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明代嘉靖時期朝廷愚昧的海禁政策，導致了東南地區數百萬以海為活的人民頓失生計，被逼走上了武裝反抗的道路。嘉靖抗"倭" 延緩了的。當前過熱的房地產和過高的房價若得不到遏制，可能會產生一系列的社會，中國和平崛起的進程。

上篇：數百萬人民頓失生計是嘉靖"大倭寇"產生的根本原因

1980年以來，學家對明代嘉靖時期困擾我國東南半壁的“倭寇”問題進行了反思：朝廷嚴厲的海禁使東南沿海人民生路受阻，由商、民轉為寇、盜；“倭寇”的首領和基本隊伍大多是中國人；所謂的嘉靖倭寇實質上是由海商領導，廣大破產農民、手者和其他下層人員參加的一場反對海禁思想的斗爭，逼使政府做出了有限的開放；抗“倭”延緩了中國社會的發展。①筆者基本上同意上述觀點。這里，僅對竊以為還沒有開展充分討論的問題談些看法，希冀有助于的深入。

一、海禁使沿海數百萬民眾頓失生計。

嘉靖三十一年(1552) 是嘉靖"倭寇"的分水嶺。是年二月，徽商王直入定海關，圖以協助官方剿殺另一走私頭目廣東人陳思盼功，"叩關獻捷，求通互市" ，弗許。至此，商人乃對弛禁絕望，又遇番人逼還所賒貨值。在內外交困下，海商集團首領王直登高一呼，廣大"失其生理" 者(唐樞：<<復胡梅林論處王直>>，<<明經世文編>>270卷 ) 群起響應，開始了大規模的搶掠、殺戮。

本篇主要探索的是，時"失其生理" 者幾何？要確切地回答這一問題，已不可能。我輩所能做到的，僅是根據相關史料，推理出大致近似的結論。本篇構思的前提，就是研究嘉靖“倭寇”繞不開的人物、堅決執行海禁政策的第一當事人——時任閩浙最高統帥的朱紈在第一時間提供的一個官方數據：嘉靖二十七年五月，即明軍搗毀寧波雙嶼港的次月，浙江海域，"賊船外洋往來一千二百余艘" (<<雙嶼填港工完事疏>>，<<明經世文編>>205卷) 。

這是一條被無數歷史學家從不同的視角引用過無數次的史料，恐僅黃仁宇先生認為，"數字似屬夸大" (<<萬歷十五年>>，中華書局 ，1982年版，第172頁) 。筆者無力就此展開討論，在此，僅引入一條還有待進一步考證的史料。明禮部尚書、鄞人張邦奇(1484-1544) ，在歡送嘉靖時期的寧波市舶提舉司陳克寬任滿赴京考績時曰："甬東……每歲孟夏以后，大舶數百艘，乘風掛帆，蔽大洋而下，而溫、臺、汀、漳之處，海賈往往相追逐，出入蛟門"(<<西亭餞別詩序>>，<<明經世文編>>147卷) 。這說明，至遲到嘉靖二十三年(1544) ，僅寧波府的違禁出洋的大船就達數百艘，而此后至嘉靖二十七年，是海上走私貿易發展最快的幾年。

此外，朱紈集結6000將士圍剿雙嶼所調用的380艘戰艦，有部分是從閩浙民船中征來的，在海戰中，又曾燒毀船舶77艘(部分是葡萄牙船)。也就是說，雙嶼之役前后，僅泊浙江的民間海船為1500艘左右。再據此推理，時在閩粵的雙桅船應不少于500艘。所以，我們姑且假定，當時我國從事或可以參與海外貿易的船舶為2000艘。

自宋元至明清，我國外貿商船每艘的平均人數大概是100余人，內約三分之一是船員，其余多數是商人。不過，嘉靖年間直航日本、朝鮮、琉球或南洋諸島的通番船不多，絕大多數走私商人僅在浙江雙嶼、福建月港等與葡萄牙、日本等夷人或由海外返回的華人進行轉口貿易。因此，其參與船舶、人數的總體規模，似應作國內沿海往來的商船觀。故我們又假定走私船的平均從業人員為40人，其中三分之二系船員，余為商人。那么，暫且鎖定嘉靖中，在東南海上從事走私的商人和海員為8萬人。

