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問題雖然重要，但終究是短期問題和宏觀政策操作問題，而長期的結構和體制問題，才是最重要和最根本的

經濟高位加速的擔憂

今年上半年，GDP增長10.9%，工業增加值增長17.7%，分別比上年同期加快0.9和1個百分點。經濟增長的實績與人們年初的預期相反，不僅沒有小幅回落，反而進一步明顯上揚；消費物價連續四個月走高，從3月份的0.8%上升到6月份的1.5%，也不像年初很多人擔心的那樣出現通貨緊縮。

從拉動經濟增長的三大需求因素來看，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3.3%，比去年同期高0.1個百分點；而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則呈加快之勢，達到了29.8%；出口增長維持在高位，達到25.2%，貿易順差繼續擴大，累計達614億美元。與此相適應，貨幣供應和銀行貸款也大幅增長，前6個月的貸款增加2.18萬億元，達到央行年初所定全年目標的87.2%。全國稅收收入超過1.9萬億元，增長22.3%。

總體來看，上半年的經濟運行呈現高位加速之勢，雖未出現太大的波動，可以說基本正常，但過熱的跡象已經顯露，其所掩蓋的結構失衡進一步加劇。這才是人們熱烈議論的真正原因。

對于當前的經濟形勢，政府給予了很大的關注。4月中，國務院常務會議曾經專門研究了一季度的宏觀經濟走勢和政策，6月14日，再次討論了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貨幣信貸投放過多的問題。這也是歷史上不曾有過的現象。

與此同時，中央銀行也頻頻出手，實行緊縮政策。繼4月23日升息27個基點之后，5月18日和6月13日，先后兩次在銀行間市場定向發行一年期央票各1000億元，收回商業銀行的流動性。6月16日晚又發布公告，從7月5日起，上調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此舉可減少商業銀行的流動性1500億元。7月21日，央行再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從8月15日實施。

從現實情況來看，這些決策是及時的，政策方向也是正確的。但6月末以來，貨幣和信貸雖稍有回落，但增速依然偏快，政策效果也不理想。這里除了政策作用的時滯以外，有很多問題值得思考和討論。

上半年升息政策有不當之處

先看貨幣政策操作。4月份的升息是對的，因為利率太低，意味著寬松和擴張的導向。從世界趨勢來看，低息時代已經結束，歐美日都已經開始或者多次提高利率。現在來看，上半年經濟擴張的實際證明，升息的幅度小了一些，進一步升息是必要的。但是，存款利率不動，只提高貸款利率的決策則有欠妥當。本來，國內銀行存貸款的利息差就比較大，超過了3個百分點，比國外的利差大得多，銀行可以過安穩日子。在銀行流動性過多的情況下，這次升息使利差進一步擴大，不僅起不到緊縮的作用，反而是在激勵商業銀行進一步擴大貸款。

為什么做出只提高貸款利率而不提高存款利率的政策選擇呢？一個重要原因是，居民的儲蓄存款增加過快，提高利息會起到激勵存款增加的作用。其實，這里的關鍵不在于利率的高低，而在于投資渠道過于狹窄，老百姓有錢沒有辦法使用，只好存在銀行，除了預防性儲蓄的因素以外，也有點被迫儲蓄的味道。在實際利率為負的情況下，居民儲蓄仍在繼續快速增加就說明了這一點。政策決策不是從這一實際出發，而是在價格趨升的情況下，讓老百姓承擔政策操作的成本，同時卻把大部分利益轉送給國有商業銀行。

在存款利率嚴格控制和貸款利率可以浮動、以及流動性過剩的情況下，這種操作的失當之處是相當明顯的。銀行的理性選擇是，一不會主動提升貸款利率，二不會緊縮貸款規模。當然，這種政策對銀行也決非全都是福，如果與注資之類的操作聯系起來，它的弦外之音是，政府的隱含擔保將繼續發揮作用，銀行用不著下功夫改善內部治理和提高經營水平，到時候自然會有人照顧的。

近期的貨幣政策操作也不錯，但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的操作也有點謹慎有余，而力度不足。從信息發布前后的市場預期和實施后的情況來看，其作用和影響不大。不過，問題的關鍵還在于，這種操作避開了中國經濟運行的癥結和要害，有點舍本求末、揚湯止沸的味道。

經濟失衡：窮人向富人補貼

表面上看，中國當前的經濟問題表現在貨幣和貸款投放過多、投資增長不降反升之類的短期運行問題上，實際上卻是由根本性的結構失衡和體制障礙造成的。

人常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現在的問題是長期發展和體制政策積累的結果。主要問題有二：一是外向型經濟優惠鼓勵政策的長期實施和非貿易品部門市場化改革滯后，造成內外經濟嚴重失衡，二是政治體制改革滯后，造成政府企業化傾向嚴重，政府間競爭嚴重失序。二者雖然密切相關，但我們必須分開討論。

貨幣增長為什么過快？信貸投放為什么過多？這并不是央行主動所為，而是不得不如此。在出口持續高速增長、外資不斷大量流入、再加上熱錢滾滾導致外匯儲備迅速積累的情況下，為了保持匯率穩定，央行不得不大量買入外匯和投放本幣，造成流動性過剩。

