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以陸海絲綢之路進入世界經濟中心

先秦出現通往西域陸路的間斷性遠程貿易，秦朝統一中國促進與周邊貿易的發展，成為亞洲文明的中心。距今大約5千年，原始社會晚期開始出現畜牧業與種植業、農業與手工業的相繼分離。不同原始氏族部落的生產分工產生了交換的需要。《易·系辭下傳》寫道：“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說明當時物物交換已經在氏族邊界上經常出現。夏代時期(約公元前2070～約公元前1600年)商部落擅長貿易，部落因此得到發展，勢力膨脹起來，最終殷商取代夏朝。商代促進商業繁榮，享國長達6個世紀(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后來，商代從事過市肆買賣而富有社會經驗的呂望輔佐周武王推翻商王建立了周朝(公元前1046～公元前256年)，商被列為“九職”之一，商部落多數人仍從事“行商坐賈”。

《詩經》寫道：“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布幣等原始貨幣的出現極大地推動了貿易發展。周朝各分封國之間以及與周邊鄰國之間在邊界地區已經出現不定期的物物交換和高價值的遠程販運貿易。周穆王西征阻礙周朝與西北部落之間貿易通道的犬戎勢力，打通了西北貿易通道。在烏茲別克斯坦以南墓穴考古中發現早在公元前1700～公元前1500年間產于中國的絲織品，證明那時已經存在中國通往中亞的貿易通道。公元前4世紀印度文獻記載：“支那產絲，其絲貨有販至印度者。”春秋戰國時期已經出現從西域販運到印度、波斯乃至希臘的中國絲織品。可見，先秦時期早已出現中西商貿溝通的民間古道，但當時各民族部落之間爭斗不斷，部落政權變遷頻繁，中西商貿聯系的路線經常變動，商業交往時隱時現。

秦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中華大地的封建朝代，是戰國末期周朝的諸侯秦國在征服其他六國基礎上于公元前221年建立起來的。秦朝在歷時15年享國中，不斷開疆拓土，派蒙恬率軍三十萬于北方筑萬里長城抗擊匈奴，派屠睢率領五十萬秦軍降服百越，形成東起遼東，西抵河西、四川，北達陰山，南包越南北部及中部一帶，西南至云貴地區的廣大疆域。

秦朝統一貨幣、統一度量衡、統一文字、統一車軌、統一朝服政策促進經濟文化長足發展，對朝鮮、越南、泰國等周邊鄰國發揮文明中心強大的軍事、經濟、文化以及制度影響力，絲綢、銅鏡、漆器等經由草原遠播至西域、中亞、朝鮮半島地區，對北方強大匈奴民族采取筑長城防御的政策，對南方越、夷采取雜居開發政策，對屬外少數民族采取防范隔離政策，對朝鮮采取友好接納政策等不同的固邊經略，①北方長城對于商旅的安全保護和烽火的信息傳遞發揮重要功能，開辟馳道、直道、靈渠對于交通貨運發揮重要作用，使秦朝至少在亞洲大陸上成為當時經濟、文化的文明中心。

秦統一中國后雖然統一了貨幣，但是秦貨幣流通量遠遠不足以滿足貨物交換的需要量，貨幣太過稀缺和昂貴，導致物物交換仍然很流行。秦朝對外貿易更遇到各方公認和接受貨幣稀缺的問題，國際物物交換更加普遍。

漢朝打通對西域開放通商的陸道和海路，開啟對西方世界的商貿新紀元。公元前206年漢高祖劉邦在與霸王項羽爭奪天下中取勝，建立享國長達426年的大漢王朝。雖然漢匈在邊界設有“通關市”，便利雙方互市，但是占據北方和河西走廊的匈奴貴族經常劫掠漢朝沿邊各郡，戰事頻起。漢武帝為了反擊匈奴南下派遣張騫出使西域聯絡其他諸國，聯合攻擊匈奴，把匈奴驅趕至漠北，打通了漢朝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形成了自長安出發經河西走廊，過玉門關，至蔥嶺到達大月氏、大夏、安息、大秦等國家的絲綢之路，掌握了漢朝對外貿易的主動權，開通了中西交通和商貿新紀元。

張騫出使西域建立了漢朝與中亞、西亞各國之間政治軍事互信與商貿交往的聯系，將先秦時期以來不穩定的民間商貿線路固定下來成為官方控制下的外交和商業通道。除經河西走廊的絲綢之路之外，漢朝時還有從巴蜀經過西南的滇國、緬甸、印度到大夏等中亞的商路。

古羅馬人因此稱中國為Sina或Serica(絲綢之鄉)②，對東方的中國充滿美好的向往和憧憬。漢朝絲織業相當發達，品種繁多，花色精美，從漢朝運往大秦市場的絲綢銷售價格很高，一兩幾乎與一兩黃金同價。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東方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其出版的《中國——我的旅行成果》(China，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中首次把這條通道稱為“絲綢之路”，因在這條通道上絲織品是沿途貿易最具代表性的大宗商品，絲綢貿易影響突出而得名。

自漢代起絲綢之路成為中西方商貿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促進了古代中國與中亞、西亞、南亞以及阿拉伯、歐洲地區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把中華文明與印度文明、中亞波斯及阿拉伯文明、羅馬及希臘文明聯系起來。漢代的鐵器、絲綢、黃金、井渠法、造紙術、冶金技術、水利技術傳到周邊地區乃至羅馬及歐洲的其他地區，西方的珠寶、玻璃、金銀器等流入中國，印度佛教沿絲綢之路傳入中國。

東漢時期班超出使西域，到達地中海地區，接觸羅馬帝國，鞏固了陸上絲綢商道。隨著東漢冶金、造船、制車、陶瓷、制鹽、制糖以及絲織業、手工業和畜牧業的興盛，海上絲綢之路開始顯現雛形。公元166年羅馬商人以大秦國王安頓的使臣名義，經海上絲綢之路到達洛陽。漢代徐聞、合浦自海上駕船到達異域，交換那里的奇珍異寶。漢朝人自東南沿海港口出發向西沿海岸線，抵達印支半島、馬來半島，經過馬六甲海峽，可達孟加拉灣和印度洋沿岸地區，建立了中國與東南亞、南亞各國之間海洋通道聯系，擴大了商貿往來。