筆者有從事過相關職業的經歷，略知帆船，如果從事海上作業的苦力有多少，與之對應的內河船舶、維修船廠、搬運裝卸及飲食等第三產業的從業人數似應不低于前者。同樣，海商有多少，與之接軌的內地行商、坐賈似應不少于前者。假定海、陸的謀生者相等，則直接在新興的海外貿易產業鏈上的從業人數為16萬。又假設明代后期的戶均人口為5人，這就涉及到80萬人的生存。按：雖然，從業人員不可能平均分布在一個家庭，但是，一些舶主、商人的資本是借貸的，海禁會殃及另一些家庭，故筆者視兩者的因素互為抵消。

又不難理解，如果從事、貿易、服務的人員有多少，商品的制造和原料的開采、種植者應數倍于前者。同時，嘉靖海禁所禁的是一切海上航行，則沿海商販的過省舡和世代靠捕魚打柴甚至曬鹽等為生者，也為之受累。如此道來，公元1550年前后因噎廢食的海禁，使東南地區數(二)百萬仗海為活的民眾"失其生理" ，這就是嘉靖“倭寇”產生的根本原因。

二、一個不可饒恕的技術性錯誤——外貿中心遠離中心。

一個國家對外貿易的拓展，與是否擁有優良的中心港口有很大的關系。而港口的生命力，除了天然條件，如港口的深度和廣度等外，處決于港口腹地之大小、物資集散能力之強弱及所在地的社會綜合發展水平之高低。隆慶后，雖然明廷被逼做出了有限的開放，這對明末的社會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但外貿重心再次南移，犯了一個不可饒恕的技術性錯誤。

為什么嘉靖中前期的短短二、三十年，兩浙的走私貿易一舉超過了閩粵；為什么五口通商后，上海港僅用了十年時間，就取代了我國傳統的外貿中心港——廣州港；又為什么新時期浦東開放十余年，長江三角洲便成了中國經濟版圖上的最亮點呢？事實說明，中唐以降，長江三角洲應是我國外貿中心港的不二選地。

16世紀，寧波外海的雙嶼港，不只處于我國南北海岸線的中端，且浙東運河與我國最重要的運河——大運河相連；海舟過杭州灣就可馳入我國最大的內河——長江，更重要的是，斯港具有國內最大、最重要的經濟腹地，附近的寧、紹、杭、嘉、湖、松、蘇、常的手工業和農業相當發達，是國內的制造業中心和大宗出口商品的主產地，己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是名副其實的全國經濟中心，故港口的吞吐能力和出口商品的生產、組織及舶來品的疏散、消費遠非閩粵諸港可比。

歷史早早給了長江三角洲外貿重心的機遇，當地的"三尺童子，亦知雙嶼之為衣食父母，遠近同風" (朱紈，上揭文) 。遺憾的是，統治者為了集權的穩定，不借一切地使其夭折，并竟以填塞天然良港為后快。此后的整整三百年，華夏的外貿中心港始終與長江三角洲互緣，這對我國的對外貿易是極為不利的?？梢栽O想，在設有動力、機器的歲月，進出口商品靠人扛肩挑過海拔1000米左右的大庾嶺(南北主通道的必經之路)，將付出何等的代價？又由于這一時段的長江三角洲，恰恰也是全國的一元文化中心，翠集了神州半數的文化人，若與外交流遠離了這個核心，對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同樣是很不利的?？傊?，16世紀中葉-19世紀中葉，我國的對外交流重心遠離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這是嘉靖抗“倭”付出的另一個愚蠢的代價，也是當前研究者一個不該忽略的問題。

三、對嘉靖“倭寇”的基本看法。

不近人理的海禁，使東南地區數百萬以海為活的民眾頓失生計，是嘉靖“大倭寇”產生的根本原因。所謂的嘉靖"御倭戰爭" ，實質上是由海商領導、以海員為骨干的廣大破產農民、手工業者及其他下層人員參加的反對朝廷海禁思想的斗爭。在"倭寇"總數中，真正的日本人，不足十分之一（以往所論的十分之一至十分之三，通常指海上的，其實，在陸上接應、向導、打點、協助的更多）。16世紀中葉，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對中國的安全構成威脅；我們不能低估中華民族在當時世界中的地位。這場國內戰爭給東南沿海精華地區帶來巨大破壞的主要責任，應有統治階級來承擔。無意代表世界發展潮流的海商等被鎮壓了，但客觀上沖擊了封建藩籬，逼使地主階級做出了讓步，進行了有限的開放，包括東南沿海的"放洋" 和北部與蒙古的封貢互市。

