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教育公平本身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需要權利公平與經濟機會的平等作為前提，并受到經濟發展水平的嚴重制約，單獨的教育公平既難以實現、也難以承擔起維護社會公平的重任。當前中國教育機套的嚴重不均等實際上是公民權利、經濟機會嚴重不均等的直接反映，只有繼續推進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改革，順利完成威權體制向民主市場體制的轉型，實現公民權利與經濟發展機會的平等化，我們才能有效地促進教育公平，維護機會均等，化解社會危機，為中國現代化轉型創造一個良好的內部環境。

[論文關鍵詞]權利平等經濟機會均等教育公平社會公平

一、教育已成為中國社會矛盾激化的替罪羊

近幾年來，中國的社會矛盾呈現出日趨尖銳化趨勢，群體性事件與突發性事件層出不窮，愈演愈烈。如果說原來的社會矛盾主要集中在社會兩大傳統弱勢群體——農民階層和下崗工人身上的話，那么當前的社會矛盾則呈現出擴散化趨勢，幾乎涉及各個階層與群體。從近幾年的群體性事件與突發性事件來看，既有大量失地農民的以死抗爭維權，也有象唐福珍這樣的私營企業主誓死捍衛私人財產權；既有官員莫名其妙地墮亡、自殺、被錯打，也有普通民眾如楊佳、鄭民生等的過激反社會行動；既有甕安事件、石首事件、巴東事件這樣的市民騷亂，也有富士康、本田工廠工人為漲薪而罷工，更有為數眾多的網絡圍觀事件。可以說。隨著國內一小撮權貴階層的崛起，中國大部分階層成員逐漸陷入弱勢境地，權利被嚴重侵犯、踐踏，發展機會被嚴重剝奪，即使是昔日的天之驕子大學生也大批失業，淪為蟻族，爭搶挑糞工、賣肉佬的工作；而備受羨慕的公司白領則紛紛淪為房奴、月光族、孩奴，進而爭搶國企、公務員職位；大小公仆們則特權依舊，驕橫跋扈。下層階級的固化，中產階層的下流化，上層階級的世襲化趨勢已經激起越來越多的社會矛盾，導致大量精英的以腳投票和資本的大量外流，使中國的現代化前景蒙上越來越濃重的陰影。

當前中國社會矛盾的不斷激化是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必然結果。雖然中國特殊的國情決定了區域之間、城鄉之間經濟差距的客觀存在，加上改革開放后對外開放的梯度推進、經濟發展初期的極化效應都進一步擴大了區域、城鄉收入差距，使中國的貧富差距問題比較嚴重。然而，在短短的20多年間，中國社會的基尼系數就從0.28增長到0.57，躍居亞洲第一，世界前列，基本與巴西、墨西哥相當，這樣快的貧富差距擴大速度估計在世界大國中也絕無僅有。貧富差距的急劇擴大一方面體現為赤貧人口的龐大數量(按照中國的扶貧標準1500元／年，中國的赤貧人口估計有1個多億)及其基本固化，另一方面表現為超級富豪資本集中度的急劇提高。根據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顯示：美國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中國則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遠遠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財富集中度最高的國家之一。在人均收入還很低、社會保障嚴重缺乏的背景下，貧富差距過大、財富的過度集中必然意味著富豪階層對社會中下層財富的過度掠奪，導致他們的生活水平相對或絕對下降，必然會引起他們的強烈不滿和激烈抗爭，激化社會矛盾。

