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突破新古典理性選擇的經濟轉型研究方法，再次闡述計劃經濟體制下歷史沉淀成本對經濟轉型的鎖定效應。由新古典經濟理論和規范決策理論可知，以前投資的歷史或沉淀成本已經支付過了，因其不構成機會成本，所以不應該影響當前或未來的經濟轉型決策。然而，在經濟轉型時期，決策者并不能夠根據經濟轉型的預期邊際收益和邊際成本進行理性決策，不僅需要考慮因資產專用性，以及由此產生的交易成本的阻礙影響，還需要考慮過去發生的歷史沉淀成本的阻礙影響。因此，為了加快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進程，制度或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則應著眼于歷史沉淀成本管理，從而切斷路徑依賴。

關鍵詞：歷史沉淀成本；經濟轉型；路徑依賴

一、問題的提出

對于經濟轉型理論來說，大多數經濟學者都采用新古典理性選擇模型，常常假設“經濟人”完全了解可用的手段和將要實現的目標，能夠在現在和未來做出實現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最優選擇，因而決策者僅僅根據轉型的預期邊際收益和邊際成本大小進行理性決策。與經濟轉型相關的過去的投資成本是固定不變的，不應該進入有關繼續行動還是中斷行動的決策中。這樣，新古典經濟學方法指導經濟轉型必然表現為完全理性，無須考慮過去發生的沉淀成本對經濟轉型的影響。然而，在經濟轉型時期，決策者往往考慮過去已經發生的沉淀成本的影響。例如，在風險企業中已經投了很多資，所以需要繼續經營；由于在某一項目中進行了大量的投資，所以抵制技術或制度變遷與創新；在銀行業，追加資金往往貸給那些無法支付債務的企業；計劃經濟體制條件下的固定資本、流動資本，以及時間等投資往往激勵人們繼續執行當前的決策，從而使過去已經發生的沉淀成本對當前或未來決策產生重大影響。不同制度的社會適應性依存于經濟體制所面臨的歷史的、技術的、經濟的環境，這在新經濟史學中是著名的路徑依賴理論。該概念最早由戴維和阿瑟在20世紀80年代從技術變遷角度提出，后由諾思應用到制度變遷中去，成為新制度經濟學中一個重要概念，其運行的動力就是收益遞增和由交易成本所確定的不完全競爭市場。他指出，一國的經濟發展一旦走上某一軌道，它的既定方向在往后的發展中得到強化，所以人們過去的選擇決定著他們現在可能的選擇。

因此，對于經濟轉型，我們不能簡單停留在新古典經濟學(包括新古典制度經濟學)的成本一收益理性模型下，更需要考慮歷史沉淀成本。對經濟轉型的影響，再次降低理性程度。

二、經濟轉型的新古典理性選擇理論

在經濟轉型時期，“華盛頓共識”已經受到質疑，“北京共識”的優越性逐漸得到認可，這是因為前者堅信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理性或理性預期假設，忽略了歷史沉淀成本對經濟轉型的影響。即使有所論及，僅僅考慮潛在或預期沉淀成本的影響，包括交易成本經濟學強調資產專用性，以及由此產生的交易成本，實物期權經濟學強調不可逆投資與未來不確定性對決策的影響。一旦發生了歷史沉淀成本，誠如薩繆爾森和諾德豪斯所說，“你應該注意決策的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并忽略過去的或沉淀的成本?？梢詫⑦@一點表述如下：讓過去的事情成為過去。不要向后看。不要為已濺出的牛奶哭泣，不要悲嘆昨日的損失”，從而出現歷史沉淀成本決策無關性。其中，新古典經濟學理性選擇的假設前提主要包括：

第一，信息完全，沒有不確定性。不僅是指市場上所有信息都是真實信息，在市場上不存在任何虛假信息。而且還指在信息的生產、傳遞和驗證等一系列過程中不存在任何信息成本，當事人具有理性預期。