痛心疾首，嘉靖抗"倭"阻礙了中西方第一次全面的接觸，中國放棄了同一水平線上的起跑，失去了與西歐平等對話的機會，又犯了對外交流中心遠離經濟中心、文化中心之大忌?？?倭"也使早期的西方列強在華遭到重創，影響了近代世界的格局。

嘉靖抗"倭"所反映的封建利益高于一切，為了王權統治的穩定，絲毫不考慮外貿商品交流的成本和條件，視民族振興、社會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與不顧的反動思維，影響了清代的閉關鎖國政策，使古老的中國越來越偏離世界的主流。

嘉靖抗"倭"對中國近代社會的落伍有直接的因果關系。換言之，嘉靖時期，如果能正確處理好迅捷發展的私人海上貿易，積極參與同西方早期列強的競爭，則中國乃至世紀的近代史可能重寫。下篇：當前過熱的房地產和過高的房價若得不到遏制，可能會出現新的，和平崛起的進程

上篇所說的嘉靖"倭寇"與當今中國的房地產熱，似乎風馬牛不相及?？晒P者認為，有以下幾方面相似或可能會相似。1、都涉及快速形成的龐大的產業鏈上從業者的出路問題；2、時人都普遍關注并均伴有社會腐敗問題；3、發生地主要在東南地區，焦點都在長江三角洲；4、影響深遠或可能深遠，等等。

一、有限的可用土地，若以現在的速度開發，必將在短期內拼光，屆時，數千萬建筑民工和數千萬相關產業的從業者向何處去？

一般的商品是循環消費的，行業對員工的需求也是長期的?？煞慨a不同，它的使用期大致相當于一個人的壽命。建筑業不可能長期保持大規模的隊伍。20幾年來，我國的房地產之所以長盛不衰，除高速增長外，主要是起點太低，很大部分屬補償性質的。故建筑大軍可以南征北戰，建筑民工也可以從一個城市轉移至另一個城市，從甲工地輪換到乙工地。房地產的異軍突起，還帶動了上、下流產業，形成了一個可左右局勢的產業鏈。如現在國家70%的水泥和50%的鋼材以及30%的電解鋁都用于滿足房地產建筑的需求，能源的緊張更直接與此關聯，就是屬服務性質的廣告業，似乎也靠房地產商養著。在這一產業鏈上的從業人數當不下億。如果我們有充足的資源，再任期一個長時段，或踐履 "三套房"、"四套房" ，也未嘗不可。問題在于，我們是一個人口大國，又是人均資源小國。我們的人均可耕地僅為世界平均值的三分之一、水資源為四分之一、森林為五分之一。2003年，全國人均耕地低于0.8畝的警戒線的省份已達到六個，東南沿海地區已在"鬧地荒"。這就決定了我們的住宅面積不可能無限、個人擁有的套房不可能太多、土地開發不可能隨意。這一思路同樣適用于城市工具之結構和城鄉家庭橋車的擁有率。正如清醒人士所言：倘若我們為一代人的享受斷送了未來發展的根基，我們的民族會不會因此而面臨困境？倘若我們為一時的富裕毀掉了中華文明的母土，十幾億之眾的人口又將去何處尋找失落的家園？(<<揚子晚報>>)。然按時下的速度圈地下去，在可以看得見的將來，我國多數省份的可用土地將耗盡，到了那個時候，會出現哪些問題呢？

國家考慮的是持續發展，地方政府會想到GDP，銀行家關心的當然是資金回收?？晌诣饺藨n天，首先要問的是數千萬農民工向何處去？這就是本人撰文并與嘉靖"倭寇"聯想的直接原因。

20多年內，憨厚的農民為中國的城市化貢獻了世代謀生的土地，又以粗糙的雙手，托起了城市的高樓大廈。在進城的農民大軍里，有的業已成為城里的主人，又不泛腰纏萬貫、一擲千金的新富?？墒牵S著大規模房地產開發的結束，他們中的大部分，將告別城市。同時，相關產業也要萎縮，從中也將大量的農民工剝離。兩者相加，會有數以千萬計的從業人員得尋找出路，加劇就業緊張。盡管這是下幾屆政府的事，但現在應未雨綢繆。

