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 在我國教育民主化過程中，高校實行“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制度是大勢所趨。“教育民主化”與“教授治校”是形殊質同的統一體。教育民主化視野中“教授治校”的內涵及外延是：教授治校是“體”，而非“用”；教授治校亦是教師治校或共同治校；治校的理想是學術自治，行政其中。教育民主化背景下“教授治校”的實現因素：學術法制化；學校構建以院系級決策為主體的權力體系；營造民主管理的文化氛圍。

論文關鍵詞：教育民主化；教授治校；大學管理

高等教育從“精英”到“大眾化”的發展過程中，曾經令普通民眾遙不可及的大學教育逐漸變得日常化，它與社會中的個體發生著越來越緊密的聯系，而作為一種民主教育管理思想的“教授治校”，則歷來為教育研究者及社會各界所關注。近期出臺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提出，將建立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大學制度作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尤其要政校分開、管辦分離，同時落實和擴大學校辦學自主權。這對我國的教育民主化建設的意義非同一般，可以看做是我國教育民主化進程中的一個里程碑。因此，在這個新的歷史背景下，以教育民主化的視野去厘清“教授治校”的內涵及外延也就格外重要。

一、 “教育民主化”與“教授治校”是形殊質同的統一體

1. 教育民主化。進入20世紀以來，教育民主化日益成為“全世界所有國家和所有與教育有關的人最關心的問題”，教育民主化改革則成為一股新的浪潮逐漸席卷了世界各國。很多學者對教育民主化的涵義都做出了深刻的探索，比如：有學者提出教育民主化是“民主原則在教育實踐中深化和擴展，并追求民主目標的過程”；還有學者認為教育民主化有“教育的民主”和“民主的教育”兩個層面的涵義，包括教育機會均等、管理的民主化及教育過程的民主等內容。顧明遠主編的《教育大辭典》則提出教育民主化包含實現教育機會均等、提倡教育內容的民主性、培養和提高受教育者的民主參與意識三個方面的內容。

本文認為，民主原本是一個政治學術語，體現的是社會權力及優質資源在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占有與分配關系，教育民主化則是民主在教育領域的延伸與深化。根據主體的不同，教育民主化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首先是受教育者作為主體時，教育民主化體現的是受教育者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即平等的受教育機會、平等的受教育過程以及平等的教育結果；其次是當教育者作為主體時，每一個教育工作者在教育活動中享有平等的參與權和決策權，即教育管理的民主化。

2. 教授治校。作為一種教育管理思想，“教授治校”最早起源于12世紀的巴黎大學，當時巴黎大學教師自發成立“教師行會”，共同決定大學內部事務，并將其制度化以對抗世俗與神權的干涉。巴黎大學教授治校的顯著特征為：大學校長由教師選舉產生，并且由教授擔任，教師參與決定教師的聘任、課程的設置、學生的選拔以及大學發展政策等。后來成立的英國劍橋大學沿襲了教授參與學校管理的傳統，美國耶魯大學賦予了教授治校新的理念，形成了董事會指導下的校長治校這一獨特制度。19世紀德國的洪堡校長則在柏林大學將教授治校的傳統繼續發揚光大，提出學術自由的理念，并確定了講座教授的制度。

概括說來，“教授治校”的主要特征是以“教授會”、“評議會”等組織機構為權力主體，以保證所有教授在學校事務中的決策權，隨著“教授治校”在世界各國的實踐與變遷，對教授參與“所有”事務的決策逐漸演化為參與“與學術相關”的事務的決策。

3. “教育民主化”與“教授治校”的和諧統一。從兩者的涵義可以看出，“教授治校”原本即“教育民主化”的題中應有之意，是教育管理民主化的重要體現。由于受“官本位”思想的影響，近年來我國高校管理體制呈現出科層化、行政化傾向，教授在學校事務的決策中日益邊緣化。因此，去行政化并保障教授在學校事務中的決策權，實現教授治校，成為推進教育民主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宏觀政策及教育理念在具體領域的操作化。換句話說，教授治校是民主化建設在高等教育領域中的重要體現。