第二，市場無摩擦性和風險可計量性。市場無摩擦性是指市場中不存在任何交易成本，任何投資者都可以暢通無阻地進行套利交易，而且套利交易可以毫無風險。風險可計量性是指未來的不確定性或風險投資均服從一定的概率分布。

第三，所有的資源具有完全通用性，具有充分流動性。這意味著所有資源可以在各廠商之間和各行業之間完全自由地流動，不存在任何障礙。這樣，任何一種資源都可以及時地投向能夠獲得最大利潤的生產，并且可以及時地從虧損的生產中毫無成本損失地退出。

即使遇到外部性問題，由于科斯定理的存在，通過當事人討價還價很容易解決外部性問題。由于討價還價成本很低和產權界定清晰，對于交易雙方總是在外部性出現的情況下有激勵進行談判，同樣也看不到過去發生的沉淀成本對當前或未來決策的影響。由于新古典瓦爾拉斯一般均衡和科斯定理都關注事前靜態均衡條件下最大化行為，所以，看不到計劃經濟體制對經濟轉型的影響，僅僅根據經濟轉型的預期收益和預期成本大小進行決策，并不考慮過去已經發生的沉淀成本的大小，這是一個無歷史(Ahistorical)的經濟學。然而，在經濟轉型時期，市場和制度不完善、未來高度不確定性，以及資產和制度專用性等普遍存在，很容易產生沉淀成本，當事人不得不考慮歷史沉淀成本的影響，從而造成路徑依賴。

三、經濟轉型時期歷史沉淀成本的形成

歷史沉淀成本是指以前或過去投資承諾之后不能完全得到補償的那些成本損失，往往是以貨幣、時間、努力和資本存量的形式出現的，包括沉淀的生產成本和沉淀的交易成本。在經濟轉型背景下，產生歷史沉淀成本的條件主要包括：

首先，專用性有形和無形資產投資是產生沉淀成本的客觀條件。在經濟轉型時期，專用性物質資產和人力資產一旦從初始生產性活動中退出，其投資再生產的機會成本很小，甚至沒有，因而無法通過再出售價格得到完全補償而形成沉淀成本。

其次，在二手資產出售價格不會降低的情況下，交易成本的存在也會導致沉淀成本。在經濟轉型時期，因對資產質量信息不對稱出現“檸檬”問題，使二手資產在交易過程中很容易產生沉淀成本。特別是，交易成本本身往往具有沉淀成本性質。一旦投入時間和精力，往往具有非貨幣支出性質，很難轉為他用而變成沉淀成本。

再次，在經濟轉型時期，不僅決策者面臨有限理性，而且環境不確定性也是產生沉淀成本的重要條件。在現實生活中，各項實施的決策都將沿著不可預期的路線演化，這意味著決策者不可能事先知道各種決策的未來結果。因此，以前的經歷常常構成決策的基礎，無法將過去發生的一切一筆勾銷。歷史是從一去不復返的過去向著未卜的未來前進的。當前所做出的決策以及所采取的相應行動，只有在將來的某個時刻才能完成。決策是事前的，而結果是事后的。由于決策很容易出現錯誤，因而會產生沉淀成本損失。

最后，經濟轉型時期，政府管制、終止契約關系，以及稅收政策與折舊制度等，都可能產生沉淀成本。例如，稅負過重或加速折舊等，都會影響投資成本的回收，從而產生沉淀成本損失。

由于經濟轉型是一個動態、充滿不確定性的過程，因此，當事人在當前或未來決策時，不僅需要向前看——考慮預期沉淀成本，而且還需要向后看——考慮歷史沉淀成本，這些共同影響著經濟轉型的過程，如圖1所示：

