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會經濟形態轉型主要包括社會技術形態轉型和社會交換形態轉型。民主文化指人們的民主取向、民主行為和民主效能的總和。社會經濟形態轉型對民主文化轉型構成基本影響。社會經濟形態轉型對民主文化轉型的作用既有積極的一面，又有消極的一面。中國民主文化轉型的良性發展有賴于對社會經濟形態轉型的優化。

[關鍵詞]經濟；民主文化；社會經濟形態轉型；民主文化轉型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已經成為開創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新局面的主題。胡錦濤同志指出，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當前，從社會經濟形態角度出發，認真分析中國民主文化建設，對于促進民主法治，進而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發展，有著一定的現實意義。

一、社會經濟形態轉型及其在中國的表現

“社會轉型”是英文“social transformation”一詞的漢譯，表達了“發展”就是由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的一種社會轉型與成長過程的思想，也可譯作“社會改造”、“社會轉變”。在我國，關于社會轉型的含義，學者們多有不同見解。本文認為，社會轉型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社會轉型，指人類社會從一種社會形態向另一種社會形態的轉變；狹義的社會轉型指在同一社會形態下，社會生活的內容，即社會內容發生的較大甚至較為劇烈的變化。所以，社會轉型有社會形態轉型和社會內容轉型之分。其中，不同社會轉型時期的社會轉型內容各不相同。

從人類社會的歷史過程來看，無論是總體的社會歷程，還是局部地區的社會歷程，都存在著必須依次經歷的社會形態，并且，雖然各局部地區的社會形態轉型步調可能不一致，但都不能省略任何一種，這種意義上的社會形態稱之為普適性社會形態。就普適性社會形態而言，可以依據產業技術特征，將人類社會形態劃分為漁獵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一全面自動化社會(也可稱作信息社會、知識社會、后工業社會等)，稱之為社會技術形態。同時，也可以依據社會橫向經濟聯系方式將人類社會形態劃分為“自然經濟社會—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社會—產品經濟社會”的三大社會形態演進系列，可稱之為社會交換形態。這兩種社會形態系列均體現出經濟形態的共性，都被視作社會經濟形態。本文以社會經濟形態作為社會技術形態和社會交換形態的總稱，相應地，社會經濟形態轉型就包括社會技術形態轉型和社會交換形態轉型。

社會經濟形態轉型體現著人類總體的社會歷程，任何一種社會經濟形態在任何局部地區都不能省略，但這不能排除社會經濟形態轉型在局部地區的特殊表現。事實上，社會經濟形態轉型在我國就體現著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獨特性。這種特殊性首先表現在，當前，隨著信息革命的發展，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必須經由二元“農業——工業”結構，變成“農業——工業——信息業”的三元結構，這就是說社會轉型不是單純工業化過程的“單層社會轉型”，而是包括工業化、信息化在內的“兩重轉型”。其次，改革開放后，社會交換形態轉型主要是從傳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而且，在現時的條件下，市場經濟仍是實現生產社會化最有效的形式。所以，目前中國社會交換形態轉型又表現為從傳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深入發展。

二、社會經濟形態轉型對民主文化轉型的基本影響

民主文化的概念有著多種界定。在阿爾蒙德和維伯看來，民主文化包括“個人的自由和尊嚴、政府要取得被治理者同意的原則，這些崇高的民主思想”以及“民主政體和它的公民文化的現行原則——政治精英決策的方式，他們的規范和態度，普通公民的規范和態度，領袖和政府的關系以及他和他的選民的關系”。我國學者王忠武認為，“民主文化主要是指人類所創造的精神形態的積極的民主成果的總和”。

本文將民主文化界定為人們的民主取向、民主行為和民主效能的總和。其中，民主取向指人們關于民主及民主政治的主觀意向和態度，包括民主認知、民主情感、民主評價和民主信任與寬容。民主行為指人們受民主取向支配而表現在外面的民主活動，包括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監督、民主管理、民主表達和民主合作。民主效能即人們對民主政治的作用及對作用的主觀判斷，包括主觀民主效能或民主效能感和客觀民主效能，前者指人對其民主政治環境的感覺，后者指人對其民主政治環境的實際影響。作為民主文化的要素，民主取向、民主行為和民主效能在不同的樣態組合中，形成不同的民主文化類型。民主文化轉型可以理解為從一種民主文化類型向另一種民主文化類型的轉變過程。