如果僅僅是貧富差距過大，還不至于引發中國當前這樣普遍的社會危機，導致社會危機激化的根本原因是貧富差距背后嚴重的權利與機會不均等。其實，美國社會的貧富差距也很大，但美國是一個機會相對均等的國家，在這里·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實現自己的夢想，無論是比爾·蓋茨、沃倫·巴菲特，還是沃爾瑪、戴爾、布隆迪格，都是憑借天才、勤奮加機遇走向成功的。而不是靠特權與壟斷致富，因此他們并沒有招致普遍的憎恨。香港的貧富差距甚至比大陸還高，但香港也是一個自由競爭的社會，機會相對均等，因此，香港的貧富差距擴大也沒有招致民眾的普遍不滿。但在中國。由于權利的不平等，資源與市場的嚴重壟斷，政府的嚴重失靈。腐敗猖獗，導致發展機會嚴重不均等。這種機會的不均等不僅體現在長期存在并繼續存在的二元戶籍體制、國有企業與利益集團對資源與市場的壟斷上，教育機會與社會保障的不平等上，而且體現在權力的壟斷與世襲、權力與資本的廣泛勾結上，以及廣泛存在的城鄉二元、城市二元、行業二元、企業二元、職位二元上，使平民子弟進一步喪失上升空間，階層之間的流動日益困難。如果說，幾年前網絡上有一篇《我奮斗18年后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的小文章深刻地揭露了社會發展機會不均等的話，那么，對于今天的窮二代來說，他們中的大多數可能一輩子注定都沒有機會和富二代、官二代一起喝咖啡了，只能成為房奴、蟻族或漂一族。權力的壟斷與世襲，資源與市場的進一步壟斷，導致發展機會極不均等，階層固化日趨嚴重。當前社會上窮二代愈來愈激進的言論體現了他們對權力與資源壟斷的強烈不滿，以及平民子弟對未來的失望與絕望。如果不能有效地縮小不同階層之間橫亙的機會鴻溝，中國社會的矛盾沖突將進一步激化。

因此，要化解中國的社會危機，就必須從根源上解決發展機會嚴重不均等和貧富差距過大問題。然而，利益集團并不甘心放棄對權力與資源的壟斷，也不愿意社會改革危及自身的利益，但又不能不對日益強烈的社會不滿做出反應，這樣，教育就被他們選中，作為社會矛盾激化的替罪羊而成為重點抨擊對象。他們中的一些人把教育神化為實現社會公平的萬能藥，把社會所有的不平等最終歸結到教育的不平等上，這樣，通過對教育功能的神化，利益集團有效地轉移了社會矛盾，使教育成為社會矛盾激化的替罪羊。

二、教育公平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

然而，教育并不是萬能的，教育公平不是社會公平的充分條件，在某種意義上說甚至也不是社會公平的必要條件，它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建立在權利公平與經濟機會均等的基礎上，并需要一定的生產力水平作為支撐。沒有權利與經濟機會的均等，就不可能實現教育的平等。企圖通過教育的平等來實現權利與經濟機會的平等實際上是違反社會發展規律的，本末倒置的。

從歷史角度看，教育公平是現代社會的產物。因為教育公平作為社會公平的一項必要條件與人類從農業社會、丁業社會過渡到后工業社會緊密相關。在農業社會，創造財富的最主要要素是土地，科技水平的低下使教育在財富創造中貢獻甚微，因此對財富的分配幾乎沒有多大影響，教育是否公平對社會平等影響不大。這一階段，社會公平的必然要求是對土地的公平分配。在工業社會，資本成為最重要的財富創造要素，也是影響個人之間分配差距的主要原因，教育對分配的影響力依然有限，社會公平的必然要求就是資本獲得的平等化。但在后工業化時代，知識已經取代土地、資本成為最主要的財富創造要素，知識獲得的機會平等就成為社會平等的最重要條件，而知識的獲得與創新能力的培養依賴于教育，這樣，教育就成為影響個人收入分配的最重要因素。這一階段，社會公平的必然要求是教育機會的均等。只有在現代社會，教育對于個人發展的重要性才日益凸顯，在一些發達國家甚至處于首要地位，教育的公平在這時才具有重要意義。另外，也只有現代社會，我們才有充足的經濟基礎實現公共免費義務教育，并不斷提高義務教育的年限，促進教育機會的均等化。

