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過觀察福區政府與福街草根商會長達八年的互動歷史與現狀，探討權利平等性是國家與社會協商民主的主要前提、權利正當性是兩者互相賦權的主要條件的現實路徑。草根商會通過自身偏好轉換主動接近國家，以民主協商方式擴展自身合法性，從而在維權活動和政治參與方面更具有實效；國家通過主動轉換偏好接近社會，在政策制訂和社會動員方面獲取更廣泛社會認同。國家與社會通過協商民主，相互賦予對方生存與發展所必需的權利，以有效避免潛在的沖突。

[關鍵詞]平等性；正當性；協商民主；相互賦權

一、問題的提出

1、沖突：草根商會對政府的“憂慮和擔心”

改革開放以來，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管理型政府，向著服務型政府不斷進行角色調整和功能轉換。然而，社會政治化和政治社會化的時代浪潮似乎一浪緊過一浪地沖擊著舊有觀念和傳統思維：政府到社會這種單向線型的服務型理念，盡管一定程度上能緩解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張力，但一定條件下也會引發國家與社會潛在的沖突。南方市福街草根商會的興起就是這樣的實例。

南方市成為特區之前，福街[①]屬于金州地區寶安縣金城公社的一大塊農田；1981年成立特區后，1983年它劃歸北埗工業辦事處（1984年易名北埗管理區）。

“福街所在地方，原來叫北埗管理區，那時還沒有福區區，福區區是1990年9月時成立的。當時的北埗管理區，沒有什么人來，所以，中央把中央部委的一些企業遷到這里，劃撥土地給他們。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這里的成本不斷增高，他們搞不下去，就大多遷到關外了。而廠房就租給了一些商家來經營。”[②]

慢慢地，計劃中的工業加工區開始了向商業經營區的第二次轉型。

“當時，政府不看好這一塊商業街，不樂觀。福街是工業廠房，后來97年允許改成商業用。當時順電因不批改造為商業用區而停了三個月。執照辦不了，商家通過關系疏通才能被批準。政府的主導思想不支持，他們的想法是把商業中心遷移到市中心。萬佳是94年9月份進入福街的。順電是94年4月份進入福街。萬佳倉儲式模式打破了傳統，租下華聯發的倉庫，大概是在下半年。當時就有人懷疑萬佳能否成功。萬佳95年4月開張，帶來了人氣。其后，很快，其他商家，如國際電子城等也來了。賽格、萬佳、女人世界都很紅火。95年底，這條街開始初步形成，96年大發展，97年膨脹起來。順電、國際電子城、女人世界、萬佳在94年到95年期間打下了底子，96年大家開始來了，97年大家開始搶了。這才基本形成了商業街。”[③]

福街所在區域的第一次轉型，是按照政府的規劃方案，由原來農耕區轉型為“三來一補”工業區。但工業區的遠景規劃沒有如期實現，卻在市場這只無形之“手”的強力下，第二次轉型為經商做買賣的商業區。“國”字號企業大規模撤向關外后，出人意料的景象出現了：清冷的工業區突然熱鬧起來，大批沒人要的閑置廠房成了“搶手貨”，只有一條9路公交車的街道人流急遽暴漲。的確，這條街誠如其名，實在是“福”氣沖天：廠房業主無所事事卻日進斗金，政府不“筑巢引鳳”卻招來巨商大賈，政府投資不多而稅金卻扶搖直上。到上世紀90年代后期，福區政府對福街商業奇跡的既成事實形成了共識，由開始不批準經商、后來任其發展，終于轉變為積極引導。福街商業街改造工程也由此擠身市政府1998年“為民辦實事”十件好事之列。

“當時的福街那條街啊，是一個破破爛爛的幾棟廠房，雖然連成了一條街，但是那確實是一個破破爛爛的，啊，它顯得陳舊。來南方以后，在我的任期內，應該是在公務員的這個隊伍里面，后來我到公務員隊伍里面，最耗的幾年，就是從事了南方市福街的商業改造。哎，大概就是，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噢，大概就是1998年的6月，就開始進入組織落實。它的思想落實應該是在1998年的3月或年初。真正開始，從組織上組閣、組班子是1998年的6月。”[④]

改造福街的善舉，是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富民“計劃”。按照過去多年的習慣，政府做好事老百姓感動還來不及呢，哪里還想到有什么麻煩？事前也就沒來得及再征求商家業主的意見。但是，問題偏偏就出在了這里：商業街是自發的私營經濟膨脹而來，改造前并沒有沒有政府的資金投入和政策傾斜。在這里，業主、商家和顧客之間已經習慣于約定成俗的游戲規則，現在政府一期改造工程要強勢介入，一下子就要打破既有的利益生態平衡。原來一盤散沙成天想著怎么賺錢的業主商家停下手邊的“生意經”，十來家主要大商場的老總們自愿地聯合起來，以發函的形式向區政府“反映情況”。

