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盡管有在計劃體制下20年的經濟增長，70年代后期依然是一個低收入國家。1978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邏輯起點，實質是用高投入的方式保持經濟增長已走到盡頭。要繼續使經濟高速增長就必須提高生產率的增長率，這在邏輯上必然導向市場取向的改革。在雙軌體制下市場體制的高效率昭彰在人耳目，為市場體制的改革創造了條件。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極大地推動了中國觀念的革新及其有關政策的確立。

「關鍵詞」計劃經濟/雙軌體制/市場經濟/當代中國

1953年，中國從不發達的市場經濟或準市場經濟向計劃經濟過渡，1956年全面建立計劃經濟體制。而1978年以來的經濟體制改革從一開始就明確以市場為取向，逐步擴大市場機制的作用，1992年進一步明確以建立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改革的目標模式，迄至今日，計劃經濟體制已在許多重要領域開始退出舞臺。

如果沒有1953年的過渡，當然也不會有1978年的過渡。是：為什么市場經濟被放棄20余年之后，又在一個新的起點上成為大多數人的選擇？

一

對經濟學來說，如果1953年直接就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也許是最經濟的。事實是，當初否定市場經濟而向計劃經濟過渡，是大多數人的選擇（注：盛洪主編：《中國的過渡經濟學》，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頁。）。當一個民族在經濟衰落時又經歷了外族入侵和戰爭，人們對強國的渴望就更加強烈，他們就會確立以趕超西方發達國家為目標的“重優先戰略”，而其制度保障只能是計劃經濟，他們也就會贊成政府對經濟各個領域的干預，實行計劃經濟。所以，我們沒有理由去責難人們當初作出的這樣一個現在看來是不正確的選擇。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的經濟總量水平經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增長有了巨大的提高。統計資料表明，1952～1978年期間按可比價格的社會總產值、工農業總產值和國民收入的年均增長率，分別達到7.9％、8.2％、6.0％（注：林毅夫、蔡f ǎng＠①、李周：《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頁。）。這樣的經濟增長速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以這樣的經濟增長速度，在20余年的時間里，中國在以農業部門為經濟主體的基礎上，建成了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經濟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同1949年相比，1978年國民收入中工業所占份額從12.6％上升到46.8％；農業份額由68.4％下降為35.4％；建筑業和運輸業分別從0.3％、3.3％上升為4.1％、3.9％；商業則從15.4％下降為9.8％。1952～1980年工業投資累計達3599.19億元，新增固定資產達2734.5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1980年全國工業總產值達4992億元，比1952年的343.3億元增長17.9倍（注：馬洪主編：《中國經濟事典》，中國社會出版社1982年版，第79、153頁。）。并且，具備了生產原子彈、氫彈的能力，國防力量也大大增強。

問題在于何以在這種較高的經濟增長率之下，中國沒有實現經濟現代化，沒有實現趕超的目標？

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在于，計劃經濟這種資源配置方式是缺乏效率的，它經常造成資源的誤配置和生產的低效率。

經濟增長只有兩個來源，一個是投入（資本、勞動和資源）的增加；另一個是由技術和制度創新帶來的效率的提高。計劃經濟下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來自投入的增加，而不是來自效率的提高。

從1953～1978年，中國的積累率平均達到29.5％。1976～1978年的積累率達33.5％，是改革前積累率登峰造極的一個時期。就是在1963～1965年的調整時期，積累率也達到22.7％。如此高比例的資本積累，是帶來了經濟增長的高速度，但是，代價是非常高昂的。

