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進程中的中國崛起

佚名

一，導言:和平崛起的兩個條件

到目前為止，和平崛起，是中國給予世界的一個單方面承諾。但這個承諾能否兌現，與中國自己的民主進程有關，也與其它世界大國的外交政策有關。和平不完全取決于中國單方面的行為，因為戰爭與和平總是多邊行為的結果。這是本文的主要論題。

在西方，首先是在美國，對中國崛起的和平前景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種是樂觀主義態度，另一種是悲觀主義態度。國際政治理論中的自由主義者一般持前一種態度，而政治現實主義者，特別是進攻性現實主義者持后一種態度。

某些政治自由主義者宣稱，民主國家不會對其他民主國家發動戰爭1。有的“民主和平論”者把民主國家不打仗的命題稱為公理性命題，或者稱之為“經驗規律”：他們發現，在150多年里，民主國家之間沒有爆發過戰爭2。按照他們的邏輯，只要中國以民主的方式崛起，和平是可以期待的，因為對中國崛起十分敏感的大國都是民主國家。因此，中國對和平崛起的承諾，也就是對國內民主化進程的承諾。

進攻性政治現實主義理論家對中國的崛起則充滿憂慮。以他們之見，國家只有大小之分，沒有好壞之分。大國就象爭奪王位的公猴，快速成長的年輕公猴永遠都是王位的挑戰者。要完成王位更迭，殘酷的搏斗是不可避免的。說得更明白些，老猴王“美國將竭力阻止中國獲得地區霸權，因為美國不能容忍世界上存在與之匹敵的競爭對手。其結果便是中美之間激烈而危險的安全競爭，這種安全競爭類似于美蘇在冷戰期間的那種對抗。”3按照這種悲觀論調，中國只要崛起，就不可能是和平的。

片面是理論家的利刃，片面才能深刻透徹；而全面則是戰略家的本事，全面才有選擇空間。《中國大戰略》的兩位美國作者在某種程度上接受政治自由主義邏輯，但也充分估計到了政治現實主義的影響。他們對中國的崛起嚴重關切，承認“怎樣對付中國的崛起是美國在21世紀初面臨的最嚴重挑戰之一。”原因是象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崛起，“會使國際體系中各大國間的相對權力關系發生根本性變動”，而“權力轉移的結果往往是爆發‘全球戰爭’——戰爭的一方是在國際體系中起著重要的維持秩序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國家，另一方是試圖直接或間接地向國際體系的權威和規則挑戰的新興國家。”4

這種戰爭會不會發生，取決于未來中國采取什么樣的大戰略，而未來中國將采取何種戰略，又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中國國內政治事態的發展，一個民主的中國比一個“專制的”中國更容易對話；二是美國對中國采取何種戰略，對話的戰略比先發制人的遏制或綏靖戰略更能防止中國轉向“更加驕橫和好斗”，從而“減少發生天下大亂的可能性”。5

因此看來，至少需要滿足兩個條件，中國才有可能和平崛起：第一，中國以民主的方式崛起；第二，其它世界大國，首先是美國，不以“老猴王式”的進攻性現實主義看待中國崛起。第一個條件是國內條件，第二個條件是國際條件。在這兩個條件里，第一個條件更為重要，只要中國滿足了第一個條件，向世界兌現了自己的承諾，喪失和平的責任便不由中國承擔。

從1979年開始的中國崛起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分權化崛起階段，第二個是民主化崛起階段。根據威權落差與權威距離正相關關系理論，這兩個階段的崛起都以和平為取向。中國已經基本完成了分權化崛起階段（標志是中國已經從全權政體轉變為威權政體），并向世界證明了她的和平意愿和維護世界和平的決心；在未來的民主化崛起階段，中國的和平傾向只會進一步增強。

二，非民主崛起的非和平性

一個大國只有以民主的方式崛起，才可能和平崛起。這是對中國和平崛起第一個條件的命題式表述，這個命題需要論證。

首先要說明，民主崛起并非和平崛起的充要條件，而只是必要條件。具備這個條件，一個大國的崛起未必是和平的；缺少這個條件，一個大國的崛起一般不會和平。一個大國的民主崛起能否和平，要看它崛起的國際環境。按照“民主和平論”的假設，當一個大國在“民主地帶”以民主的方式崛起時，和平是可以指望的，比如日本和德國在二戰后的崛起；當它在“專制地帶”崛起時，則很難避免戰爭，比如大革命中的法國遇到歐洲君主國聯盟的圍剿，而獨立戰爭后的美國則不得不進行美西戰爭。

不難證明：一個大國如果不以民主方式崛起，則無論在何種國際環境中都難以和平崛起，其結果如果不是和平中斷（比如德國崛起引發的兩次世界大戰），便是崛起夭折（比如蘇聯在冷戰中的衰落），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比如二戰時的德國和日本）。這既有自身原因，也有他國的原因。自身原因下文重點闡述，他國的原因可以簡要表述如下：如果一個正在崛起的專制大國的周邊環境是“專制地帶”，其他專制國家必然要通過戰爭來阻止世界權力的重新瓜分，這正是拿破侖稱帝后發生在歐洲的故事；如果正在崛起的專制大國的周邊環境是“民主地帶”，民主國家與專制政權的相互敵視使得它們如果不是處于熱戰狀態，則必定處于冷戰狀態：西方民主國家與希特勒的德國進行熱戰，與二戰后的蘇聯展開冷戰。