“我們這個福街聯誼會呢，這個開始的時候，就是有順電啊，有金總，有我。我們有個想法，就是開始我們，嗯，沒有成立聯誼會。開始我們就是一種聚會性質，聚會性質。從98年開始，我們以一種聚會形式，大家互相交流的形式，來輪流坐莊。每個月，比如說，我們所有參加的商家，啊，那么輪流坐莊，一二十人，互相大家經常交流，各商場各單位，他們目前的一些狀況，就是互通信息吧。然后呢到那個時候，根據這個實際情況呢，牽涉到福街第一期改造。就是政府98年開始吧，就是南方市為民辦十件好事，其中就有一個福街的一期改造。我們大家就迫切地認為我們要組織起來。一方面，好維護我們每個商場的正當利益；第二個方面呢，就可以配合政府的各項一些行動。啊，對福街的規劃。另外，就是我們的宗旨是，大家互通信息，互相幫助，互相提高。”[⑤]

福街草根商會從要求和政府商量緊急問題的初衷出發，在政府推行“為民辦實事”的“計劃”中，就這樣自發產生了。當時來福街創業的經理階層，大都有創業精神，知識層次也較高，他們對于“非法”集會的利害關系心知肚明，所以活動僅限于“互通信息，互相幫助，互相提高”。

“福區區政府各位領導：……最近，區改造工程領導小組向福街部分商家初略地通報了商業街改造方案，并準備年底前動工，但我們認為，實施方案中有些很不妥之處，引起了我們極大的憂慮和擔心，覺得有必要及時向區政府領導陳述，希望區政府領導慎重考慮。”（以下正文約萬余字系具體意見，故略不詳）[⑥]

第一封赫然文字署名“福街商家聯誼會”[⑦]的準公函，就這樣矛頭直指當地政府首腦機關，發出了溝通對話的請求。

2、理論：國家與社會在協商民主中相互賦權

中國社會轉型中的民間組織一嶄露頭角即引起國內外學界高度關注，有的從族群角度研究沿海地區傳統民間組織的興起（David Faure ，1986：71），有的則從合作主義角度直面中國民間社團的新現象（王穎等，1993：85-125）。這些研究逐步引發學界從民主價值和管理模式兩個主要角度，展開一場理性界定國家與社會關系，進而完善國家統治方式的學術討論。

首先，民間組織引發了學界對民主價值的再思考。一是國際學界方面。代議制民主制度無法容納草根組織。草根組織在某些場域具備社會合法性、政治合法性甚至行政合法性，但因缺失合法律性而委身國家權威（高丙中，2000：100-109）。另一種傳統民主范式即協商民主理論（deliberative democracy）（Bessette，1980：102-116）允許草根組織在交往行為中與其他權利實體包括政府機構產生互動關系。“權力對象說”強調，權力并非國家所獨有，甚至不局限于合法社團之域；權力可以擴大到一切同行使權力有關的種種形式，人們只有通過對社會互動體系的描述才能揭示其中存在的影響、力量和權威（莫里斯·迪韋爾熱，1987：15-16）。毫無疑問，權力之于國家與草根組織，在道德與規范基礎上享有天然平等之地位。按照李普塞特的理解，在民主社會中，不同利益主體之間會發生磨擦甚至沖突，正是這一點才能構成（協商）民主的基礎。有分歧，才能通過協商民主方式求得統一與協調；在有限度分歧基礎上，通過交往理性和協商民主才能重構社會“和諧”（唐士其，1998：1）。因此，國家與社會可以通過偏好轉換而非偏好聚合，在對話協商中將工具合理性轉向交往合理性（哈貝馬斯，1989：123）。“商談理論”（discourse theory）、“商議性政治”（deliberative politics ）意在揭示“內在于法律本身之內的那種事實性與有效性之間的張力”，以克服傳統法治國危機（哈貝馬斯，2003：358-409）。上世紀90年代興起的治理理論也注重共同體內多向度的協商機制，以此達成相互妥協、承認、一致，作為社會行動的基礎（斯托克，1999：19-29）。協商民主是潛能巨大的治理形式，它強調對于公共利益的責任、促進政治話語的相互理解、辨別所在政治意愿，以及支持那些重視所有人需求與利益的具有集體約束力的政策（Valadez ，2001：30）。二是國內學界方面，同類思潮也彼伏此起。如受中共十三大報告影響，有學者曾提出協商對話制度概念（鄭杭生，1988）。此一觀點直到今天仍方興未艾：溝通與對話有利于化解社會矛盾和社會風險；有利于及時準確反映不同利益群體具體要求；有利于有利于社會監督，有利于提高中國開放社會的國際形象（遲福林，2003）。

