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通過還原李鴻章派盛宣懷來鄂辦礦及其改變初衷，定計在直隸開平一帶大舉采煤的區位決策過程，并比較湖北大冶、荊門等地與直隸開平一帶的地理條件，揭示了內部各種－人文因素，如自然資源、條件、文化背景等對中國近代布局與之巨大而深遠的。從工業區位選擇這一新的視角，對光緒初年盛宣懷試辦湖北礦業失敗之原因作了新的解釋。進而指出，中國近代工業布局的區位因素及所呈現出的地理特征錯綜復雜，尚有賴學術界對此進行更加深入、系統地。

關鍵詞：工業區位 李鴻章 盛宣懷 湖北礦業

近代工礦業的建設離不開特定的地理位置，的地理區位對其生存、發展均有著不容忽視的重要影響。遺憾的是，對于我國近代工業發展進程中的區位選擇過程及其影響因素的探討，迄未受到學界應有的重視。光緒初年，李鴻章派盛宣懷來湖北興辦礦務。李鴻章初曾對此寄予厚望，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最終李鴻章卻放棄了湖北，定計在直隸開平一帶大舉，湖北工業化步伐因之停滯了近十年。對李鴻章等人這一區位抉擇過程及其影響因素進行深入的揭示與探究，無疑為我們切入這一重要提供了一個較好的案例。

湖北近代煤鐵事業發展受挫的原因何在？主事者盛宣懷本人后來曾在不同的場合進行過不同的解釋，共有不便、“運道艱難”[②]，“經費短絀”[③]，“風氣未開”[④]等三種說法。學者對此的看法亦見仁見智。有學者認為，當時洋務企業經營管理體制--官辦或官督商辦，存在嚴重的弊端，這是新式礦業在甲午戰前產生之后，一度獲得發展旋又趨于萎縮的主要原因之一。[⑤]有學者還進一步指出，當時主事者“在礦址的選擇上缺少性”；所聘“礦師不佳，浪費資金”；“經營活動偏離辦礦宗旨”等因素導致了湖北煤鐵礦停辦。[⑥]也有學者歸因于主事者不曾處理好當時錯綜復雜的官商關系，[⑦]

這些說法固有其合理性，但仍不夠充分。當我們將當時湖北辦礦情況與直隸開平相比較，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二者都是在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的推動下興辦的，起初李鴻章對湖北煤鐵事業的重視程度遠在開平之上。開平煤礦在創辦過程中所遇到而必須克服的交通困難、社會阻力（包括官方和民間）及其所需投入的資金均較湖北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就企業管理體制而言，開平為官督商辦，湖北則經歷了官辦和官督商辦等不同的階段，二者并無本質上的差別，企業內部均無可避免地存在許多不合理的地方。但二者的命運迥乎不同：開平最終得到了官方和商人支持，不斷克服困難，向前發展，并進而帶動了當地的鐵路、港口和碼頭建設的近代化進程，而湖北煤鐵事業卻中途夭折，喪失了這一寶貴的發展機遇。顯然，上述各種看法均不足以解釋這一結局。

筆者認為，追溯并還原李鴻章等將發展近代煤鐵事業的重點由湖北轉向開平的區位決策過程，剖析造成這一區位選擇結果的影響因素，不特可以進一步解釋此次湖北興辦煤鐵事業受挫的原因，而且對于我們深入認識中國近代工業布局的區位因素及其地理特征大有裨益。遂成此文，以就正于方家。

一 來鄂辦礦之初衷

鴉片戰爭以來，一方面，隨著西方國家對華殖民侵略的加深和中西交通的日趨頻繁，西方國家來華軍艦、商輪日益增多，為了獲得廉價的燃料，西方殖民者不斷向清政府施加壓力，企圖攫取在華開采煤炭的權力。西人企圖染指的地區，首先是我國雞籠（今作基?。┑妊睾５貐^煤礦。第二次鴉片戰爭后，西方勢力進入長江流域，中國內地的煤炭資源也日益受到重視。1868年，西方侵略者趁議定修約的機會，向總理衙門要求開采“京師之西山、長江之兩岸、山東、粵東產煤之處”。[⑧]另一方面，隨著國內洋務運動日益展開，洋務派興建的輪船、制造等廠局對煤炭的需求量逐步上升。當時國內土法開采的煤炭質劣量少，并不適用。而進口洋煤價格日昂，漏巵日甚，且一旦中外有事，又恐外人挾制。因此洋務派也開始考慮用西法開采煤鐵各礦。

1874年，清廷籌議海防，直隸總督李鴻章、船政大臣沈葆楨請開煤鐵礦以濟軍需，得到清廷允許，奉旨于直隸磁州、臺灣試辦。[⑨]不過，李鴻章等的眼光并未局限于磁州、臺灣二地。在李鴻章的《籌議海防折》中，就曾提到要在南省濱江、近海等處設法試采煤鐵。李鴻章還密令盛宣懷訪查國內煤鐵產區。[⑩]光緒元年（1875）六月間，盛宣懷奉命抵達湖北廣濟一帶察勘。不久，李鴻章、沈葆楨及湖北巡撫翁同爵會奏清廷，派委盛宣懷赴鄂設局，勘采煤鐵。自光緒元年（1875）盛氏來鄂辦礦至光緒七年（1881）李鴻章下令裁撤荊門礦務局，這次辦礦活動歷時七年，涉及到鄂省長江沿岸許多州縣，是湖北有史以來第一次近代自然資源勘探活動，也是湖北發展近代工礦業的第一次寶貴嘗試，對湖北后來的工業化運動發生了深遠影響。

