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進程僅僅是上個世紀末幾十年的事兒，它對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產生了不容忽視的深遠影響。它對西方民主制度的影響也僅僅拉開了序幕的一角，人們對信息時代民主理論的探討也剛剛開了個頭。然而，這場討論上至國家大事的興衰成敗，下到平民百姓的家長里短，成為新世紀中我們不得不去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本文從信息化對西方國家民主制度層面的作用出發，反觀了信息化對西方民主理論的影響。

一、對傳統民主理論的挑戰

信息通訊技術（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的應用打破了原有的時間的和空間上的限制，給選舉等民主程序帶來了改革。能不能通過互聯網進行像古希臘那樣的直接民主？善于對互聯網的功能加以聯想的人早已提出過這樣的問題。確實如此，"電子民主"[i]激發了人們的想象，這種想象又同人們對現實民主制度的種種不滿結合起來，形成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對傳統的民主理論發出了挑戰。

雅典式的民主在現代國家中的適用問題為近代的民主理論家所關注。那些不贊成雅典式民主的理論家們都認為由于地域的限制，雅典式的民主成為不可能，地域的限制甚至讓人走投無路。[ii]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人在立憲革命中發明并實踐的代議制民主便成了雅典民主傳統在現代的合法繼承人。

現在，機會來了：基于互聯網的信息技術縮短了人們之間的距離。在技術上，像雅典人那樣進行某種形式的直接民主已經不存在太大的難度了，代議制民主因此面臨著強大的挑戰。不滿于代議制的人開始更加猛烈地攻擊它，重提直接民主。

直接民主的呼聲并非空穴來風。它基于信息化進程所描繪的一幅誘人圖景：公民教育的加強、對信息資源的平等占用，尤其是網絡使個人與民主制度之間的距離進一步縮短，使人們有可能遠距離地參與民主政治。這一切使人們相信"再造民主"決非海市蜃樓。然而，在西方自由主義政治傳統中，直接民主長久以來的形象不佳，直到現在一直受到懷疑。

相反的觀點認為：電子民主（teledemocracy）的出現將本來隱藏的憂慮表面化了。尤勞（Eulau）對民主在技術上的變革進行分析后指出：電子民主"將導致一種政治的非居間化"，[iii]形成一種"以高科技為形式的獨裁的民粹主義"。[iv]

信息化進程使西方的民主前景喜憂參半：一方面，大規模的信息化確實會加強民主，使它不僅限于選舉國家領導人，選舉代表，甚至由人民直接干預立法，參與到行政決策和政府管理之中，實現人們對于管理民主（managerial democracy）長期以來的一種夢想；另一方面，它卻可能破壞地方社區或基層組織，為某種高科技集權主義（high-tech totalitarianism）提供基礎，甚至出現所謂的"電子法西斯主義"（telefacism）。[v]

信息化進程對民主的影響讓人"愛恨交加"的另一方面就是信息財富的出現。在新一輪的信息"原始積累"階段中存在著兩種可能：一種是貧富分化有所改善，尤其是發達國家與第三世界之間的差距可能會縮小；另一種可能是這種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那些有錢的人比貧窮的人更容易獲取信息，更容易在信息化進程中受益。信息化進程正潛伏著一場比資本家興起、封建主沒落的情形更殘酷的"洗牌"。像上次一樣，這次"洗牌"必然會形成信息上的富人（information rich）和信息上的窮人（information poor）。有人擔心這樣一種危險：這種信息上的"貧""富"分化可能形成一種"信息主權"（information teleocracy）而不是我們現在談論的"信息民主"（information democracy）。[vi]

因此，對政府來說，由電子民主而引發的問題不是技術能否推動民主，恰恰相反，信息時代民主的主題在于："現存的政治制度能否找到一種同信息通訊技術聯系的新形式，借以更新它的合法性，并在新的民主政治中適得其所"[vii]

二、民主理論的諸形式

盡管代議制民主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但新興的理論仍未站穩腳根。各種民主理論都力圖同信息通訊技術"交朋結友"，然而又都將信息通訊技術視為手段。在各色各樣的民主理論中，強勢型民主、大眾型民主、消費型民主成為三種比較有影響的理論形式。

1、強勢型民主（Strong Democracy）

強勢型民主的觀念由來已久，可以一直上溯到西方民主的源頭--雅典。近代市場經濟的興起，徹底改變了古代民主的觀念，自由民主在西方長期以來占據重要地位。在新的信息通訊技術的推動下，民主的制度能力從許多方面得到加強，推行強勢型民主的障礙越來越小。在這種情況下，強勢型民主理論開始具有越來越廣泛的市場。

強勢型民主理論較早地由巴伯（Barber， B.R.）提出。他在《強勢民主-新時代的參與政治》一書中提出了"強勢型民主"的觀念。他強烈地批評了自由民主，稱其為"弱勢民主"，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強勢民主。這種方案以擴大人民對政治的直接參與為核心，以"社群""共識"等理念為特征，在西方社會產生了一定的影響。[viii]

在信息通訊技術的激勵下，強勢型民主為雅典式的民主賦予了信息化的新內容。強勢型民主的概念突出了"參與"，這同當代參與制民主的形成和發展是分不開的。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這種參與的可能性和現實性變得越來越突出，激勵了強勢民主的進一步發展。這種民主制度下：公民普遍地享受廉價的政府公共信息；公民、政治家和公務人員之間進行開放式的溝通并良性互動……這一切將以公民在政治生活中的參與開始，并推動他們在政治事務中更加積極而又充分的參與。