其次，民間組織的興起還引發了學界對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再思考。一是國家中心論，即國家根據自主理性在推動民間組織成長中發揮主導作用（Evans 、Rueschemeyer &Skocpol，1985），國內新權威主義回應了此一路徑的學理訴求：政府利用國家強制力加快經濟發展以獲得政治權力（吳稼祥，1989）。但有學者反思：在市場化改革逐步摧毀經濟計劃管理體制同時，社會領域卻‘從無到有’地建設社團計劃管理體制（康曉光1999：12）。二是社會中心論。呼吁限制國家行動范圍，創造一個具有實質自主性、獨立性和自我管理的社會空間（John Keane，1988：51）。此零和博弈（Migdal，1988）學理對中國民間組織研究產生一定影響，如清末民初民間商會對公文程式抵制事件即是一個例證（朱英，2002：384-410）。三是國家與社會良性互動論。由于政府和非營利組織在各自組織特征上的互補性，國家與社會雙方均主動要求建立合作伙伴關系（Salamon ，1994：16-39）。因為國家與社會在相互作用的過程中都會發生變化，并不斷處于適應當中（Migdal，2001：57）。1990年代中期以來，學界主流轉向強調國家與社會之間相互增權（mutual empowerment），形成國家行政能力強大、社會組織富有活力的新局面（顧昕，2004：65）。因此，“要創新恰如其分的運行機制，以使國家權力和社會需求之間的溝通渠道制度化。對于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這種樂觀結局并非就是理所當然的前景。他們能否搶抓難得的政治機遇，構筑良性的結構性相互賦權，以推動社會進步和民主發展，關鍵取決于政府和社會的精英人物能否具備高超的政治智慧和謀略，是否深懷強烈的政治使命感和社會責任心。”（Wang Xu ，1999：246）

那么，發展中國家“恰如其分的運行機制”在哪里呢？本文嘗試通過觀察福街草根商會與當地政府長達八年的互動歷史與現狀，探討權利平等性是國家與社會協商民主的主要前提、權利正當性則構成兩者互相賦權的主要條件的現實路徑。滿足這些前提條件，則會出現協商民主中互相賦權的共贏局面。

二、權利平等性：協商民主的前提

1、維權

區府制訂的商業街改造方案開始不為商家所認同，其中一個焦點問題是該不該設立流動商鋪。政府認為，設立流動商鋪，既可增加商業氣氛，又能增加政府創收，是一舉兩得。但商家聞訊后十分震驚：

“通報的方案中，計劃在福街北段，即興華聯服裝天地、女人世界、順電、男人世界等幾棟大商場之間的通道上開辟步行街，加建活動商鋪。據說，這些商鋪準備由政府設立的商業街管理委員會或另組建某一實體實施管理。我們認為，這一方案十分不妥。如果在這些商場外墻設活動商鋪，給人的感覺與商場是一整體，但實際上又不能納入各大商場的統一管理。這勢必造成經營上的混亂，場外的商鋪可以輕易利用各商場幾年來辛苦創造的知名度搶走商場的顧客，搶走場內商戶的生意。這等于是從廣大商戶辛苦營造的飯碗里搶食吃，是極不公道的損人利己的行為。這必然會損害投資商和廣大商戶的利益，引起各投資商和商場商戶的極大反感和不滿。在南方零售業極度低迷，各商家難以給繼的今天，這無疑是雪上加霜，待商戶經營不下去時，必然會引起福街的不安定。

福街原是比較冷清的工業區，是各商家自發地艱苦創業，才使之成為今天的商業街。市政府順應民意，決定投資改造福街，這本是一件利市利民的好事，有利于促進福街的繁榮，從而有利于增加政府的稅收。但是，看到福街繁榮了，政府通過商業街改造工程來與商家分配利益，這樣的做法恐怕很難為市民和商家接受，必定后患無窮。本來是要為市民辦好事，卻造成了很不愉快，甚至是不安定的后果，這還符合政府的初衷嗎？“[⑧]

2000年7月，福街管理委員會辦公室開始“辦公”，之前先行成立的“福街管理服務中心”，[⑨]決定統一制作流動商鋪出租，擴大有償服務的范圍。事態繼續在惡化，組織起來的商家經過一番討論和商量，決定把類似公函呈送給更高一級的市委主要領導，話語中透出更多的激憤。

“改造工程開始后，我們一直有一個隱憂，即福街改造工程領導小組，一直想在這條街上加建活動商鋪，并沿街擺上數百個流動售貨亭。對這項決策，我們商家一直明確予以反對，并與該小組多次進行交涉，但該領導機構執意要這樣做，現在已經在萬商電器城門前廣場擺出了數十輛流動售貨車，并且計劃在福街沿街擺出數百個這樣的流動攤檔。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將葬送福街且影響十分惡劣、后果十分嚴重的壞主意。”[⑩]

商業街管理服務中心雖然企業化管理，但主要負責人是政府任命的官員，因而它的所作所為均代表政府行為。管理服務中心堅持認為流動商鋪利大于弊，大量流動商鋪一下子出現在了福街。一時間，福街商業形成了兩種經營格局：一種是民營商家占主體地位的大商場堅守著陣地，另一種是官方壟斷經營的流動售貨亭四處“游擊”。

“2000年春節，服務中心沒有資金來源，初衷是設立流動鋪位，于大年30七點多鐘才收到16萬元，付給保安隊8萬元，補工資，第二年決定不搞了。”[11]

經過一年多時間折騰，由于商家堅持不懈的強烈反對，加上管理服務中心事后也覺得投入與產生不成比例，沒有帶來預期的經濟效益，此后這種壟斷性的“官辦”流動商鋪在福街便銷聲匿跡。