自古以來東西方之間所謂“絲綢之路”都不是只有一條單一、連續的、不變的線路，而是有陸上的、海上的多條不重疊的不同線路。③這些線路是沿線上不同商業中心的市場之間的交通足跡。但是有線路并非有直接交易。雖然“條條大路通羅馬”，但羅馬人不能夠直接與中國人交易。當時安息不僅通過絲綢之路開展商貿往來，而且在漢朝與大秦之間經營絲綢轉運貿易，壟斷了絲綢之路上的中西方貿易。

隋唐對外開放和絲路貿易達到鼎盛時期，成為世界經濟中心之一。魏晉南北朝時期(公元220～589年)農業、礦業、工業、商業、貨幣金融等服務業得到一定發展，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未曾中斷，與西域、南洋諸國開展活躍的貿易。三國時代吳王孫權派船隊到達今日的臺灣、沖繩、日本及菲律賓島嶼，大秦商人秦倫從交趾到達建業會見孫權。

隋(公元581～618年)唐(公元618～907年)時期政治穩定和開明，開放自由之風迎來繁榮盛世，經濟繁榮，科技文化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對外交通發達，海陸絲綢之路商貿活動達到新的高度，在當時世界貿易和國際產業分工中處于中心地位。自由、和平、開放、雙向交流、海陸并舉、范圍廣及整個文明世界是促進隋唐絲綢之路達到繁榮鼎盛的顯著特點。

隋朝開鑿大運河和唐朝漕運等基礎設施建設促進水運交通發展，車船制造業和水陸交通業發達，交通驛站效率很高，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先進，海上運輸極其繁盛，推動人員、貨物進出運輸順暢快捷。唐前期在西域、中亞設置安西、北庭都護府，保護貿易通道，并沿途配置驛館。陸路交通向東至朝鮮半島，向西沿陸上絲綢之路可達天竺、波斯、大食以及地中海沿岸國家。

唐后期吐蕃占據河西走廊，路上絲綢之路受阻，對外貿易轉而依靠海路。海路從揚州、登州出發可抵日本、朝鮮，從廣州出發可以抵達波斯灣，唐時海外進出口貿易和海上商船運輸達到相當繁盛程度。每年華商從廣州等港口乘坐銅制貨船載著中國產品出發駛向安南，也常去東南亞、南亞甚至遠及歐洲，唐開元年間在廣州設立征收船稅的市舶使。

唐朝采取史無前例的對外開放政策，對外貿易和人員往來頻繁，唐長安、洛陽成為國際性大都會，各國遣唐使、留學生、商人等在中外商貿、文化交流中發揮重要作用，他們不僅帶來交易的商品，而且帶來手工技術、建筑工藝、生產方法、醫學、歷算、行政管理制度、宗教等，共同推動唐朝達到鼎盛之勢，成為世界性商貿、文化的中心。

唐時高麗、百濟、新羅、日本、波斯、大食、天竺、師子國等派來大批留學生，唐朝成為培育外國人才和文化交流傳播的中心。唐朝也派出自己的使節和留學生，著名的有玄奘法師、義凈法師前往天竺取經，鑒真大師東渡日本傳播中國文化知識。陸上絲綢之路人來人往，絡繹不絕；海上船帆隱隱相望，鱗次櫛比。

除了東西二都之外，廣州、揚州、泉州、杭州等都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貿易港口，來自波斯、阿拉伯以及東南亞地區國家的外國商人數目龐大。據阿拉伯歷史文獻記載，龐勛作亂造成廣州外國商人被殺數量達12萬至20萬之眾；長安城內大型酒肆雇傭外國女服務員，長安富家還雇傭外國人。⑤

隋唐前后所有這些通過海上“香料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來自西亞、中亞地區的商人、使節、留學生、援軍、流亡難民等來到中華大地上落地生根，不同時期稱謂有胡人、胡商、蕃客、回回、回民、回族等。新中國成立后統稱為回族，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回族人數超過980萬，為我國第四大民族。

宋元對外開放達到高潮，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對外貿易國家，鞏固世界經濟中心地位。北宋與遼(公元916～1125年)之間貿易時常被戰火中斷，處于和時通商、戰時閉市的狀態，雙方在邊界建有互市的“榷場”，遼輸入宋產絲織品、茶葉、大米、圖書等以及南洋產的象牙、犀角、香藥等，宋輸入遼產馬、羊、駱駝等。宋與西夏(公元1038～1227年)之間也設置互市的“榷場”，宋輸出絲織品、茶葉、瓷器、香藥、生姜、肉桂等，輸入駱駝、馬、牛、羊、鹽、蜜蠟、麝香等。南宋與金之間“榷場”交易的種類繁多，金主要輸入茶葉、生姜、水果、糖、象牙、筆墨等，輸出絲織品、甘草、紅花、人參等，金入超規模較大，每年流出大量白銀。

宋朝(公元960～1279年)采取開放、鼓勵和招徠貿易政策，陸海交通四通八達，對外開放和海外貿易超過了唐朝，特別是海上貿易空前興盛，廣州、泉州、明州、杭州已經成為國際化港口城市⑥，均設置市舶司管理海上對外貿易。自五代十國(公元907～979年)到兩宋時期，西北地區戰爭頻發，迫使陸上絲綢之路中斷，貿易活動減少。宋朝以后外貿通道由過去的西北陸路絲綢之路為主，逐步轉向東南沿海的海上絲綢之路為主。宋代造船業和航海業發展比隋唐時期又進了一步，指南針在航海中應用和航海經驗積累促進了遠洋運輸業發展，為遠洋貿易打下交通基礎。北宋海上通商國家范圍包括南洋各國、高麗、日本、印度、師子國、大食以及今天的非洲肯尼亞、坦桑尼亞等國。南宋海上對外貿易超過北宋，對外通商國度超過四五十個，對歐洲貿易中瓷器成為主要出口商品。兩宋對外貿易中奢侈品比重下降，滿足普通百姓生活所需的商品比重增加。

元朝時期(公元1271～1368年)與亞、歐、非洲之間經濟文化交流盛況空前，中外經濟、文化技術雙向互動達到新高度，對世界經濟以及科技文化發展發揮了重大推動作用，特別推動了后來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地理大發現和歐洲資本主義經濟出現。歷代以來產品技術創新、貿易技術創新⑦和金融創新增強了元代巨大的貿易優勢。元代貿易勢力隨著軍事擴張波及歐、亞、非大陸。元代統治階層奢侈品需求量大，渴求海外奇珍異寶，貿易規模異常巨大。而且元代西北陸路和東南海路絲綢之路同時開通，在泉州、杭州、寧波、溫州、上海、廣州等港口設立市舶司管理外貿。元代基本上允許商人入海貿易。元代通商遍及歐亞非，派使節對外招商，對外商給予優待和人身財產保護，外商持元朝官方虎符，乘坐官方驛站的車馬，免費享用官方給予的飲食，抽取關稅較輕。