清廷上諭原本決定在直隸磁州、臺灣試采煤鐵，由李鴻章、沈葆楨分別負責。然而，李鴻章、沈葆楨等為何要派委盛宣懷來鄂省開采煤鐵礦？

這首先是因為李鴻章等當時對開采磁州、臺灣等地煤鐵礦的前景并不樂觀。在他們看來，“磁州河道行遠，煤質累重，轉運多艱，大約將來只能舍煤取鐵。臺灣則重洋運艱資費，尚慮難敵洋煤。似不如先就南省濱江之處擇地開采，簡便易舉。”與之相反，他們對于在鄂辦礦的有利條件則有充分的認識，甚至作了過高地估計，并對之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他們認為，“湖北廣濟縣屬陽城山一帶產煤甚富?！以撋綖I江，轉運既便，其地屬官亦無阻礙”。因此，“擬在陽城山開設煤廠先行試辦。”[11]次年正月，李鴻章寫信給盛宣懷，勉勵盛宣懷“為中土開此風氣，志愿宏斯勛名愈遠矣?！辈⒄f：“大才素精，諒必有勝籌妙算，不奢不刻，握定利權，若使四方皆聞風取法，實所企盼?！盵12]表明了李鴻章對在鄂辦礦的高度重視。盛宣懷十一月在給李鴻章的信中說得更加透徹。他說：

興（興國州，今湖北陽新縣，引者注）、濟（廣濟縣，今湖北武穴市，引者注）兩岸隨在皆煤，而苦于向未開挖，實非臺灣、衡州、樂平等處土法已開挖數十百年，駕輕就熟之可比。職道明知其難而為其難，不過謂武穴一隅，民向不資以為生，則官為開采，不奪其生計，較勝于樂平者一也；民情雖亦浮動，尚堪動之以利，結之以義，用洋匠設機器，不致決裂，較勝于衡州者二也；武穴實為吳楚咽喉，等洋法一有成效，近悅遠來，相率觀法，安知樂平、衡州以及江皖等處不聞風興起，為海內開風氣之先，較勝于臺灣者三也；濱江一水可通，輪船徑運上海，無須火輪車路，無須開浚河道，較勝于磁州、開平者四也。[13]

有證據表明，李鴻章當時不僅期望在鄂采煤獲得成功，他對在鄂開采鐵礦，冶煉鋼鐵亦寄予厚望。他曾告訴盛宣懷，湖北歷史上有不少著名鐵冶，“閣下所辦皆昔人采鐵故處，以洋法煉鐵必無礦少之患?！盵14]

可見李鴻章、盛宣懷等選擇在湖北開礦，并非隨意之舉，而是經過了同直隸磁州、開平、湖南衡州、江西樂平、臺灣等當時主要產煤地區的反復比較、權衡之后，而作出的一項重要決策。很明顯，他們以為，在鄂辦礦不僅可以盡快獲取成功，解決津、滬等地機械制造廠局及輪船迫在眉睫的燃料供應問題。還可以利用湖北有利的地理位置，“為海內開風氣之先”，使得其它地區“相率觀法”，“聞風興起”，促進洋務運動的進一步發展。

在他們看來，湖北當時發展近代煤鐵事業的地理條件極為有利。

其一，湖北省有長江黃金水道可資利用，交通運輸較磁州、臺灣等地便利。磁州位于今河北西部，在那里將礦產運到天津須通過陸運，在開平辦礦則需修建鐵路，均不若湖北利用長江水運便利。當時洋務派所舉辦的制造、輪船各局主要集中在津、滬地區，臺灣雞籠煤礦雖靠近海峽，運輸卻極不便。在當時，“基隆煤礦所生產的煤炭，要從八斗煤井運到基隆煤棧，在未建鐵路交通之前，只能依靠水運。礦務局又拒絕使用汽船拖拽煤船運往基隆，寧愿承襲當地落后的運輸，用舊式駁船借助風力行駛，其理由是防止洋商援例在臺灣沿海行駛輪船。然而煤港相對于基隆的位置而言，恰好處于逆風地帶，一年中約有半年時間因逆風阻擋，使駁船不能順利航行。”[15]從基隆將煤炭運往津、滬等地也很不容易。

其二，社會阻力相對較小。一方面，當時打算開采的湖北廣濟縣屬陽城山煤礦原屬官地，不會與民間發生土地糾紛，故較少阻礙。另一方面，就民風而言，湖北民風既不若湖南那么剽悍有力，又不若直隸那么頑固保守，相對而言，湖北民眾對西方文化的排斥不若湖南、直隸那么強烈。

這里有必要聯系李氏在直隸磁州辦礦失敗的經歷予以說明。李鴻章中止開采磁州煤鐵礦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受到的社會阻力太大。不僅在當地激起民變，而且在朝廷也遭到守舊官僚的強烈反對。譬如：當時通政使于凌辰在一份奏折中即稱：“茲聞直隸磁州地方用洋人機器并雜用洋人，以致民心積怒，群情洶洶。夫眾怒難犯，強為抑遏，必將激成事端，天津前案，足為殷鑒?！堬喯吕铠櫿?，磁州煤窯只可令吾民自行開發，所用洋人機器全行一律停止?！盵16]可見：直隸是滿清政治統治的中心，也是頑固守舊勢力最集中的地方，在這里興辦近代煤鐵事業所受到的阻力之大，遠非內地所能相比。當然，盛氏在鄂辦礦也難免會遭到當地一些守舊官紳與民眾的反對，但反對者的身份和社會地位都不高，而且李鴻章、盛宣懷曾經在鄂做官、辦事，并與現任湖廣總督李瀚章、湖北巡撫翁同爵關系密切，辦礦也得到了他們的支持和合作，所以受到的阻力要比在北方小得多。