據林毅夫等人的結論，在1952～1981年間，即使采取最有利的假設，中國的總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長也僅為0.5％（注：林毅夫、蔡f ǎng＠①、李周：《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頁。）。據世界銀行的估計，在1957～1982年間，中國國營的總要素生產率處于停滯或負增長狀態（注： WorldBank，China ：Long-Term Issues and Options Washinston D.C.，1985.）。鄧小平1978年在鞍山曾說，生產同樣產量的鋼鐵，日本只需要四五萬人，而鞍鋼卻要二十幾萬人，不改革不行了（注：《南方周末》1998年12月18日。）。根據美國哈佛大學中國經濟問題專家帕金斯教授的估計，中國經濟在1953～1976年間年均增長率為4.4％，其中勞動力為增長所作的貢獻為1.8％，資本為2.0％，生產率增長只占0.6％（注：D ?H ?帕金斯等著：《走向21世紀：中國經濟的現狀、問題和前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5頁。）。

問題的嚴重性不僅僅是相對于他國的效率低下，更在于這種低效率呈現的是繼續下降趨勢，既定的投資水平造成的產量增長越來越小。在第五個五年計劃（1976～1980年）期間，生產一千瓦小時的電所需投資，是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年）期間所需投資的三倍；生產一噸鋼所需投資近乎于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所需投資的兩倍（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82）》，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516頁。）。

“如果從勞動生產率發展的角度看，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一個失敗的記錄”（注：《毛澤東的理想主義和鄧小平的現實主義：美國學者論中國》，時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頁。）。“總的來說，中國生產率的發展狀況遠遠低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發展中國家的一般水平，更不用說發達國家了”（注：《毛澤東的理想主義和鄧小平的現實主義：美國學者論中國》，時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頁。）。

計劃經濟下的中國經濟的顯著增長主要是通過資本形成而不是生產率的提高來實現的。根據世界銀行的衡量標準，盡管有20余年的經濟增長，70年代后期中國仍然是一個低收入國家，未能實現經濟現代化。擺脫貧困努力失敗的主要原因，就是生產率的低水平及其增長緩慢，而這又主要歸因于計劃經濟體制本身的缺陷。

生產率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技術進步的停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有限供應的技術人才和設備，由于條塊體制的僵硬分隔，資源的合理流動受到限制，很難得到充分利用，而且項目重復。同時，新技術率也很低，原因是，研究機構沒有興趣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因為這不能為他們的研究人員帶來經濟利益；企業的廠長也沒有利用這些成果的動機，因為對技術革新的獎勵是微不足道的，而要承擔的風險很大，因為革新進程會威脅到生產指標的完成。由于國家是以執行計劃的結果評價企業的業績，所以完成計劃目標才是各級經營者惟一關心的事情。

更嚴重的是，計劃經濟體制限制了資源在全國范圍和企業間的有效分配和合理使用。中央政府往往是根據或軍事考慮分配資源，而忽視經濟上是否合算。尤其是計劃經濟體制的命令屬性，當政府作出一項大的錯誤決策時，它給經濟造成的是災難性的，如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就是如此。同時，同樣由于指令性計劃的約束，各個部門或地方都試圖建立各自獨立的小系統，而犧牲規模經濟利益（注：葉孔嘉：《經濟改革綜述》，戴沃爾特?加勒森主編：《中國經濟改革》，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頁。）。

總之，計劃經濟的制度性缺陷是造成嚴重制約要素生產率增長的根本原因。因此，如果發揮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在未來發展中的突出作用，以良好的經濟績效盡可能地挖掘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在能力，就必須針對計劃經濟體制本身進行改革。二

可以說，高速度的增長是治國者最為關心的一個，迄今仍是如此。而1978年中國經濟改革的邏輯起點，實質就是用高投入的方式保持經濟增長的高速度已走到盡頭。換言之，保持一定的高速度投資率必須持續上升，因為資本——產量比提高得很快。而投資率1978年已達到創紀錄的36.5％，再提高的余地不大。

不能繼續靠越來越大的投資推動經濟的增長速度，其制約因素不僅來自經濟領域，同時也來自領域。

只有通過緊縮消費，才能維持高水平的投資率。在改革之前，消費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很低，倘若減去巨大的軍費和政府開支，個人消費部分所占的比重就更低。國民收入分配和使用的偏倚，造成了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提高；又由于產業結構向投資品生產傾斜，消費品嚴重短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緩慢，經濟的一項重要在表面較快的經濟增長中被忽視了（注：林毅夫、蔡f ǎng＠①、李周：《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1頁。）。