論證民主國家之間的休戰與論證專制國家與一切國家處于戰爭狀態幾乎是一回事，關鍵是要論證民主國家的和平屬性和專制國家的擴張本性。德國哲學家康德是最早進行這方面論證的人。根據美國“和平民主論”者對康德思想的概括，非自由民主國家的對外政策同其國內政策一樣，充滿侵略性和不公正性，因為君主不承擔發動戰爭的代價；而在共和政體里，公民不僅親身感受，還要親自承擔戰爭代價，除非戰爭的目的是保護他的自由和財產，對付共和政體的敵人，他們是不愿參戰的。康德還相信，在共和政體里，隨著文化的成熟和人們的原則更加一致，人與人之間會增進相互理解并能實現和平6。可見，康德的論證從制度和文化兩個層面展開，這也是當代美國“民主和平論”提倡者們的論證路徑。邁克爾·斯溫和阿什利?特利斯就認為，“民主和平論”者所提出的種種論證歸結為一點，“就是認為：民主的國家不會由于國家結構和制度規范方面的原因相互作戰”。7幾位中國評論者也有類似看法，認為某些理論家對“民主和平”的論證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自由民主制度的約束；一是相關規范和文化造成的自律（或戒律），但他們并非都同意這些論證。8

所有這些論證都是好的，但如果有反面的論證則更好。所謂反面的論證，就是對非民主政體擴張本性的論證。僅僅說專制者不承擔發動戰爭的代價是不夠的，事實上，政體的集權程度與其擴張傾向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我在拙著《頭對著墻－－大國的民主化》一書里提出了一個權威落差與權威距離成正比的假說。權威落差指的是一個國家里中央集權和個人集權程度，權威距離指的是一個國家從權威中心到邊境的距離，也就是一個國家的幅員。這個假說表明，一個國家權力越集中就越有擴大其國土面積的欲望，我把這種擴張或侵略傾向稱為“谷倉結構原理”：一個谷倉堆得越高，為了穩定，必須把谷倉的底部伸得越遠。9拿破侖皇帝曾對這種谷倉結構原理下過一個準確的注腳：

“我的權力仰賴于我的榮耀，而我取得的勝利則給我帶來了榮耀。一旦我不再以新的榮耀和新的勝利來滋養我的權力，我的權力就會喪失。征服造就了我本人，也只有征服才能使我保住自己的地位。”10

還有另外幾個歷史案例為谷倉結構原理作過注腳。第一個是中國春秋時的秦國，它是春秋后期最早實行郡縣制中央集權體制的國家，也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軍國主義諸侯國，其結果，擴張成了秦國歷代君主至高無上的國策，并最終征服了中國全境；第二個是希特勒的德國，當魏瑪共和國的民主政體被納粹黨顛覆之后，德國政權的集權程度和擴張沖動便相互推進，并在希特勒的個人集權和德國軍隊的侵略范圍都達到極限時一起崩潰；第三個是薩達姆的伊拉克，先是薩達姆在國內實現了哈里發式的專制統治的夢想，接著是當代哈里發薩達姆拿科威特祭刀，要實現光復巴比倫帝國、統治整個阿拉伯世界的夢想，這些夢想其實是沙漠上的海市蜃樓，最后被美國的導彈風暴吹得無影無蹤。但是，在這三個國家專制政權美杜莎的頭剛剛冒出來的時候，人們還沒有觀察到專制與侵略之間存在的谷倉結構聯系，否則，韓趙魏等國就不會合縱秦國，張伯倫的英國政府也不會綏靖希特勒，老布什總統更不會豢養薩達姆。

從以上的論述很容易引申出下面這個結論：由于集權政體固有的擴張沖動，一個崛起伴隨著集權化的大國很難和平崛起，因為這種崛起方式本身就包含著權威落差和權威距離的進一步擴大，而權威距離的擴大意味著征服和戰爭。

三，中國分權化崛起的和平取向

從上面的討論可以得知，大國的崛起有四種方式：第一，集權化崛起，比如上文提到的我國春秋戰國時期的秦國，伊麗莎白女王時期的英國，拿破侖稱帝時的法國，希特勒時期的德國，薩達姆統治時期的伊拉克，還有在天皇和沙皇治下崛起的日本和俄國，特點是國力的增強伴隨著集權程度的提高；第二種是民主崛起，典型例子是獨立戰爭后的美國和二戰后的日本和西德，這種方式的特點是國家實力的大幅度增長在民主制度基本奠定之后；第三種方式是分權化崛起，政治上的分權化和經濟上的持續增長同時發生，1980年代以來中國第一階段的崛起就是這種方式；第四種方式是民主化崛起，這種方式與第二種方式只有一字之差，但含義卻大不相同：民主崛起是民主與崛起前后相繼，民主化崛起是民主化與崛起同時進行，或者說，一邊崛起，一邊民主化。這應該是中國第二階段崛起的方式。