其三，則是因為湖北位于中國中部，素有“九省通衢”之稱，戰略位置十分重要，在此興辦近代工礦業，可以憑借湖北有利的地理位置擴大社會影響，“為中土開風氣”，“使四方皆聞風取法”（上引李鴻章信中語），促進國內洋務運動的發展。不僅李鴻章這樣勉勵盛宣懷，盛宣懷當時亦有這樣的認識和抱負。

顯而易見，李鴻章這次派盛宣懷來鄂辦礦，其用意是比較明確的，也是相當深遠的。

二 “移南就北”

然而，事情并未按照李鴻章等預先設計的方向發展。

隨著各種內外條件的變化，李鴻章等辦礦之重點，逐漸從湖北轉移到直隸開平一帶。最先對于在鄂省辦礦發生動搖的，恰是奉命主持鄂省煤鐵事務的盛宣懷。

早在光緒三年（1877年）夏天，盛宣懷在鄂辦礦的態度就已開始動搖，而流露出“欲改赴直隸開平舉辦”的打算，[17]并企圖尋覓替人，及早從湖北脫身，以便可以在直隸擔任實缺關道。[18]李鴻章對湖北猶寄予厚望，又擔心中途而廢，遭受清議指責，因此沒有應允。七月初八日，李鴻章在給盛的一封回信中極力勉勵盛氏“知難而不退，見害而不避”，[19]耐心在鄂開礦。

八月初一，受李鴻章之囑，李氏的重要幕僚，時任天津海關道的黎兆棠，寫信力勸盛宣懷繼續堅持在南省辦礦。黎氏函中云：

再，早間衙參，談及易州琉璃河煤礦。伯相（指李鴻章，引者注）以逼近京都，恐滋物議，事難舉辦。弟因詳思北地用洋法開煤頗多窒礙。緣洋法開采每日可取煤數百噸。北地山路固多遼遠，河道亦難暢行。即用駁船轉運，為數無多，恐難敷運；即能敷運，而冬三月封河，其煤即已滯銷。計百日所取數萬噸之煤，何處堆存？此河道之難也。即使大有興作，用鐵路直達天津，而海舶已停，即到天津，亦難銷售。此海船之難也。若為本地過冬之用，所售無幾。若停工不挖，則礦水浸灌，明年舉辦費用轉多。加以北洋三口，不能照臺灣減稅，而運道之費較南省倍增。萬一南省開采有窯，即不能繩商人舍賤而買貴。故歷來籌議北地開煤，俱不敢妄贊一詞。伯相謂所籌頗為近理。屬函致臺端酌核。[20]

八月初二，李鴻章本人在致盛宣懷的信中說得更加清楚。他說：

荊、宜、施所屬礦產極富，若由礦師查勘明確，耐心在彼開采，當不致又無把握。直隸開平礦產，去歲景星履勘，煤質中等，陸運價昂，現尚未經籌辦，欲俟閣下在鄂開采有效，庶開平仿辦亦易。若湖北奏辦數年，竟以毫無成效，改而他徙，則多謀少成，適足以貽局外之口實也?！字萘陮嬎?，固未便妄議。開采西山，切近京師，其稱第二煤層，距琉璃河四十里，即是房山縣境，為西陵龍脈來源。土人自開供京外之需，相習已久，若用洋法，必駭物聽。開平之礦陸運一百數十里，騾價車腳每墩需銀二、三兩，又由蘆臺下船來津，統計約四兩之譜，津關出口稅亦重。西法取煤每日所得必旺，橐駝、驢、騾載運有限，大概必需鐵路，次則馬車路。昨與景星核計，利益無多，尚在遲疑。若果鄂中無可開采，尊處洋師、機器并欲移辦開平，即由執事自與景星函商定議可耳。[21]

顯然，李鴻章等此時對開采直隸開平一帶煤礦的態度仍相當謹慎。其原因有三：第一，北方等地靠近京都，社會阻力太大；第二，運輸不及南省方便，必須修筑鐵路。這不僅成本過巨，在當時還易遭受守舊勢力的阻撓。第三，北洋三口，運煤出口厘稅頗重，不若湖北，業經奏準照臺灣例減稅。[22]第四，湖北勘察尚在進行，李氏仍以為“荊、宜、施所屬礦產極富”，在鄂辦礦成算較大。

不過，盛宣懷移南就北之企圖并未因李鴻章的反對而消失，有跡象表明，他反而加強了這方面的活動。十二月初八日，有人從上海給盛宣懷寫信，力勸盛氏“棄鄂省而北行”。信中說：“據來信并景星談及開礦一事，維有北省多且美，且有伯相可靠，弟思之亦以為然。老兄若棄鄂省而北行，易于成功，況吾兄系直省之官，地方斷無掣肘之理，未識高明以為何如？”信中還向盛透露唐廷樞在上海招商股的情況，“現在光景總以廣幫、絲幫為最殷實，而粵人信洋法者尤多，故唐景星開平招股一到滬時，招之即來，此地已集十余萬矣?！盵23]顯然，此人已看出了在北方辦礦的三個比較明顯的優勢：第一，煤礦儲量大，質量佳。第二，政治上有李鴻章作靠山。第三，籌集資金方面，得到了粵商的積極響應。與此同時，盛氏尋找替人，從鄂省脫身以便擔任實缺關道的秘密策劃也在進行之中。[24]

此后，隨著開平煤礦的近代勘探和籌備工作日益取得進展。而湖北煤礦的勘探結果卻不太令人滿意。加之盛宣懷的積極活動，李鴻章的態度也逐漸發生變化。

光緒四年三月下旬，盛氏根據郭師敦的進一步勘探結果及其建議，向李鴻章提出了在鄂開辦煤鐵礦，冶煉生鐵的方案。”[25]結果未被李接受。四月，由李鴻章奏明，盛宣懷被委“馳赴河間府會督妥籌賑務”，[26]此后盛進一步籌劃所謂“脫身之計”。八月上旬，盛稟報李鴻章，一方面聲稱 “職道時有別項差委事件，南北紛馳，未能專顧礦務?！玛P富強大局，亟應遴派干員坐駐礦場，專心總理?！辈⒔ㄗh李鴻章另派李金鏞、周銳等為該局總辦、會辦等職。[27]這一建議很快被李鴻章采納。盛宣懷自己則趁機待在天津，不顧洋礦師郭師敦的反復敦促，遲遲不肯回鄂。[28]