2、溝通

2000年8月，福街草根商會進入第二個發展形態：福街商家聯誼會。成立這一天，除了商家會員代表以外，區直有關部門的領導和市區新聞媒體被邀請列席大會。[12]到訪“官員”如此感情投入，并非要拉私人關系；而是開展公務活動需要商界朋友的幫襯。

“當時靠經貿局我們自己的打字機，打印一個通知，我們自己派我們的公務員一家一家地去送，從福街的這個這個南邊，一直送到福街的北邊。送來送去，這不對呀，這種方法！不當啊！為什么要我們去呢？人家送去呢要送給一個業員呀，業主呀，或者送給一個經理呀，或者送給一個朋友的。不知道啊！因為你不熟悉啊。我們就希望，最好有一個召集人，有一個代表人物，幫我們做召集啊，把我們的權力上通下達呀，嗯，把我們的想法變成大家的想法呀。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找個地點，到哪里開會，怎么弄。總得要有個說法，所以就慢慢產生了一個，希望有他們一個組織。在政府和他們打交道的時候，啊，就直接和這個組織的負責人哪，一交流，他馬上就可以很快的時間，這個這個很快的速度，很短的時間，把這個會議組織起來，然后我們就去表達我們的想法。然后形成一個一呼百應，形成一個召之即來，來之能開會，開會就可以辦事，這樣一種狀態。這是我們政府當中所產生的想法。”[13]

從文化角度來看，福街原來地處偏遠的農村地帶，改革開放后原有的農村民間習俗和世俗力量迅速退出主流文化；新生的工業文明還沒有來得及產生，又被緊隨其后純粹外來的商業氣息沖得煙消云散。從管理角度來分析，新建立的行政管理機構面對的是更多的外來人口、更快的人口流動幅度、更大的私人資本、更高的經濟外向度等等變動因素；可以想象，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難以在短時間里建立起來，即便建立起來因缺乏文化積淀的支撐而難以運轉自如。受政府委派到福街專門負責管理服務工作的第一任、剛開始也是唯一的政府官員黃桂芳副主任很快發現，自己初來乍到，對什么情況都不了解；而已經活躍在商業街的唯一社會性組織草根商會倒是愿意幫助他開展工作，那他自然是求之不得、另眼相看。

“關草國關于成立聯誼會的事，民政局不批。關把這件事向我匯報。我說，關草國的聯誼會不是‘法輪功’，民政局還是不批準。但關草國的活動是反映他們的需求，是好事。我們政府控制不了全部的商家，他們零敲碎打，無法溝通。我白山軍為了工作上的溝通，大力支持他們繼續活動。我與民政局溝通過關草國的事，我派武敏去溝通了。民政局說，現在‘法輪功’很亂，社會團體不能搞得太多，怕與政府對抗，所以不批。”[14]

遠在區府辦公的民政官員沒有批準，但近在眼前的福管辦官員也不會去強令禁止。商家聯誼會照常開展工作，還對外公開招聘了一名專職秘書，負責收取會費、安排會議、處理日常會務，總之要打點聯誼會里里外外一攬子的事情。辦公地點就放在兒童世界商場五樓的寫字間。

“2000年國慶節，大家著急，希望通過聯誼會的力量，報批展示（即商業促銷）活動。我們寫函反映。管委會的領導、區政府的林副區長我接觸過。比如，我把有關報送的材料親手送給林副區長，他很重視，表示支持。福管辦的白主任、李主任都跟我們合作，認為這樣溝通方便。同時，區里的職能部門，如經發局、貿發局、環保局、城管辦等部門也和我們經常溝通。”[15]

有了專職秘書，福街草根商會的工作也“正規”起來。對內通知、對外聯絡都打起商家聯誼會籌委會的招牌，加蓋“商家聯誼會籌委會”字樣的菱形公章。這無疑是向內外告白：我們代表商家，有事情可以跟我們溝通商量。

3、合作

2002年7月，福街商家協會在原來商家聯誼會的基礎上成立，福街商家與政府的對話協商進入一個新階段。半年多時間后，以商家協會為主辦方，以福管辦為協辦方，雙方共同舉辦了頗具規模的首屆福街足球賽。

福管辦向上呈報的信息里記載如下：

“福街管委辦、福街商家協會于3月29日至4月26日聯合舉辦‘福街商家首屆足球邀請賽’，吸引了商業街200多名足球愛好者踴躍參加。經過近一個月的激烈競爭，新大好、紫荊城、銅鑼灣分別獲冠、亞、季軍。通過開展文體活動，既增強了商業街的文化氛圍，又增進了企業間互相了解與溝通。”[16]

福街商家協會一經成立也創辦了自己的周刊，取名《福街商家簡報》，定期發放給商家協會會員，并呈送給相關政府部門領導。第七期簡報對足球賽有這樣報道：

“3月29日，‘福街商家協會首屆足球邀請賽’在蓮花山展鵬八方足球場順利開幕！會長白滬深致開幕詞，管委會柯主任為此次比賽開球。整個賽程歷時22天。”[17]

每一個會員單位即每一家大商場，一般都有近百人甚至更多的員工，組建一支足球隊并不困難。福管辦加上福街管理服務中心人數就沒有那么多，當時他們也準備組建一支自己的球隊參賽，但后來放棄了。

