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領袖席勒，不僅是積極活動型的學者，而且是以學術成果影響傳播實踐的典范。其著作啟發推動了國際社會對世界傳播秩序的討論和對新秩序的呼吁，其思想和見解影響了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傳播政策和實踐。響了世界各國傳播政治經濟學派的學者，也影響了傳播政治學研究本身。

[關鍵詞] 傳播政治經濟學 批判領袖 席勒

Abstract: Schiller is not only a scholar of activities， but also a model who has influenced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with his academic achievements. His works have enlightened discussions of world communication and appeals of new orders from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absorbed some of his thoughts in their communication policies and practices.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cience; critical leader; schiller

剛出版的《電視與新媒介》(Television & New Media)2001年第1期是紀念著名的批判政治經濟學家赫伯特·席勒的專輯，里面登載了16位活躍的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回憶席勒的文章，包括趙月枝博士的文章。席勒于一年前的2000年1月29日去世，享年80歲。《紐約時報》刊登了訃告，這是主流報刊關于席勒的最長消息。

雖然傳播政治經濟學泰斗達拉斯·斯麥茲(Dallas W．Smythe)在學術理論的原創性方面更有建樹，但相比之下，席勒及其著作似乎更加為世人所知。他的名著《大眾傳播與美帝國》(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1969)在世界上反響甚大，特別是，這本著作極大地影響了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傳播觀點和政策。如果說，斯麥茲足以卓越的思想火花照亮了若干理論盲點的話，席勒則以厚重的判將這些思想發揚光大。

一、生平

席勒生于1919年11月5日，比斯邁茲年輕10多歲。席勒也像斯邁茲—樣，受到美國和全球政治經濟的影響，從而發展出他的政治思想和學術觀點。

席勒出生于紐約丁人階級家庭，他在大蕭條中渡過了中學和大學時代。當時，他的父親長期——長達10年之久——失業，家庭沒有固定收入，生活相當貧困。不過，由于20世紀30年代高度政治化的氣氛，紐約市向工人階級家庭的子弟提供免費教育，使他得以進入紐約的城市大學。雖然席勒更喜歡文學一些，但山于生計的考慮，他選擇了經濟學，以便畢業后更容易找到工作。這種選擇是大蕭條的產物。大蕭條使他產生了強烈的感受，即西方政治經濟中必定有著根本性的錯誤。30年代羅斯福政府對美國經濟的研究為學術界提供了寶詳盡的政治經濟學知識，各界專家對大蕭條的種種政治經濟分析所展示的具體、系統的證據，使席勒了解了美國企業的權力結構及其權力的具體實施。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席勒在軍隊服役，爾后加入了美國在德國的軍政府。這一經歷尤為重要。在德國，席勒見證了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在極短的時間內經歷的強迫性轉型過程；也看到了西德經濟的迅速復興。而這種迅速復興，正是東西德分裂和反共產主義的副產品。在美國軍政府實施重建西德政治經濟的所有這些活動中，席勒目睹了高超的政治技巧和最終的階級意識，例如，西方盟軍寧愿任用前納粹人員，也不愿意左翼人士進入西德政府。

由于生計的壓力，席勒邊工作，邊學習。為了維持家庭，他同時在兩所學校任教，往返奔波。因此，席勒1960年才獲得紐約大學的博士學位，此時他已經40出頭。但與大學這種若即若離的關系和工作經驗，發展了他獨立思考的習慣和社會批評的能力。席勒所做博士論文的內容，是對戰后美國援外活動進行的政治經濟分析。此后他開始得到伊利諾伊大學不定期的客座教職。他對經濟資源的研究興趣使他開始注意廣播頻率作為自然資源的問題。雖然他一直在企業研究部工作，但他的研究也得到了斯麥茲所在的傳播研究所和斯麥茲本人的注意。結果，當斯邁茲離開美國返回加拿大以后，席勒接替了斯麥茲傳播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教學。