光緒五年正月間，李鴻章在致盛宣懷的函中指出，“荊煤單煉生鐵恐無銷路，兼煉熟鐵難籌巨本?！珣]煤鐵相去過遠，水腳成本既重，未必獲利?！辈⒄f，“荊門煤礦第一、第三簽煤層僅二尺許，究嫌單薄。郭師敦言煤路廣坦亦可開挖，惟煤質雖佳，輪船不甚合用，終慮未能暢銷耳?！盵29]顯示出其對在鄂辦礦的前景已不再樂觀。二月份，他向盛宣懷進一步表示，鄂中礦務“煤層甚薄，運道甚難。尊意須俟該礦師與委員等將出礦煤本與運滬水腳銀包定，始決計專開煤礦，暫緩冶鐵；若竟無把握，恐貽后悔，擬即稟請撤退洋人。審度情勢，只有如此辦理?！盵30]表明李之態度已基本上與盛宣懷一致。四月，李鴻章以經費困難，拒絕撥款開辦鄂省煤鐵礦，建議盛氏“招商開辦”。[31]

光緒五年十月，盛氏經李鴻章奏準署理天津河間兵備道，隨即架設津沽電線，開始籌辦電報事業，[32]終于如愿以償地從湖北脫了身，并成為大權在握的實缺官員。

由于李鴻章已不再支持鄂省礦務，后來盛宣懷等又不曾招集到充足的商人資本。礦局只好用土法采煤，所須成本雖少，其難度卻更大。首先是交通運輸困難無法解決，煤炭轉運維艱，造成成本過重。[33]其次是稅收變得更加繁重。[34]最后，辦礦在地方所受到的阻力也越來越大。光緒七年七月，該局因稅收事與荊州知府蔣銘勛結怨，[35]蔣氏稟告李瀚章，指責礦局在沙市壟斷煤炭市場，“專利困民，大有窒礙”。[36]李瀚章在致李鴻章的函中又進一步指責其“上損國稅，下礙民生，而于洋煤無毫末之損，于公虧無涓滴之益”。[37]李鴻章遂嚴令盛宣懷“即將該局裁撤，免再糜費”。[38]

三 原因透視

盡管李鴻章、盛宣懷等起初對在鄂辦礦期待甚殷，但隨著辦礦活動的開展，一些潛在的和矛盾也開始顯露出來。對此，光緒二年二月，盛氏在一封寫給李鴻章的信中對此說得頗為全面。他說：

惟事有十難，可以枚舉：機器開礦系屬創舉，不知者以為擾民，雖有大利，亦不應為；知之者亦慮花費巨本，難免虧折，疑信參半。查西法開礦不求近功，如日本達革西礦，費銀五十余萬元，方始獲利。華人見小欲速，不實揣其辦事究竟如何，先事造言蠱惑，有若利其不成而后快者，其難一也。、樂平等處開挖有年，其煤層不待測量而西人已了如指掌。廣濟、興國向未開挖，難免暗中摸索，其難二也。臺灣、樂平民間已習為故常，一切風鑒之說可以破除。廣濟等處士民多信風鑒，雖經開導勉從，幾似力保其民間無恙者。開挖即遠廬墓，而來龍過脈在所不免，茍其室家有故，猶欲歸咎開采，無從辯駁。必平日臨之以莊，感之以恩，使其異議無自而生，其難三也。百姓惟州縣是視，州縣惟督撫是視，倘來一大府，迂拘偏執，素所厭惡，此等創舉，雖已成之局，勢難中輟，萬一稍有事故，便加痛詆，上下必為之解體。礦事動與地方相維系，非比制造、輪船，只須有米為炊，與地方毫無交涉，其難四也。大利所在，難免外人覬覦，雇用洋匠，亦較制造、輪船為尤難。蓋彼既知事非西法不能為功，而每年僅得薪水數千金，意不自足，尤須慮其私自看礦，動彼漁利之心，轉滋流弊，其難五也。事隸楚中，離直過遠，請示往返必經匝月，或有緩不濟急者，其難六也。土法開挖，無需厚資，得利無多，虧本亦有限。西法如氣運不佳，有費許大工本，歷一、二年開挖無效者，而西人志量宏遠，不懼艱險，必使成功獲利而后已。試問華人有此志量否？恐久不見效，便將廢然思返，其難七也。官煤售價，除稟報外，尚擬刊布《申報》，以杜弊竇。凡經手購煤用煤司事，恐因此不愿購自公中，而非在上者所能強制，不得已，必由商販轉售，方能暢銷，其難八也。現議轉運用小火輪拖帶民船，改厘為稅，總繳分解各省，如能允行，已稱簡捷。惟空船由滬回鄂，必須攬載，借資貼補，而沿途過長，厘重于稅，商人恐不甚踴躍，其難九也。前以濟民阻撓，故酌定捐款，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較它處已多一捐款?，F以夏汛在即，濟民環求墊款修筑橫堤，目擊田廬忍聽湮沒，已準借給錢二千串，飭縣督率紳士擇要先修，其余俟有捐款再行續辦。該山沿江遼僻，已造瓦屋數椽。凡此糜費，實不獲已。其可以撙節之處，無不絲絲入扣。世之游官游幕，比比皆是，人但知利權所在，交刺薦托。受之，則以公事結私恩，捫心有愧；拒之，則以公事結私怨，蜚語更多，其難十也。[39]