“足球賽這個隊他們不一定能夠組織得起來，都很難組織。開始的時候他們也過來，練習的時候也要過來。到最后，實在水平太‘臭’了，他們不敢上場。但是也很支持。頒獎的時候，我都叫他們的主任來頒獎，柯主任來頒獎，他還講話呢。這些活動呢都是我們協會來做的，獨立組織的，自己搞的，經費也是我們自己的。”[18]

第一次的合作雙方都很滿意，到了年底，他們倡議再次合辦福街首屆籃球賽。福管辦主辦的福街商業信息這樣記載道：

“12月8日下午，福街管委辦組織商家在鵬基廣場舉辦‘福街商家首屆籃球賽’，近200名籃球業余愛好者踴躍參加，比賽場面十分熱烈。通過此次比賽，活躍了員工的文化生活，增強了企業間的了解與溝通。”[19]

根據協商，福街商家協會承擔比賽主要費用。福街商家協會專職秘書在工作日記里有這樣的財務記錄：

“福街商家聯誼會2003年12月費用收支表

一、會費

暫未收集

二、支出

1、11、12月交通費120元

2、購籃球賽物資816元

3、做比賽條幅165元

4、購藥品63元

5、比賽用水73元

6、請裁判費3750元

7、請鵬基用餐600元

8、助理12月手機費300元

9、助理12月工資2200元

三、合計

11月余額：9876元

12月支出：8087元

12月余額：1789+5500=7289元“[20]

可見，政府與福街草根商會之間基于權利平等性基礎上的交往與溝通，既方便了經濟領域的權益調解，又促進了社會領域的合作共事，福街和諧社區的局面已經出現。

三、權利正當性：相互賦權的條件

1、認同國家權威

福街草根商會在長達八年的時間里一直沒有注冊登記，他們是怎樣看待注冊的合法性意義呢？據了解，福街草根商會存在的三個不同的形態里，三任主要負責人都曾首先想到把它合法化。在他們心目中，只有登記注了冊，才會被國家權威承認。

“97年底，這種一月一聚的活動開始形成；98年初就起草了聯誼會《章程》，想正式成立這個商會。我還專門到市民政局想注冊。答復說，一是沒有主管單位，二是不能跨行業。否定了。但聯誼會還在活動，也沒說是正式成立。為了注冊，就立了個章程；后來注冊不成，也就不考慮章程了。”[21]

第一次不能注冊，是因為按照當時1989年的社團管理辦法，這種區域性草根組織找不到主管單位。

“當時，正值法輪功事件，我和關總于成立不久，就到民政局申請，局長一把手白局長接待。局長說，由于‘法輪功’的影響，批下這個協會比較麻煩，建議過一段時間再說。當時我們是自己主動去的。活動照常開展。”[22]

第二次不能注冊，是因為當時社團問題比較敏感。隨后，國家進一步調整了對于社團的管理辦法，一些老的合法社團嘗難以繼續生存，這些草根組織就更沒辦法注冊登記了。

“福街商會以什么形式來組建？是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社會團體？還是福區區商會下的一個分會？對此，商家多傾向于前者。但是，在《社團登記管理條例》中，將‘在同一行政區域內已有業務范圍相同或者相似的社會團體，沒有必要成立’作為社團組織不被批準獨立法人資格的理由之一。而福街商圈所在行政轄區內現已存在‘福區區商會’，那么，福街商會要登記為社團法人就麻煩了。即使福街商會以團體會員的身份參加福區區商會，也不符合現有的福區區商會章程中關于‘具有法人資格的福區區工商社團，經申請批準后，可加入本會為團體會員’的規定。因為一是福街商會受《社團登記管理條例》中的批準條件限制，能否取得社團法人資格待定；二是假定福街商會成為社團法人，那么再加入福區商會的必要性則大為降低，如此等等，使福街商會的組織籌建工作面臨著困難的選擇。應該說，此類問題的出現是我國社會轉型期社會組織發展與原有行政管理體制之間矛盾的必然反映，它的解決需要進行社團管理體制上的突破與創新。”[23]

這篇福管辦主要負責人親筆撰寫的調查報告，從理論角度分析了現存福街商家協會緣何不能順利注冊的體制性障礙所在。同時，筆者調查問卷（B ）也顯示：[24]

[問8]福街商家聯誼會、或者商家協會沒有注冊登記，您認為主要原因是

[答]政策條件不具備

[統計]共有47人，占64.84%.

福街草根商會雖然一直沒能注冊登記，但他們對于國家權威具有高度的社會認同，并視之為安身立命之所在。后來經多方努力，福區區委、區政府賦予區總商會主管該轄區民間商會組織的權限，這一創新政策突破了舊有體制的障礙，經歷八年之久的福街商會在2004年底注冊登記成功。[25]

2、走出合法化困境

福區相關職能部門，特別是福管辦、貿發局、城管辦、技術監督局等部門，對于生存長達八年之久的福街草根商會不僅知情，而且在很多涉及到自身工作事務時，保持著長期的工作業務聯系。調查問卷（B ）顯示：

[問1]對于福街商家聯誼會、或者商家協會，您曾

[答]經常聽人說起過、曾經聽人說起過

[統計]共有69人，占91.79%.