宋元時期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的貿易強國，遠洋貿易的范圍擴展到了西亞、北非以及歐洲等遠方地域，商人成為遠洋貿易的主體，把指南針、印刷術、造紙、火藥、航海技術進一步向西方傳播到達歐洲，對世界經濟、科技和文化的發展發揮的推動作用最大，塑造了當時世界經濟的新格局和新面貌。自元朝開始的300多年里，中國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可以說，宋元時期的中國是當時世界貿易、科技文化交流的領導者，進一步鞏固了自隋唐以來中國作為世界經濟中心的地位。

明朝國力由盛而衰，對外由開放轉向對民間海禁，由自由貿易轉向朝貢貿易。明朝(公元1368～1644年)前期，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國力強盛，疆域遼闊，對外交通發達，對外貿易仍以海洋航運方式為主，對外貿易的范圍更廣。明朝在邊境地區設立互市點與周邊民族開展互市貿易，對外貿易主要通過海洋貿易，采取朝貢貿易體制。

在明朝建立之初東部沿海地區不斷受到倭寇騷擾，新生的明朝出臺禁止瀕海居民出海的政策，目的是加強海防，抵御倭寇，防止海外與內地的反抗勢力相互勾結，鞏固新生政權。在海禁的同時，明朝對外貿易體制由前朝的自由貿易轉向朝貢(或堪合)貿易體制，要求外國以“朝貢”形式由各國官方組織商人與華開展貿易，統一由市舶司收購和管理，官方壟斷對外貿易渠道和利潤。這種朝貢貿易帶有相當大的商業成分，是當時形勢下一種特殊的貿易形態。明洪武年間(公元1368～1398年)建立了朝貢這種特殊的官方貿易制度，頒布海禁防止中國商民下海互市，保護官方壟斷貿易的地位。明永樂(公元1403～1424年)和宣德(公元1426～1435年)時期，明政府通過大規模的遠洋活動擴大朝貢貿易的范圍，取得大量海外物品。鄭和下西洋把朝貢貿易推向高潮⑧，由官營壟斷的朝貢貿易達到鼎盛。不同于前朝采取招徠政策，明朝朝貢貿易體制采取嚴格管制下薄來厚往的不抽分、不收稅、給予高價收購、給予豐厚賞賜和給予多種優惠的措施，激勵外國商人參與朝貢貿易。

由于明朝時期指南針廣泛使用，地理、天文導航技術進步，科技文化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在明朝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從1405年開始鄭和先后七次出使西洋，到達亞非三十多個國家或地區，最遠到達紅海沿岸和非洲東海岸地區，宣揚了明朝的國威，加強與海外諸國的聯系，主動開拓海外貿易，促進了與沿途各國經濟文化交流。雖然鄭和七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并非發展對外貿易，但它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主動外交和航海探險。鄭和是世界航海事業的先驅，其航海規模之大，歷時之久，航程之遠，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壯舉，比歐洲的遠航早半個多世紀，增進了中外友好交往和經濟文化交流，并帶動了自唐朝以來東南沿海一帶人民去南洋謀生、開發和定居的熱潮，對東南亞地區生產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明朝中期國力衰退，海防松弛，倭患日益嚴重。戚繼光領導戚家軍在臺州抗倭九戰九捷，并與俞大猷配合，到了1565年基本上肅清了東南沿海的倭寇。此時歐洲在地中海、北海以及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對外貿易相當發達，已經出現資本主義經濟萌芽。明朝后期已經開始面臨葡萄牙、荷蘭等早期西方殖民者的入侵。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以欺騙手段占領澳門，后長期租占。1604年和1622年荷蘭人兩次侵占澎湖島，1624年占領臺灣島，1662年鄭成功收復臺灣，維護了祖國完整，推進了臺灣的開發。由于海禁和朝貢貿易政策存在種種弊端以及倭患、殖民入侵猖獗，明朝一度曾時禁時放。明隆慶皇帝(公元1566～1572年)宣告開放海禁，結束了維持近200年的明代朝貢貿易體制，私商海外貿易與外國商人非貢貿易增加，但明朝開始對貿易進行抽稅。

明朝中后期在倭患和殖民入侵的打擊下，國力日漸衰微，停止下西洋活動，外國入貢減少，朝貢貿易只能主要依靠琉球海上中轉貿易維系，中國與南洋以遠地區貿易被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歐洲殖民者阻斷，中國與世界貿易經濟中地位漸行漸遠。

無論如何，古代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與世界其他文明地區之間貿易、文化以及人員交流的著名歷史足跡，是中國與世界經濟聯系的重要途徑，奠定了兩千多年中華文明與其他地區文明之間交融互鑒、和諧共處的基礎，也是古代中國經濟繁榮和創造燦爛中華文明的重要源泉，是古代中國進入并長期成為世界經濟中心的通道。海陸絲綢之路上的對外貿易是反映一個國家經濟繁榮的重要方面，可以體現生產技術、財稅狀況、金融活力、消費水平以及文化交流情況。“絲綢之路”是一條絲綢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茶葉之路，體現了中國港口、造船、航海技術、海外貿易、移民、宗教融合、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和國家關系等方面豐富的歷史內容，它不僅僅是一條商貿之路，也是文化交流、藝術傳播、思想交融的和平交融之路。歷史的足跡留給人類深刻的啟示。開放與封閉關乎國運興衰。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并非封閉不開放，海陸并存的絲綢之路曾經推動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創造出輝煌的經濟成就和燦爛的文化，對世界經濟發展產生過巨大的推動和深遠的影響。

近代以來中國失去世界經濟中心地位

清朝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國門由封閉到被迫打開，對外貿易逐漸失去優勢，日益遠離世界經濟中心。自明朝晚期，歐洲沿海國家已經出現早期資本主義經濟，城邦之間、國家之間對外貿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對外貿易，特別是奴隸販運為歐洲積累大規模的原始資本，奠定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礎。16、17世紀歐洲開始興起資本主義，大肆對外殖民擴張和進行血腥的資本原始積累。由于中國與外來侵略勢力矛盾日益尖銳，迫不得已由對外開放轉為閉關自守。中國因沒有發展起來資本主義而成為西方列強入侵的受害者。因此，明清時期中國對外貿易規模和開放程度已經遠遠不及宋元時期。