盛氏所枚舉的十大難處，有一些可以說是當時在任何地方辦礦都會遇到的難題，不獨湖北如此，它處亦然，可不置論。但其中有些困難是則為湖北所特有，值得重視。如第二、第三兩條，即認為湖北地處中部，勘礦素無基礎，民眾不易接受，不若臺灣和樂平。第六條指出湖北離直隸過遠，信息傳遞不暢。當時國內電報局尚未建立，此點自是實情。第十條則提及湖北沿江一帶地勢低洼，洪澇災害嚴重，堤防建設落后，加大了興辦近代的難度。后來張之洞辦漢陽鐵廠，也不得不拿出巨款來修筑堤防，填高廠基。不過，上述這些困難雖是盛氏在辦礦過程中遇到的新問題，但尚不足以從根本上李的抉擇。第四條則表明盛氏對鄂省督、撫可能發生的人事變動的擔憂。后來李鴻章特地寫信告訴盛，“家兄（即李瀚章）調回湖廣，……不患無人主持”。[40]總算打消了盛的顧慮。

第九條主要是指運輸方面的困難。我們知道，當時漢口開埠只有十來年，湖北近代化事業尚未啟動，對外貿易的亦有限。武漢三鎮，除了零星幾家外資工廠和數量有限的外國輪船需用煤炭外，并無大的機械制造局廠。民間用煤也不多，湖南運來的土煤即可足用。[41]因此鄂省用西法所開采的煤炭只有運到下游滬、寧地區和天津等地才能找到銷路。湖北擁有長江這一黃金水道，水運素稱便捷，這也是盛等選擇在鄂開礦的重要原因。但由于各種條件的束縛，這一優越的地理條件卻并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為當時的近代工礦業建設服務。其一，當時國內輪船極少，外輪往來漢口者為數不多，也不愿運煤。清廷為了提防所謂洋人效尤，除了通商口岸之外，其它地方國內輪船也一般不允許停泊、攬載客貨。[42]經過努力爭取，亦只能用小火輪拖帶民船，進行載運。即便是民船，當時湖北也相當缺乏。除了利用來鄂運銷淮鹽的回空船只外，所需船只，多向下游滬、寧一帶雇募。[43]由于地方官員的無理阻撓，鄂局雇船也常遇到麻煩。[44]其二，清政府為了防止煤斤出口，對土煤征稅極重。據沈葆楨等奏稱，“咸豐年間所定稅則，土煤每百斤稅銀四分，以噸數計，每噸稅銀六錢七分二厘，較洋煤重五十數倍。”[45]雖經沈葆楨奏請援臺灣成案減少，但當時長江沿岸，厘卡林立，苛捐雜稅繁多，處處需索留難，商旅往往為之裹足。[46]在當時情形下，如何將大量煤炭運往下游滬、寧及天津等地銷售尚是一個很大的難題。這就使得鄂省潛在的優勢大打折扣。

更為嚴重的是，在湖北進行近代勘探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也出乎他們的意料。經過洋礦師馬立師和郭師敦先后勘探，結果均發現湖北廣濟、武穴、興國等地煤炭儲量小，煤質差，并無使用機器開采的價值。[47]在李鴻章的堅持下，盛宣懷又派遣郭師敦等人到宜昌一帶，歸州、巴東、興山等地勘探，但仍未有發現有重大開采價值的煤礦。[48]惟探得荊門窩子溝一處“所產白煤堪以熔化生鐵”，但煤層不厚，距長江沿岸城鎮沙市約有80英里，“轉運艱難，腳費較巨”，運輸也不太方便。且其煤種屬于無煙煤，“煙力太薄，不甚合輪船、汽爐之需，而火力升騰，適足供化鐵熔爐之用”。[49]可喜的是，在湖北大冶，發現了礦質極佳，世所罕見的鐵礦，且鐵礦附近還有煉鐵所必須的錳鐵、石灰石等，至為難得。[50]湖北這種礦產資源構成顯然更適合煉鐵。所以洋礦師力主在湖北建造鐵廠，設爐熔鐵。并覓得“黃石港東首半英里外基地一方”為適宜的安置熔爐之地。[51]光緒四年盛宣懷在上李鴻章稟中也表示，“湖北礦務當以鐵為正宗，而采煤不能不一以貫之也?！盵52]李鴻章顯然必須重新考慮。

正當盛宣懷在鄂遇到種種困難之際，唐廷樞等在直隸開平一帶的勘探活動卻獲得了重要進展。開平煤礦的發現及其成功，愈來愈吸引了李鴻章等的注意力。

開平礦區夙以土法產煤著稱，光緒二年九月，李鴻章正式派遣上海輪船招商局總辦唐廷樞偕英國礦師馬立師到開平勘察。唐廷樞等的勘察進展十分順利，結果非常令人鼓舞。據初步勘探，全礦區煤炭儲量達六百萬噸之多，且附近鐵礦石亦堪冶煉。光緒三年，制定《直隸開平礦務局章程》，擬招商股銀八十萬兩至一百萬兩，開采煤鐵，并建生熟鐵爐機廠，就近熔化。四年，籌集資金二十余萬兩，成立“開平礦務局”，先專力采煤。光緒六年，為解決運輸困難，用西法挖掘從胥各莊至蘆臺七十里長的運煤河道，并疏浚從蘆臺到天津的原有河道。同時，修筑從煤礦到胥各莊的馬路，耗資達十四萬兩。后又在馬路上鋪設鐵軌，先用馬匹在軌道上拉車運煤。光緒七年，運河挖掘完成，我國大陸第一條自己的鐵路－唐胥鐵路從這里誕生了。開平煤礦也正式投產，日產量約300噸，并不斷上升。[53]四月二十三日，李鴻章奏稱，“從此中國兵商輪船及機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遠購于外洋，一旦有事，庶不為敵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泄；富強之基，此為嚆矢?！辈⒄f，“今則成效確有可觀，轉瞬運煤銷售，實足與輪船招商、機器、織造各局相為表里。開煤既旺，則煉鐵可以漸圖。開平局務振興，則他省人才亦必聞風興起，似與大局關系非淺?！钡靡庵椋缬谘员?。李氏并附片奏請援照臺灣、湖北之例，將開平出口煤斤每噸征收稅銀一錢。[54]