我們的理解，使房地產降溫(包括限制面積、套數與別墅)，直觀地說，就是拖長泥土地變成水泥地的時間。從社會的層面講，調控的主要功能之一，則是延緩房地產產業鏈上從業人員的就業時間，隨著今后社會保障體系的改善，國家再另想辦法，逐步轉型、消化，力避行業大起大落可能導致的社會不穩定因素的浮現。

推遲土地的征用時間，除了可以多打糧食，還可藏富于農民、藏富于國家。當今房地產商的高額利潤主要取自所得土地的時間差價。據報道，當前房地產商囤積的土地達70萬畝，僅這部分差價，說不定可以造一個"三峽工程"呢？我們不明白，這種唾手可得的收益為何非得交少數人不可呢？而房地產一旦出現泡沫或"爛尾樓"，政府為了穩定和形象，往往會無奈地去"擦屁股"！

故以我之見，延長土地的開發時間，就是保護農民的巨大利益，保護國家的戰略利益，也為下幾屆政府創造更好的可持續發展的條件。

二、如果超過多數人承受極限的房價降不下來，會加劇貧富兩極分化，可能會造成諸多負面因素，影響中國和平崛起的進程。

在剛剛結束的浙江省第十一屆房交會上傳來的信息表明，杭州市中心的住宅起步價已到每平方米萬元，郊區的也要五千元，即使后者，以杭州市民2003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來，購一套，大概也要三口之家不吃不喝十五年！以至<<浙江日報>>發出了<<杭州房市：高處不勝寒>>的感嘆。<<錢江晚報>>說得更貼切，房交會上，<<無奈寫滿了每一張臉>>。因為"天堂" 多數百姓可以接受的房價是每套30萬元，或每平方米單價3000元。最近幾年，杭州市政府加強了推出限價房的力度，但以現在的速度，僅解決已持經濟適用房準購證的一族，也要九年時間。故象一個巨大建筑工地的杭城，多數百姓仍"買不起房子，也買不到想要的房子" 。又據說，上海職工的平均年薪，只夠買1.3平方米。這樣，政府就進入了兩難境地：如果收縮土地，房價必漲無疑；而放開土地，就會加劇人地矛盾。房地產商和炒房族，看準的也正是這一點，大量囤地，有恃無恐地炒房。故盡管各項政策直指房地產，但房價總體仍有增無減。權威部門的理想目標，也僅僅是控制"房價每年上漲3%" 。

那么，面對百姓的無奈，政府的力不從心，我們能否換一思路呢？

首先，得了解當前誰有能力在城市購中高檔房。這恐怕是一個誰也說不清、道不明，又不想觸及的話題，但若從宏觀著眼，這又是一個公開的秘密。從耳聞目睹，大致可概括以下十類人。1、家、私營企業主、承包商(含建筑包工頭) 和部分小商小販；2、機關干部、市郊村干部、公務員；3、水、電、郵等壟斷行業和、保險、新聞、房管、、醫療等行業人士；4、高級知識分，特別是經濟學、等熱門專業的專家、教授；5、外企員工和其他性質的規模企業的中高管理層及技術骨干；6、文、體明星、名模、節目主持等公眾人物；7、師、律師、評估師、拍賣師、建筑工程師等熱門專業的技術型知識分子；8、"海歸"；9、特殊人士，如高干子弟、華僑及港澳臺胞親屬、較大遺產繼承者、早期的出租車駕駛員、成功的股民等；10、主要來自以上群體的炒房族。這十類人群有的是交叉、重復的，并不斷地改變、經濟成份。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是改革開放的最大受益者，是成功人士和強勢群體，也可以說是新富、新貴。參照社會學家李銀河的調查，此類人大概占總成年人口的20%。當然，他們中的主體屬中產階層(不是總人口的資產平均者) ，有能力買數套的，畢竟少數，許多人現住的中、高檔房，也是按揭的，只不過是有能力、有辦法承受而已。

其次，購房者的動機。應該承認，除了行業優勢和"公仆"，多數先富，較早投入市場經濟，他們付出的較多，也理應得到較豐厚的回報，住宅條件好點，百姓也理解。但現在房地產在很大程度上講已超越了居住——這一商品的基本屬性和經濟生活范疇，除去正常的、主要是改善本家庭現有居住條件而購房者外，還出現了一些特殊買家。1、彰顯高貴。似乎房子代表地位、智慧與實力，竭力攀比，作為居住的意義倒退其次。2、為后人考慮。正如浙江大學房地產所的趙杭生所說，杭州現在許多人購房不是為了自己買房子，而是給兒子買房，甚至給孫子買房，這是消費需求的預支。3、炒房。炒房又可分為投資和掮客兩種。前者是自己掏腰包，又要擔點風險，可視為一種特殊投資；后者主要是動用社會關系做無本萬利的“賣買”，許多其實是變相的行賄與索賄，不僅干涉了房地產市場，還污染了社會風氣，是當今社會的一大"毒瘤"。遺憾的是，此毒瘤正在擴散，連限價房也不放過。