按照權威落差與權威距離正相關關系假設，當權威落差擴大時，也就是說當一個共和民主政體向集權方向蛻變時，其侵略性會增強（這也可以用來說明霸權外交政策：當一個國家奉行單邊主義的帝國外交政策時，其侵略性會增強，因為它擴大了國際霸權體系內部的權威落差；反之，侵略性會下降）；當權威落差下降時，換句話說，當一個集權政體開始分權并向民主政體演進時，其和平傾向會凸顯。

中國從1979年開始的改革，以分權化為主導，從四個方面展開：1，在個人與政府的關系上，個人自主權大幅度增加；2，在黨與政府的關系上，黨的手臂已經縮短，不再包攬一切，政府不再是傀儡，有了一定范圍內的自主管理權；3，在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上，中央婆婆的腰間不再掛著所有鑰匙，經過20多年緩慢的權力下放，中央集權有了緩解，地方自治權開始生根：首先，在經濟上，地方已經擁有相對獨立的財政自主權，這被西方某些研究者稱為有中國特色的“財政聯邦主義”11，其次，在政治上，一些重要省市開始分享中央決策權，這些省市的黨的書記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4，在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與整個領導集體的關系上，個人專權現象減少，“三個代替”（個人代替中央，中央代替全黨，全黨代替全國），變成了“三個代表”，開始認同決策的科學化與民主化。

這些分權化改革，使中國政體的權威落差下降，從全權政體，落到了威權政體。全權政體是權威落差最大化政體，威權政體的權威落差比全權政體小，但比民主政體大。根據漢娜·阿倫特（H. Arendt）等人關于全權主義政體的定義：它是“一種現代專制政體，在這種政體里國家無處不在，深入社會一切方面，包括居民的日常生活。一個全權主義政體不僅試圖控制所有的經濟和政治事務，而且試圖控制人民的態度、價值和信仰，抹掉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任何區別。”12 而威權政體，按照這方面的權威理論家林茲（Juan J. Linz）的定義，它是一種既非民主政體，又非全權政體的一種政治體制，它有三個特點：有限的政治多元化，非意識形態化和有限的政治動員。13簡言之，從全權政體到威權政體，政治權力在社會中的絕對支配作用下降。

中國政體在由全權政體向威權政體演變的過程中，在外交上表現出了明確的和平取向，國家意識形態從斗爭與革命哲學轉向和平與發展哲學。意識改變了，看待世界的眼光也跟著改變，接著改變的是外交政策。雖然鄧小平先生在1984年和1985年才完整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主題”的思想14，但他主政之初，其和平外交政策就已經成型，并付諸實踐。1978年，中日簽訂友好條約；1979年，中美關系正常化。鄧小平本人對在他領導下完成的這兩個國際戰略大動作的解釋是：“如果說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首先是亞洲、太平洋地區和平、安全和穩定的因素的話，我想中美關系正常化，對全球的和平、安全和穩定比中日條約的意義更大。”15

因此，在鄧小平的思想里，中國的和平崛起不是問題，成問題的是別國的霸權主義。他說，“我可以明確地肯定地講一個觀點，中國現在是維護世界和平和穩定的力量，不是破壞力量。中國的發展得越強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他接著說，有人認為中國是“好戰”的，這不對，中國最希望和平。我們反對霸權主義，是為了和平，因為霸權主義是戰爭的根源。16

中國的崛起不僅不是對和平的威脅，而是對和平的保障；威脅世界和平的倒可能是象美國那樣的霸權主義國家。鄧小平的這個說法僅僅是政治辭令和外交策略，還是有根據的理性判斷？如國是后者，根據何在？如果這個判斷有根據，“民主和平論”豈不是沒有根據了？美國是經典民主國家，倒可能威脅和平；中國當時還處在全權政體向威權政體的過渡階段，反倒可能保障和平，這在“民主和平”主義者看來，不是天方夜譚，還能是什么？

其實，判斷一個國家的侵略傾向與和平傾向，不僅要靜態地看它的政體類型，還要動態地看其政體的演變趨勢。根據權威落差與權威距離的正相關理論，當一個民主或共和國家向專制國家蛻變時，其侵略性會增強，如古羅馬共和國和魏瑪德國。當一個集權或專制政體向民主或共和政體演進時，其擴張性會下降，和平意愿會增強，遠如歐洲君主專制國家向民主憲政過渡，從昔日世界大戰的策源地，變成了今天反對霸權戰爭的堡壘；近如全權政體的中國與越南，已經跳出了所謂“無賴國家”或“邪惡軸心”的名單。

