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開放經濟系統中，一國的技術進步不僅取決于國內研發投入，而且其他國家的研發行為也通過各類傳遞渠道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本國的技術進步。目前學界對國際技術溢出渠道的經驗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討國際貿易、內向FDI與技術溢出方面。本文對國際技術溢出的經驗研究做了綜述，并對技術溢出的進一步研究提出了建議。

關鍵詞：國際貿易 國際技術溢出 FDI

1 概述

在開放經濟系統中，一國的技術進步不僅取決于國內研發投入，而且其他國家的研發行為也通過各類傳遞渠道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本國的技術進步。最新研究表明，在OECD國家，導致生產率增長的主要源泉不是來自國內的研發活動，而是來自國外的研發活動，即使像法國這樣的經濟發達國家，國外研發也可以解釋其生產率增長的87%(Eaton和Kortum，1999)。

外國R&D活動直接或間接對本國技術進步產生影響的這種外部性被稱為國際技術溢出。隨著運輸、信息和通信技術的發展及經濟一體化水平的迅速提升，國際技術溢出對一國生產率的影響日益增強。對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未來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于技術進步，而技術進步不僅來自于自我創新和積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全人類現有技術的消化和吸收上。因此，科學合理地利用各種溢出渠道的國際技術溢出，對我國實現技術趕超和經濟起飛具有重要的意義。

2 國際貿易與技術溢出

目前學界對國際技術溢出渠道的經驗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討國際貿易、內向FDI與技術溢出等溢出渠道方面。Coe和Helpman（1995）在進口貿易的技術溢出方面作了開創性的研究，給出了國際技術溢出的基本計量模型（簡稱CH模型）。他們認為，一個經濟開放國家可以從其它國家進口中間產品，因此，其生產率不僅依賴于其國內的R&D資本存量，也依賴于國外的R&D資本存量。因而，國內生產率TFP既是國內R&D資本存量又是國外R&D資本存量的函數：

其中，TFP表示一國的全要素生產率，DRD為國內R&D資本存量，α0為常數項，αd表示國內R&D資本存量的TFP彈性；SF為國外R&D資本存量，αf表示外國R&D資本存量的TFP彈性。Coe和Helpman(1995)使用進口份額作為權重來構造國外R&D存量，采用了21個OECD國家以及以色列的面板數據集，實證檢驗結果表明：貿易伙伴國R&D投入有助于本國內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并且其影響程度隨著本國貿易開放度的提高而加強。

其他學者如Sjoholm(1996)、Keller(1997)也得出了進口貿易是國際技術溢出的重要的傳導渠道。在對我國國際貿易的技術溢出效應實證研究上，方希樺、包群和賴明勇（2004）的研究表明貿易伙伴國的R&D投入通過進口貿易傳導機制對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黃凌云和徐磊（2009）運用GTAP模型發現北美等八大區域均能通過國際貿易技術溢出促進我國工業制成品部門技術的進步。

3 內向FDI與技術溢出

“FDI對引資東道國具有技術溢出效應”自20世紀60年代由MacDougall提出之后便得到了廣泛關注，成為經濟學領域研究的熱門話題之一。FDI分為內向FDI和外向FDI。學界對FDI與技術溢出的研究主要放在內向FDI (Inward FDI)的國際技術溢出效應的研究上，即探討流入到東道國的FDI對東道國的技術溢出效應。相關的經驗研究主要集中三個方面：一是FDI的國際技術溢出效應是否存在；二是什么樣的因素對FDI的國際技術溢出效應產生影響；三是FDI國際技術溢出效應產生的機制。

3.1 FDI的國際技術溢出效應是否存在

在FDI的技術溢出效應是否存在方面，學者們主要探討了流入東道國的內向FDI對東道國的技術溢出效應，結果發現流入發達國家的內向FDI對東道國企業普遍存在技術溢出效應，但是對流入發展中國家的FDI技術溢出效應的結論不一致。Kokko & Zejan(1994)和Sjoholm(1999) 等人對發展中東道國的內向FDI的研究結果支持了內向FDI存在技術溢出效應。但Aitken和Harrison（1999）等人卻不支持內向FDI技術外溢假設。國內學者也對流入中國的FDI對我國技術進步的影響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的結論也不一致。郭慶賓和方齊云（2009）利用協整分析和誤差修正模型對國外研發對我國技術進步的影響效果進行了經驗分析，發現基于外國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對我國的技術進步起促進作用；但包群（2003）的研究表明外資企業的技術溢出效果并不明顯，并且內向FDI的技術進步作用存在較大的波動性。

3.2 FDI的國際技術溢出效應的影響因素

在技術溢出的影響因素方面，技術差距與吸收能力是學者們考慮的重點。Kokko(1994)認為，溢出水平依技術的復雜程度和技術差距而定，同時，也沒有發現那些跨國公司使用高度復雜技術的產業中溢出存在的證據。Kinoshita(2001)對捷克的檢驗發現，外資的存在對于研發密集的當地企業產生了正的溢出，這表明企業的吸收能力對獲取技術溢出的重要性。陳濤濤、范明曦和馬文祥（2003）采用我國制造業數據的實證表明，“技術差距”是影響FDI對我國行業內溢出效應的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賴明勇、包群、彭水軍、張新（2005）通過構建基于中間產品種類擴張的內生增長模型，證實了技術吸收能力對技術外溢效果的決定作用；他們的實證結果表明，東部地區人力資本投資相對滯后制約了技術吸收能力，而中西部地區提高技術吸收能力的關鍵是增強經濟開放度。

3.3 FDI的技術溢出機制

在FDI的溢出機制研究方面，學者們往往在外資企業與內資企業的生產率同時被決定的聯立方程中探討FDI技術溢出的機制。如果表示外資存在變量前的系數為正，則表示FDI技術溢出來源于示范和模仿效應。Driffield(2001) 對英國的實證結論表明，外資企業的生產率越高，國內企業的生產率增長越快，這說明國內企業和跨國公司之間的競爭是國內企業生產率增長發生的重要機制。Kokko（1996）對墨西哥的檢驗也發現競爭是溢出效應產生的重要機制。Xiaoying Li，Xiaming Liu和David Parker(2001)采用中國1995年制造業的數據的計量分析表明，示范模仿效應是集體企業和私人企業獲得FDI技術溢出的有效機制。陳濤濤（2003）的實證也表明充分競爭是產生溢出效應的有效機制。

4 外向FDI的逆向技術溢出效應

除了內向FDI可能會給東道國帶來技術溢出效應外，也有學者注意到外向FDI也能給東道國帶來國際技術溢出。外向FDI可使企業充分利用接近當地技術資源的優勢，實現跟蹤、學習和獲取先進技術和適用技術的目的。同時，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國外分支機構通過技術返流，向母國進行最新和先進技術的技術轉移和擴散，從而帶動母公司、其他子公司、母國行業及母國整體技術水平的提高，這就是逆向技術溢出效應。Branstetter(2000)對在美國投資的日資企業的實證研究表明，日本企業對美直接投資的確提升了這些公司的技術水平，從而證明了外向FDI具有逆向技術溢出效應。Braconier（2001）用面板數據考查了瑞典的內外向FDI對R&D的溢出，發現內外向FDI與國內獲得的技術外溢正相關；Potterie和Lichtenberg(2001)分別就貿易、外向FDI、內向FDI進行檢驗的結果表明只有外向的FDI才能產生技術溢出。對于小國而言，進口產生的技術外溢要大于外向FDI產生的技術溢出，而大國則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