顯然，開平煤礦的成功，不僅解決了李鴻章的燃眉之急，而且取代了湖北，成為開風氣，使他省人才聞風興起的洋務基地。也正是在這一年七月，李鴻章下令撤銷湖北開采煤鐵總局和荊門礦務局。二者之間的聯系實在不容忽視。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因為李鴻章將發展近代煤鐵事業的基地從湖北轉向了開平，才直接導致了鄂省喪失這一次難得的發展機遇。

造成李鴻章、盛宣懷等棄南就北，將經營煤鐵事業的重點由湖北轉向直隸開平的因素是復雜的。這里不妨分自然資源、交通運輸條件、社會環境、市場、稅收、資金等方面對湖北大冶、荊門等地與直隸開平一帶興辦近代煤鐵事業的條件列表比較如下：

(表略)

主要資料來源：楊中強《開平礦務局創辦概述》，《河北師范大學學報》，1983年第3期；《直隸開平煤礦年表》，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第668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0；《湖北開采煤鐵總局、荊門礦務局》（盛檔二）等。

由上表可見：就礦產資源條件而言，二者各有所長，開平利于采煤，而湖北利于煉鐵。就交通條件而言，二者都比較困難，而且各有利弊，湖北因長江水道曾備受決策者的青睞，但實際上一則所勘荊門煤礦距長江較遠，二則當時受種種社會經濟條件制約水運優勢很難充分發揮出來。就社會阻力方面而言，開平阻力更大；但開平的市場條件之優越，則遠非湖北所能相比。就所需投入的資金而言，開平則比湖北多得多，而且在稅收上，起初開平也不及湖北有利。正是因為二者各有利弊，決策者一時不可能全面把握，所以才會在選擇發展重點時，經歷了較長時期的，由南到北，從內地到沿海地區的區位抉擇過程。

縱觀李鴻章等的決策過程，可以發現造成李鴻章等棄南就北的決定性因素有三：

一是礦產資源條件?！暗V產資源是工業特別是傳統工業發展和布局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條件。礦產資源的種類、儲量、品位、賦存條件、開發環境以及各種相關礦種的結合狀況，特別是它們的地理分布，在很大程度上不僅影響工業和的生產規模、工藝路線、勞動生產率、生產成本和經濟效益，而且還直接影響工業結構和工業布局?！盵55]同湖北荊門等地相比，開平煤礦儲量大，煤種更適合各制造廠、局及輪船使用，且煤鐵并聚一地，開發較便。這是李鴻章等決心棄南就北的重要前提條件。

二是社會經濟條件，即由當時特定的社會條件所決定的社會需求、市場條件及交通運輸條件。當時洋務運動剛剛起步，客觀上對能源（煤炭）的需求要比對原材料（鋼鐵）的需求更大、更迫切。況且興辦鋼鐵工業技術難度較大，投資更巨，因此李鴻章等雖然已經認識到鋼鐵工業的重要性，但仍主張先煤后鐵，暫時將煉鐵視為緩圖。湖北發展鋼鐵工業的潛在優勢在當時還不會被決策者所重視。開平靠近我國北方沿海地區最大的通商口岸―天津。由于西方勢力侵入中國有一由沿海向內地逐步擴張的過程，天津地處沿海，受西方勢力的影響較早，當時中外貿易遠比湖北漢口發達。來往天津的中外軍艦、商輪比漢口多得多；天津還是早期洋務運動的重要中心，近代軍事工廠、海軍艦只都亟需能源供給，因而在天津有很大的煤炭市場。湖北則因地處內地，當時漢口開埠不久，中外貿易尚不發達，省內的洋務運動還未正式啟動，全省簡直沒有什么近代工廠、制造局，也不可能形成煤鐵需求市場。所開采的煤炭須運往滬、寧、津等地銷售。而且，就交通條件而言，盡管湖北有長江這一黃金水道可以利用，但一方面，當時輪船運輸在我國還剛剛起步，長江內河輪運尚不發達，往來于滬、漢等地的輪船數量極為有限。長江兩岸厘卡林立，也不利于商業往來。而用輪船經過海路將煤炭從天津運往滬、寧等地不僅可以避開厘卡的盤剝，還可以充分利用輪船招商局漕運回空的船只，對招商局的發展亦有利[56]。

第三，社會政治與人事因素。開平畢竟屬于直隸總督李鴻章的轄地，盡管在該地辦礦存在著許多不利因素，但這些不利因素并非不可以克服。由于開采煤礦關系到所有洋務工廠和新建海軍的能源供給，關系到整個洋務自強運動之全局，不僅直隸總督李鴻章對此予以了全力支持，而且在清廷中樞，也有人從中維護。因而許多困難和阻撓最終都被克服了。譬如津關煤炭出口稅過重的問題，就由李鴻章奏請援例減輕。開平煤炭開辦中所遇到的資金困難，也得到了李的幫助。礦局為解決交通問題而提出的鐵路建筑計劃，雖然因遭到不小的阻力而一度被迫中止，但最后仍因李鴻章的大力支持，醇王奕譞的曲意維護而得到實現。[57]另外，負責開辦鄂省礦務的盛宣懷，是一個典型的“既似商又似官，由似官而為官”的官僚性紳商，[58]一心指望“辦大事兼作高官”，此人是李鴻章所欲極力栽培之人，在鄂辦礦是為了撈取政治資本，[59]一旦遇到實際困難，便開始籌劃“脫身之計”，企圖到天津去謀取官位。這也多少影響到了李鴻章的決策。