從社會發展角度看，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第三階段。西方社會首先實現的是權利基本平等，通過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法國大革命、美國的獨立戰爭，西方等級制逐漸被廢除，現代民主憲政體制逐步確立起來，平等、自由、博愛思想逐步成為主流思想，普選制、議會制、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地方自治、人權保護政策不斷得到完善，個人自由不斷擴大，政府尋租行為受到有效約束。由于權利的逐步平等化，權力的壟斷與世襲被打破，普通大眾獲得平等的發展權。然而，隨著工業化的進一步發展，經濟領域的壟斷與財富的世襲造成了新的機會不平等，它導致不公平的競爭、不公正的財富分配、不平等的發展機會，并且最終威脅到西方民主體制的基礎。但西方開放式、參與式的民主體制具有自我修復、自我完善的能力，它通過頒布反壟斷法、反歧視法、公平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措施，有效地打破了工業寡頭、金融寡頭對市場的壟斷，也消除了其他有形、無形的二元體制，防止了寡頭政治，保障了經濟領域的公平競爭。此外，為了降低財富世襲對其他公民初始發展機會不均等的影響，縮小社會貧富差距，西方國家還開征了遺產稅、贈與稅與財產稅，并征收累積的個人所得稅，從而進一步保障了個人發展機會的均等。隨著工業化的進一步發展，科技因素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愈來愈大，教育水平的差距逐步成為影響個人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無論是從教育的外部性考慮還是從教育在促進機會均等、縮小社會貧富差距的作用角度考慮，促進教育機會的均等都十分必要。這樣，二戰后。西方國家就把促進教育機會的均等，特別是高等教育機會的均等作為重要目標，也只有在這個階段，西方國家才具有承擔大量公共教育投資的經濟實力。此外，就教育公平自身的發展來說，從基礎教育公平到中等教育公平再到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與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相關。

可見，教育公平是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到較高階段的產物，也是民主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先有權利公平，然后才有經濟機會和教育機會的公平，權利公平是教育公平的基礎，沒有權利的公平就難以有經濟公平和教育公平，企圖繞過權利的公平分享而追求教育的公平是不現實的，也必然會失敗。

三、中國當前的教育不平等是權利不平等的反映

面對當前國內日趨惡化的社會危機，特權階層似乎并不準備放棄他們對權力與資源的壟斷、實現權利與經濟機會的分享，而是企圖繞過制度變革，在權利極度不平等的基礎上實現教育機會的均等，并通過教育機會的公平來實現社會公平。但這顯然是本末倒置、逆歷史發展規律而動，必然難以實現。而現實也是如此，作為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教育體制也是經濟基礎的反映，當前中國教育領域存在的嚴重機會不均等，恰恰是國內權利分配、資源分配不平等的反映。

當前中國教育機會的不平等首先是對國內城鄉二元體制及等級社會的反映。在中國，即使是一國國民，由于出生地域的不同，其享受的政治權利、經濟權利也絕然不同，這不僅表現在城鄉居民以戶籍體制體現的權利歧視上。而且體現在城市內部不同的單位二元之上，也體現在不同行政級別的城市權利之上。正是由于權利的不平等，我們才看到作為行政級別最高層的北京市，能夠動用全國財富建設自己的基礎教育設施，建立高水平的大學；省會城市則能夠集中全省資源來建立自己的基礎教育設施，補貼重點學校；越到權利等級下層的城市，其能夠集中的資源就越少，教育投資能力也就越弱。因此，我們發現，行政級別越高城市的市民，其能夠享受到的教育資源就越多，教育質量也就越高，這與其城市行政級別相對應。中國最大的不平等是城鄉之間公民權利的不平等。農民二等公民的地位使城鄉之間教育質量、機會存在著巨大差距，這種差距具體反映為農村教育資金的長期短缺、教育設施的嚴重不足、農村教師超低的工資待遇，最后導致農村教育質量的低下及農村學校較高的輟學率。并且，基礎教育階段的質量差距進一步累積到初中、高中階段，使農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遠低于城市地區。雖然高等院校的大規模擴招使農民子弟有更多機會接受高等教育，但高昂的學費、就業市場的分割與壟斷。農民子弟在非重點院校的集聚，使城鄉子弟的發展機會更不均等。即使在城市內部，由于階層的分化也導致權利與資源分配的嚴重不平等，一些權勢階層、權勢部門能夠利用公共資源建立基礎設施完善、師資力量強大的貴族學校、重點校、重點班，人為地制造教育不公，并壟斷這些教育資源，實現權利與資源的代際轉移，而普通大眾的孩子則只能到質量較差的普通班，甚至棚戶學校上學，實現貧困的代際傳承。并且，在中國，這種教育機會的不均等有進一步向學前教育階段和大學后階段延伸的趨勢。 中國等級式的權利分配體制使中國城鄉之間、區域之間、不同階層之間存在著全面的教育機會不均等，并且，隨著利益集團的崛起與膨脹，對政治權力、資源與市場壟斷的進一步加深，教育機會的不均等進一步加劇，并向各個教育階段蔓延。如果說，原來的教育不平等主要體現在不同地區、不同階層高考錄取率的差別上的話，那么，在今天的高等教育大躍進時代，由幼兒園到小學、初中以至于高中教育質量差距的累積效應則主要體現在進入重點高校與重點專業的機會上。據一項資料顯示，農民子女與工人、黨政干部、企業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子女進入全國重點高校的可能性之比為1：4：31，7：22，6：17.4。農民階層與整個非農階層的整體差距是5.6倍，在全國重點高校中是9.2倍，其與黨政干部子女的差距則分別達到17.9倍和31.7倍。另一方面，作為體力勞動者的工人和農民，與作為腦力勞動者的黨政干部、企業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子女的機會差距也很大。在高校總體中為9.6倍，在全國重點院校中接近15倍，表明不同階層之間教育機會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如果再考慮到利益集團與普通大眾子女出國留學機會的差距，那么不同階層之間教育機會不平等將更甚。權利分配的嚴重不均也影響到教育資源在不同教育層次之間的配置。相對于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與產業結構而言，中國應該把主要資源投入到基礎教育與中等教育，這對于人力資源的合理利用、促進機會均等、提高教育的投資效益都具有重大意義。然而，特權階層并本希望機會的均等化，而是希望權力的繼續壟斷與世襲化，這樣，他們就把大量資金投入高等教育，對重點院校進行大量補貼，鑒于特權階層子女在重點院校中極高的比例，實際的后果是貧困階層對特權階層子女進行補貼，并且，高校擴招導致客觀標準的降低，為特權階層的權力世襲、金權交易提了更多機會。