以上半年為例，先不考慮熱錢流入，貿易順差614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284億元美元，總計898億美元，相當于增發7184億元基礎貨幣，目前的貨幣乘數大約在5左右，實際增加的貨幣創造是35920億元。如果考慮到熱錢流入，上半年的外匯儲備增加1222億美元，央行的壓力該有多大？現在的做法，不從貨幣供應的源頭上解決問題，只在貨幣循環的支流末節上打主意，難道這不是舍本逐末？

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我國已經陷入了國際經濟循環和國際資本流動的怪圈之中，窮人(窮國)借錢給富人(富國)，我國借錢給美國，每天對美國的補貼大約2.5億美元左右，因而處于相當不利的地位，面臨著很大的風險。中國出口的是貿易商品，而換回來的是美元外匯；然后再用外匯去購買美國國債或者存放在外國銀行，增加和持有的是債權資產；人家再用出讓債權得到的資金收購我國的企業和銀行，增持的是股權資產。這種交易不僅惡化了我國的貿易條件，而且帶來了巨大的直接損失。

要知道，債券的收益率只有3.5%左右，而股權的收益率超過了10%。不僅如此，我們現在一方面大量出售國有資產，僅三家國有銀行的外資入股何止千億，另一方面又鼓勵境外投資，在人民幣匯率低估和升值的情況下，我國在這種交易中也處于不利的地位和面臨著很大的風險。

筆者無意否定銀行業的對外開放，它是國有銀行改革的重要舉措；也支持發展對外投資，這也是擴大外匯需求、緩解升值壓力的一個辦法。問題在于，嚴重的內外經濟失衡已經造成了巨大的經濟風險。盡管這種情況的形成是由當前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決定的，主要責任在美國。但是，由于美國的特殊地位，它目前并沒有調整的意愿。而一旦國際資本流動發生斷裂，美國的損失可能不會太大，它也承受得起；而我國的損失可能很大，我們則承受不起。所以，及早和逐步加以調整，以減少風險和損失，是十分必要的。

匯率升值繞不開

在事關中國經濟發展根本前途的重大問題上，有關部門采取了一種駝鳥政策，畏首畏尾、回避拖延。這樣做的結果只能是擴大損失，加劇危機。既然目前經濟運行的情況良好，為什么不能借機采取一些重大的調整措施？難道要拖到經濟狀況惡化時才動手調整嗎？要知道，沒有常開不敗的鮮花，也沒有永遠運行良好的經濟。

既然內外經濟失衡的關鍵在于外部需求過旺，為什么不能改變和取消對外資外貿的優惠和鼓勵政策，而要把政策的著眼點放在抑制內需上呢？既然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很差，且作用有限，為什么不啟用財政政策和匯率政策呢？既然外匯儲備全球第一，且在繼續快速積累，匯率升值壓力很大，為什么不能放松央行管制，擴大實際浮動幅度，讓匯率適當升值呢？

6月底外匯儲備已經達到9411億美元，年底肯定超過1萬億美元，難道要等到達到和超過2萬億美元時才解決嗎？要知道，按照現有的走勢，2010年達到和超過2萬億美元是肯定的，再過幾年，3萬億美元也是可能的。這決非聳人聽聞，而是一個明擺著的事情。到外匯儲備超過2萬億美元時，中國經濟會是一種什么情況？面臨的風險如何？這是可想而知的。

應當特別指出，面對這種局勢，并不是無計可施，而是有沒有這種膽識和魄力。就以內外經濟關系的調整來說，也可以有多種政策選擇和多項政策配合。自去年7月21日匯率重新定值和體制改革以來，時間已經過去了整整一年，由于央行的直接干預和強力管制，到今年7月21日，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升值了0.13個百分點，實際升值幅度只有1.5%左右，與此同時，美元匯率貶了4%。這也是匯率升值預期增大和外匯儲備進一步積累的原因。其實，匯率低估不僅造成了內外經濟失衡，而且扭曲了國內的產業結構，它將資源引向生產可貿易品的制造業部門，而抑制了提供非貿易品的服務部門以及就業的擴大。

因此，在目前的情況下，逐步調整內外經濟的失衡關系，匯率的進一步升值是繞不過去的。雖然匯率升值不能解決一切問題，但不升值也解決不了問題。在短期內，由于匯率升值是一個緊縮性的因素，這與當前的政策趨向一致，因而，利率和匯率不是二者擇一，而是如何匹配。為了抵消其不利影響，還可以配合以財政擴張政策，即實施減稅政策。

減稅改革不容再拖

近幾年來，稅收增長是經濟增長的兩倍，盡管有很多合理的因素，但增長過快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制定今年稅收工作的方針時，政府仍然把保證國家稅收的穩定增長作為目標，有關部門負責人最近還大談提高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這是值得討論的。

由于確定了上述的目標，今年的稅收增長更快，上半年稅收增長22.3%，超過1.9萬億元，按此推算，全年超過4萬億元沒有什么問題。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有的省市區稅收增長超過40%、50%甚至60%，筆者真不知道，這些地方使用了什么辦法創造了這么多的稅收收入？這么高的稅收征收率又是如何收繳上來的？

其實，在理論上是有最優稅率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