正是打破新古典經濟學完全理性的假設前提，我們從沉淀成本相關性角度分析計劃經濟體制對經濟轉型的影響，從而發現歷史沉淀成本機制的合理性。

四、經濟轉型的歷史沉淀成本相關性解釋

如前所述，在經濟轉型時期，計劃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無法得到補償而產生歷史沉淀成本，從而常常會出現一種較強的繼續維持、自我強化、進一步追加投資的傾向。與新古典理性選擇模型預測相反的是，經濟轉型時決策者難以按照邊際原則決策，往往考慮歷史沉淀成本，從而造成路徑依賴和鎖定效應(Lock—in Effect)。為此，我們分析經濟轉型時期歷史沉淀成本問題出現的理性原因。

(一)經濟轉型時考慮過去繼承下來的資產，因免費使用出現歷史沉淀成本效應

新古典經濟學假設人們在每個時期都要重新開始實現效用最大化，不會出現免費的午餐。然而。由于過去繼承下來的資產或制度對后來的事情具有重大(但不是絕對)的影響，很難重新開始，從而可以找出實用或改良的方法。(1)繼承下來的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無形資本存量等影響經濟轉型?，F行的市場經濟總是在各個方面繼承計劃經濟體制的資本存量。這些資本包括通用性物質資本、建筑物、機器設備和交通工具等，以及通用性人力資本。同時，還包括各種各樣專用性的資本形式。至少從理論上說，通用性資本很容易通過市場購買而達到獲得。而專用性人力資本和無形資本都是學習的產物，經常是隱性的，不可言傳，很難獲得。(2)生產技術和組織知識現狀也會約束經濟轉型的方向。對于特定經濟而言，我們不僅需要知道有哪些現存的生產技術，還要知道哪些生產技術能夠在實踐中可以重新使用。納爾遜和溫特指出，模仿現存的生產技術是一項成本昂貴和花費時間的活動。(3)繼承下來的制度存量影響經濟轉型。轉型中繼承下來的制度存量包括正式規則、非正式規則以及它們的執行。正式規則包括政治和法律體系等。非正式規則包括道德、習慣和態度等。執行的方法包括法律懲罰、社會譴責等。如果制度具有通用性，那么很容易改變，它們不會構成經濟中的顯著約束。但是由于制度專用性，變化是緩慢的和困難的，在某些情況下，因考慮以前繼承下來的資產免費使用，很可能鎖定在計劃經濟體制中，從而出現沉淀成本效應。

(二)經濟轉型時決策者面臨有限理性，因節約有限理性出現歷史沉淀成本效應

由于完全理性需要支付時間、努力和資源，從而使獲取信息和新知識成本十分昂貴，所以當事人選擇有限理性或理性無知，此時尊重過去的沉淀成本是節約交易成本的重要手段。有限理性主要包括：一是有限信息；二是收集、處理、保留和交流信息能力有限；三是相關知識的隱性特征，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四是許多決策的環境是非常復雜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使用簡單的、局部的現實模型處理復雜的決策環境，很容易犯錯誤，這屬于認知問題。事實上，認知是受文化制約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會對現實做出不同的解釋。特別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基于許多共享的心智模式(Mental Model)，這些與政治體系和政策環境的信念有關。例如，意識形態都會強化這些心智模式，從而擁有一定的存在價值。哈耶克強調制約常規和規則的知識是隱性的，不可言傳，即使可能，也常常極為困難和昂貴，人與人之間很難進行溝通。然而，由于不可言傳的知識卻能夠在“干中學”中獲得，人們無意中會用到它以前一直存在大腦中的知識和信息而產生學習效應，這就會考慮以前存儲在頭腦中的信息，進而因節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出現沉淀成本效應。 (三)經濟轉型時決策者因委托代理關系出現歷史沉淀成本效應