因此，希望繞過權利平等而先實現教育平等是不可能的，中國當前教育機會的嚴重不均等恰恰是社會權力分配不均等的反應，只有先解決公民權利平等問題，教育公平才有實現的可能并起到應有的作用。

四、維護社會公平需要全面的社會改革

無論是從西方社會發展歷程還是從中國社會的現實來看，權利平等是教育公平實現的前提，沒有權利的平等，就不可能有教育機會的平等。但鑒于中國趕超式現代化的現實，各種延時性矛盾集中為并發性矛盾，中國不可能分階段地實現政治權力、經濟機會、教育權利的平等，而必須同時并進。并且，在當今知識經濟時代，我們也不能等到政治權力的平等后再逐步推進教育公平，而是應該盡快推動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質量與效率，促進教育公平。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逆轉階層固化趨勢，促進機會均等，縮小社會貧富差距，緩解社會危機。

要維護社會公平，中國首要的問題是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實現權利的公平分享。中國的改革采取了雙軌制，經濟上的雙軌制雖然暫時打破了計劃的藩籬，但也留下了尋租的機會；政治改革的滯后雖然暫時地減少了改革的阻力，但集權體制與部門壟斷留下了利益集團隱患；尋租與利益集團的路徑依賴發展到今天造成了權力的壟斷與世襲，發展機會嚴重的不均等，社會貧富差距急劇的擴大，使現代化舉步維艱。因此，要實現發展機會的均等化，我們就必須推動滯后的政治體制改革，打破利益集團對權力的壟斷，實現權利的平等化。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已經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逆時代潮流而動。雖然，由于歷史的路徑依賴，不同國家的現代化都會打上民族烙印，就像西歐、美國、日本的市場經濟各有特色一樣，但作為最成功的經濟體，他們也具有共同的內核：民主市場體制。30。多年來，民主市場體制雖然經歷過多次挑戰，但由于其內在的合理性最終取得了制度優勢。雖然民主市場體制也不完美，因為作為有限理性的人不可能創造出絕對完美的體制，但民主體制相對于其他體制來說，具有相對優勢，更重要的是，民主體制由于其民主特性而具有自我糾正、自我完善的能力。因此，對于中國來說，民主體制可能不是最好選擇，但或許是當前最佳的次優選擇。從東亞模式來看，只有順利實現政治轉型的日本和韓國保持了社會穩定與經濟的持續增長，而其他依然堅持威權體制的國家如菲律賓、泰國、印度尼西亞等則經濟與社會危機重重，陷入中等收入國家陷阱。因此，中國也必須盡快地實現從威權體制向民主體制的轉型，才能避免重蹈覆轍。要實現權力的分享，當前中國最緊迫的任務是立即廢除不公平的城鄉戶籍制度，拆除一切不公平的二元體制藩籬，加強公民基本人權與財產權的保障，進一步推進行政體制改革，加強對權力的監督與制衡。但從長遠來看，民主體制的穩步推進與法制的進一步完善、公民社會的強大才是公民權利的最有力保障，因此，我們有必要在村民自治、社區自治基礎上進一步爭取更高層次的普選制與地方自治，建立健全權力分立與制衡體制，把顛倒的官民關系重新理順過來，使公民的基本人權與自由得到有效保障。要使中國的民主轉型獲得成功，我們還必須準備兩個條件，一是普世價值取代家族文化，二是以公民社會的充分發育打破利益集團對權力的壟斷。這就要求保障公民的言論、出版、結社自由，否則，權力的壟斷與世襲只能導致暴力循環。