值得玩味的倒是美國。按照“民主和平論”，它不應該與任何侵略性沾邊。靜態地看待政體性質，完全離開國際格局來解釋國家行為，不能不說是“民主和平論”的兩個閃失。因為前一個閃失，它看不到一個分權化過程中的威權國家的和平傾向；因為后一個閃失，它看不到一個單邊化民主大國的侵略性傾向，即使它的劍鋒只指向非民主國家。一個行使霸權的民主國家，如果表現出某種侵略性，這種侵略性主要不是來源于國內政治結構，而是來源于國際霸權體系。霸權體系也是一種等級權威體系，當霸權國在霸權體系內部擴大其權威落差，比如推行單邊主義時，它的驕橫和擴張性便會顯露。但這種國際專制主義（俄國歷史學家亞?沃爾科夫稱之為“國際極權主義”17）卻會反過來會影響國內政治結構，使民主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和時間里為所謂“國土安全”付出代價。18

可以為鄧小平上述思想作一個注腳的是：美國人執意發動伊拉克戰爭，中國卻在幫助美國促成朝核問題六方會談，盡力避免朝鮮半島局勢惡化。顯然，今天的中國，早已不是朝鮮戰爭時期的中國了。這就說明，只要中國在國力崛起的同時保持權威落差在正常值范圍內的下降趨勢，中國的和平取向便不僅不會改變，而且還可能強化。

四，民主化崛起“和平悖論”的非必然性

迄今為止，中國崛起的第一階段，也就是分權化崛起階段已經圓滿結束，在發展階段上與之對應的是小康社會或者說是次發達工業社會的到來。下一個階段是民主化崛起階段，完成了這個階段，中國將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我這樣寫，在某些批評家看來，很象那個頭上頂著雞蛋或牛奶去市場上販賣的小女孩，一心只算快活帳：蛋換雞雞生蛋，奶變牛牛產奶……沒有看見前面一個坑，結果，一腳蹋空，呱嘰摔一跤，夢想變成了哭泣。那個可能出現在中國崛起之路上的坑，據說便是“民主化”。

本文的基本論點是，民主化是確保中國和平崛起的必要條件之一；但美國的曼斯菲爾德和斯奈德不會同意這個觀點，他們的研究結果有點驚世駭俗：“在民主化的過渡階段，一個國家會變得更富侵略性，更喜歡戰爭，而不是相反；而且這樣的國家還會對民主國家進行戰爭。”19我國國際政治研究界的著名學者王逸舟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引證了上述作者的觀點，并且表示了委婉的同情。以逸舟的見解，在最發達和最落后兩個極端上的國家，不大可能挑起戰爭，“真正危險的沖突地帶，事實上是、邏輯上也只能是介于二者之間的變化中的、朝既定目標轉換的社會（國家）。”20朝什么既定目標？大概便是民主化崛起吧。

為什么會是這樣呢？據說，民主化進程會通過四個機制導致沖突：

“首先，民主轉型本質上帶有試驗性和演變性，容易產生種種不穩定的制度，從而給專制集團（或地位牢固的專制精英）提供機會去推行那些民主制比較成熟的國家的大眾不予認可的政策。其次，民主化進程會使政治領域出現新的贏家和輸家，并刺激輸家采取包括戰爭在內的必要手段來保衛既得利益。第三，舊制度的幸存者和新精英階層爭權奪利常引起一些外國的關注，致使它們向某一方提供援助，有時還導致它們的直接干涉，因為雙方的外國盟友都要使爭斗按照對其有利的條件解決。第四，混亂的民主化進程打開了新的‘思維空間’，使在正常的政治條件下不可能存在的激進意識能夠利用社會上的不滿情緒存在下去并發展成為政治運動，這樣的運動主要因存在敵對狀態和戰爭威脅而得以生存。”21

這個分析看上去非常精致，其實思想很簡單。說白了，分析者是想告訴我們：一個非民主國家本來是一只完好的鴨蛋，民主化使它有了縫，結果引得國內外的螞蟻都來鉆，戰爭就這樣被鉆了出來。這種“民主化侵略危險論”似曾相識，讓我不由得想起托克維爾的一個著名論斷：“對于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22如果我們把這個論斷換個說法：“對于一個專制國家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民主化的時刻”，便不難了解民主化危險論的思想來源了。

我其實不僅贊同而且在別的地方還從理論上論證了“民主化危險期”的觀點。23按照權威落差與權威距離正相關關系假設，分權化和民主化都意味著權威落差的下降。當權威落差下降時，舊政權的侵略性隨之下降，但權威資源也會隨之流失，權威距離也有隨之縮小的趨勢。前者意味著社會有失控的危險，后者意味著國家有分裂的危險。這就是說，民主化雖然會強化政府對外政策的和平取向，但有可能導致國家版圖失去完整和內部失去和平。這種情況發生時，通常可能發生外國勢力介入的干涉性戰爭和本國新崛起的權力精英試圖恢復國家完整和國內和平的戰爭行動。歷史經驗表明，在民主化失敗中興起的新權力精英一般會選擇法西斯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最具侵略性。由于中國的三個特殊性：1，超大型國家；2，多民族國家；3，少數民族按區域居住，呈拼圖式結構，而不是象美國那樣地民族雜居，呈沙拉式結構，中國的民主化風險因此還會增大。