清朝(公元1644～1912年)自入關到鴉片戰爭前二百年間實行間斷性禁海閉關政策，體現為禁止和限制商人出海貿易，停閉和限制通商口岸，禁止和限制出口商品，對外國商隊、商船和商人進行嚴格限制，外國商人只能在指定的口岸、與官方指定的商人進行貿易，不得與內地商人開展貿易，不得發生資金借貸關系等方面，主要目的是為了防范西方貿易沖擊、肅清東南沿海的抗清力量和防止歐洲殖民者的入侵，但它使中國孤立于西方正在興起的資本主義工業革命之外，阻礙了正常的對外貿易發展和科技文化交流，而且禁海閉關政策也使與南洋的一部分民間的和平貿易遭到限制，導致國力衰敗。⑨⑩

1655～1684年間清朝嚴格禁海閉關，1717～1727年清朝對南洋禁海，1764～1784年間三次停閉恰克圖中俄貿易，其余年份基本上保持對外開放。清朝廢棄前朝的市舶司體制，設置海關掌管征稅稽查，由下設牙行具體辦理，而且對外貿易的官營與壟斷性質日益濃厚。清朝嚴格的管制保持住對外貿易中持續順差的地位。

自清朝初期在世界貿易中逐漸失去過去經濟、科技與文化領先的優勢，中國在國際產業分工和貿易中已經居于下風，出口產品主要是農副土特產品、手工業產品，幾乎沒有附加值較高的工業制成品，出口競爭力不強。由于中國沒有發展起來資本主義，錯過西方掀起的工業革命機會，工業沒有發展起來，而且受到西方列強大量廉價工業品傾銷的打擊。到清乾隆年間之后，中國就失去了世界最大經濟體的地位。由于清朝關稅政策實行從量稅，正稅稅率較輕，而且外國商人以種種不法手段進行走私逃避征稅，因此導致外國商品大肆涌入境內，外商在華獲取了巨大的貿易利潤和貿易利益。

盡管清朝政府不同時期實行禁海閉關政策，但是中國與西方列強之間貿易規模日益擴大，外商在華不法行為屢屢挑戰清政府的貿易管制政策，禁海閉關政策逐漸名存實亡。不過外國商品流入的規模和速度卻遇到中國自古以來形成的自給自足經濟的堅強抵抗。雖然當時工業水平最高的英國在19世紀以前的對華貿易中賺了豐厚利潤，但其工業品沒有取得對華出口的絕對優勢，英國對華貿易赤字使大量白銀流入中國。為平衡對華貿易，英國政府支持的東印度公司采取把產自印度的鴉片毒品大量輸入中國的卑劣手段。自1730年代起英國東印度公司就注意到可以用鴉片貿易來平衡英國的貿易逆差，到了19世紀初英美在華商行明目張膽地進行武裝鴉片走私，甚至對清朝緝私水師進行武力威脅。1840年之前清朝因鴉片走私導致大規模貿易逆差，每年外流白銀將近一千萬兩。在1798～1839年間中國被輸入43萬箱鴉片，流失白銀約4億多銀元，西方列強從對華鴉片走私中攫取到巨大利潤。而且鴉片走私泛濫深深毒害了無數中國人民，嚴重傷害清朝國力。

清朝政府對鴉片非法走私的打擊引來了英國的炮艦。英國為維護非法鴉片貿易利益和擴張殖民地，派遣侵華遠征軍發動鴉片戰爭。英國通過鴉片戰爭勝利奠定了其世界經濟中心的地位。英國成為當時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強國，在海外已經侵占了大批殖民地，奪取了世界經濟的統治地位。盡管當時清朝經濟總量仍然大大超過英國，中英貿易關系和貿易地位發生了逆轉，英國通過工業革命、卑鄙的鴉片貿易、非法貿易金融活動和侵略戰爭奪取了對華貿易主導權，中國商人逐漸淪為外國商人的附庸或幫辦。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近代中國被迫開放，在世界經濟中已經被邊緣化，成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西方列強紛紛迫使清政府簽署一系列不平等條約。

1842年8月中英簽署《南京條約》，開放廣州、廈門、福州、上海五處為通商口岸，列強在通商口岸獲得租賃土地、房屋和永久居住的權利，中國東南沿海門戶大開。1844年7月中美簽署《望廈條約》，規定美國兵船可任意進入中國各通商口岸“巡查貿易”，美國可以在通商口岸“開設醫院，建立教堂”，破壞了中國的領海權，獲得了領事裁判權，剝奪了中國的關稅自主權。1858年清朝與俄國簽訂《璦琿條約》，還分別與英國、法國、美國、俄國簽署《天津條約》，規定外國公使可以進駐北京，增開牛莊(今營口)、登州、臺灣、淡水、漢口等10處為通商口岸，外國軍艦和商船可以在長江各口岸自由航行，外國人可以到內地游歷、經商、傳教。至此，中國在野蠻的、腐敗無能的滿清政府奴役下徹底淪落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泱泱大國淪為列強們肆意宰割和欺凌的對象，更淪為世界經濟中受支配、受壓迫、受剝削的角色。

清朝統治者不是采取積極防御、主動進取和擴大開放及貿易的政策，而是采取消極海防、限制貿易的政策，保守、腐化、不開放、不創新是清朝落后挨打的主因。清朝作為封建地主階級利益的代表，為了鞏固統治政權極力限制沿海商品經濟發達地區的民間對外貿易，極力抵制外國貿易對內地封建地主經濟的摧毀，打擊國內任何反抗力量，不愿看到中國土地上產生資產階級及其政治力量的土壤，不允許資本主義經濟的出現，更不可能主動引導或推動中國資本主義新經濟形式和新經濟制度的發展。所以，清朝初期憑借前朝仍然雄厚的封建經濟仍能夠維持一段時間與西方經濟力量的平衡對峙，后來清朝封建經濟力量終究不敵西方資本主義先進經濟形態的強大生命力。