以工資水平為例，1978年城鎮職工年平均工資為615元，人均收入316元。從1959～1976年期間，政府僅給指定的工人提高過工資，共計四次。其中的三次是面向那些拿起點工資或接近起點工資的人。結果，1956年以后參加工作的工人基本都拿相同的工資，內部的工資差別極小。那些掙高工資的人幾乎無一例外地是1955年以前參加工作的人。只是在1977年，政府才將所有企業工人的工資都提升了一級。

鄉下人的境況更慘。80320萬農業人口在5萬個人民公社里轟轟烈烈地干了20年，可是有2／3的生活水平不如50年代初期，有1／3則連30年代也不如。據統計1978年貧困人口達2.5億人，農村居民年人均純收入是133.6元。

在長達近30年的時間中城鄉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甚微，必然積累一些不滿情緒和社會問題，再加上十年“文化大革命”積怨甚多。所以，當時僅通過否定“文革”、平反冤假錯案等政治方式不足以解決問題，還必須同時使人民生活水平迅速得以提高，方可平息民怨，并獲得人民的認同。

因而，必須增加國民收入中個人消費的份額，同時，還必須重視消費品的生產。因為，增加了的收入而買不到消費品是毫無意義的。這樣一來，積累率必須下調。改革以來甚至出現國民收入分配過分向居民個人傾斜的現象（注：楊宜勇等著：《公平與效率——當代中國的收入分配問題》，今日中國出版社1997年版，第6頁。）。然而，經濟增長率則不能降低，最后的結果只能是選擇依靠提高生產率以求增長的發展之路，這就必須進行經濟體制的改革。同時，也必須通過對外開放引進外資，以彌補國內資金的不足。

1978年改革的初衷就是要改變過去長達20余年的經濟增長過程的特征，將主要依靠積累提高增長率變為依靠提高生產率促進增長率，將外延型的經濟增長轉化為集約型的經濟增長。這種轉變不僅僅具有經濟價值，也具有政治價值。

要繼續使經濟高速度增長就必須改革，就必須提高生產率的增長率。這在邏輯上必然導向市場取向的改革。

在二戰后近幾十年的時間里，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市場化被作為經濟制度改革的主要內容，一個非常普遍的觀念是，市場化會帶來財富的增長（注：盛洪主編：《中國的過渡經濟學》，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頁。）。

從經濟學理上講，所謂市場化在微觀層次上，就是任何一個實現資源配置的行動，從政府與其他經濟當事人之間的命令——服從轉變為平等人之間的自愿交易。從微觀層次看，這意味著任何一種產品或要素的交易的集合從政府管制（價格、產量、利潤和進出自由等）轉變為市場協調。從宏觀層次看，這意味著在全社會有更多的資源配置活動從由政府支配轉變為在市場制度中實現。計劃體制下政府對資源的配置活動大多采取上級對下級的命令方式，因而這一活動通常是在有一方不同意的情況下實現的，也就意味著這一交易是無效率的。因此，在政府過度運用自己權力的背景下，一個配置資源的交易從命令——服從關系轉變為平等人之間的交易本身就帶來了效率的提高。在一個社會中，當大量的配置資源的交易以前者轉變為后者，就會引起財富的顯著增長（注：盛洪主編：《中國的過渡經濟學》，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110頁。）。

雖然從上可證明實行市場經濟的優越性，客觀上存在著使市場取向改革成為必要的原因，并不等于說，一場全面的以市場經濟為目標模式的體制改革立即能夠發生。

改革之初，支持改革的政治資源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資源仍然是在1956年即提出的，在實行計劃經濟的前提下采取某些市場調節的辦法，來增加社會主義經濟的靈活性，以滿足人民生活多方面需要的思想；以及毛澤東對蘇聯模式的批判。