但這并不是說中國的崛起已經陷入了一個“和平悖論”：要和平崛起，必須以民主化方式崛起；而以民主化方式崛起，又會遭遇好戰瓶頸，從而葬送和平。如果這個悖論不可逾越，中國的和平崛起只能是畫餅：要崛起就不能和平，要和平便不能崛起。幸好這個悖論其實是假的，它只具有或然性，并不具有必然性。實際上，上文所引的美國戰略家邁克爾·斯溫、阿什利·特利斯關于民主化進程四個沖突機制的描述，也完全適用于中國從全權社會向威權社會轉型的分權化過程，但中國在轉型中不僅沒有變得“更富侵略性”，反而變得更容易對話，更富責任感。中國的理智和克制在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以及中美撞機事件的善后處理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中國的善意和責任感在撮合“朝核問題”六方會談的過程中也得到了有關國家的認可。

如果進一步考察被稱為“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民主化侵略論”也經不起檢驗。無論是完成了從威權社會向憲政民主社會過渡的國家和地區，如韓國、印尼、臺灣、巴西、墨西哥，還是從全權社會向憲政民主社會直接過渡的蘇聯和東歐諸國，沒有一個國家在轉型過程中變得更好戰，更沒有侵略過別的國家。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俄國。沙皇時期的俄國和全權時期的蘇聯都是極富侵略性的。蘇聯軍隊的鐵蹄蹋平過匈牙利和捷克等衛星國的離心傾向，民主化過程中的俄羅斯卻讓14個加盟共和國和平獨立。唯一可能有爭議的國家是南斯拉夫，這個問題過于復雜，暫不討論。

這樣說來，曼斯菲爾德和斯奈德的結論莫非是無中生有？那也不是。他們的研究成果與他們選取的研究樣本有關。他們研究的是1811－1980年間的國際戰爭，從中測試民主化與戰爭之間的關系。在這個時段上，即使民主化國家對外進行的戰爭多于其他國家，那也不足以說明這個發現具有可預測性。為什么在第三波民主化國家中觀察不到類似現象？我的假設是，民主化國家對外國的反應與其所處的國際環境有關。一般來說，在地緣上專制國家占優勢的環境中（即所謂戰爭地帶）進行民主化的國家，容易好戰，比如大革命時期的法國和獨立戰爭后的美國；在地緣上民主國家占優勢的環境中（所謂和平地帶）進行民主化的國家，傾向于和平，比如90年代民主化的蘇聯東歐。如果這個假設成立，可以推論的是，第二波民主化比第一波和平，第三波民主化比第二波和平，第四波呢，應該更和平。因為越往后，民主國家越多。

但這并不等于說未來中國的民主化只有蜜月的甜美，全無臨盆的陣痛。事實上，因為國家大，中國大規模民主化失控的風險也大；因為民族多，而且以塊狀分布，民主化導致國家分裂的可能性也不小。這可以從蘇聯東歐國家民主化后果得到驗證：蘇聯是民族最多規模最大的國家，分裂得最嚴重，其次是南斯拉夫，分裂為5個國家，再次是捷克斯洛伐克，分裂為兩個國家；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民族統一性較高，保持原狀；東德和西德是一個民族被分割成兩個國家，在民主化中反而完成了統一。中國的民主化既要防止發生蘇聯式的分裂，還要完成東西德式的統一，這顯然是高難動作。如果中國的民主化不能完成上述任務，還造成社會動亂和國家分裂，那便會誘發國內戰爭狀態，并最終可能導致新強權政權的產生。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可以說這個國家變得更富有侵略性，并讓崛起變得不和平。

正是因為有這個擔憂，中國在分權化崛起階段，在經濟上下放權力的同時，在政治上實行新權威主義；并且應當在民主化崛起的起步階段，在政體改革之前，先進行國體改革，把鄧小平開創的復合制國體在更大范圍內試點，實行政治上的地方分權制，其目的是未雨綢繆，在民主化浪潮到來之前，先修好“防汛工程”，讓民主先限制在基層和地方上進行，防止“文革式”的“大民主”給中國造成新的破壞。關于這個論題，我有專著（《頭對著墻－－大國的民主化》、《聯邦化》）和專文（《總統制與分權制的政改思路》）探討，此處不再贅述。

五，世界權力和平轉移的可能性

即使象分權化的經濟改革在中國取得成功一樣，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也將在中國取得成功，能否確保中國和平崛起？不一定。24因為中國的崛起不同于新加坡或韓國的崛起，后者不大可能改變世界政治格局，至多改變一下世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排行榜位次，而中國的崛則起將使國際體系中各大國間的相對權力關系發生根本性變動，這種變動據說往往會誘發“全球戰爭”，戰爭的一方是原有的霸權國家，另一方是新崛起的挑戰國。

對政治現實主義，特別是對進攻性現實主義深信不疑的人根本就不相信中國有和平崛起的可能。在他們看來，民主國家之間的零戰爭只是“隨便的預測”25，即使是一個完全由民主國家構成的國際體系也會發生驕橫的行為，甚至會發生戰爭，因為許多民主程度不同的國家會由于國家利益的不同而發生沖突，正如今天不同的國內政權會由于國家利益的對立而產生偶然的爭吵和戰爭一樣。26

