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共供給的歷史演化分析 我們對新中國60年財政支出的相關數據進行收集、整理、分析。同時，選擇西方發達國家主要年份財政支出占GDP比重的數據平均值進行比較。目的是對我國公共供給有一個整體的、直觀的認識。 (一)財政支出的結構分析 按照我國財政支出主要項目的定義和分類標準，我們將財政支出中具有較強公共品性質的項目大體歸為以下幾類：基本建設支出、工交商部門事業費、支援農業生產支出和各項農業事業費、文教科衛事業費、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費、國防費、行政管理費。財政支出中的其他支出(如：增撥企業流動資金、挖潛改造資金和科技三項費用、政策性補貼等)并不具有較強的公共品支出性質。因此，排除在外。根據歷年統計數據整理結果顯示，財政總支出中具有公共品性質的財政支出所占比重在1978年以后逐漸降低，直至近年趨于平穩。表明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意愿明顯減弱。而在公共品性質的支出項目中，基本建設支出比重顯著減小，行政管理費明顯增大，支援農村生產支出和各項農業事業變化極小，文教科學衛生事業費比例有了一定提高。 (二)財政支出的總量分析與國際比較 首先，對我國歷年財政支出占GDP的比例進行分析。改革開放后，財政支出占GDP比例明顯下降。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盡管財政支出與GDP之比上升，但比例仍較小。與1978年之前相比，財政的公共支出能力顯著下降。 總的來說，西方發達國家財政支出占GDP比例的均值是比較高的，典型的福利國家瑞典達60，73％。與世界各國相比，目前我國的財政支出與GDP之比遠低于各發達國家，甚至也低于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墨西哥等)。 根據分析可知：首先，我國基本建設投資比重下降過快。其次，支持農業的財政支出比重較低，且態勢改變不大。第三，行政管理支出不斷攀升，維持性支出不斷膨脹，財政消耗過多。第四，科教文衛的支出比重有一定程度的增長，但比重仍偏低。1992年以來，無論是在農村還是在城市，幾乎都是從一般消費品市場或競爭品市場進行市場化改革的。改革開放30年來，政府在不斷地進行公共投入，但相對于快速發展的經濟和人們物質與精神需求的不斷提高，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和產品仍不足甚至缺失。市場不是萬能的，在中國這種經濟發展還相對落后的國家，不應將所有的問題都簡單得推到市場上，試圖用市場的“看不見的手”來加以解決，須知市場也有很多無法或解決不好的問題。 四、基本結論 (一)以公共供給為取向的計劃經濟發展模式階段性成功的歷史慣性導致其“異化” 計劃經濟發展模式為中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基礎，政府掌握了財政資源，在短時間內政府提供了相對豐富的公共供給。但計劃經濟發展模式在其完成歷史使命后，必須進行適時的轉型，否則就會發生變異，出現“異化”現象。“異化”的具體表現是：首先，計劃經濟條件下公共生產形式的常態化。其次，計劃經濟條件下公共供給方式的短缺化。最后，權力型計劃經濟發展模式的固態化。計劃經濟發展模式“異化”背后的實質是，長期的公共供給高投入導致公共品供給和私人品供給比例的扭曲和消費品短缺的加劇，最終影響國民經濟持續發展。 (二)成長型經濟發展過程中政治權力的經濟效能是有限的 以公共供給為取向的計劃經濟發展模式是中國經濟發展和國家競爭力提升的比較優勢。從新中國前30年經濟發展歷史來看，計劃經濟發展模式成為政治權力支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有力杠桿。政治權力將計劃經濟體制作為杠桿直接撬動經濟發展，形成一種典型的權力型計劃經濟發展模式。改革開放前，中央政府壟斷了幾乎所有商品生產、銷售和定價的權力。政府成為無所不能的惟一經濟主體，而且“越位”于競爭性供給市場，參與其中的具體生產和分配過程。在生產力水平很低的情況下，其長期結果必然導致資源的浪費和供給的低效率。成長型經濟發展過程中政治權力的經濟效能不僅存在于計劃經濟，也可能存在于市場經濟。至今，盡管我們已進行30年之久的經濟轉型，但政治權力對經濟發展的支配作用，本質上沒有發生改變。 (三)對公共供給的作用要給予正確的評價 以公共供給為取向的計劃經濟發展模式存在自身的缺陷和異化的問題，但簡單對其否定是不可取的，新中國經濟發展60年分為兩大時期，簡單的割裂同樣是不可取的。計劃經濟發展模式提供的反面教訓是改革開放的直接動力，計劃經濟發展模式提供的基礎是改革開放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這兩個方面一個都不能少，必須從新中國60年經濟發展的整體視角來對計劃經濟發展模式進行歷史評價。否定一種經濟體制不等于否定一種經濟體制所創造的經濟基礎。新中國前30年計劃經濟發展中積累起來的實物經濟和生產力是改革開放進行的必要前提，離開這個前提，不可能取得新中國后30年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今天，如果不保持一定比例的公共供給，就不可能實現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及和諧社會的建構。當然，社會主義市場條件下的公共供給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公共供給，無論在內容還是內部結構上都有明顯的不同，必須更加注重社會保障、環境生態、農村城市一體化發展等方面的公共供給，這樣才能保證改革的深入和經濟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