[問9]福街商家聯誼會、或者商家協會的維護商業利益的活動，您認為

[答]對福街的經濟繁榮利大于弊

[統計]共有68人，占89.47%.

福街草根商會能夠在合法律性缺失的不利環境中為福區職能部門所認可，在于它通過自身活動證明，它的所作所為對于福街經濟繁榮功不可沒，這與政府權威的成果預期高度一致。因此，福區職能部門并不追究草根商會程序上的不合法律因素，而是根據它活動內容的權利正當性徑直賦予其法定社團甚至政府職能才能夠享有的部分實體權力。

[問2]福街商家聯誼會、或者商家協會組織的關于福街工程改造的討論會，您曾

[答]因工作需要參加過、因工作需要派人參加過

[統計]共有33人，占43.43%.

[問3]福街商家聯誼會、或者商家協會組織的關于商家戶外促銷展示活動的討論會，您曾

[答]因工作需要參加過、因工作需要派人參加過

[統計]共有22人，占33.21%.

[問4]福街商家聯誼會、或者商家協會組織的關于福街交通、停車場等問題的討論會，您曾

[答]因工作需要參加過、因工作需要派人參加過

[統計]共有31人，占40.79%.

對福街商家經營活動影響最大最多的當屬三件事：商業街改造帶來的利益格局調整問題（現在正處于一二期工程改造的交接關口）、交通堵塞停車場嚴重不足等帶來的商業人氣問題、商家凡“展示”必審批所帶來的權利問題。涉及到這三件事，也就涉及到了商家利益的底線，商家絕不會輕易讓步。政府得出的經驗是，凡是事前充分征求商家意見，與商家充分溝通，那么政府出臺的政策就會更有效地得到實施，也會得到更多商家的支持和歡迎。福區政府在實際工作中并不回避草根商會，而是主動地轉換傳統的工作方式和傳統偏好，使預期政策更能符合實際。

“九、為轄區企業設立各類對話平臺

區委、區政府主要領導每半年至少安排一次與轄區企業的座談會，區政府各分管領導至少每季度也要安排一次。通過與企業面對面的交流對話，了解企業所關心的難點、重點問題，廣泛征詢企業的意見和建議，作為制定出臺經濟政策的基礎；區信息中心應設立網上交流平臺，每天將企業的意見和問題分類轉至各相關業務部門，由該部門在規定時間內進行回復，每月將網上交流的問題及處理結果匯總上報區委、區政府；區總商會要充分發揮在對話溝通中的作用，作為轄區民間工商社團的主管單位，區總商會要定期與行業協會進行溝通，充分聽取企業意見，對于企業反映的帶有共性的問題，要及時向區政府相關部門直至區政府領導反映和溝通，以便就相關政策改進和完善作出安排，建立福區區企業經理人俱樂部，定期舉辦‘企業家論壇’和‘企業家沙龍’等活動，拓寬與轄區企業聯系的渠道。“[26]

正是這種提倡溝通與對話的政策環境，使得福街草根商會有機會能夠與政府合作共事，并圍繞繁榮福街經濟為核心，有效地釋放出各自的潛在能量。

四、討論與結語

福街草根商會醞釀于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以俱樂部形式（雖然也自稱聯誼會，但無實體組織形式）活動，其后逐步演變發展為公開與政府直接對話的商家聯誼會、商家協會。值得注意的是，福區政府于1990年9月正式成立。從時間上看，政府機構與民間組織在這塊全新社區里，幾乎同時產生。經濟上高度集中和政治上高度集權的傳統體制對于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創業者而言，除了在思想和精神上還多少有一些印象以外，并不能產生任何實際意義的強制力量。換言之，國家權威對于來自五湖四海的冒險家來說，抽象意義遠遠大于實質作用；地方政府在運用國家權威和舊有管理經驗推行政策時，在這片相對陌生的新生社區必然面臨較傳統社區更大的挑戰。陌生的民眾對于陌生的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輸入忠誠？新生的政府權威能在多大程度上準確全面地代表和反映民眾的切身利益？可以想象，經濟特區造就的全新社區，既沖破了傳統體制和舊有文化的種種束縛與羈絆，為經濟的高速發展開辟了一條前無古人的捷徑，創造了中外歷史上罕見的經濟奇跡；同時，又產生了傳統體制甚至是現有法律都無法解決的社會領域難題。

有鑒于此，傳統體制中暢通無阻、威力巨大的政府到民間的單向線型統治模式，所體現的“我管理、你服從；我服務，你接受”式思維習慣，在福街這一新的權力場域并不能起到百試不爽的慣習作用（布爾迪厄，2004：3）。新的場域需要與之相適應的新的慣習，即通過使多元行動主體在互相影響中互動的治理方式，來創造所需要的規范結構和道德秩序（Kooiman，Van Vliet ，1993：64）。協商民主中相互賦權的確是潛能巨大的一種民主治理形式，它預示著國家能夠憑籍交往的平等性權力和正當性權力，在發揮國家權威方面中扮演著更加積極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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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ious Society：Deliberative Democracy Accompanying Mutual Empowerment