某些研究霸權周期的專家還證據確鑿地說，所有新崛起的國家（只有一個例外－－對這個例外我們下面再討論－－本文作者注）都在世界權力轉移期間卷入戰爭，“一個國家上升到國際體系的頂峰是進行霸權戰爭的結果，它的頂峰地位將繼續到權力增長的不平衡性導致新挑戰國的出現。這些國家通過對處于支配地位的大國或其他國家采取政治行動使新的世界戰爭爆發，而新的世界戰爭又啟動了新一輪霸權周期。”27

我們可以將這種理論稱為世界戰爭宿命論，以及新興國家原罪論：只要世界權力轉移，必定發生戰爭；只要發生戰爭，責任必在新崛起國家一邊。這顯然是現任世界霸主代言人的理論，正是這種進攻性現實主義的偏見才是妨礙世界權力和平轉移的主要思想障礙。對于他們的理論不利的“民主和平論”，即使是“零例外”，他們也要將其斥之為“隨便的預測”；對于他們有利的權力轉移戰爭論，即使有兩個重大例外，也可以在各種托辭的武裝下拒絕承認。

兩個所謂“例外”，一個是上世紀中葉英國霸權向美國霸權的轉移，另一個是上世紀末葉蘇聯霸權的結束和美國霸權的延續。他們對前者的解釋是，英美之間的權力轉移并非沒有打戰，那次轉移打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如果把繼任霸主美國拯救前任霸主英國，向法西斯國家宣戰的行為也叫著霸權戰爭的話，那豈不是可以把兄弟之間的施愛叫做驕橫？權力是從英國向美國轉移，并非從軸心國向美國轉移，美國為何要發動戰爭向并不具有世界權力的國家要權力？二戰的起因既不是老霸主的頑固，也不是新霸主的驕橫，這兩個民主國家相親相愛，而是法西斯國家的侵略，根據什么認為即使民主化以后的中國一定會驕橫？至于蘇聯向美國和平轉移世界權力，則被解釋為某種“獨特原因”，是蘇聯國內政治抉擇的結果。28其實這個案例正好可以用來證偽民主好戰論，因為不是別的，正是蘇聯的民主化防止了權力轉移戰爭。如果這個“例外”可以找出獨特原因，還有什么例外不能找出獨特原因？如果連最近一個世紀兩次最重大的世界權力的和平轉移都可以算作例外，還有什么在例內？

實際上，霸權戰爭宿命論者所依據的政治現實主義的理論基礎之一已經發生變化，而他們還沒有察覺，或者察覺了，還不愿承認。政治現實主義有三個主要的理論基石：首先是霍布斯的戰爭狀態或者叫做無政府狀態假設；其次是自利主義的人性假設；第三是地緣政治學的有限生存空間理論。無政府狀態未必一定導致戰爭，它還可以推動國際機制的誕生；自利主義也未必一定造成沖突，它還可以推動合作的進化。如果把政治現實主義和地緣政治學的兩個三角形拼接成一個菱形，那它們共同的那條邊便是權力的核心價值。讓我們來對照一下地緣政治學創始人之一費里德里希?拉策爾（Friedrich Ratzel）和政治現實主義大師漢斯·J·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的兩段關鍵的話：

拉策爾說，為了發展，國家必須確保充足和合適的生存空間，這是國家權力的基本組成部分。國家擁有的這種權力越多，就越有可能攝取統治地位。國家的主要目標被視為是追求權力。29

摩根索說，象在所有政治中一樣，權力欲也是國際政治中的顯要因素，因此，國際政治必然是權力政治。30權力是一股未經馴服的野蠻力量，它知道自己的強大就是法律，自己的擴張就是唯一的正當理由。31

他們對權力的珍視，都與國家邊界有關。在拉策爾看來，國家邊界是要擴張權力并想成為世界強國的國家的障礙，為此，那些要成為具有影響力的國家，就必須摧毀別人的國界并進行領土擴張32。在摩根索看來，國家邊界是既定的，國家權力競爭必然導致的結果是權力均衡。他指出，“一些國家無論試圖維護現狀還是推翻現狀，都表現出對權力的追求。這種權力欲勢必導致所謂權力均衡態勢和旨在維護這種均衡的政策。”33

雖然這兩個人不同代，但卻象同一個擂臺上的兩個拳手，一個代表霸權國出戰，另一個代表挑戰國出戰。一個要維護自己占統治地位的國際權力均勢，另一個要打破與自己實力不相稱的國際均勢。如果事情就象他們所主張的，那么，世界權力的轉移就不可能和平。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權力從英國向美國的和平轉移以及蘇美兩個超級大國雖然揮拳相向，但拳頭卻始終沒有落在對方身上的核威懾下的和平啟發了人們的思路，使作為盎格魯－撒克遜世界霸權的挑戰者的歐洲大陸開始出現新的思想流向：通過和平轉移世界權力。