湖北之所以喪失了這次發展機遇，原因在于：其一，湖北礦產資源條件是鐵佳而煤不佳，而煉鐵在當被視為緩圖，得不到當局者的大力支持。其二，當時湖北并非洋務運動的中心，省內幾乎沒有近代工廠，漢口雖已成為通商口岸，但發展水平有限。武漢三鎮并未形成一個較大的煤炭需求市場。因而在湖北省內部，并未產生發展近代煤鐵事業的內在驅動力。其三，湖北雖有長江水道可資利用，但當時受到種種社會、經濟因素的制約，這一潛在的優勢還很難充分發揮作用，加上荊門煤礦距長江較遠，其交通優勢并不突出。其四，當時湖北督、撫等地方官員，大都因循茍且，并無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發展湖北地方經濟的抱負。所以一旦失去李鴻章等的支持，省內便無人過問?？傊弊鳛橐粋€內地省份，在當時舉辦大型近代煤鐵工業的區位條件明顯不若沿海地區，還不具備啟動地區工業化的必要條件，湖北工業化的啟動，還須等待新的契機。是為光緒初年盛宣懷在鄂辦礦受挫的根源之所在。

四 兩點啟示

縱觀李鴻章、盛宣懷等將采煤重點由湖北轉向直隸開平一帶的決策過程，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兩點啟示：

其一，中國走上近代工業化的道路，是西方國家的外來沖擊與中國內部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中國內部的自然資源、政治及社會文化背景對我國早期工業之布局與發展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對于最早興辦新式產業的晚清洋務派，以往學者們每多指責其“在實踐上卻是走的全盤移植西方企業的道路，連廠房也是在國外設計，與中國傳統經濟脫節”的一面，[60] 而對于國內因素在洋務派早期工業活動中之影響與制約作用多少有所忽略。本文對李鴻章、盛宣懷等所作區位決策過程之還原與，就生動而清晰地表明了這一點。

其二，對于中國近代工業布局影響因素與區位特征，人們以往只是簡單地認為：由于受西方沖擊，中國近代布局經歷了一個從沿海到內地逐步推進、擴散的過程。其實這一認識是相當片面、膚淺而且很不充分的。實際上，由于受到國內自然資源、社會經濟條件、政治文化背景等各種人文－自然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中國近代工業布局呈現出錯綜復雜的地理特征。即便是沿海地區，也存在著南方和北方的差異，京津等京畿地區與福建、臺灣等邊遠地區在發展近代工業時所受到傳統政治、文化阻力就迥乎不同。甚至同屬南方沿海地區，江浙、上海地區也與廣東一帶也存在較大的地區差異。內地一些地區憑借其優越的自然資源與交通條件，一開始就受到投資者或決策者的青睞。受復雜多變的國際國內政治形勢的影響，出于安全與防務的考慮，一些大型工業項目也每每傾向于避開沿海地區而選擇內地。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與沖突有時也會使工業布局發生一定程度的地區波動。不同行業、不同部門、不同類型的工業在其不同的發展階段，其區位選擇也會有所不同。總之，中國近代之工業布局，尚是一個有賴學術界對之展開深入而系統的重大課題，流行看法并不能讓人滿足。[61]本文所還原的李鴻章等的這一區位選擇過程，無疑為我們深入探討這一問題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個案。但問題還遠遠沒有解決。倘若此文能夠引起學術界對中國近代工業布局的重視與進一步思考，則于愿已足。

注釋:

[①] 本文是在筆者博士學位論文《清末漢陽鐵廠布局》有關章節的基礎上進一步修改而成的，論文指導教師是武漢大學石泉教授。在寫作、修訂中，還承蒙武漢大學魯西奇教授、院研究所朱蔭貴研究員等幫助、指教，謹致謝忱。

[②] 《盛宣懷開給礦師郭師敦證明單》，載陳旭麓等主編，《湖北開采煤鐵總局、荊門礦務局》，“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以下簡稱“盛檔二”），第392頁。

[③] 《盛宣懷上李鴻章詳》，盛檔二，第402頁。

[④] 《盛宣懷稟覆》，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第5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21頁。

[⑤] 參見朱英：《晚清經濟政策與改革措施》，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102頁。

[⑥] 陳景華：《盛宣懷傳》，哈爾濱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頁.

[⑦]參見徐元基：《荊門礦務總局停辦原因簡論》，載《社會科學》（上海），1981年第5期。

[⑧] 孫毓棠編，《中國近代史資料》(第一輯：1840－1895），上冊，科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213頁。

[⑨] 參見《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四，食貨五，第16頁。

[⑩] 參見《盛宣懷密札張斯桂文》，盛檔二，第3頁。

[11] 《盛宣懷代擬會奏草稿》，盛檔二，第48頁。

[12] 《李鴻章致盛宣懷函》，光緒二年正月初九，盛檔二，第52－53頁。

[13] 《盛宣懷致李鴻章函》，光緒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盛檔二，第137－138頁。

[14] 《李鴻章致盛宣懷函》，光緒二年十二月初六日，盛檔二，第145頁。

[15] 張國輝：《洋務運動與中國近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194頁。

[16]參見《通政使于凌辰奏折附片》，光緒元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國史學會主編，《洋務運動》（七），第404頁。