1969年，席勒發表了《大眾傳播與美帝國》一書，引起了學術界廣泛的關注和來自學校內保守勢力的極大壓力。這本書最初山書找不到出版公司，是由一名印刷者按原始的手工方法制作的，類似復印本(后再版)。伊利諾伊大學的保守派不同意席勒書中批評美國的觀點，更不同意席勒直言不諱地反對越南戰爭的政治立場和態度。但此書產生的知名度卻使席勒獲得了圣地亞哥加利福尼亞大學(Uni—veritv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UCSD)的注意。當時，在美國風云激蕩的六七十年代，一批激進的學生和年輕的教師強烈要求校方聘請一位能代表第三世界國家說話并且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教授。于是，1970年，席勒轉到加州這所著名的學校。他在這里工作，直到去世。

但是，正如斯麥茲的命運一樣，席勒也受到美國主流學術界的排擠。在UCSD，席勒代表的是非主流的觀點，并一直是保守主義壓制的犧牲品。他在UCSD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連續多年工資沒有得到提高，還被剝奪了其他一些機會。他在校園中被視為異類。雖然席勒在激進的學生中呼聲很高，被視為“同志”，但他在同事中卻相當孤立，他獨往獨來。美國學術界沒有公開的檢查制度和來自官方的耳提面命，但學者受到的訓練使他們了解什么樣的課題是保險和易于獲得經費的。他們也知道，什么樣的學術網絡更利于自己在社會中的生存和發展。席勒從未得到過任何像樣的研究贊助或者學術經贊，他也從不申請。他說，他并非出于道德的因素排斥申請經費的做法；而只是因為自己的需求甚少——他不使用大量的計算機運算和處理程序，他只是獨自寫作。

他到處旅行，作各種講演。他的旅贊是由邀請者提供的，而邀請者中幾乎沒有他的研究對象——大公司。他是一位出色的、有魅力的演講者。

席勒從不害怕面對權力講出真話，面對圍攻他不妥協。他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因此，在身后，他甚至得到了“敵人”的敬佩。

二、著述

席勒一生發表了許多著作，界定美國大眾傳播媒介的種種政治經濟特征，對世界范圍批判思路的發展影響廣泛。他的成名作是第一本書——《人眾傳播與美帝國}。此書揭露了一般傳播研究忽略的重要事實：自從2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和軍方便一直積極支持電子工業的巨頭，使其獲得利潤豐厚的經濟合同和有利的頻率資源；國家與媒介在推動其本國資本進行全球經濟擴張中也竭盡全力，從而揭示了大眾媒介與美國政府、軍事工業構成聯合體，共同控制美國社會的傳播實質。通過對傳播這種獨具慧眼的分析，國家便處于資本主義社會互相聯系的結構中了。

席勒的著作始終將傳播研究置于廣闊的政治經濟背景中。席勒的第二本書《思想管理者》(The Mind Managers，1973)首次大量采用尼爾森公司、《讀者文摘》雜志和(國家地理》雜志關于公司合并和跨國化的文件資料，持續、系統地批判了“信息社會”的思想，因為這些著名的公司是信息文化產業的主要政治文化代表。其后，他的《傳播與文化統治》(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1976)表述了他對文化帝國主義的見解，以及他對智利阿連德政府建立不同于傳統資本主義管理方式的觀察結果。這是“文化帝國主義”理論的代表作。席勒指出，幾十年來，美國有意識地將它的“正確政治”標準強加給世界，采取的方法包括竭力推銷“信息自由流通”的觀點。

