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出現了一個相對獨立于政治領域、經濟領域和文化領域的社會領域，這個領域以人的生活為中心。如何認識和引領這一新領域，并構建與之相適應的科學管理體系，已成為一個重大課題擺在我們面前。我認為，至少應包括如下幾個體系的構建。

構建城鄉一體化的公共服務體系

構建城鄉一體化的公共服務體系，是涉及13億人的切身利益與權益的民生民權工程，是執政黨服務社會、贏得民心、鞏固政權的最基礎的工作。它包括：就業、住房、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文化教育、社會治安等民生事務，也包括利益訴求表達、利益協調等民權事務；既涉及城市人口，也涉及農村人口和生活在城市中的流動人口。黨中央在“十二五”規劃中，對此項工作作出了原則性、方向性的規劃，要求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逐步完善符合國情、比較完整、覆蓋城鄉、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

構建社會組織管理體系

“單位人”變為“社會人”，并不意味著“社會人”不需要組織了，而是需要一種新型的組合方式，即從傳統的以同質性為特征的行政組合轉向現代社會以異質性為特征的志愿互助組合，于是一種有別于政治組織和經濟組織的社會民間組織形式便應運而生。社會組織以其非營利性、公益性、自愿性、互助性等顯著特征，滿足著社會人員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生活等多方面的需求，成為社會人員有效組合、自我服務的嶄新形式。

由此可見，社會組織有著巨大的發展空間和發揮作用的廣闊舞臺。黨中央對此提出了“培育發展和管理監督并重”的方針，這一方針如何具體化？目前對于社會組織，基本上實行的是“分級登記、雙重管理”的模式，要求每一個社會組織首先必須找到一個黨政部門作為日常主管，然后才能由民政部門登記入冊。這種高門檻的入冊手續，在社會組織發展初期，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然而在社會組織大發展的今天，卻造成了很多社會組織由于找不到“婆家”，而處于“非法”狀態，游離于監管之外。因此，必須改變這種“重登記、輕管理”、“重行政管理、輕依法管理”的慣性思維與做法。首先，改革雙重管理體制，實行登記備案制。目前，不少省市已宣布，社會組織可以直接向民政部門申請登記，取消業務主管單位審批。這是降低門檻，大力培育扶持社會組織發展的第一步。第二，制定社會組織管理法律法規，實行依法管理，建立健全司法監督、行政監督、輿論監督和社會監督等全方位的監督機制，提高政府和全社會的監管效力。

構建社區建設與社會領導體系

隨著大量社會人、社會事務、社會組織的涌現，出現了一個不同于原有“單位制”的“社會空間”——社區。社區已成為人們生活、交往的主要場所，成為執政黨服務群眾、維護穩定、鞏固基層政權的嶄新陣地。然而以往“條強塊弱”的傳統，使得街道和居民區無論在物質基礎，還是在人員配備上，都相對較弱，難以應對社區管理和建設。對此，在社區建設中，亟須加大財政投入，整合社會各方資源，培育大批專業社會工作者和志愿者，保證有人辦事、有地方辦事、有經費辦事，形成社區建設的標準化、規范化模式。在社區管理中，街道一級實行黨委領導、政府為主、社會協同、各方參與的共治體制，居委會一級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居民自治體制。在社會工作的領導體制上，由最初的條塊協調聯動、聯席會議等松散的領導體制，發展為建立全面覆蓋的從上到下的社會工作黨委。

構建社會領域黨建工作體系

黨領導社會體制的建立，不僅體現在各級領導機構的建立上，而且更體現在基層黨組織的作用上。傳統基層黨建的特征，一是“條強塊弱”，二是缺乏社會功能，三是缺乏社會化的活動載體與方式。為此，應從以下方面入手，構建社會領域黨建工作體系。

在組織設置上，基層黨組織要從封閉的、縱向為主的單位建黨模式，轉向開放的、縱橫交錯的網絡化建黨模式。社會人、社會組織的劇增以及社會領域獨立性的凸顯，使得黨組織原有的依托場所逐漸弱化，而新的場所，如商廈、樓宇、市場、居民小區等不斷涌現。黨組織只能依托新的場所，采用掛靠建、聯合建、派駐建等多種形式，構建縱橫交錯的社會化、網絡化的大黨建格局。這是黨建工作融入社會、扎根社會的組織保障。

在功能作用上，基層黨組織要從依賴行政手段包攬一切、決定一切，轉向依靠協調和服務的手段整合社會、引領社會。執政黨的具體功能，應隨任務與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市場經濟條件下，黨組織既不能包攬社會事物，又必須引領社會發展，這種引領作用，只能通過協調服務的方式，整合各類資源，通過帶領示范的方式，吸引群眾、凝聚群眾。

在載體與方式上，黨組織要從體制內轉向體制外，從依賴權力手段轉向非權力手段，從單一轉向多樣。基層黨建工作，面對的是轄區內所有人員，這就需要整合轄區內行政、居民區、駐區單位等多種資源，實行多方聯動，達到共建、共享、共贏。各地創建的“綜合服務站”、“溫馨家園”等，便是整合政府、群團、黨組織資源的新載體與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