清朝試圖以閉關鎖國政策和官方貿易壟斷統制阻擋西方殖民入侵和先進的經濟力量對中國傳統封建經濟形態的摧毀，導致中國經濟形態遲遲得不到轉型，資產階級力量遲遲沒能成長和強大。所以，清朝實施不開放和閉關政策并不是要培養資產階級力量，而是扼殺資產階級的出現和成長，使得中國經濟不僅被西方列強經濟排擠、打壓，而且被殖民，國門洞開，失去整個國家對外貿、海關、外國人管理等方面的主權，變成外國商品的傾銷場所，尤其成為外國商人鴉片毒品自由傾銷的國度，在世界經濟中淪為被剝削、壓迫和殖民的地位，日益遠離世界經濟的中心。

中華民國擴大對外貿易與開放，廢除不平等條約，開展關稅自主運動，日本對華殖民和發動侵略戰爭嚴重破壞了中國經濟及貿易發展。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它是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從此中國資產階級登上了政治舞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和北洋軍閥統治時期(1912～1927年)制定了開放門戶、利用外資、振興實業的政策方針，給予外資享有治外法權和免稅特權，內地新開口岸21處，引進了大規模外國“殖民”式直接投資和放貸。內外資不平等競爭嚴重損害了民族經濟利益。

民國時期學者們認識到失去關稅自主權和貿易入超對民族經濟的巨大損害。?1928年7月，南京國民政府(公元1927～1949年)宣布廢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條約，開展關稅自主運動，并與各國訂立平等互尊主權的新條約，制定了新的進出口稅則，促進了對外開放與對外貿易發展。不過，由于當時中國產業力量弱小，這些舉措也沒有挽回自民國建立以來至1936年間連年入超的貿易地位。在19世紀中葉，中國主要出口絲和茶。民國仍以自然資源產品為大宗出口產品，但出口已經相當多樣化了，新的主要出口產品包括大豆及其制品、鐵礦石、煤、棉紗。中國主要進口貨物是鴉片，直到19世紀90年代它才被棉布和棉紗超過。英國、日本和美國是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日本貿易主要集中在滿洲和華北，在南方最小。英國與此相反。

美國貿易在30年代中期超過所有其他國家，集中于華中。美國早在19世紀晚期在經濟總量上已經超過了英國，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英國在世界各地失去許多殖民地，美國在世界各地駐軍和發動戰爭搶奪殖民地，在世界經濟中才全面取代英國的地位，處于世界經濟的中心地位。

在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國民政府對外貿易實行國家統制，利用有限的渠道出口盟國需要的中國農礦產品，進口中國急需的軍用及民用物資。日本在中國淪陷區也采取了對外貿易控制政策，對淪陷區進行瘋狂的殖民掠奪。日本對華殖民和侵略戰爭嚴重破壞了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進程，對中國經濟以及外貿發展造成不可估量的巨大損害。外國殖民入侵、貿易沖擊和經濟剝削、壓迫，致使中國經濟發展停滯和落后，戰爭對經濟造成巨大的破壞。?

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取得抗日戰爭勝利后，美國慫恿和支持國民黨政府發動內戰，企圖在國民黨取得內戰勝利后獨享在華經濟特權。內戰期間，美國與國民黨政府簽訂了包括《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在內的25項經濟協定。中國參與關貿總協定的談判，成為創始成員，減讓關稅和其他壁壘對中國產業沖擊很大。由于當時中國在連年戰爭下經濟極度虛弱，產業發展水平普遍落后，國際競爭力疲弱，中國國際分工和貿易處于極端不利的地位，即使中美當時簽訂所謂“權利完全對等”的貿易協議，實質上中國對美國商品大幅削減貿易壁壘，美國通過協定達到迫使中國市場完全對美國產品開放，以及徹底沖垮中國產業，完全占領中國市場的目的。這樣的貿易協議看似公平，實則是新型的不平等條約。

中華民國是中國歷史上首次資產階級上臺表演的政府，多次出現巨大政治波折。?由于當時沒有建立起足夠強大的中央集權力量，各種政治力量割據一方，都覬覦和爭奪不受約束的無限權力。由于這種權力誘惑力足夠巨大，以致于許多野心家不能自已。然而，這種建立在集權權威基礎上的政治體制極不牢固，具有很高的不穩定性和風險性，易受到內外敵對勢力攻擊而倒臺。這種政權倒臺是顛覆性的，是整個國體的倒臺，是把整個國體推倒重建。

在國民黨一黨獨大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國體雖然運行效率高，反對派力量弱小，但是權力缺乏有效監督，自我有效監督幾乎不可能，而且成本代價很大，貪腐和濫用權力必然激起民憤，所以，一黨獨大而不能倒，一旦發生崩塌，這種風險和代價不可估量。在資產階級多黨均衡制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國體，雖然反對黨的制約使政治效率打折扣，但各政黨在一個共識國體下輪流上臺，只換政府，不必換國體，國體永遠是“鐵打的營盤”。受到反對黨制約的有限權力，大大降低了對野心家們的誘惑力，削弱他們爭奪的動機。而且任何野心家想改變國體，例如袁世凱復辟帝制，都會沒有合法性而最終下臺。西方資產階級國家正是建立了一套這樣的國家政治體制，才使政治穩固強大，經濟保持長期繁榮。可以說，一個長期穩定的現代化國家政治體制，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最基本的基礎制度和基礎設施，比其他方面的建設都重要和緊迫。

新中國至改革開放前繼續遭受西方列強孤立，對外開放和貿易遭受封鎖和打壓。新中國是在舊中國積貧積弱的母體里誕生的早產兒，脫胎于資本主義經濟受到外國殖民、外國商品沖擊和外敵入侵戰爭摧殘的舊中國。由于她是通過無產階級革命而取得政權執政的國家，不被西方資產階級政黨執政的國家接受，他們眼里容不得新生的共產黨政權，極力封鎖、圍堵、孤立和打壓中國。

自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之前，美國作為20世紀帝國主義霸權國家，對華采取政治孤立和打壓、經濟貿易封鎖與遏制、軍事圍堵威脅政策。新中國成立后確立了社會主義獨立自主的對外貿易體系，掌握了國家對外貿、海關、關稅、口岸開放管理等非常重要的主權，可是西方列強仍想以貿易封鎖和圍困扼殺新生的經濟力量。當時中國對外開放和貿易對象主要是前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以及一些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亞非拉國家，市場集中而且空間狹窄，對前蘇聯的貿易占到當年外貿總額的一半以上。1972年中美建交之后兩國仍摩擦、斗爭不斷，一些西方國家開始與中國先后建立外交關系，并開展一些相互貿易。總之，改革開放前新中國對外開放和貿易經濟因西方封鎖和遏制而蒙受巨大的損失，國家積極推動對外貿易發展打破了西方對我國的封鎖，促進了經濟恢復發展。?