在民主文化的轉型過程中，社會經濟形態轉型對其構成基本的影響：第一，社會經濟形態轉型影響著民主文化轉型的方式。社會交換形態轉型通過經濟活動中蘊涵的平等、競爭、自由意識的滲透促使民主文化轉型，社會技術形態轉型通過增加技術能力和科學理性在主體意識中的比重實現民主文化的轉型。第二，社會經濟形態轉型影響著民主文化轉型的程度。社會經濟形態轉型的程度越深，由此引起的民主文化轉型也就越深刻，反之，則較輕微些。第三，社會經濟形態轉型影響著民主文化轉型的性質。從自然經濟社會向市場經濟社會轉型形成的是市場經濟型民主文化，而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形成的是工業型民主文化，從工業社會向知識社會轉型則導致知識型民主文化的誕生。

這樣，從社會經濟形態轉型角度出發，我國當前的民主文化轉型就體現為：在“兩重轉型”和從傳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深入發展中，從與傳統計劃經濟相適應的民主文化向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民主文化轉型，從與農業化相適應的民主文化向與工業化相適應的民主文化和與信息化相適應的民主文化的雙重轉型。

三、社會經濟形態轉型對民主文化轉型的作用機理分析

作為一個過程，社會經濟形態轉型對民主文化轉型的基本影響又體現在社會技術形態轉型對民主文化轉型的作用機理上，這種作用機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不同類型民主文化的特征。

就社會技術形態轉型對民主文化轉型的作用機理而言，這里主要討論由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轉型、由工業社會到全面自動化社會轉型對民主文化轉型的作用機理，因為社會技術形態轉型對民主文化轉型的作用機理主要表現在這兩個轉型階段。在前一階段，農民逐漸擺脫對土地的依賴及對血緣關系或宗法關系的依附，依靠經驗、常識、傳統習俗等自在因素的自發生存狀態也隨之進入到依據理性、知識、契約等自覺要素的創造性生存狀態，這就意味著同傳統土地勞作相生的封建意識的消退及相應民主文化的生成。隨著信息產業和高科技產業的崛起，工業社會逐步向知識社會轉型，個人對身份、地位、資本的依賴下降，人必須努力學習，這必將進一步喚起人的主體意識、自覺意識和權利意識；知識社會的信息化使得公民可以通過網絡和通訊，進行系統地學習，有效地溝通和科學地借鑒，使自己的行為更加合理、合法。知識社會對政治事務的知識性、技術性要求會越來越高，從而有利于政治評價標準和政治生活的知識化和技術化，使民主文化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就社會交換形態轉型對民主文化的作用機理而言，由于產品經濟社會尚屬理想中的社會，所以，主要考察自然經濟社會向市場經濟社會轉型對民主文化轉型的作用機理。這種作用機理主要表現在商品交換對與市場經濟社會相適應的民主文化要素的催生和養成上，如對自由、平等、公正等民主觀念的催生及由此導致的民主行為方式的養成上。馬克思說：“作為純粹的觀念，平等和自由僅僅是交換價值的一種理想化的表現；作為法律的、政治的、社會的關系上發展了的東西，平等和自由不過是另一次方的這種基礎而已。”從自然經濟社會向市場經濟社會轉型，人們之間的交往因為商品交換的實現而得以促進，人們漸漸祛除了自然經濟狀態下人格中對血緣關系的依附性而使得人格富有獨立性。獨立人格的確立蘊涵著對平等和自由的地位與權利的需求，商品競爭因而需要供給相應的協調、監督和服務，這個供給的過程自始至終需要社會的參與和社會的制約，這已涉及了市場經濟社會民主文化的核心。市場經濟規范、有序的運作又離不開裁判原則，這就是法治。市場經濟使整個社會生產要素的配置和轉換全都依賴市場來進行，使得政治與經濟相對分離，社會成員逐漸擺脫政治社會生活一體化的束縛，個性和主體自由得到社會的充分承認和空前解放，自主意識和平等意識也顯著增強，人們在政治、經濟、文化和其他社會生活中企盼有更多的選擇自由，要求機會均等、平等競爭，在法律面前能受到平等對待和保護。 由此，社會經濟形態轉型對民主文化轉型形成積極的動力作用，使民主文化在不同的社會轉型期體現出不同的特征。但辯證來看，這里所討論的作用機理必然伴隨社會經濟形態轉型對民主文化轉型的負面作用，即民主文化轉型又常常受制于社會經濟形態轉型的熵效應，即社會經濟形態轉型的無序程度的影響。這是因為，任何社會轉型必然有其無序的一面。這里，由于主要反映民主文化轉型的總趨勢，所以對社會經濟形態轉型的熵效應暫時不作具體分析。