信息、傳播、文化產業，是席勒學術研究堅持始終而不變的興趣所在。他的第四本書——《誰知道呢：在財富500強時代的信息》(Who Knows：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1981)和第五本書——《信息和危機經濟》(1nformation and Crisis Economy，1984)轉向信息控制的問題。席勒檢驗了信息和傳播系統對跨國資本總體活動的重要意義，解除了信息技術中立的神活。他指出，技術是社會構造的產物，既不是自治的，也不是中立的。跨國公司是信息產業的主要推動者，因為信息產業幫助跨國公司消滅了地理距離。特別是在《信息和危機經濟》一書中，他提出，這種系統有助于克服發達資本主義的持續性積累危機，危及發展中國家的民族和經濟主權。在第六本《文化有限公司：公司接管公共表達》(Culture Inc；The Ccorpem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1989)中，席勒從學術流派發展的趨勢探討廠文化產業的問題，并對當今社會“頭腦的商業化和工業化”表示憂慮。席勒的第七本書是《信息的不平等：日益加深的美國社會危機》(Information Inequality：The Deepening Social Crisis in America，1991)。

此外，席勒與積極推動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的芬蘭政治批判學者諾頓斯特恩(Kaarle Nordenstreng)一道合作主編了《國家主權與國際傳播》(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1979)。在這本書中，他們搜集了對建立世界傳播新秩序大辯論的各種主要觀點。在轉向對信息經濟的批判將近10年之后，1989年，席勒返回對國際傳播轉型的長期興趣，又與另兩名學者合作出版了《希望與白忙：美國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49—1985》(Hope and Folly：The US and UNESCO，1949—1985)一書，該書記錄了聯合國救科文組織呼吁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的壽終正寢。1993年，他與諾頓斯特恩再度合作，主編出版了《超越國家土權》(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一書，探討的仍然是跨國傳播與國家主權之間的關系。

席勒的最后一本書名為《生活在頭號國家：一位美帝同批評者的回憶》(1iving in the Number One Country：Reflections from a critic Of American Empire，2000)，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這本書對他一生的思想作了總結。

席勒的后繼者認為，總的說來，席勒的作品不具有很強的理論重載，而是充滿經驗信息的激情闡述。他專注于對傳播結構和政策的分析，很少關注方法論的爭論，也很少采用流行的實證主義研究方法。他認為，最重要的是站在弱勢群體一邊，改變不公正的社會，而不是維護那種不平等的制度。因此，在談到研究思路的選擇時，他說，“如果一個人非常幸運，足以對自己分析和探索的領域作出選擇，或者至少擁有小小的選擇機動的話，那么，對我來說，就將試著做那種可以為改變世界作出貢獻的中肯而切題的研究。”⑤

三、活動

席勒是積極活動型的學者，并且是以學術成果影響傳播實踐的典范。除了他的著作被翻譯為世界上各種主要的文字，并傳遍全球之外，他還對各地、全美國和世界范圍的官方和非政府組織機構發表他對文化和信息的見解。他的著作啟發、推動了國際社會對世界傳播秩序的討論和對新秩序的呼吁，他的思想和見解影響了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傳播政策和實踐。

席勒在批判學者集中的國際大眾傳播研究會是領袖人物。他影響了世界各國傳播政治經濟學派的學者，也影響了傳播政治經濟研究本身。

席勒的教學影響了許多學生。他既是—位孜孜不倦的學者，也是一位寬容的教授。由于他自己在校園里長期處于不自由的環境，在課堂上他給予學生充分的思想和言論自由。一位已經成為著名政治經濟學者的學生說，席勒是一位令人難忘的教授，他相貌英俊，活潑，不做作，極富吸引力。聽他講課，很少有人不被打動。⑦

席勒一生訪問過許多國家，包括第三世界國家。月枝在其名為《赫伯特·席勒，美國的媒介和中國的民主》⑧的回憶文章中提到席勒對中國的興趣，以及未能訪問中國的遺憾。事實上，1998年前后，她曾告訴我，席勒非常愿意來中國訪問，并與我探討過能否促成對席勒的邀請。她說，席勒年紀已經很大了，身體也不太好，如果不趕快，可能就來不及了。此話不幸而言中，令人遺憾。月枝非常理解中國的新聞工作者和傳播學者所處的環境，對他們在困難的條件下獲得的成就表示欽佩。盡管如此，她也和席勒一樣，對中國傳播學者熱烈擁抱主流美國傳播研究方法和中國大眾追隨美國商業文化價值觀的現狀表示憂慮。但同時，她認為，中國學者積極采納美國主流實證主義研究方法有其撥亂反正的重要意義，是對以“文化大革命”為代表的過分反美主義和完全忽略科學語匯的反彈。她也相信，傳播政治經濟學會成為中國獨立思考的傳播學人越來越重要的知識來源，席勒會在中國得到認識的。

