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管理設計的實質是：在一個由信息化造成的扁平化社會，由于經濟水平提升造成人們對于生活品質的積極追求，由人們自身屬性形成的對公共生活的訴求以及由此種種復雜原因導致的利益格局多元化時代，如何通過所有的利益相關者的博弈決策模式來使每個利益群體的利益最大化，從而實現公平正義，激發社會活力，就顯得尤為重要。如果說，在市場領域，政府通過明晰產權、保護公平競爭環境，在法治的框架內發揮價格機制配置資源作用的話；那么，在政治領域，要通過法制建設更好地發揮民主決策的作用，在社會領域發揮志愿機制的作用，在文化領域發揮行為規范的作用。政府要對自己的治理手段進行提升，逐步找到把以上四個領域統籌起來的路徑。從而在整體上實現科學發展。社會管理體系的頂層設計需要打破現有的利益分割和權利分割，統一考慮一些全局性、宏觀性和戰略性問題，構建合理的利益格局。

合理的利益格局是社會秩序與活力的基礎

當一個國家社會結構單一的時候，決策者可以如同指揮軍隊一樣引領社會前進。可是當利益格局復雜、社會訴求多元以后，決策僅僅依靠一個或幾個決策主體就會使社會發展的前景變得不夠明確。因此，必須把更多的決策交給社會去博弈，交給社會組織去負責。利益格局是指社會財富在城鄉、地區、行業、群體和個人之間的占有和使用方式，包括收入分配、中央和地方的財力與事權、階層收入群體或利益集團關系等，它們通過財政收支、社會福利、社會保障、基本公共服務等來實現。利益格局不合理，導致各個利益群體之間的隔閡、缺乏接觸，社會信任缺乏，彼此形成刻板的印象和誤解，必定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

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滯后是利益格局不合理的癥結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又做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整體推進、重點突破”的改革戰略，提出了改革財政、金融、外匯管理和社會保障體制的改革目標。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這些改革目標基本得到實現。但是，稀缺資源以及重要行業諸如能源、電信、石油、金融等部門的改革還遠遠沒有完成，特別是政府自身的改革和建設遠遠不能適應發展的需要。這些都造成了社會領域中的一系列的問題，諸如收入差距擴大和干群關系緊張等問題。

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關系是當前利益格局的重要節點

1994年實行的分稅制改革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內容最多、范圍最廣的一次財政體制改革。這種分稅制有利于調動中央共和地方的兩個積極性。中央財政有了更大的主動權，增強了平衡區域差距的能力。但是，這種分稅制改革僅僅理順了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之間的關系，對于省以下的財政體制和轉移支付缺乏考慮。隨著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戰略的實施和解決 2億多流動人口的城鎮化戰略的提出，中央和地方在公共財政領域的邊界需要進一步明晰，不然，在改善民生和政績考核雙重壓力下，基層社會矛盾和問題會更加突出。近年來，各地出現的社會事件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深刻反思。改革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以及各級政府的決策模式已經刻不容緩。當前基層不時發生社會沖突的另一根源是，地方政府個別官員的尋租行為尤其是官商勾結以及官民之間缺乏溝通導致社會矛盾飆升。

解決流動人口的城鎮化問題是協調利益格局的重中之重

過去近60年，戶籍制度限制了城鄉人口的流動，形成了城鄉分治分割的局面，以致當前面對2億多的進城農民工及其家屬，各地在涉及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時財政上困難重重。農民工是當代中國社會發展領域引發問題最多、解決難度最大的群體之一。農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務權利得不到保護，農村出現大量空巢老人和留守兒童，等等。新生代農民工對工作權利、公民權利、與城里人平等地位的追求等，成了當前社會發展的難點問題。近期農民工及其親屬與屬地居民之間頻繁發生的沖突提示我們，農民工問題若處理不好，會成為未來中國社會不穩定的主要因素。2011年，中國城鎮人口已經超過總人口的50%，在推進城鎮化過程中，要及時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從公平公正和長遠發展設計征地制度。

完善利益格局要進一步厘清政府、市場與社會之間的關系

政府最應當做的是，建立合理的利益格局，鼓勵公眾參與社會生活。只有真正保護了弱勢群體的基本權利和人們的合法利益，每個人在社會生活中才會發揮得自己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關注公共事務，形成社會合作，整個社會秩序才能夠逐步建立起來。當前，要堅持市場化改革的基本方向，通過打破“特殊利益集團”來深化經濟體制、社會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的改革，尤其要打破資源和權力壟斷，約束公權力的無限膨脹，通過合理的制度駕馭資本，鏟除權貴資本產生的土壤，建立官民互利機制。除了進一步厘清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還要進一步厘清中央各部門在涉及相關社會事務中的部門利益關系、慈善捐贈體制、國際社會組織管理、社會組織改革與發展等一攬子問題。只有合理的利益格局才能造就平等的社會環境和充滿活力的參與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