如果說多數百姓不能“居者有其屋”（主要指改善），是房價太高的話，那么，許多“不居者有其屋”，不掏錢也能發橫財，說明房地產市場還不是很規范，這就要我們進行深層次的思考了。

在市場經濟下，作為商品的住宅，誰能買，買多少？本不該限制。但是，我們不能忽視這樣一個現狀："中國目前一個最顯著的特點是，從一個特別平均的社會，一下子到了特別不平均的社會"(李銀河語) 。例如，擁有金融資產最多的20%的人，占有金融資產66%，金融資產最少的20%的人，僅占有金融資產1.3%(轉引自蕭灼基語) ，前者與后者比是50：1。難道真正市場化、城市化、化的發達國家的社會個人金融資產結構也是這樣？在如此的社會人員經濟結構面前，對一部分人講，即使今天的房價最翻一番，也不在話下，實現第三套、第四套房理論，亦小菜一碟；而對多數人來說，現在的房價跌一半，也不堪重負；能買得起限價房的，也不是社會的最低層。這應該成為今天我們討論房子和房價的主題之一。

作為市民最關心的房價，其實是當今中國社會貧富分化的一個縮影，一個無法回避的社會問題。中國的百姓是世界上最值得同情的百姓。在物欲橫流，"奔馳"、"寶馬"滿街跑，新貴一次飯局動輒萬元，貪官給情婦、二奶送豪宅，也不是新聞的現實社會里，他們可以騎自行車，可以不下館子、不穿名牌、不高價擇校，更不指望自費留學，總之，只要不涉及生存，他們總是默默地承受；即使面對已無法承受的房價，多數人所流露的，除了無奈，還是無奈。相對新富的團隊亮相(如大量購房) ，尤其是一部分人的炫耀性消費，與房價所反射的下層集體焦慮意識催生所形成的反差，僅僅是貧富分化表征的突兀，恐怕事情還剛剛開始。這一點，我們必須正視。

因此，政府不能僅僅把房子當作一般的商品看待，也要當作特殊的商品來認識；不僅要分析當前的購買力、投資出路和是否為出現泡沫問題？更要研究買家的社會結構及資源和環境能否長期承受；不僅要看房地產業的如何洗牌或怎樣樹立品牌，更要關注其上、下流產業，乃至整個經濟運作的協調；不要把房價僅僅當作經濟問題來處理，也要當作社會問題來解決。總之，房地產，必須跳出"房地產"談"房地產"；房價，政府必須干預。

萬幸的是，去年開始，政府已注意到了這一點。特別是近幾個月的宏觀調控，首當其沖的其實就是房地產；央行出臺若干購房的金融政策，也為中低收入階層考慮。但還沒有產生明顯的效果。一些地方政府雖用心良苦，限制炒房。但遺憾的是，杭州"八大條"新政，拉不住樓市漲勢；南京的"禁炒令" ，反使房價走高。這說明，政府調控的力度還不夠，干預的不是很到位。

根據一些有識之士的呼聲，我們以為，比較有效抑制房價的方法之一，就是

"征收資源調節費" ，或曰"物業稅" 。據說已有專家就此做前期調查。需要強調的是，此費不是一次性收或"一刀切"收；而是按年收，象"季節性電價"一樣，按"累進加價"收，別墅與豪宅更要重收；應與賣買無關，免得象杭州市20%的個人調節稅，部分最終轉嫁給買方一樣，反使二手房交易成本增加。盡快在縣級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地確定一個家庭居住的面積基數，超出基數，就得交費，無論空置還是出租。當然，必須有個過渡期。此舉的主要目的，就是叫房地產無限擁有者及炒房族，知難而退，出售余房，或另付代價。再把征收的費用，主要補貼給中低收入者改善住房條件，真正使更多的百姓"居者有其屋" ，可謂一舉多得。雖然，今天采取這一措施，困難重重，但錯過當下的時機，以后會更加棘手。