[17] 參見《劉汝翼致盛宣懷函》，光緒三年八月十二日到，盛檔二，第229－230頁。

[18] 參見《惲祖翼致盛宣懷函》，光緒三年六月初一日，盛檔二，第202頁。

[19] 參見《李鴻章致盛宣懷函》，盛檔二，第212頁。

[20] 《黎兆棠致盛宣懷函》，盛檔二，第224－225頁。

[21] 《李鴻章致盛宣懷函》，盛檔二，第225－226頁。

[22] 參見李鴻章對光緒三年唐廷樞之“稟覆遵批議定開平礦務設局招商章程由”的批文。李云：“招商局載運煤鐵出口，不得與機器制造局比例，仍應照納厘稅，以示公允。”孫毓棠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第632頁。

[23] 《劉亹致盛宣懷函》，盛檔二，第275頁。

[24]參見《周銳致盛宣懷函》，光緒四年八月初二，盛檔二，第331－334頁。內云，“頃閱前人語錄，見薛文清公云：‘事才入手便當思其發脫’，良為至言?！币约啊叭缈蓸s篆海關道，即望密示。此間事兄另有秘陳也，必于尊處有益。”（原件作者于“密示”、“秘陳也”、“有益”字下各打雙圈，以示重要。－整理者注）

[25] 《盛宣懷上李鴻章稟》，光緒四年三月下旬，盛檔二，第286－287頁。

[26] 《李鴻章札盛宣懷文》，盛檔二，第341頁。

[27] 《盛宣懷上李鴻章稟》，盛檔二，第340頁。

[28]參見《郭師敦致盛宣懷函》，光緒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盛檔二，第325頁；另參見《郭師敦致盛宣懷函》，盛檔二，第348頁。

[29] 《李鴻章致盛宣懷函》，盛檔二，第368頁。

[30] 《李鴻章致盛宣懷函》，盛檔二，第370頁。

[31] 《李鴻章批》，光緒五年四月初七日，盛檔二，第384頁。

[32] 參見陳景華：《盛宣懷》，第537頁。

[33] 參見《李鴻章批》，光緒五年八月十一日，盛檔二，第424頁。

[34] 參見《李瀚章札何維鍵文》，光緒六年十月初八日到；《何維鍵等會詳李瀚章文》，光緒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盛檔二，第438－439頁。

[35] 參見《金德鴻致盛宣懷函》，盛檔二，第447－448頁。

[36] 《蔣銘勛上李瀚章稟》，盛檔二，第444－446頁。

[37] 《李瀚章致李鴻章函》，盛檔二，第446－447頁。

[38] 《李鴻章札盛宣懷文》，盛檔二，第449頁。

[39] 《盛宣懷致李鴻章函》，光緒二年二月二十日，盛檔二，第63－64頁。

[40] 《李鴻章致盛宣懷函》，光緒二年九月二十一日，盛檔二，第122頁。

[41] 參見《黃辰上盛宣懷稟》，光緒三年九月十六日到，盛檔二，第249頁。其中云，“卑職到處探路售銷，無如漢鎮銷路皆為湖南之煤所阻?！庇终f，“查下江一帶，兵燹以前，興國所產之煤頗能售銷?，F因厘卡甚多，商人不能合算。”

[42] 參見《赫德復盛宣懷函》，光緒四年正月二十一日，盛檔二，第284頁。

[43] 參見《張乃翔、王壽村致盛宣懷函》，盛檔二，第241頁。

[44]參見《王壽村致盛康函》，光緒四年六月十六日，盛檔二，第309頁。其中云，“前詳雇定寧船一只，本欲令其開行至蟠裝運。昨因安徽局接奉督憲批示，令其放回，不準上駛，想我局雇用寧船亦復同情，此舉可算絕望。”另可參見七月十九日《王壽村致盛宣懷函》，第322頁。

[45] 孫毓棠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第573頁。

[46]參見《李振新致盛宣懷函》，光緒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盛檔二，第253頁；另可參見《黃辰上盛宣懷稟》，第249頁。

[47] 參見《郭師敦勘礦報告》，光緒三年七月初九、七月初十，盛檔二，第213－224頁。

[48] 參見《歸、巴煤鐵查勘報告》，光緒三年八月初十日至二十五日，盛檔二，第228頁。

[49] 《郭師敦勘礦報告》，光緒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盛檔二，第262－267頁。

[50] 《郭師敦化驗礦質報告》，光緒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盛檔二，第236頁。

[51] 《郭師敦勘礦報告》，光緒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盛檔二，第278－280頁。

[52] 《盛宣懷上李鴻章稟》，光緒四年三月下旬，盛檔二，第286頁。

[53] 參見楊中強：《開平礦務局創辦概述》，《河北師范大學學報》，1983年第3期；《直隸開平煤礦年表》，孫毓棠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第668頁。

[54]參見《直隸開辦礦務折》、《請減出口煤稅片》，光緒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0，頁41－45。

[55] 楊萬鐘主編，《經濟地導論》（修訂三版），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85頁。

[56] 參見《北華捷報》，1881年11月8日，“天津通訊”，轉見孫毓棠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1895），下冊，第643－644頁。

[57] 參見宓汝成編，《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第一冊），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125－128頁；苑書義：《李鴻章傳》，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182頁。

[58] 參見馬敏：《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頁。

[59] 參見《李鴻章致潘鼎新書札》，第120信（光緒三年五月十九日），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102頁。

[60] 吳承明：《近代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市場 化 經濟史論》，云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頁。

[61] 筆者的博士后研究課題即為《中國近代工業布局研究》，相關成果請參閱拙文：《張之洞與湖北工業化的起始：漢陽鐵廠“由粵移鄂”透視》，《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1年第1期；《清末漢陽鐵廠廠址定位新解》，《中國地叢》2000年第4輯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