在有關人力資本的信息是私人的情況下，很可能通過其他人觀察以前的行動和他們的后果，這些行動就獲得了聲譽價值。通常聲譽效應改變了決策者的偏好?？巳鹌账购屯栠d用聲譽價值解釋連鎖店悖論，米爾格羅姆和羅伯茨用聲譽價值解釋掠奪性定價。企業是連續生產還是轉換生產依據決策者擁有的私人信息程度。有關人力資本的私人信息就是決策者的個人能力或水平。在這種情況下，經理轉換生產意味著傳遞損害經理聲譽的信息，結果會損害他在勞動市場上的能力聲譽和就業機會。如果忽略了聲譽效應，就不會發生生產升級行為。另一方面，在信息公開的條件下，沉淀成本效應就不會發生。這是因為當未來的信息與以前承諾投資發生矛盾時，經理總是選擇生產轉換，從而將失敗歸結為外部原因。由于在私人信息條件下，聲譽效應扭曲了經理激勵機制，一旦出現生產轉換，就要忍受喪失自尊的痛苦。因此，在經濟轉型時期，決策者作為代理人，為了追求自身利益，往往會自覺地信守以前的承諾，不愿意轉換到市場經濟模式中，從而造成沉淀成本效應，盡管從委托人角度看是“錯誤”的。

(四)經濟轉型時決策者使用前景理論，因避免確定性損失出現歷史沉淀成本效應

卡尼曼和特維斯基開創了不同于期望效用理論的前景理論(Prospect Theory)。前景理論與沉淀成本效應相關的第一個特征是前景理論的價值(效用)函數。這個“S”型價值函數表示客觀上定義的收益和損失(以貨幣計算)和主觀上定義的收益和損失之間的架構關系。在投資失敗之后，意味著支付了沉淀成本，此時更容易進行風險投資、繼續融資。前景理論與沉淀成本相關的第二個特征是確定效應。一是絕對確定收益往往被高估。確定收益的價值要大于給定的預期收益價值。二是確定損失往往被低估。這個價值要小于給定期望損失價值。由前景理論的架構效應可知，人們特別厭惡確定損失，在虧損情況下往往轉變為風險偏好者。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因經濟轉型產生大量的歷史沉淀成本，決策者仍然會堅持一些時間上并不劃算的投資項目，力圖挽回投資損失，不丟顏面，特別是對初始投資負責任時，往往進行升級投資，堅持計劃經濟體制的行動模式，不愿意采取市場經濟模式。

(五)經濟轉型時決策者避免資源浪費心理，因完成投資項目需要造成歷史沉淀成本效應

阿克斯和布魯默認為，由于人們投資了很多資源，一旦不考慮這些投資成本完成的項目，就會變成一種資源浪費，此時因財務預算約束難以轉向新的投資項目。這樣，人們不愿意終止沒有完成的項目，不希望出現資源浪費。為了避免經濟轉型出現資源浪費和半途而廢，決策者繼續堅持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投資項目，因財富效應或者流動性約束而造成沉淀成本效應。

(六)經濟轉型時決策者使用啟發式推斷，因認知偏差造成歷史沉淀成本效應

由于經濟轉型時決策者存在著思考成本，無法按照數學推理和貝葉斯規則進行決策，常常根據啟發式推斷進行決策，很容易犯系統性錯誤，并不如理性預期學派那樣，單個人的錯誤從整體上會得到矯正。代表性啟發式推斷是指根據固定的模式進行分析判斷，大腦認為具有相似特征的事物是相同的。熟識性啟發式推斷是指人們面臨兩種選擇但都有風險時，假如他們對其中的一項了解多一些，他們將選擇他們熟悉的那一項，從而感到舒服，實現認知協調一致。因此，大腦利用這些啟發式推斷影響風險的判斷，出現認知偏差，個人犯錯誤，會導致集體犯更大的錯誤，從而出現沉淀成本效應。依此類推，進入市場經濟體制面臨風險，很容易使決策者與計劃經濟體制某些特征或者熟悉的事物相關，更為嚴重的是，決策者的這些行為又會被下屬所模仿，因為決策者被認為是行為的楷模，從而繼續以前投資承諾，盡管有時考慮歷史沉淀成本這種行動是錯誤的，甚至是災難性的。為此，我們用一個簡單的經濟模型來探討歷史沉淀成本、交易成本對經濟轉型的影響，如圖2所示：