物質的供給是有限的，人的欲望卻是無止境的。如果任憑新富無節制地去享用稀有的、不可再生的生存資料，"用世界標準的生活獎賞自己"(房地產廣告語) ，而不擔當較多的社會責任；如果不把房價平抑下去，任憑弱勢群體望樓興嘆，抑或過相對倒退的生活(如面對即時的停電、停水，有錢人可置發電機、電瓶、水泵、水箱、飲水機，可購礦泉水，甚至進賓館，手頭拮據者，只好發呆) ，那么，中國的貧富分化將加劇，貴族和寄生階層會再現，拜金主義會泛濫，貪官會更加肆無忌憚(重置房產已成為貪官洗錢的最佳渠道，如果查一下，可能會有驚人的發現) 地攫取、掠奪 ，社會風尚、人生觀、價值觀、倫理觀會顛覆，社會環境會惡化，而一旦"社會環境糟糕，你的汽車洋房有什么用"(北野語) 。

說句并非開玩笑的話，一旦少數人壟斷了城市的生活資料而又不負責任，那么，也會阻礙社會的垂直流動，屆時，新富、新貴們嫁女、擇婿的挑先余地將很小，更不要說對民族文化傳承、社會新鮮血液補充所產生的影響了?？傊?，如同平均主義一樣，過渡的貧富分化，結果對國家、社會、民族及個人，都沒有什么好處。

作為房地產的局外人、社會的邊緣人，我沒有資格說更多的、一些人聽來可能會很不舒服的話。這就讓我們再聽聽一些媒體的相關呼聲吧：

"如果說，一種發展構建方式是以犧牲許多人即時利益、即時幸福為代價，那么誰有這樣的權力可以不對這樣的犧牲投以關懷和負責？

這其實關乎發展的效率與公平原則，關乎發展的方向和人心靈的方向是否同向，關乎社會整體與個性的全面、和諧發展" 。

"如果物質在制造經濟發展奇跡的同時，還制造了人倫關系、價值取向、情感方式等等的失衡，對發展觀的呼喚勢必成為一種必然。"(魯強：<<房產，作為文化現象>>，<<錢江晚報>>2004年5月13日D1) 。

"如果社會發展的成果最終只是少數人享受，甚至成為少數人發財的天賜良機(例如炒房) ，卻并不能給多數人帶來實惠，我們要這種發展干什么？文明社會的效益和公平原則又到哪里去了呢？"(顧永昌：<<別把我平均進去>>，<<錢江晚報>>，2004年5月24日A2) 。

當前，"如果沒有清醒的官員、學者、沒有負責任的政府的強力介入，房價上漲往往形成一邊倒的態勢 。房價畸形上漲給整個社會長期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是巨大的。由于房地產業輕而易舉獲得巨額利潤，社會正常的激勵機制被扭曲" 。"一旦形成以房地產為核心的經濟運作模式，房地產的泡沫就產生了" 。

"如何在房地產業不再是社會的主導行業的時候，繼續保持經濟的長期健康的發展，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考慮的問題" (顏明：<<外灘畫報>>) 。

如果說，以上言論沒有什么不妥的話，那么，本篇的結論是：

現在已到了奉勸社會強勢群體適當放棄與弱勢群體競爭最基本的生活資料，或者說，改革開發的最大既得利益者，向社會做出更多的回報的時候了。

到了我們的理論家配套、完善自己的學說，為弱勢群體伸出援助之手，為國家排難解憂、出謀獻策的時候了。

更是一個有責任的政府，為了讓更多的百姓"居者有其屋" ，共享改革開發的碩果，滿懷信心地實現持續、全面和均衡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而對畸形的房地產、房價采取必要的、強力的措施，乃至動用行政手段的時候了。

注釋：

①詳見林仁川：<<明代私人海上貿易商人與"倭寇">>，<<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4期；陳抗生：<<嘉靖"倭寇"探實>>，<<江海論壇>>1980年第3期；戴裔煊：<<明代嘉隆間的倭寇海盜與中國資本主義的蔭芽>>，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王守稼：<<明代海外貿易政策的研究——兼評海禁與弛禁之爭>>，<<史林>>1986年第3期；唐力行：<<論明代徽州海商與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徽州社會科學>>1990年第1期；樊樹志：<<倭寇新論——以"嘉靖大倭寇" 為中心>>，<<復旦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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