從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到中共十二大，甄補到中央黨政機構的人員主要是老干部。相對于“文革”而言，老干部則重新成為中央黨政機構的主體，其代表性人物即是鄧小平和陳云。而從中共十三大開始，尤其到中共十四大，建國后成長起來的新生代，已成為中央黨政機構的主體。這部分人已不再具有“北伐”、“長征”那樣的革命事功，他們之所以能甄補到中央領導階層，是由于受過學院，有專業知識，有在長期化建設工作中積累經驗而達到的很高領導水平。

中央領導層的代間轉移與市場經濟確立過程之間的對應關系，是需要專文論證的。在這里需指出的是，在1978年末中國開始改革時，以老干部為主體的中央領導人并沒有懷疑計劃經濟體制的合理性。改革的權威來源，仍然是毛澤東1956年提出的“以蘇為鑒”思想。改革最初的指導思想是陳云提出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這顯然是從他自己1956年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觀點脫胎而來。

市場和政府是人們配置資源相替代的制度安排。雖然改革之初，經濟改革思想的主流是在由政府計劃配置資源的大框架下容許市場力量起某些補充作用，但，它意味著市場的合法性得到承認，市場行為受到鼓勵，并由此越走越遠，終于由此走上了向市場經濟過渡的不歸路。三

始于70年代末的改革，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是不否定資源計劃配置制度的，否定的僅是排斥市場機制的資源計劃配置制度。就是在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將“計劃經濟”重新界定為“即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總體而言仍是不否定資源計劃配置制度，無非是更傾向于強調資源市場配置制度的作用。總而言之，一直到中共十四大之前，中國經濟改革的一個基本立場是在“調和”計劃與市場之間的關系，政策制定主要在于劃分政府干預和市場調節的邊界，而難點在于哪些是可以放權由市場調節以及可以由市場調節到什么程度。

正是在這種政策之下，不可避免地使中國經濟從高度集中的單一的計劃經濟，進入到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并存的雙軌制經濟。從角度觀察，中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是通過雙軌制經濟得以實現的，或者說市場經濟是從雙軌制經濟中產生的。

由于改革的政策使然，在80年代，中國經濟的雙軌制特征十分明顯。

改革以來，政府逐步減少國有的經營中指令性計劃的相對份額，縮少國家計劃分配物資的品種、數量和范圍；頒布了一系列關于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行政性法規，擴大范圍涉及到產品銷售權、定價權、要素選購權、自有資金使用權等等；允許國有企業從事指令性計劃外的生產和按協議價格出售計劃外生產的產品，并允許不受指令性計劃支配的非國有經濟的。

這種政策必然導致在產品生產方面，國營企業一部分生產按國家指令性計劃進行，另一部分生產則由市場機制調節，而非國有企業的生產方向和生產規模則完全由市場機制調節。在產品流通方面，國營企業一部分原材料由國家計劃供應，用這部分原材料所生產的產品也交給國家按計劃分配，也有一部分原材料由企業從市場上去采購，用這部分原材料所生產的產品也由企業按市場價格自行銷售。而非國有企業所需的原材料和各種設備完全從市場上自由購買，產品也由自己在市場上自由出售。在價格方面，則出現一部分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由國家定價，另有一部分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價格則是由這些產品的供求關系決定的。而由國家定價的那些產品，如鋼材、水泥等也有計劃外和計劃內價格之區別。

從1986年起，體系開始進行引入市場機制的改革。全國各地以中心城市為依托建立橫向資金融通，逐漸發展到銀行同業拆借市場。這使得一部分信貸資金由國家統一籌集與分配，利率由國家規定；另有一部分信貸資金則在個人之間、企業之間直接融通，利率由資金的供求關系決定。在外匯的分配方面，出口創匯企業所收入的外匯，一部分按照國家規定的牌價賣給國家指定的銀行，由國家統一分配；另一部分則可根據由外匯供求關系所決定的市場匯價進行出售。企業進口所需的外匯，一部分由國家按照牌價統一分配；另一部分則由企業在外匯市場上購買。