對中國來說，盡管中國的社會經濟形態轉型和民主文化轉型都有著自身的特征，特別是中國并不是由自然經濟社會向商品經濟社會轉型，民主文化也并不是由與自然經濟相適應的民主文化向與商品經濟相適應的民主文化轉型。但據上文至少可以得出的一個結論是，中國的社會轉型必將有力地促進中國民主文化的轉型，中國的新的民主文化成分的生成與發展必然體現出相應的人類普適性的民主文化成分的生成與發展。同時，中國民主文化轉型也必然會受到社會轉型熵效應的影響。下文中將分別對這種熵效應作出分析，并探討克服這種熵效應的途徑。因為這種熵效應是社會經濟形態轉型熵效應在中國的具體體現，因而克服這種熵效應的途徑也就有著具體的中國內容。

四、在克服社會技術形態轉型的熵效應中發展民主文化

其一，通過工業化發展工業文明精神，通過信息化發展信息文明精神(知識文明精神)，解決由文明精神沖突所造成的民主文化價值取向沖突。在我國，受社會技術形態“兩重轉型”的影響，工業文明精神所要求的自由自主和創造性等與農業文明精神所崇尚的圣賢至上等價值取向存在沖突，而知識文明精神所要求的更高價值取向與工業文明精神所要求的價值取向又形成張力。三種文明精神同時作用，其交織而成的價值取向沖突反映在民主文化上，即民主文化的價值取向沖突。由于任何社會的發展都不能省略社會技術形態中的任何一種，所以，對我國來說，從符合社會轉型的總趨勢上看，克服上述不利社會環境的較佳選擇就只能是加快工業化步伐，逐步祛除農業社會對民主文化的影響，同時，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使人們逐漸擺脫工業化狀態下對身份、地位、資本等的依賴，并且在信息化和工業化的矛盾中壯大信息化的力量，使人們獲得更大的自主性，逐步解決體現在民主文化中的農業文明成分、工業文明成分和知識文明成分之間的矛盾。

其二，實現人文科學化和科學人文化，提高人的主體性。工業化可以孕育出高度的物質文明，具有“偉大的文明作用”。但是，工業化也有它自己的“歷史缺陷”。海德格爾認為，在現代社會，人可以說已經被現代技術的精神和氣質所占領了。科技的發展不斷地制造著人們對技術的依賴和崇拜，這種情感體現在民主文化中就會沖淡民主的人文價值。從總體小康向全面小康過渡，生產的社會化趨勢加強，人對于社會而言已是“機器齒輪上的一個齒”，社會成員在社會中僅是越來越小的量，對異己的社會力量總以為強于個人而對民主信心不足。構建和諧的社會主義民主文化，就需要在全社會積極倡導人文精神，將人文精神灌入科技發展之中，努力促進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結合，實現人文科學化和科學人文化，把人從科學技術的異化和社會的弱化中解放出來。 其三，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在可持續發展戰略中促進民主文化轉型。可持續發展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當代中國，工業化和科學技術獲得較快發展，但由于兩者的雙刃劍作用，多種社會風險也接踵而來，中國社會由此正進入一個“風險社會”，甚至是“高風險社會”。2006年，全國共發生各類事故627158起，死亡112822人。對于社會風險，當公民常將其歸因于政治體系時，對政治體系的認同感就會降低。因此，需要貫徹科學發展觀，采取積極的可持續性發展戰略，例如，構建合理適度的消費模式，推行綠色消費，建立強有力的可持續發展規制等，降低社會風險。另外，還應積極實現可持續發展民主化，在可持續發展戰略中落實民主原則，包括落實社會成員平等享有健康清潔的環境資源的權利以及平等參與有關環境治理的決策和行動的權利。

