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眾所周知，契約論思想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契約論思想從伊壁鳩魯最初的系統闡發到20世紀羅爾斯《正義論》的新近闡述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階段，契約論思想本身也成為西方政治思想中不可或缺的一種理論。啟蒙運動后，契約論思想一度為西方憲政精神和民主政治的發展起過重大推動作用。21世紀的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肩負著特殊的歷史使命，也面臨著全球化時代與信息時代的諸多挑戰。風險共生的21世紀，伴隨著后工業社會的到來，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必須充分結合中國國情，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得以實現新的闡發。契約論的中國式闡發不失為啟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之路的諸多理性選擇之一。 關鍵詞：契約論；人類生存狀態；民主政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一、契約論的理論闡述——盧梭與羅爾斯的對話 曾經讀到政治學家俞可平先生的《政治與政治學》一文，其中將政治哲學分為幾個階段，主要包括古希臘羅馬時期的政治哲學（強調神性與世俗性的統一）到中世紀的政治哲學（神學主導政治哲學的視野）再到近代尤其是資本主義在西方產生之處（啟蒙運動時期）的政治哲學（強調理性的光輝，突出世俗性，從神走向人），再到行為主義政治學（戴維·伊斯頓《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阿爾蒙德與維巴的《公民文化——五個國家的政治態度與民主制》、亨廷頓的《變革社會的政治秩序》）興起以及政治哲學著作（諸如薩托利的《民主新論》以及代表后行為主義時代興起的政治哲學大作即羅爾斯的《正義論》）叢生的20世紀。 西方政治思想中充斥著諸如自由主義、契約主義、無政府主義、社群主義、馬克思主義以及新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等諸多理論流派。而諸多理論流派中思想承前啟后的并且對現代政治發展起到重要影響的可謂契約論了。契約論的基本論點，把國家的產生說成是人們相互之間或人民同統治者之間相互訂立契約的結果，即國家是共同協議的產物。這種學說既用來說明國家起源的必要性，也說明國家內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關系的合理性。這是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最有影響的關于國家起源的學說。 社會契約論的思想淵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伊壁鳩魯明確提出了社會契約的思想，認為國家和法都是基于契約的產物，是關于人類福利的約定，目的是免除人們相互之間的侵害。伊壁鳩魯堪稱契約論思想的最早表述者，后來伊壁鳩魯思想的忠實繼承者古羅馬杰出的無神論者和契約論者盧克萊修又用契約論的觀點解釋了國家的起源并且第一次詳細的描述了原始的自然狀態。契約論思想到啟蒙運動時期又開始引起政治學思想家們的注意，十五六世紀一些反暴君派的貴族思想家系統地論述了契約論思想，把它看成反抗非正義統治的根據。契約論最盛行的時期是十七八世紀。主要代表人物有荷蘭的J.阿爾色修斯、H.格勞秀斯和B.B.de斯賓諾莎，英國的T.霍布斯和J.洛克、德國的S.von普芬多夫、法國的J.-J.盧梭。其中格勞修斯的《戰爭與和平法》較為全面的闡述了其政治學思想包括社會契約論的思想；霍布斯的《利維坦》以及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則從不同的人性視角和理論假設出發對國家起源前的自然狀態進行論述。荷蘭唯物主義哲學家和激進的政治思想家斯賓諾莎則認為建立國家是理性的需要，這可以指導人民過和平安定的生活。斯賓諾莎的社會契約論比格勞修斯以及霍布斯的社會契約論思想不僅在形式上更加完整，而且內容上也更加進步。正因為如此，他和費希特一起被馬克思稱作“道德領域內的思想巨人”。當然契約論思想的闡述中讓我感觸最深的是兩位政治思想家，即盧梭和羅爾斯，他們分別在《社會契約論》和《正義論》中闡述了自己關于自然狀態的觀點以及契約論思想。我在閱讀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和羅爾斯的《正義論》后發現，二者遵循不同的邏輯路線，從不同的自然狀態描述手法與內容出發演繹自己的契約論的思想。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更注重實踐價值，而羅爾斯則更傾向于理論的精密性和邏輯的嚴謹性，羅爾斯的理論演繹更為精巧。 從自然狀態到社會狀態這一人類生存狀態的變遷，從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到市場經濟發展的理性主導，社會經歷了復雜的歷史變遷。盧梭認為，由自然狀態向社會狀態的跨越標志著一個道德的與集體的共同體以及一個公共的“大我”的產生。盧梭進一步認為合法的社會絕不是建立在強力或強制服從基礎之上的，因為強力并不等于“權力”，也不等于“權利”，只有公正平等的社會契約，才能為國家的權力和權利的合法性提供基礎。 盧梭對于“公意”的論述與羅爾斯的《正義論》中對“無知之幕”的論述一樣，構成了各自社會契約論思想的重要理論假設。從上述論述中，我們可以清晰的發現，契約論從根本上是關于國家起源的一種理論假設，該理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各有特色，內容和形式上都逐漸得以完善。1971年發表的《正義論》可謂契約論思想的新穎成果，代表了當前政治哲學發展的較高水平。 契約論的實踐意義更應該體現于其對于民主政治發展的貢獻，無論是盧梭還是洛克或羅爾斯等人的契約論思想都反映了一種民主政治的價值取向，細心閱讀后會發現，這也許是眾多契約論思想家的共性。哪怕是利維坦的作者霍布斯在強調君主統治的主權不可分割時，也同樣堅定的主張“人類是平等的”這一基本論據。因此，自由、民主、平等等價值貫穿于契約論思想發展脈絡的大部分，并在近代資本主義產生與發展后的西方政治思想中得以凸顯。契約精神在當代或許早已或本就不是國家起源的正確假設，而只是為了某種政治目的或理論演繹的一種理論假設而已。科學的國家起源思想應該從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中找到正確答案。但是這不能成為否定契約論價值的論據，因為我們知道契約論產生之初的時代是古希臘時代，契約論的論據中關于自然狀態的唯物主義的論述已經頗有實踐與理論價值，此外從某種層面上說契約論思想為國家的合法性尋求了在那個時代較為科學合理的理論依據。因此，我認為評價契約論需要從客觀的歷史唯物主義視角加以分析，并公正的闡述其學理價值和實踐意義之所在。 二、當前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他山之石——契約論的中國式闡發 關于民主政治的發展，可以說貫穿于政治思想史的始終，直到21世紀的今天民主依舊是政治發展的理想追求。民主從最早的古希臘羅馬時期城邦時代最原汁原味的“大樹底下的民主”，到現代程序民主和代議民主的建構呈現出民主的價值的同時，更讓我們清晰的看到政治發展的實際演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