由于國際環境惡劣，在1949～1978年間中國采取了高度集中統一的外貿計劃經營管理體制，國家集外貿經營、管理于一體，統負盈虧。1949年9月國家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實行對外貿易的管制，并采取保護貿易政策，確定了獨立自主、集中統一的外貿工作方針。1950年12月政務院頒布了《對外貿易管理暫行條例》，中央貿易部頒布了《對外貿易管理暫行條例實施細則》，規定了對外貿易必須置于國家的統一管理之下。1957年完成對私營進出口企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后，國營外貿專業公司壟斷經營全部外貿業務，終結了不同所有制企業并存經營的對外貿易格局。國家逐步建立了出口統收，進口撥交，按照國家計劃安排進出口的外貿集中統一管理體制。

新中國初期出口80%以上是初級產品，改革開放前出口一半以上仍是初級產品，進口主要是機器設備、國內不能生產的原材料以及一些生活必要品。自新中國成立至1978年以前，中國外貿環境惡劣，國際市場單一狹窄，對前蘇聯及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主要采取記帳結算的易貨貿易方式，對其他西方國家及發展中國家采取現匯交易方式，多數年份出現貿易平衡赤字。

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落后大國，當時能夠取得外貿如此規模和增速實屬不易，但是如此結果反映了當時中國經濟處于無比衰弱的狀況，反映了當時中國外貿國際環境的極端惡劣，反映了當時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十分低下、競爭力十分孱弱，反映了當時中國產業在世界產業分工中處于非常邊緣的地位。

近年中國逐步走近世界經濟的中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這些成就與改革開放政策緊密相關。總體看來，中國采取漸進開放政策是科學的，掌握了對外開放的自主權和開放的度。中國改革開放雖然沒有采取休克療法，付出了時間成本，但是這種漸進改革開放政策符合中國國情。中國走出了一條成功的發展道路，走出了落后國家如何成功發展自己的民族資本和民族經濟的新模式、新道路。它具有中國特質，不是傳統西方經濟學能夠解釋的。

光陰荏苒，三十多年彈指一揮間，中國國運的低潮飛逝而去。由于全球消費市場的空間有限，美國勞動力成本居高不下，本國產業必然逐步失去國際競爭力，經濟增長難度十分巨大，西方傳統資本主義經濟模式日益走到發展的盡頭。自2008年發生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已經顯示出頹勢，在不久的將來必將步英國在20世紀初退出世界經濟中心地位的后塵。

在過去三十余年的改革開放推動下，中國從世界經濟的邊緣逐步走近世界經濟的中心，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領頭羊。2014年中國名義經濟總量首次突破10萬億美元大關，達到10.36萬億美元，是繼美國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占世界經濟份額的13.3%，比2010年的比重進一步提高了4.1個百分點。中國從一萬億美元到10萬億美元僅僅用了14年的時間，而美國GDP完成1萬億美元到10萬億美元的跨越用了31年。近20年來，中國經濟平均增速是美國的3倍以上(見圖1)。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拉動的貢獻日益顯著，最近五年全球經濟每增長100元，其中至少25元來自中國的貢獻。

2014年9月29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購買力平價(PPP)法評估將中國列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超越美國的規模。2014年名義GDP美國規模仍然超過中國7萬億美元(見表1)，中國與美國仍有相當大差距。GDP只是衡量一個國家在一年里國內新增產值的經濟規模指標，只能作為考察國內新增產值指標的參考。它既沒有反映一個國家總的財富規模，也沒有反映一個國家在全球總的生產和占有的財富規模，不能全面反映一個國家的財富和實力。考察國力大小還需要看更多其他指標。

2014年中國保持貨物進出口規模世界第一，貨物出口世界第一，貨物進口世界第二，美國仍是世界第一貨物進口大國(見表1)。2013年中國服務進出口總額世界排名第三，其中服務出口世界第五，服務進口世界第二。中國服務進出口貿易與美國還有很大差距。2013年中國信息通信產品進出口規模世界第一，但美國信息技術仍在世界上首屈一指。2012年中國創意產品貿易出超規模較大，而美國創意產品貿易入超較大。中國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外匯儲備國家。2014年中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規模首次超過美國，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與美國差距很大。

2012年中國能源產量、粗鋼及半成品、發電量、港口集裝箱吞吐量均超越美國，在原油產量、航空客運量上仍沒有達到美國的規模(見表2)。2011年3月4日國家統計局報告，中國工業產品產量居世界第一位的種類超過220種，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處于世界工業的心臟地位，是全球生產網絡體系的中心之一。近代以來，中國沒有哪個時期如此接近世界經濟的中心。

1872年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迄今已經超過140多年。從名義匯率來看，美國仍是當今世界最大經濟體。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統計數據顯示，美國制造業由于美元強勢導致出口困難、全球需求萎縮以及生產成本增加使存貨堆積、生產放慢、制造業慢慢收縮，制造業衰退跡象再次顯現。但是，美國仍是世界金融中心、教育和創新中心。

只要中國經濟能夠以現有的常態速度穩步增長，中國與美國之間名義經濟規模就日益接近，超過美國經濟規模只是時間問題。預計中國“十三五”期間年均GDP增長率在6.5%之上，到2020年中國人均收入將達到12600美元，完成從目前人均收入7485美元的中等收入到超過12000美元高收入國家門檻的跨越。中國經濟發展權不容任何國家挑釁，只要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中國對周邊國家經濟就會發揮日益巨大的引力，甚至不需要任何其他的地緣政治動作，中國經濟就能逐步成為世界經濟的新中心。

中國實施“一帶一路”戰略將重新回歸世界經濟中心

2013年9月7日習近平主席在訪問哈薩克斯坦時提出的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與同年10月3日在訪問印度尼西亞時提出的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構想?，合并稱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它是對美國實施咄咄逼人的包圍遏制戰略、重返亞洲戰略和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回應。兩年多來，習主席的倡議引發國際社會高度關注和熱烈反響。隨著倡議成為我國的國家戰略，并逐步落地得到實施，不僅造福沿線眾多國家發展，形成了緊密相連的命運共同體，而且將推動中國國際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的再次復興，重新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