作為這種思想景觀一部分的地緣政治學也從發源于德國的戰爭地緣政治學，轉向在法國重新興起的和平地緣政治學。法國地緣政治學派不喜歡國界。早在兩次大戰之間，法國的地緣政治學家就表現出和平傾向。他們認為現實存在的國界是“血腥而貧瘠的邊境”，它將變成“富裕而輝煌的通道”。法國地緣政治學家阿爾伯特·德芒戎（Albert Demangeon）在其名著《歐洲的衰落》里指出，國家本身并不是一個自主的地緣政治實體，而只是一個更廣泛的地緣政治整體中的一部分。具體地說，歐洲大陸是一個整體，國家構成這個整體的各個部分。他認為，世界上最為重要的兩大地緣政治實體是北美與遠東，分別由美國和日本控制，如果歐洲各國能夠求同存異，歐洲有可能成為第三個地緣政治實體。這個思想到了歐共體誕生后的70年代，被新一代地緣政治學家表述為“聯合”的概念，用來代替德國地緣政治學中的“權力”概念。34

法國地緣政治學里的“聯合”概念，類似于法、德哲學家們所稱謂的“世界內政”思想，這種世界內政思想在歐盟管理模式上得到體現，該模式被主張歐洲復興的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和德里達（Jacque Derrida）稱之為“超越民族國家的管理”模式。35雖然兩位哲學家沒有指明他們主張的歐洲復興是什么意思，但他們的批評者卻道破了天機：他們設計“后民族格局”的超國家模式，目的在于建構又一個超級大國，一個尋求與美國平起平坐的“歐洲民族國家”。36這一點在學者們那里似乎不好意思說出口，但在政治家那里則無庸諱言，歐盟委員會主席普羅迪明確指出，歐盟的一個主要目標是建立“一個和美國平起平坐的歐洲大陸上的超級大國”37。

很顯然，如果歐洲“后民族格局”的超國家模式獲得成功，歐洲人采取了聯邦式政治結構，就將出現第三個世界權力和平轉移的“例外”：德芒戎所設想的第三個地緣政治實體將出現，美國所擁有的世界權力將部分地向歐洲轉移，至少目前統治世界的美元霸權已經被歐元所分享。這種和平的世界權力轉移也并非是美國樂意看到的，所以，《歐洲史》的作者們克制地寫道：“美國在本世紀的全部歷史中，始終扮演著舊大陸的合作伙伴和競爭對手這樣模棱兩可的角色。……華盛頓以贊許的目光看待歐洲終于能夠掌握自己的政治命運，可是，美國極力阻礙歐洲經濟力量的上升。”38如果這本書是在伊拉克戰爭期間或之后寫的，某些措辭可能需要修改，華盛頓看待歐洲掌握自己政治命運的目光不再是贊許，更可能是憤怒。

本文簡短的結論是，如果世界權力過去發生過，現在仍然在發生和平轉移的情況，中國的和平崛起便是可以期待的，只要中國在民主化崛起的過程中保持政治穩定。假如政治現實主義者們不喜歡這種情況發生，那承擔戰爭責任的便不是中國。

注釋：

1參見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中文版第15頁，王義桅、唐小松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年4月第1版，上海。

2 參見詹姆斯·多爾蒂、小羅伯特?普法爾茨格拉夫（James Daugherty and Robert L. Pfaltzgraff）：《爭論中的國際關系理論》（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中文版，第340-341頁，閻學通、陳寒溪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2003年1月，第1版，北京。

3 同注1，前言部分第39頁。

4 [美]邁克爾· 斯溫、阿什利·特利斯：《中國大戰略》（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中文版，第1頁，洪允息、蔡焰譯，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北京。

5 同注4，“前言”第Ⅷ頁。

6 這是邁克爾·多伊爾（Michael W. Doyle）對康德思想的概括，出處同注2，正文見第340、341頁，注釋見367頁的注231，368頁的注243和244。

7 同注4，第161頁。

8 參見下述3篇文章：a，李少軍：《評“民主和平論”》一文，載《歐洲》雜志1995年第4期；

b，王逸舟：《國際關系與國內體制--評"民主和平論"》，電子版載中國國關在線http://www.irchina.org/xueren/china/wyz.asp?cataid=29；

c，周言：《威脅世界和平的"民主和平論"》，載“華人評論”網站，http://www.acwang.com/acwnews/acwnews01q1/gdplnews/pl0102291.htm。

上述3篇文章從理論論證到政策立場都對“民主和平論”持批評態度，雖然強烈程度略有不同。拜讀3篇大作后，給我的印象是，文章作者不是因為不同意該理論的理論論證而反對它所服務的政策立場，而是因為反對它所服務的政策立場而反駁它的理論論證。由于政策取向迫切，對“民主和平”的反駁自然根基不深，有的反駁顯然經不起再反駁。