席勒去世后，ucsD創建了一種“赫伯特·席勒紀念獎學金”，只授予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學生。最近得知，首位獲得這個獎學金的是來自中國的學生。

席勒是一位有爭議的理論家。他被貼上標簽，染上嚇人的色彩，成為許多主流學者回避的人物。人們對席勒有不少批評，有人批評他的左派立場，有人批評他的激進理論。除了攻擊之外，有的批評是同情性的，有的批評不無道理。后來，作為美帝國的主要批評者，席勒在分析中也承認了全球資本主義的變化，包括美國優勢地位的下降。但他指出，就文化影響而言，在世界上，到處都打有濃重的美國痕跡。前蘇聯的解體曾使席勒感到意外和震驚，但直到去世，席勒堅持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立場，初衷不改。

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正是通過知識分子，包括批判學者們對社會的深刻剖析，一點一滴地改變著社會的認識和思想。我認為，席勒們縱然不能完全改造這個世界，但他們的批判卻開闊了知識辯論的領域，使人們的思想更關注弱勢者的利益，并可能使社會朝更進步的方向稍稍移動了一點。

注釋：

①其中的一些，顯見得是忙人的應景之作．但有好幾篇，卻是充滿感情的，十分動人。

②趙月枝本科畢業于北京廣播學院，后考上出國留學研究生，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西蒙·弗雷澤（Simon Fraser)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她先后在英國加利福尼亞州圣地亞哥加利福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和西葷·弗雷澤大學教傳播政治經濟學方面的課程。丹·席勒(Dr．Dan Schiller，H．Schiller的兒子．《數字資本主義》的作者，現伊利諾伊大學傳播教授) 曾說，月枝是世界上惟一有幸在兩所著名大學教授由兩位大師(另一位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泰斗達拉斯·斯麥茲，Dallas W．Smythe)開創的兩門課程(“傳播政治經濟學”和“國際傳播的政治經濟學”)的人。月枝影響了我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興趣，并給予許多幫助。

③Mow1ana，Hamid．Remembering Herbeat Schiller．P．24．in Television & New Media，pp．19—26。

④席勒說，他沒有成為“被引導、被告知、被影響、被迫使走完全程的那種系統化結構的一部分”。Maxwell，Richard Remembering Television & New Media，p.6.

⑤Lai - si Tsui， Herbert Schiller: Clarion Voice against Cultural Hegemony，A Different Road Taken， 155 - 172.

⑥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An Exchange， p.

18， in Journal of Communicati on， 31: 3 ( Summer 1981 )， pp. 15- 23.

⑦McChesney， Robert W.， Herb Schiller: Presente! P. 47， in Televlsion & New Media， pp. 45 - 50

⑧Zhao， Yuezhi， Herbert Schiller， The U. S. Media， and Democracy in China，p.55.in Television & New Media，pp.51-55.

主要參考資料：

Lent， John A. ( 1995 ) . A Different Road Taken: Profiles in Critical Communiceation， Westview Press， A Division of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Maxwell， Richard (ed.). (2001) Television & New Media，Special lssue.Remembering Herber I. Vol. 2， No. 1， February 2001，sage Publication

Mosco， Vincent(199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AGE Publications

Wasco， janet， Moseo， Vincent & Pendakur， Manjunath ( eds. )(1993): Illuminating The Blindspots:Essays Honoring Dallas W.Smythe. Norwood， N.J.: A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