“一帶一路”能推動亞歐非互聯互通，將帶來新的貿易革命。發達的海陸交通條件是古代中國成為世界經濟中心的重要前提。中國30余年來改革開放的發展奇跡表明交通等基礎設施條件對經濟貿易發展的重大意義。俗話說：“要想富，先修路。”理論和實踐經驗均表明，交通等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將帶來貿易成本削減的雪崩效應，激發貿易急劇增長，引發新的貿易和產業革命。同時互聯互通帶來貿易效率提升，不僅削減貿易成本，而且加快貿易速度，縮減貿易時間，提高生產和消費效率。“一帶一路”沿線各國間的交通等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將把亞、歐、非各國緊密聯結在一起，縮短交通運輸的成本、時間，促進基礎設施的對接與互聯，形成一個交通便捷、覆蓋人口眾多、市場廣闊的巨大經濟貿易圈，中國在這個經濟貿易圈處于溝通東西和南北國家的中心地位，這對于中國重回世界經濟中心地位至關重要。

為此中國做了周密規劃和國際外交工作，互聯互通已經呈現出大體輪廓。中國是東亞經濟圈的核心，通過陸路將分三路取道到達歐洲經濟圈：北線是中國經中亞、俄羅斯至波羅的海沿岸各國；中線是中國經中亞、西亞、波斯灣、紅海到達地中海沿岸各國；南線是中國至東南亞、南亞、印度洋之后經海運抵達西歐。海上交通的互聯互通主要方向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經印度洋，延伸至歐洲、非洲各國；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非洲各國；從中國北方、東方沿海港口經太平洋達到北美洲、中美洲以及南美洲各國。

在推進互聯互通產業合作和對接基礎上，中國已經與“一帶一路”沿線各國規劃了中蒙俄、新亞歐大陸橋、中國—中亞—西亞、中國—中南半島、中巴、孟中印緬六大經濟走廊，將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國際大通道建設，共同建設國際經濟合作走廊。?目前各國際經濟合作走廊已經開始推進落實。中俄、中哈、中泰、中緬、中越、中老、中新、中印尼之間已經密切協商了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戰略與其各自發展戰略的對接。中俄、中哈已經規劃了交通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還開展了海關、口岸的通關對接和監管互認交流，達成重要共識。

“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互聯互通是包括基礎設施、制度規章、人員交流三位一體，和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領域齊頭并進的全方位、立體化、網絡化大聯通。除了交通基礎設施之外，能源電力以及通訊基礎設施、貿易投資相關法律制度、金融政策、人員流動及簽證政策、技術標準、科技規范等方面都要實現互聯互通或對接，這對于提高沿線各國經濟貿易整合或融合水平，擴大經濟合作空間具有基礎性意義。中國已經推動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它們將為亞歐非互聯互通提供有力的資金支持。

“一帶一路”能形成廣及歐亞非的松散自由貿易區，將改變全球貿易格局。除了明清時期間斷性禁海之外，歷史上“一帶一路”沿線各國間貿易是自由的，各國商人自愿參與到以絲綢之路為紐帶的國際貿易之中，大體上形成一個市場空間巨大的松散的自由貿易區。當前，在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下，各國根據國情可以自主制定關稅以及非關稅措施，自主掌握對外開放的節奏和步法，這樣松散的“一帶一路”自由貿易區沒有約束性協議，是一個各方開放的、非協議性的自由貿易區。盡管它的一體化整合水平較低，但具有廣泛的包容性。它不以協議要求水平高為目標，而是以促進各國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為目標。

各國參與共建“一帶一路”均可以自身優勢獲得應得的貿易投資利益，在資源、勞動力、商品、服務、技術、資金以及土地等參與更大市場空間的配置中找到更大的市場價值，提高“一帶一路”自由貿易區內資源配置效率。中國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戰略就是具體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之一，參與到共建“一帶一路”之中就是參與到“一帶一路”為名稱的自由貿易區。它是對美國推動達成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T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的回應。美國自由貿易區戰略追求以高標準排斥和打壓戰略對手——中國，突出自身優勢和經濟利益。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戰略則推崇共商共建共享的平等合作精神，追求自由、自愿、自我理念，這樣的理念更具有包容國情差異巨大的歐亞非各國，不同于美國TTP和TTIP追求的高標準、強約束、國家主權失去自我掌控做法。中國提出的共建“一帶一路”理念和精神更容易被廣泛接受，更受廣大發展中國家歡迎。

目前中國制造業由于世界消費市場萎縮開始出現嚴重的產能過剩，制造業“走出去”的地位日益替代過去能源資源業“走出去”為主的地位，成為走向世界開展直接投資和產能合作的主力軍。中國在汽車、高鐵、核電、新能源、電子通訊、中成藥等領域已經形成一批成熟實用的技術和有競爭力的產業，帶動一大批配套產業走出去開展產業園區合作、產能合作，將推動中國產業逐步邁向國際產業分工的中高端，形成以國內產業為核心的國際分工合作體系和國際生產網絡體系。

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秉持親誠惠容理念，讓參與共建各方均能夠分享到應得的利益。中國政府在共建“一帶一路”中發揮引導、協調和服務的作用，企業是參與共建“一帶一路”經貿的主體，按照市場機制運作。中國將與“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完善雙邊和多邊合作機制，深入推進互利共贏的務實合作：加強能源、資源產能合作，提高就地加工轉化率，促進當地產業發展和就業、稅收增長；共建境外產業園區或集聚區，推動建立當地產業體系；開展教育、科技、文化、旅游、衛生、環保等領域合作。

由于中國在共建“一帶一路”中具有地理位置優勢、人口市場優勢、資金優勢以及制造業等產業優勢，將在“一帶一路”區域經濟中發揮地理中心、市場中心、資金中心、產業中心以及貿易中心的輻射作用，將有助于形成以中國經濟為中心的產業分工體系、貿易批發體系、資金分配體系、交通運輸體系。這將逐步改變以歐美為世界經濟中心的貿易投資格局，從而形成中國與沿線各國雙向自愿開放的經貿新格局，推動中國重新回歸到世界經濟的中心。