另一方面，“教育民主化”是“教授治校”得以推廣和實施的重要保障。如果說“教授治校”是制度，“教育民主化”則是可以影響制度存廢的物質基礎，如果說“教育民主化”是民主思想在教育領域的體現，“教授治校”則是實現這種社會理想的具體實踐。因此，從操作層面來看，沒有“教育民主化”的社會氛圍，則不會有“教授治校”的落到實處，“教育民主化”是“教授治校”得以實現的重要保障。

二、 教育民主化視野中“教授治校”的內涵及外延

（一） 教授治校是“體”，而非“用”

近些年，教授治校的呼聲之所以越來越高，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門對高校辦學管得過多，干擾了高等學校的教學科研，甚至違背了高等教育教學活動的規律，讓高校和教師不堪重負。另一方面，從高校內部看，官本位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在某些教師眼里，大學的前途及師生的命運掌控在各個“長”與“主任”的手里，教師對學校事務鮮有參與乃至發表意見的機會。甚至在很多高校，行政權力在學術權力之上，以至于有行政操控學術的險情。內外雙重壓力使得教師有相對剝奪感和邊緣化的體驗，于是越來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尤其是一線的教師有了強烈的懷舊情緒，希望能將學校事務的決定權交到教師手中，真正實行教授治校的管理體制。

其實，教授治校并不是可以保證人人都能參與決策的靈丹妙藥，它更重要的角色是——管理理念。在教育民主化視野中它已升華成為高居于具體的大學制度之上的價值觀層次的精神性內容，成為大學活動的一種價值取向。既然教授治校成為一種教育管理理念、一種教育活動的價值取向，就意味著它并不是具體的操作技術。操作技術是實現管理理念的具體實施方法，是途徑，是載體，管理理念則是貫穿整個活動過程的指導原則。教授治校并不意味著學校事務事無巨細，都要由教授事必躬親。大學教授掌握著高深的專門學問，理解大學精神與高等教育的宗旨，熟悉教學、科研活動的規律與標準，他們有義務也有能力來參與教書育人、學術發展等教學科研活動的管理。但是，隨著高等教育向大眾化目標的不斷推進，高校辦學規模越來越大，大學內部、外部都有海量的事務性工作，教授全面參與只會使他們陷入追求學術與處理事務性工作的兩難境地。因此，教授治校僅僅是民主參與的“體”，而非具體實施的“用”。

（二） 教授治校，亦是教師治校或共同治校

教授治校的英語表述為“faculty governmance”，可見教授治校的主體“faculty”原本就是一集合名詞，指代群體而非個體。從根源上來看，教授治校的主體應該是教授群體，這是無可非議的。它不僅突出了教授在大學管理中的自主地位，也彰顯了高等教育管理的民主化進程，是教育管理思想發展過程的一個重大進步。但是，在實踐過程中，事實往往會走向另一個極端。不管在歐洲還是在我國，教授治校排斥職稱在正教授之下的教師，只有正教授才是“教授團”名正言順的成員，正教授之下的其他教師鮮有參與決策的機會。即便是教授治校的主體僅僅指的是正教授，在很多大學的實行情況仍然是牽強附會的。隨著教授治校呼聲的高漲，大學里負責教學和學術決策的領導以及其他職能部門的領導紛紛有了教授或副教授的職稱，從而陷入了教授治校的另一個誤區。

負責教學和學術決策的領導以及其他職能部門的領導有了教授和副教授的職稱，并不是實現了教授治校；由政府任命教授、科學家擔任大學校長，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亦很難說是真正的教授治校。教授會、評議會、校務會等教授團的設立也不再是教授治校的突出標志。新時期，衡量是否真正實現了教授治校的標準，應該看治校主體的構成。大學的主體不僅僅是正教授，更有正教授之下的其他教師、大學行政管理人員以及學生等。