在完全理性的條件下，新古典經濟轉型僅僅根據邊際收益(MR)和邊際成本(MC)大小進行，最優數量為ON。新制度經濟學考慮預期沉淀成本以及由此產生的交易成本，就會提高邊際成本，此時MR和邊際成本MCt相交，最優數量變為OT。如果再考慮過去發生的歷史沉淀成本，就會進一步提高邊際成本，此時MR和邊際成本MCs相交，經濟轉型數量為OS。與新古典完全理性經濟轉型ON相比，因考慮歷史沉淀成本，SN作為鎖定效應出現，滯留在計劃經濟體制中。

由此可見，通過解釋經濟轉型的沉淀成本效應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不如新古典理性選擇那樣不考慮過去已經發生的歷史沉淀成本。同時，也看到了新制度經濟學的局限性。在經濟轉型時期，由于決策者有限理性和環境不確定性，在復雜的經濟轉型情況下，不僅難以按照新古典經濟學邊際原則，還難以按照交易成本最小化進行決策，更需要考慮計劃經濟體制下發生的歷史沉淀成本，從而增大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障礙，進而依靠沉淀成本理解經濟轉型的內在機理和發展趨勢。

五、結論與制度涵義

綜上所述，由于經濟轉型偏離了新古典完全理性的假設前提，在經濟轉型時，決策者不僅向前看考慮預期沉淀成本，而且還向后看考慮歷史沉淀成本，這使“中國模式”得到廣泛認可。因此，考慮經濟轉型的歷史沉淀成本相關性，不僅有極大的理論創新價值，而且對公共政策還有極大的指導意義。

首先，承認經濟轉型的沉淀成本效應的存在，為研究經濟轉型提供了一種新的分析方法，擺脫了新古典沉淀成本無關性——路徑獨立假設。人們在對未來做決策時，通常會考慮過去的歷史和無法回收的成本，從而出現沉淀成本效應，傾向于繼續維持現狀和承諾升級，很難擺脫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再次回到真實現實世界中。

其次，承認經濟轉型的沉淀成本效應的存在，突出路徑依賴的沉淀成本機制，再次超越新制度經濟學交易成本學說。由于有限知識和環境不確定性，人們在動態的市場過程中相互交往，歷史和時間對路徑依賴有重要作用，往往通過考慮過去發生的歷史沉淀成本顯示出來，再次將歷史沉淀成本作為一個新增約束條件，從而不斷調整自己的主觀行為適應變化的客觀現實世界。

最后，只有理解歷史沉淀成本相關性，才能采取相應的制度安排解決歷史沉淀成本問題。(1)由于歷史沉淀成本降低了市場競爭效率，因此需要政府管制，重點要放在培育和引導市場過程的統一的一般規則方面；(2)通過長期契約、垂直一體化、產權結構配置等非市場制度調整，有助于解決歷史沉淀成本問題；(3)在發生歷史沉淀成本的情況下，為政府干預市場經濟提供新的指導原則，在于加強歷史沉淀成本管理。盡管政府可以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下功夫，但這并不是問題的全部答案。由于在降低交易成本的過程中往往伴隨歷史沉淀成本增大風險，所以，不僅需要政府實行繁榮二手市場、加速折舊、稅收減免等總供給政策，而且還需要總需求經濟政策，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對外開放經濟政策等，使沉淀成本管理成為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主要目標。

總之，經濟轉型不僅需要向前看預期沉淀成本，還需要向后看考慮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歷史沉淀成本。只有理解和克服歷史沉淀成本效應，才能加速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轉型，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道路，避免因考慮歷史沉淀成本陷入無效率的計劃經濟體制中而無法自拔，阻礙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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