——Illustrated by the Grass－root Organization of Commerce in Fu Street，ShengzhengCity

Abstract：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eight-year-longmutual action between the grass chamber of commerce in Fu Street，this thesis triesto study the governance of democracy during the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mutualempowerment ，and the indication the theoretical route of the co-winning betweenthe state and the society during the mutual action .According to the equabilityof the the power of the communication ，the grass chamber of commerce in the FuStreet has transformed their partiality and approached the Fu District governmenton their own initiative .It is more effective for it to take part in both the social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by developing its social legitimacy to political whichoriginated in the morality and regularity to the administrative ones through theway of the deliberative democracy.Meanwhile，according to the justification ofthe the power of the communication，Fu District government has transformed theirpartiality and approached the he grass chamber of commerce.It also has got so muchmore social identity to make the policy and social mobilization that it can counteractthe weaknesses of the legitimacy of the legality on morality and regularity whichhas been politicalized through the way of mutual empowerment .

Key Words ：

the equability of the the power of the communication，the justification ofthe the power of the communication，deliberative democracy ，mutual empowerment

（注：已發表于《濟南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

作者聯系方式：

單位：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100871

E-MAIL：hltq8388@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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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陶慶，男，安徽寧國人，1965年12月出生。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二站）政治學博士后、社會學系（一站）人類學博士后，副教授。本文寫作分別得到：1）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2005年度規劃項目（05JA84001）資助；2）政治學博士后合作導師謝慶奎教授（北京大學政治發展與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長）主持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課題攻關項目（03JZD004）和（一站）人類學博士后合作導師高丙中教授主持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項目“社團組織研究”（02JAZJD840002）支持。

[①]本文是在對南方市某區某商業街草根商會的田野基礎上，對所整理資料的初步分析。本人在該田野期間和其后寫作期間，得到過有關政府職能部門的大力支持，和商業街草根商會三屆主要負責人、有關人士的鼎力相助，以及筆者合作導師高丙中（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的悉心指導，在此一并深表謝忱。為便于表述，取學名某商業街為“福街”，南方市某區為“福區”；文中所涉人物均為學名。

[②]摘自2005年5月11日上午電話采訪南方市福街管理委員會辦公室（以下簡稱福管辦）協調部部長武敏女士的通話記錄。

[③]2004年9月29日采訪仁東建（原女人世界總經理、福街商家俱樂部召集人，現為港澳購物城總經理。福街商家俱樂部，即筆者統稱為的福街草根商會的第一種形態。第一種形態為1998年7月末開始的俱樂部形式，采取不收會費，輪流坐莊議事的方式，召集人是女人世界常務副總仁東建。第二種形態為2000年8月25日開始的福街商家聯誼會形式，采取收取會費，招聘正式工作秘書，每月一次定期議事的方式，會長是女兒國總經理關草國。第三種形態為2002年7月成立的福街商家協會，會長是順電常務副總白滬深）的錄音整理資料。地點：福街商業街北京菜館北海廳。采訪編號：BJ——15.

[④]2004年9月24日下午采訪沈北立（原福區貿發局副局長、首期福街改造辦公室副主任，現已退休，開辦律師事務所）的錄音整理資料。采訪地點：南方市敏于行律師事務所沈北立辦公室。采訪編號：BJ——4.

[⑤]2004年9月26日上午采訪關草國（原福街商家聯誼會會長，即福街草根商會第二種形態時的主要負責人，現為福街萬商集團的總裁助理）的錄音整理資料。采訪地點：萬商電器城會議室。采訪編號：BJ——6.

[⑥]摘自1998年12月8日福街商家聯誼會給福區區委、區政府領導的一封信——“福街商家聯誼會對福街商業街改造的幾點意見”，南方女人世界購物廣場、南方萬商電腦城、南方天高國際電器城、南方金斯泰國際電子城、南方新大好時裝城、南方男人世界購物廣場、南方大百匯國際商業城、南方興華聯服裝天地（以上均加蓋各商家公章）；福街商家聯誼會（當時并無正式的聯誼會，只是俱樂部形式；福街商家聯誼會系2000年8月正式成立，故此時無聯誼會公章）。采訪編號：GH——28.

[⑦]筆者注：其實當時這些商家只是“輪流坐莊”俱樂部式松散型的準組織狀態，直到近二年后的2000年8月，才召開了“福街商家聯誼會”成立大會。他們為了壯壯聲勢，第一次跟政府對話時，盡管沒有刻印公章，但還是打出了“商家聯誼會”這面大旗。這說明，盡管當時形成自治組織條件不具備，但他們的組織目標早已明確。

[⑧]摘自1998年12月8日福街商家聯誼會給福區委書記劉順的一封信——“福街商家聯誼會對福街商業街改造的幾點意見”，南方女人世界購物廣場、南方萬商電腦城、南方天高國際電器城、南方金斯泰國際電子城、南方新大好時裝城、南方男從世界購物廣場、南方大百匯國際商業城、南方興華聯服裝天地（以上均加蓋各商家公章）；福街商家聯誼會（當時并無正式的聯誼會，只是俱樂部形式，福街商家聯誼會系2000年8月正式成立。故此時無聯誼會公章）。采訪編號：GH——29.