必須指明的是，3位作者當時的寫作意圖值得稱道，其目的是為中國的國家利益服務，反對美國政府把“民主和平論”當作新干涉主義的理論武器到處揮舞。同樣要指明的是，中國的國家利益也有短、長期之分。在我們的討論所涉及的論域里，中國的短期國家利益是，在中國未完成民主化前，反對美國用“民主和平論”干涉中國內政；中長期利益是，在中國推進民主化的過程中和完成民主化之后，支持美國政府里的自由主義者運用“民主和平論”理性看待中國崛起。因此，作為戰略研究者，應當把反對一種理論和反對一種理論的某種運用區分開來，前者要持科學態度，后者要有戰略眼光。

9 吳稼祥：《頭對著墻－－大國的民主化》，臺灣聯經出版公司，2001年7月版，第7章。

10 引自〖美〗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中文版，王保存等人譯，求實出版社，北京，1988年版，第163頁。

11 參閱加布里拉·蒙廷諾拉(Gabriella Montinola)，錢穎一(Yingyi Qian)，和拜利·溫加斯特 (Barry R. Weingast）: 《聯邦主義的中國模式：經濟成功的政治基礎》，載美國《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1996。

12 see The Columbia Encyclopedia， Sixth Edition. 2001. http://www.bartleby.com/65/to/totalita.html

13 Juan J. Linz，“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75)，p.264.

14 1984年5月29日，鄧小平會見巴西總統菲格雷多，在會談中提出世界上的兩個突出問題：一是和平問題，二是南北問題，談話全文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56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北京。1985年3月4日，鄧小平會見日本商工會議所訪華團，在談話更明確提出了當代世界兩大戰略問題是和平與發展的思想，談話記錄見上引書，第104頁。

15 參閱《鄧小平思想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1998年11版，第95頁。

16 引文出處同注14，第104頁。

17 參見該作者2003年1月30日發表在《俄羅斯報》上的“國際極權主義”一文，中文譯文見新華社《參考消息》報，2003年3月3日第3版。

18 美國在未經聯合國授權的情況下發動伊拉克戰爭，引起了許多評論家對美國民主的擔憂。2003年2月25日，梅勒在《國際先驅論壇報》上發表題為“得到帝國，失去民主”的文章，他擔心美國有可能成為“超級香蕉共和國”，軍人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他甚至認為，美國目前已經存在著一種法西斯主義來臨前的氣氛（轉引自《環球時報》，2003年6月27日第14版黃晴文章“帝國不會長壽”）；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塞繆爾?弗里德曼在2003年3月20日的《今日美國報》上發表題為“美國進入‘私有化戰爭’時代”，文章說，“當我們深思美國在沒有聯合國許可的情況下發動侵略的后果時，我們還應當為另一種單邊主義感到擔憂，這就是讓我們公民身份變得無關緊要的單邊主義”。這大概就是國內政治的單邊主義（中文譯文見新華社《參考消息》，2003年3月26日第3 版）；伊戰期間和之后的美國媒體還對美國人在監視下生活的狀況感到不滿，擔心麥卡錫時代死灰復燃（參閱《環球時報》2003年5月30日第7版綜合報道文章“美國人生活在監視之下”）。

19 曼斯菲爾德和斯奈德（E. D. Mansfield and J. Snyder）:《民主化與戰爭》（Democratization and War），載美國《外交》季刊，1995年夏季號（Foreign Affairs，May/Jun，1995）。

20 同注8b.

21 同注4，第163－164頁。

22 〖法〗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舊制度與大革命》（L’ancien regime et la Revolutgion），中文版，第210頁，馮棠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8月版，北京。

23 同注9，第八章：“雪崩反應：崩潰趨勢假說”，第303－302頁，

24 《中國大戰略》的兩位作者邁克爾·斯溫和阿什利·特利斯顯然是同意這一觀點的，他們說過幾乎是同樣的話：“即使中國成功地實現民主化，即使中國在此過程中能避免與民主過渡相關的一切危險的出現，按照韋伯式‘理想模式’的觀點，這個民主的中國仍不大可能具有高度合作的意向。這并不是因為中國有什么奇特之處，而是因為民主和平這個觀念本來就不健全。”但我不能同意他們的觀點的是，他們懷疑民主和平觀念，但只懷疑中國的合作意向，不懷疑奉行現實主其它國家的合作意向。上述引文參見注4所引書，第207頁。

25 同注4，第208頁。

26 同注4，第210頁。

27 同注4，第222頁，第216頁。

28 同注4，第222頁。

29 轉引自【英】杰弗里· 帕克（Geoffrey Parker）：《地緣政治學：過去、現在與未來》（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中文版，第24頁，劉從德譯，新華出版社，2003年1月版，北京。

30漢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國家間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中文版第43頁，徐昕、郝望、李保平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北京。

31 同上書，第14頁。

32 同注29。

33 同注30，第220頁。

34 同注第69頁、70頁，以及第76－77頁。

35德里達、哈貝馬斯：《論歐洲的復興》，中文譯文見《讀書》雜志2003年第7期，第70頁，曹衛東譯。

36 匈牙利作家Peter Esterhazy的言論，參見曹衛東“后民族結構與歐洲的復興”一文，《讀書》雜志2003年第7期，第6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