隨著二戰以后民主思想的深入人心，高校內其他人員要求參與治校的訴求與日俱增。不管是學術事務，還是行政事務，普通教師和管理人員都有參與權和知情權，甚至在有些國家，社會人士也可以參與大學管理。只有正教授才有對學校事務的參政、議政權力，顯然是與民主教育管理思潮相違的。因此，教育民主化進程中的教授治校，亦可稱為教師治校或共同治校。治校的主體應該是包括普通教師和大學行政管理人員在內的懂學術、懂教育的廣義教師群體，而非狹義的教授群體，更不能是某些教授個體。

（三） 治校的理想是學術自治，行政其中

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是高校權力結構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兩者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高校的發展速度和發展方向，也直接影響著高校的辦學質量。顧名思義，學術權力是指擁有專門知識的專家學者在其學科領域內影響他人或組織行為的一種權力形式，對專門知識和真理的占有是其權力的主要來源，它能夠保證教學、科研工作衡量標準的相對科學性。行政權力，則是科層制賦予管理人員對大學事務及其他大學內部成員的一種支配力，是貫徹國家各項教育方針的重要媒介，也是使大學行政事務規范化、有序化的重要工具。 很顯然，二者的權力范圍與實施主體并不是互相矛盾的，他們只是矛盾的兩個方面，是對立統一的，理應和諧共處，互為補充。然而一直以來的事實卻是，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似乎從來不能和諧共處。潘懋元先生曾經提出，現代大學管理體制最大的弊端是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的失衡。尤其是上世紀50年代高等教育改革之后，行政權力在高校權力結構中獨占鰲頭，卻沒有為學術權力預留一席之地。一時間，行政命令對正常教育教學活動及科學研究工作的粗暴介入，擾亂了高等教育的基本規律，極大地影響了大學教師的積極性，也損害了教育事業的健康發展。

我們應該認識到，教育民主化進程中的“教授治校”是有特定意義的。它是在內化教授治校這一理念的基礎上，由教師們來參與決策某些特定范圍內的重要事務。“大學在發達的初期，其目的不外乎傳播已有的知識，培植后起之人才，后來學校進步，始有機會從事探討，直到近代，它才仿佛變做了科學研究的故鄉。”生產知識、培育學生、發展學術，自大學產生以來一直是高等學校的主流業務，學術自治和學術自由不僅是學術繁榮的關鍵，也是大學發展的內在邏輯。因此，在與此相關的一些重大事務的決策上，應該發揮專職教師的積極性，做到行政權力尊重學術權力，實現學術自治。

另一方面，很容易被人忽略的一個事實是，現代大學離中世紀的象牙塔已經越來越遠，大學與社會的關系越來越緊密，也就意味著大學的行政事務越來越繁重。為了順應新的社會形勢，提高高校工作效率，高校的行政管理工作需要專門的人才，以實現管理的專業化。在某些事務性、輔助性工作的范圍內，學術權力應該尊重行政權力。總的來說，在教育民主化進程中，教授治校的理想應該是實現學術自治，行政其中，直至二者渾然一體。