可以說，在80年代雙軌制已滲透到中國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在資源配置機制上形成了產品和要素的兩種價格、兩種市場并存；在微觀經營機制上則形成了面對上級主管部門和面對市場的雙重行為；在銜接資源配置制度和微觀經營機制的管理體制上也形成了管死一塊、放活一塊的雙重職能（注：林毅夫、蔡f ǎng＠①、李周：《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頁。）。整個國民經濟中形成了一種雙重經濟結構現象，即整個經濟可劃分為兩類部門，第一類部門是率先進行改革的部分，市場機制發揮較重要的作用；第二類部門在改革中相對滯后，計劃機制和行政命令在較大程度上起作用。

而這種雙重經濟結構派生出的種種經濟和現象，直接促成中國經濟改革必須在是資源計劃配置制度還是資源市場配置制度之間作出明確的選擇。而最終的選擇當然是否定資源計劃配置制度，而實行資源市場配置制度。

作為這種體制選擇與市場體制的“示范效應”有著直接關聯。統計數據完全可以表明，改革以來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具有主要依靠新生的非國有經濟為動力的特征（注：林毅夫、蔡f ǎng＠①、李周：《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頁。）。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于1992年作出過如此的結論：“中國經濟大體上由兩部分組成：（1）活力和效率很差、虧損日益嚴重的公共部門（public sector，包括國營企業和國家財政）；（2）生機蓬勃、興旺發達的非國有部門（nonstate sector，包括集體經濟、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三資企業’）。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的興旺發達、進出口快速增長，主要是靠第二個部門。”（注：吳敬璉：《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中國經濟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頁。）為什么非國有企業有如此活力？其結論只能是：“無數的事實說明，關鍵的一點是起作用的機制不同：非國營部門、沿海地區的改革開放進度比較快，市場形成得比較好，而國營部門、部分內地地區改革開放相對落后，舊體制的各種條條框框還嚴重束縛企業的主動性積極性，市場還遠不能發揮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用。”（注：吳敬璉：《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中國經濟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112頁。）

而新體制的發展不僅能產生一種示范效應，也能使人們逐步變成新體制的一個組成部分，并逐步學會如何在新體制下從事各種經濟活動。以1990年為例，產值結構中國有企業所占的份額是54.6％，非國有企業占有的份額已達到45.4％；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結構中國有企業所占有的份額為39.6％，非國有企業占有的份額為60.4％。

隨著新體制經濟的逐步發展，國民收入和居民個人收入已越來越多地來自新經濟體制，每個家庭的就業與收入都會不同程度地同時與新經濟體制發生聯系并從中受益，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也已越來越多地來自新的經濟體制，其結果當然是對舊體制的依賴程度越來越小。

通過這種方式，其結果是造成了與計劃體制平行的市場體系，它不僅直接帶來了資源配置功能的改善，而且為計劃體制提供了參照系和評價系統。新體制成分的成長也為舊體制的改革逐步地創造出了條件。四

80年代的改革實踐，使市場取向改革的成效昭彰在人耳目，并通過示范效應，促進原來的國有部門的改革。但是仍然存在。在雙重體制下指令性計劃和市場機制都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并必然導致經濟秩序混亂和通貨膨脹、分配不公、腐敗等嚴重問題。雙重經濟體制是不可能長期維持的，必須作出新的選擇。

雙軌制在開始時就是完全作為過渡方案看待的。的和實踐經驗都證明，社會的資源配置機制必須是一個有機的組織，一個控制論系統。經濟只有在市場經濟的體制下才能有效地運轉。而在當時的，要接受這一結論則需要意識形態方面的進步。

中國進行的經濟改革，并不是要改變社會主義制度。中共十三大所界定的基本路線，無疑是一組制度安排和權利界定，是一組正式的行為規則。基本路線即“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典型地表達出了中國改革的特征和方向。不論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還是以四項基本原則作為保障，都表明中國的改革是一種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逐步謀求經濟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運動。