要維護社會公平，還必須實現經濟機會的相對公平。對于中國來說，經濟機會的均等化就要求進一步推進私有化、市場化，建立全國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體制，對個人財富進行合理調節。中國經濟機會的最大不均等就在于國有企業對資源與市場的壟斷，造成不公平競爭，導致創業環境惡化，加劇了社會分配不公，為權力尋租提供了太多機會。雖然，國有企業改革已經進行了20多年，采取了各種措施，然而，國有企業產權虛置、所有人缺位的先天不足注定了國有企業的低效與高代理成本。不解決產權問題，所有的改革都只能是治標不治本，解決不了問題。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對低效的國有企業改革的最好方式就是私有化，經濟有自己的規律，中國也不能例外。因此，我們應該立即制止利益集團推動的國進民退逆流，大力推動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打破其在能源、電力、銀行、通訊等領域的壟斷，允許民營企業進入一切競爭性產業，并采取優惠政策鼓勵民營經濟的發展、激勵個人創業。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為個人創造更多、更公平的就業機會，減少權力尋租，使分配更為公平。此外，我們還必須打破各種市場壟斷，對各種企業實行統一的國民待遇，創造更為公平的競爭環境，實現資源的更優化配置。然而，僅僅提供公平的競爭機會還不夠，由于家庭背景的不同，必然導致個人起始競爭條件的差異，難以實現公平競爭，甚至出現劣勝優汰。因此，我們還必須采取措施盡量降低家庭背景對個人發展的影響，使發展機會更為均等。這就要求我們從社會保障和財產調節兩個角度采取措施，一方面，應該依據各地的物價水平建立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降低生存風險對貧困階層發展的束縛；另一方面，應該盡快開征遺產稅、贈與稅、財產稅，并對個人所得稅進行必要調整，從而降低財富的代際影響。

在權利公平與經濟機會均等化的基礎上，教育公平才有可能。鑒于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中國不可能實現西方水平的教育公平，只能爭取12年制義務教育，并盡量縮小城鄉之間、區域之間、不同行政級別城市之間教育資源的差距，促進不同地區教育質量的均等化。這就要求政府大幅度增加教育總投入，并對教育投資結構、區域分布進行大幅調整。由于城鄉差別、東西差別是影響中國教育公平的主要因素，中央政府的教育投資應該重點向農村地區、中西部地區的中小學傾斜，并嚴格禁止地方政府挪用、占用、截留。對在邊遠地區、不發達地區工作的教師應劃撥專款，實行特殊津貼，使農村地區、貧困地區教師收入略高于發達地區教師，并像日本一樣實行城鄉之間的教師交換、輪崗制。另外，中央政府還必須改變過度偏重于高等教育的投資模式，提高教育投資效率。基于中國人均GDP水平、產業結構狀況，中國高等教育規模已經遠遠超出社會需求，造成了人力、物力、財力的巨大浪費，也使高等教育喪失選拔功能，為權力尋租提供了便利。因此，政府應該根據中國高考人數的遞減趨勢、后擴招時代的來臨，將一些教育質量比較差的高校降為職業技術學院，使教育結構更符合中國社會需要，并強化高校的選拔功能，減少教育尋租機會，使發展機會更為均等。要實現教育公平，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完善獎、助、貸、補的助學機制，使貧困家庭的子女有更多機會接受高層次教育，并且，這套助學機制應該向中等后所有教育延伸，使不同階層子女的受教育機會進一步均等化。

只有大力推進中國政治體制、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促進權利、經濟發展機會的均等化，我們才能為教育機會的均等創造必要的條件，促進個人發展機會均等，緩解社會矛盾，為中國的現代化轉型創造一個良好的內部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