三、 教育民主化背景下“教授治校”的實現因素

1. 從政府層面來說，學術權力法制化是實現教授治校的制度保證。我國《高等教育法》規定：“高等學校設立學術委員會，審議學科、專業的設置，教學、科學研究計劃方案，評定教學、科學研究成果等有關學術事項”，“高等學校通過以教師為主體的教職工代表大會等組織形式，依法保障教職工參與民主管理和監督，維護教職工合法權益”。順應潮流，很多高校及二級院系都依法設立了教授會、學術委員會、教學委員會等學術權力組織，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這些委員會只是“顧問”性質的擺設，最終成為行政權力決策合法化的一個道具。近年來，隨著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斷深入，學術權力在與行政權力的博弈過程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強與鞏固，但由于固有的科層制管理模式，學術權力的邊緣化狀況并未得到根本改善。這個問題的根源在于，《高等教育法》雖然規定了高校的學術權力，但仍是將行政權力置于其上，規定高等學校實行“中國共產黨高等學校基層委員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由黨委基層組織“統一領導學校工作，支持校長獨立負責地行使職權”，“討論決定學校內部組織機構的設置和內部組織機構負責人的人選，討論決定學校的改革、發展和基本管理制度等重大事項”。因此，可以看出，治校的權力并不在校長手中，更不在教授、普通教師手中，治理大學的權力集中在黨委基層組織手中，從而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由“行政”來領導“學術”的獨特高等教育權力結構體系。只要這種權力結構不改變，學術權力依附于行政權力的現狀就不會有根本性的改觀。其實，確立學術權力的地位、實現教授治校與堅持黨的領導并不是矛盾的。黨是先鋒隊，高校基層組織更是要積極發揮先鋒隊作用，由教授和一切會治學、懂育人的教師共同發揮先鋒隊的示范作用，將黨的各項教育方針政策真正落到實處，豈非兩全之策？因此，教授治校的實現亟須使學術權力的地位得到法律的保證。

2. 從學校層面來說，要致力于構建以院系級決策為主體的權力體系，做到權力下移，停止行政對學術的干預。有研究指出，美國之所以能夠擁有世界頂級、最具活力的大學，原因之一是“教授治校”，并且院系是實施治校權力的主體。美國大學每個院系都有凌駕于各種規章制度之上的類似于憲法的“基本法”，“基本法”規定了教授在院系里的決策權，院系的決策機構成員包括各個級別的教授，可以共同決定聘任、晉升、經費等重要事務，并且整個決策過程都由教授們獨立操作，其他人無權干涉。這樣的管理體制，有效樹立并鞏固了教授及學術權力的權威地位，抵制了行政及其他外力對大學事務的干擾。

近年來，我國高校管理體制改革也在不斷探索。如2010年11月，華中師范大學推出新舉措：校領導退出學術委員會，行政權力退出學術權力的領地。2010年12月28日，山東大學召開2010年第十四次校長辦公會，邀請了3位教授作為教師代表參加。對于推進高等教育管理民主化來說，這些都是難能可貴的探索。整個學校的管理決策體制轉型后，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要將學術權力由校級逐步向院系級下移，院系級的教授會、學術委員會、教學委員會成員可由各院系全體教師共同選舉產生，院系領導可由選舉進入各委員會，但必須是代表個人發表意見，不得以行政身份干預委員會決策。因教師是連接學生和學校的重要媒介，尊重教師的選舉權、重視每位教師的參與權，可以有效提高教師參與學校事務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更好地踐行“教授治校”的理念。

3. 從整個社會文化層面來看，應該逐步營造民主管理的文化氛圍。西方高校“教授治校”之所以能夠得到很好的貫徹，首要原因是民主觀念的深入人心，自由和民主已經深深植根于國民觀念中，在大學實行民主管理體制、尊重學術自由、追求學術自治是理所當然，而行政干預學術、企圖專制獨權注定是困難重重。而在我國的文化傳統中，民主理念長期處于缺席狀態。傳統的儒家文化倡導中庸，注重群體而忽視個體，“木秀于林，風必摧之”成為中華民族傳統的價值取向。新中國成立后，我國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來建立政體，有民主更有了集中。因此，傳統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國民性格的集體主義、隱忍的一面，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抹殺了個體的創造性與自我表現力。

在全社會營造民主參與的文化氛圍，并不是要違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而是要將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理念和原則落到實處。只有將民主的理念深入人心，在民主的基礎上做到“少數服從多數”的集中，才會最大限度地提高國民參與的積極性。具體到教育領域，“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理念也才會順利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