“一帶一路”能推動人民幣全球流通，將改變美元霸主地位。通用貨幣的順暢流通是開展正常跨境貿易與投資的必要條件。目前國際主要通用貨幣已經有美元、歐元、英鎊等。這些國際貨幣仍沒有形成與當前世界經濟形勢變化相適應的競爭格局，美元霸權仍然擾動著世界經濟，不利于世界經濟穩定、均衡和持續發展。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貨物貿易和主要國際投資國家。中國的人民幣沒有成為全球主要國際貨幣非常不利于世界貿易與投資活動。因此人民幣成為國際通用貨幣對于促進全球貿易與投資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中國倡議和領導推動的共建“一帶一路”戰略實施，將促進人民幣首先在沿線各國廣泛使用和流通，也必將推動人民幣在全球范圍的流通，適應世界經濟發展對多種國際貨幣流動性的需求，改變美元獨霸國際貨幣的地位，形成包括人民幣在內的多種國際貨幣可供選擇的競爭格局。“一帶一路”沿線各國間貿易投資以及互聯互通，不僅可以促進貿易、資金和貨幣交融，而且可以促進人員往來和旅游消費，增加各國貨幣交流和選擇，有助于人民幣國際化和全球流通擴張。沒有人民幣全球流通，中國就不會有成為世界經濟中心的可能。目前一些國家的去美元化行動已經開始出現，采用人民幣進行計價、結算支付和儲備。人民幣流通全球化將是世界人民人心所向，是中國成功重返世界經濟中心地位的關鍵。

目前人民幣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貿易融資貨幣以及全球第四大支付貨幣，是全球第六大國際銀行間貸款貨幣和全球第七大外匯交易貨幣，在國際債券余額中排名第八位。中國將深化貨幣、金融和外匯改革開放，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推動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成為可自由兌換、自由跨境流通和廣泛使用的國際貨幣，提高外國政府、企業與人員接觸、使用、儲備、投融資和交易人民幣的便利化程度。2015年10月8日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正式上線運行，將為全球金融機構人民幣跨境和離岸業務提供資金清算、結算服務，為企業跨境貿易結算、跨境融資和跨境個人匯款等帶來便利，打破美國主導的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清算系統的壟斷局面。中國已經推進證券市場與香港、倫敦、德國證券市場的互通與接軌，探索在國際金融市場發行人民幣債券。隨著人民幣加大對外開放和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特別在“一帶一路”推進互聯互通和經貿擴張下，不久人民幣將不斷提高在國際貿易、投資以及融資、交易結算中的地位，實現全球流通和成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之一，打破美元的霸權地位。

“一帶一路”能組織化、機構化和機制化，將推動形成新的全球貿易投資規則和秩序。殖民掠奪的國際經濟秩序基本結束。但是西方主導的國際不平等貿易秩序正在強化，絲毫沒有減弱的趨勢，并以更加隱蔽的、更具有欺騙性的新殖民主義形式出現，導致世界經濟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富國與窮國之間差距日益擴大。不平等貿易表現在國際生產分工、貿易規則、知識創新和金融壟斷四個方面歷史積累所形成的貿易優勢差異。西方列強是國際生產分工、貿易規則、知識創新和金融壟斷四個方面的主導者，他們保持在國際商品貿易和金融交易中的壟斷地位，獲得更多落后國家創造出來的剩余價值和財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主導的世界經濟必然導致貧富分化、發達與落后的鴻溝。這樣的經濟秩序正是西方資本主義列強期望永遠保持的，是他們剝削落后國家人民達到發財致富的最隱蔽的“公平”秩序。改變現有國際經濟秩序，建立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秩序，縮小世界經濟兩極分化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愿意看到的，是西方發達國家資本家階級及其代理人的政府極力反對的。西方強國期望永遠保持這種舊的國際剝削經濟秩序。

中國經濟雖然從舊的國際經濟秩序中慢慢崛起，但飽受這種國際經濟秩序所帶來的欺凌、壓迫和剝削。中國倡導共建“一帶一路”所主張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共贏理念，堅持正確義利觀，構建各國共同發展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為構建新的更加公平的國際經濟秩序提供新思想、新理念。隨著國際環境緩和和時機成熟，中國會逐步推進“一帶一路”的組織化、機構化和機制化工作，建立常設機構和組織架構，并制定運作機制和基本章程等制度。?這些工作將實質推進“一帶一路”落到實處，產生對全球經貿環境和規則的影響，讓世界各國可以在美日歐主導的TPP、TTIP規則和中國主導的“一帶一路”規則之間進行選擇。中國推進共建“一帶一路”，為發展中國家平等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搭建平臺，將逐步促進多邊貿易體制均衡、共贏、包容發展，有助于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國際經貿規則與治理體系。

2015年10月5日習近平主席在會見出席亞洲政黨絲綢之路專題會議的外方主要代表時指出，中國將繼續奉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周邊外交方針“和睦鄰、安鄰、富鄰”的周邊外交政策，貫徹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通過共建“一帶一路”推動區域合作，歡迎大家搭乘中國發展的列車，實現共同發展。中國國力、國運正處于急速上升勢頭之中，既有走向世界經濟中心地位的豪邁志氣，又有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和諧共處和體現中華傳統美德的修為。中國推進共建“一帶一路”的合作、共贏、分享主張，一定能夠贏得廣大發展中國家以及大多數發達國家對構建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的理解和支持，積極推動國際經濟治理體系改革完善，積極引導全球經濟議程，促進國際經濟秩序朝著平等、公正、合作、共贏的方向發展。我們期待，中國不久將從過去兩百年來被邊緣化的地位重返世界經濟中心的地位。在這個進程中會遇到許多艱難險阻和霸權阻擾。只要堅守目標、堅定意志、堅持信念，一定能夠克服任何風浪。

當前，美國正企圖借釣魚島事件利用日本遏制中國快速崛起，在這點上美日有共同的利益；同時阻止中日韓形成自由貿易區。美國又企圖拿中國南海島礁事件離間中國與東盟經濟一體化整合以及中國推進海上絲綢之路戰略。美國戰略上就是要打掉任何對其全球霸權構成挑戰的潛在國家，現在美國已經瞄準了中國，在政治、軍事、經濟、金融上遏制和控制中國的崛起。在國家安全上，中國要與美國互不沖突、不對抗，同時要借美國勢力和霸權言行，加快強化東海、南海軍事實力、軍事存在，加快在重要國際航道部署軍力步伐，促進海空軍遠洋訓練和全球海域航行自由，建立一支軍事戰略平衡力量，做好推進“一帶一路”的安全保障。(來源：《人民論壇·學術前沿》 文/夏先良 編選：免費論文下載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