸，化肥204.16萬噸，水泥1 533萬噸，塑料18.7萬噸，棉紡錠322萬噸，化學纖維1.23萬噸，新建鐵路交付營業里程3 894公里，新建公路31 223公里，沿海港口吞吐能力1 191萬噸。

“四五”計劃期間，1972年、1973年兩年國民經濟形勢有所好轉，1973年各項主要經濟指標都完成和突破了計劃，并且是“一五”計劃以來經濟增長最快的一年。1975年是“四五”計劃的最后一年，按照《修正草案》規定的1975年指標要求來檢查計劃執行的結果是：工業產值完成計劃的100.6%。主要產品產量完成鋼79.7%，原煤109.5%，原油110.1%，發電量103.1%，棉紗96.8%，鐵路貨運量98.7%，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完成101.6%，財政收入完成98%。

2.完整的工業體系建立

經過四個五年計劃的實施，我國工業面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改變了鴉片戰爭后舊中國被動挨打的落后面貌，建立了完整的自給自足的民族工業體系，為以后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正如鄧小平同志講的，“建國以來，我們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決了吃飯穿衣問題，糧食達到自給。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舊中國長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在工業方面，我們已經建立了一個比較好的基礎，盡管還很落后，但比過去好多了。”[8]“如果20世紀60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志。”[9]《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肯定了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鐵路和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一些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的投產，氫彈試驗和人造衛星發射回收的成功，秈型雜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廣，等等。

胡錦濤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5周年暨總結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古老的中國以嶄新的姿態屹立在世界的東方。對于我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大國，在短時期內，建立起獨立的工業體系，創造衛星上天，原子彈爆炸，成為鋼鐵大國這樣的業績，以及綜合國力的迅速提高，沒有一個高度集中的體制保障是很難實現的。

四、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及其轉軌的必要性

計劃經濟體制為建國后工業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必須看到，計劃經濟體制是粗放增長模式，超常規的高速增長率，它否定價值規律，抑制消費、提高積累率，通過外延式擴大再生產來實現經濟的高增長，不利于提高企業的微觀經濟效率。同時，由于缺乏市場導向，企業運行的動力不是來自企業利益驅動，而是來自國家的精神激勵和宣傳動員所形成的企業與個人的責任感、義務感和榮譽感等，通過強大的輿論環境激發企業的生產熱情和勞動積極性。宏觀上，國有資金投資格局僵化，使得國有資金處于一種矛盾的窘境，一方面整體上宏觀資金短缺，另一方面大量分散的國有資產又處于閑置、沉淀、浪費甚至流失狀態。閑置的資產只有流動和合理配置才能產生效益，然而由于行業界限、行政地域界限關卡林立，使分割在不同條塊中的國有資產無法正常流動和實現優化配置。各地受地方利益的驅使，低水平重復建設造成生產能力過剩，最終導致企業虧損面不斷擴大，造成了國有經濟布局結構不合理。微觀上，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無權插手分配，只負責生產環節，按照政府統一規劃組織生產，不以實現企業利潤最大化為目標，致使企業投入巨額資金購置的生產設備無法充分發揮其產能，設備折舊難以收回，生產成本高于產出，企業效益低下。同時，企業又扮演著“企業辦社會”的角色，在負責生產成本的同時，還要承擔過重的本屬于政府承擔的社會責任，企業要投入資金解決大量企業職工的住房問題，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問題，這占用了企業相當比重的資金。這樣就很難保持企業資金的長期保值增值，大量資金得不到有效利用，資金投入回報大大降低，導致國有資金的大量流失。

我們要看到，計劃經濟體制不是隨機選定的，而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符合特定時期歷史發展的需要，為一定歷史時期的經濟發展發揮著作用，有其特定歷史時期的優越性，但當歷史條件發生變化時，便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就需要與時俱進，結合歷史環境的變化，世情、國情的變化，作出調整、改革，實現經濟體制轉軌。宏觀上，完整的工業體系建立之后，計劃經濟時期無所不包的政府計劃就會無法實現全國規模的高效率的資金配置，發揮資金的最大效應。這就要求以市場為導向，建立市場經濟體系、投資機制，優化投資結構，將資金投向基礎設施產業，引導帶動社會資金向新興工業部門和新興產業投入。微觀上，經過長時期之后，人們在社會劇烈變化時所具有的巨大革命熱情消退后，主觀精神的激勵已經不能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從個人到企業，就會缺乏活力，經濟的低效率，對資金造成嚴重的浪費。龐大的工業體系客觀上要求各微觀經濟實體必須按照市場的要求，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以市場為導向，優化投資結構，實現企業效益最大化。計劃經濟體制排斥市場配置資源的積極作用，經濟運行僵化，不利于生產力和社會主義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在中央經濟體制改革的推動下，中國經濟狀況發生歷史性的變化，這就逼計劃經濟退出了歷史舞臺，而讓位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與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就成為調節資源配置的基礎。計劃經濟體制完成歷史使命之后，以市場為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也就成為歷史的必然趨勢。我們必須在特定歷史下來看待計劃經濟體制，對其作出客觀評價，也只有這樣，才能正確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的歷史必然性。

[1]胡繩.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289.

[2]李薇.農業剩余與工業化資本積累[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264-265.

[3]鄭先炳.利率導論[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91：115-120.

[4]馬洪.現代中國經濟大事典[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3：960.

[5]石川茲.部門間資源流動的類型和過程：亞洲實例比較.載發展經濟學的新格局——進步與展望[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1987：109.

[6]韓永文.我國農業在國家工業化建設過程中的貢獻分析[J].當代中國史研究，1999，（2）.

[7]馬洪.現代中國經濟大事典[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3：960.

[8]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0）：405.

[9]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0）：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