[⑨]“1999年7月成立了‘福街商業街管理服務中心’，這是一個在編的事業單位，只有白山軍主任一人是公務員編制，其他招聘人員完全靠自身經營來維持自己的生存。所以，這種體制不健全的。如，我和其他聘用人員采取維護廣告，召辦各種推銷活動的形式爭錢，體制不順。”2004年11月22日上午采訪武敏（福管辦協調部部長，也是自服務中心成立一直在崗的部門領導）的錄音整理資料。地點：武敏部長辦公室。采訪編號：BJ——24.

[⑩]摘自1999年（此信沒有注明具體時間，推測為在市為民辦實事決策第二年、設流動鋪位之后）福街商家聯誼會致市委主要領導信。采訪編號：GH——31.

[11]2004年12月15日下午采訪武敏（福管辦協調部部長）。地點：福管辦武敏辦公室。采訪編號：BJ——69.

[12]摘自2000年8月25日《福街商家聯誼會籌委會成立大會會議議程》“……領導講話。1、紅荔派出所李所長講話。2、福區經貿局馬副局長講話。3、技術監督局俞副局長講話。……附部分參會簽到人員簽名筆錄：區經貿局副局長馬界凡、區經貿局右文富、區經貿局華右水、區技術監督局副局長創建辦副主任俞大海、福街服務中心主任白山軍、紅荔派出所李月草所長和楊強如王軍兩人、南方特區報、南方晚報、南方電視臺張曉東謝立新、南方都市報宋雨虹……）”。采訪編號：ZZ——1.

[13]2004年9月24日下午采訪沈北立（原福區貿發局副局長、首期福街改造辦公室副主任，現已退休，開辦律師事務所）的錄音整理資料。采訪地點：南方市敏于行律師事務所沈北立辦公室。采訪編號：BJ——4.

[14]2004年12月21日下午采訪白山軍（福區政協經濟委員會主任，原福街管委會辦公室副主任、福街商業街管理服務中心主任）的錄音整理資料。地點；白山軍主任辦公室。采訪編號：BJ——79.

[15]2004年9月29日下午采訪云雨俊（原福街商家聯誼會第一任正式聘任秘書）的錄音整理資料。地點：福街商業街北京賓館咖啡廳。編號：BJ——14.

[16]摘自福區政府在線-福街信息（2003-05-08）：福街商業街信息第3期（總第3期），‘福街商家舉辦足球賽’，南方市福區福街商業街管理委員會辦公室。采訪編號：GF——66（2）。

[17]摘自《福街商家簡報》第7期2003年3月29日刊出，福街商家協會主辦。采訪編號：JB——8（2版）。

[18]摘自2004年9月21日下午采訪白滬深、文山木的錄音整理資料。地點：福街北京菜館香山廳。采訪編號：BJ——1.

[19]摘自福街商業街信息第8期（2004年1月13日總第7期）南方市福區福街商業街管理委員會辦公室：福街商家舉辦籃球賽。采訪編號：GF——70（2）。

[20]摘自采訪編號：ZZ——54.

[21]2004年9月29日采訪仁東建（原女人世界總經理、福街商家俱樂部召集人，現為港澳購物城總經理。）的錄音整理資料。地點：福街商業街北京菜館北海廳。采訪編號：BJ——15.

[22]2004年9月29日下午采訪云雨俊（原福街商家聯誼會第一任正式聘任秘書）的錄音整理資料。地點：福街商業街北京賓館咖啡廳。編號：BJ——14.

[23]柯家凡、武敏，2002年9月28日，“政府與商會：福街商會籌建中若干問題的探討”，采訪編號：GF——58.轉引自[因特鵬南商俱樂部]www.interhoo.net ，2004-5-13，15：54：33，“南方第二次騰飛須借第三推動力——關于大力發展民間工商組織的建議案”。采訪編號：XW——19.

[24]本問卷主要目的在于了解當地政府部門在日常工作中何以承認并支持福街草根商會的理由。對象主要是福區區有關職能部門，有關街道辦事處、居委會，有關公安職能部門的領導同志和主要經辦部門的科級領導干部32人；其他相關部門、從事福街管理服務部門的一般工作人員44人，兩者合計76人。大部分問卷是進行個人訪談時當場發放的，因為總共只有9個題目，且都是單項選擇，所以費時不多，幾乎都能當場收回問卷。約有20份左右的問卷（主要指專門負責福街一帶城市管理工作和交通工作的女子執法隊、市交警大隊五中隊的問卷是委托其負責人發放并回收的。）采訪編號：DY——3調查問卷（B ）。

[25]福區政府在線，2004年12月3日。“福街商會正式掛牌成立：12月3日，我市首家區域性商會——福街商會正式成立”。采訪編號：GF——72.

[26]摘自南方市福區人民政府公報2004年第6期（總第10期）（2004-06-18）。福區人民政府印發《福區人民政府關于建立完善政府與轄區企業對話溝通制度的若干實施意見》的通知（天府〔2004〕30號）（P7）。編號：GF——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