其四，從科技發展的角度講，在科技發展民主化中促進民主文化建設也十分必要。科技發展民主化主要是指，在科技體制方面，以民主機制作保證，消弭科研資源的“馬太效應”(多者愈多)現象，打破科學壟斷，讓科學得到多層面的、開放的和社會化的選擇，進而營造公平的、競爭的科研環境，最大限度地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毋庸諱言，由于信息獲取不平衡、信息資源較為集中、科技工作人員易受個人功利目標驅動等原因，我國科技界還存在“馬太效應”下的諸多非民主現象，如少數發達地區或少數科技工作者的壟斷意識較強等。在這樣的情況下，通過科技發展民主化，實現科學與民主的良性結合，不僅有利于提高科技工作者本身的民主文化素養，而且有利于在社會總體民主文化中不斷增加科學理性與民主理性協調發展的成分。

五、在克服社會交換形態轉型的熵效應中發展民主文化

其一，建構市場民主，促進民主文化良性發展。由于我國正處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中，市場經濟的不完善性較為突出，經濟生活領域的制假、賣假、護假等問題較為突出，社會可信氣氛受到沖擊，民主文化難以獲得廣泛而牢固的信任支撐，而由于代表時代精神的經濟精英道德失范現象的大量存在，往往使社會個體對民主制度的利益導向價值大打折扣。針對這樣的實際，提高市場的民主化程度就很有必要。這需要通過健全經濟法規，打擊經濟犯罪，遏制尋租、設租等市場腐敗對參政行為造成的扭曲；打破行業壟斷和地方、部門保護主義，建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創造平等競爭的條件，培育體現民主價值的市場。此外，也需要加強廣告管理，打造民主媒介。對于政府來說，還應極力抵制金融資本對改革選擇的支配作用，限制金融市場的反民主化力量。

其二，協調利益分配，減小利益分化對民主文化的副作用。改革開放在客觀上造成貧富分化已是不爭的事實。貧富差距懸殊，容易引起大眾對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懷疑，更有甚者還會尋求以種種方式發泄不滿，對社會構成巨大壓力。所以，應該施以有效均衡的必要措施。另外，根據一項調查，全國僅有少數的人被納入到了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中，私營企業中的雇工、城鎮個體勞動者和絕大多數農民得不到社會保障，成為群體民主文化分化的主要誘因。因此，應當通過構筑多元保障體系，逐步建立覆蓋全社會的社會保障系統。就業是關乎民生的頭等大事，如果人們為失業所困，難免對黨和政府存有抱怨。一項調查顯示：有85.5％的人認為在找工作當中存在就業歧視，其中認為情況嚴重和比較嚴重的占到58％。為此，可采取政府購買就業崗位、再就業貸款、發展社區服務等多途徑安置就業。就業問題的較好解決可以使民眾感到黨和政府的關懷，進而增強對改革的信心和認同。

其三，制定相應的社會分層調節性政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以來，城鄉之間、地區之間、部門之間出現不同的利益群體，社會分層趨勢凸現。各階層從自身的利益需求出發，對重大政治問題作出自己的判斷，采取相應的行為，使得主導民主文化下的亞民主文化廣泛存在，民主文化分化加劇。從階層民主文化的角度看，據國際經驗，中間階層的擴大有利于民主文化和社會的發展。所謂中間階層，即“以從事腦力勞動為主，靠工資及薪金謀生，具有謀取一份較高收入、較好工作環境及條件的職業就業能力及相應的家庭消費能力，有一定的閑暇生活質量；對其勞動、工作對象擁有一定的支配權；具有公民、公德意識及相應修養的社會地位分層群體”。既然中間階層對民主文化有著重要的結構支撐作用，就有必要積極制定以擴大中間階層為重心的社會分層調節性政策。比如，努力造就發達的高等教育，擴大社會中間層得以發展壯大的社會基礎；給予中間階層更多的意愿表達空間，倡導中間階層的價值規范；建立開放的社會結構和公正公平的社會流動機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