堅持社會主義，而不是否定社會主義，這是中國改革理論的邏輯起點，而中國改革理論的最大進步則是承認社會主義經濟可以是市場經濟。這種意識形態方面和理論上的進步，對于確立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可以說，當中國改革進入到80年代后期，深化市場取向改革的主要障礙是來自傳統意識形態的束縛，其表現為這樣兩方面的顧慮：

第一，是政治方面的顧慮。一些同志懷疑市場取向改革是否能夠同鞏固公有制的大方向兼容。

第二，是經濟方面的顧慮。其一，擔心采用市場整合的解決辦法，建立以市場調節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機制，會損害我國經濟發展的“計劃性”，使它陷入混亂狀態。其二，擔心價值的作用將引起我國社會中貧富兩極分化（注：吳敬璉：《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中國經濟出版社1993年版，第69～70頁。）。

存在如此的顧慮并不奇怪，傳統的社會主義學說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只能是計劃經濟，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曾經認為，在公有制的條件下，“生產資料的全國性的集中將成為自由平等的生產者的聯合體所構成的社會的全國性基礎，這些生產者將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計劃自覺地從事社會勞動”（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4頁。）。

對于上述計劃經濟假說，20世紀以來的計劃經濟的理論和實踐檢驗已可證明，這種經濟體制存在著根本性的缺陷。并且，主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向改革的中國經濟學家，從理論上令人信服地證明了，市場經濟是可以同公有制相容的；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的發展，完全可以通過市場配置的基礎上加強國家的宏觀管理和行政指導的辦法來實現，而價值規律，只是反映市場經濟中的等價交換行為，它本身并不能引起收入分配的兩極化。收入分配的差別，首先取決于財產初始分配的差別。如果我們在改革的過程中能注意防止初始分配出現嚴重不公正的現象，這種差別就不會過大。同時，對于交易過程中出現的差別，國家還可以運用各種政策手段（如累進所得稅、高額遺產稅等），進行再分配調節（注：吳敬璉：《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中國經濟出版社1993年版，第70頁。）。

改革就是制度變革。在改革中不可能不出現分歧和爭論。在1989～1991年理論界關于計劃和市場的爭論，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是一些理論家仍然斷言“社會主義經濟只能是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等于資本主義”，仍然試圖維持計劃經濟的統治地位。雖然主張深化改革的理論家令人信服地論證了社會主義可以實行市場經濟，但終因權威性不夠，仍難使其理論政策化。

不清除意識形態的障礙改革事業就不能前進，市場經濟體制也就不能確立。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進一步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從而解決了困擾中國多年的難題，給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確定了新的目標模式。

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闡述的一個基本觀點是：“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這就是鄧小平對計劃和市場問題的獨特視角，其涵義是，計劃和市場都是發展生產力的，或者說，只是采取什么方式發展生產力的技術性問題，其本身與社會屬性無關。這一理論觀點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的思想觀念的更新及其相關政策的制定。1992年10月，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鄭重宣告：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市場是“社會和政治體系的創造物……機制不是自發地和不可避免地產生于經濟需求。哪些市場受到鼓勵，哪些受到抑制——這些是政治決策，在一個國家和國際上都是如此”（注：米歇爾?吉特曼：《南朝鮮的出口奇跡：比較利益還是政府創造？對拉丁美洲的教益》，《國際事務雜志》第42卷第1期，1988年。）。

綜上所述，當代中國重新選擇市場經濟，其原因之一，是計劃體制嚴重制約要素生產率的增長，而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單純依靠高投入的方式來維持高速度的經濟增長已走到盡頭；第二，市場和政府是人們配置資源相替代的制度安排，一個十分普遍的觀念是，市場化會帶來財富的增長效率的提高。要繼續使經濟高速度增長就必須提高生產率的增長率，這在邏輯上必然導向市場取向的改革；第三，雙軌制經濟是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的過渡形式，在雙重體制下，市場體制的高效率昭彰在人耳目，并為計劃體制的改革創造出了條件；第四，鄧小平和理論界推動了理論觀念的更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