積極的公民權要求公民擁有參與到民主制中來的一種最基本的權利。這種權利被稱為"信息時代能力的準入"（access to information age capabilities）或是"社會的包含和準入"（social inclusivity and access）。事實上，強勢型民主更寄希望于未來，它包含了一項如此浩大的工程：一個能夠容納各種政治行為的公共虛擬空間（virtual public space）。因此，強勢型民主更需要顯著的制度變遷，這就使其現實性有所降低。

2、大眾型民主（Populist Democracy）

大眾型民主最早源于"民粹主義"（populism）。在歷史上，民粹主義曾盛行于美、俄等國。1896年，民主黨人布賴恩（Bryne， W. F.）以"把共和國政府的權力還給普通人民"為核心提出了一整套的平民主義競選綱領，參加總統競選。戰后，平民主義更是流行于第三世界國家。

在民主理論上，民粹主義直接來源于對人民的信任。"它反對代表制，力求把權力盡可能多地掌握在普通公民手中。"[ix]平民主義運動在當代發達國家中亦有相當不俗的表現：諸如全民公決、立法上的公民創議、罷免權等民主設計對西方國家產生了很大影響。然而，由于其激進性，民粹主義不見容于西方的主流民主，被視為"民主的一種極端形式。"[x]

一般認為，大眾型民主是在廣泛的政治動員中產生的。隨著信息通訊技術的廣泛應用，政治動員又出現了與以往不同的新形式，大眾型民主也因此而具有更加突出的活力。

隨著信息化進程的加速，政府具備了更細致、更綜合地搜集和處理來自于選民的反饋信息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政治溝通會變得更精確，更有效。對大眾型民主來講，信息通訊技術的應用意味著在政治管理中更加精致、更加廣泛地利用公民投票等手段。

總的來說，大眾型民主基于這樣一種假設：人們能更加有效地利用快速增長的柔性信息資源。這一信念的前景隨著信息化進程的加速變得更加明朗，它同時也堅定了人們更有效地管理民主的信念。

3、消費型民主（Consumer Democracy）

消費型民主代表了人們在政治管理問題上對信息化進程更加精致的回應。從西方政治思想的發展來看，這種保護型民主的觀念適應了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為十九世紀創造了憲政民主制度。20世紀末，由這種保護型民主所創造的代議制民主在西方得到牢固確立并在西方以外的地區被原則上采納為一種合適的政府模式。[xi]

消費型民主更容易在西方被看好，它在一定程度上揚棄了西方流行的自由民主觀念。消費型民主認為個人的利益只有在個人有手段來保護他們時，才會得到保護。消費型民主放棄了孤立個人的觀念，這成為它同傳統的自由民主之間的明顯區別。個人在表達偏愛和做選擇時更積極、更理性，更具競爭力的假設照顧到消極自由，接近于積極自由，更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彌合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之間的縫隙。

同大眾型民主一樣，消費型民主亦接受管理民主（managed democracy）的觀念。隨著信息通訊技術的發展，政府能在政治管理中發揮更大、更積極的作用這一點幾乎得到一致的公認。消費型民主認為，信息技術的合理應用將會為政府官員提供一套額外的工具，在這套工具的幫助下，政府能夠更好地進行民主管理。

在西方，對信息時代民主流行的理解更趨向于消費型民主，那種將公民視為"消費者"的觀念為圍繞民主實踐進行的技術革新提供了一種主流范式（paradigm）。消費型民主認為，民主的表達能被內含于通過消費關系而進行的調整中，而政治控制的強制也就存在于政府同接受服務的消費者之間的協調中。

消費型民主更易于使人關注于公共服務的產品，因此，更好地提供服務成為行政實踐的核心。從更長遠的意義上看，它提供了關于政府職能的一種全新定位：政府行為的合法性來源于它對消費者偏好的反映。

三、信息化進程與民主理論的創新

在古代希臘民主被視為同君主制、貴族制并列的一種政體。當歷史的腳步邁入二十一世紀人們再回過頭來梳理民主理論的發展時，會不無感慨地發現：民主制經歷了太多的變化。事實上，民主制正是因為這種極強的創新能力而具有其它制度不能比擬的活力。

上個世紀中期，約翰·杜威（John Dewey）反思了1929年的經濟危機及其對民主制度的影響，指出這場危機的價值在于使人們認識到："每代人必須為自己再造一遍民主，民主的本質與精髓乃是某種不能從一個人或一代人傳給另一個人或另一代人的東西，而必須根據社會生活的需要、問題與條件進行構建。"[xii]杜威的話音未落，計算機闖入了人類的生活，信息通訊技術以雷霆萬鈞之勢迅速地成為改變人類歷史進程的一支重要力量，對人類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隨著這一進程的加速，人們越來越服膺了信息化對政府的塑造性力量。在這塊制度外表層的面紗后，信息化進程對西方國家民主理論亦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面對信息化進程帶來的巨大機會，民主的政府會做些什么呢？科爾什（Frank Koelsch）指出："面對所有這些挑戰，政府的最大任務是走上改革之路。"[xiii]政府的改革勢在必行，成為社會轉型的排頭兵，并且會自上而下地推進信息通訊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在這場改革中，"政府機構、公司、個人都是贏家。"[xiv]

作為制度層次的民主總是同現實環境為它提供的基礎密切相關，科學技術的發展對于民主的影響在這里便會不言而喻了。信息通訊技術的發展為民主制的發展提供了技術上的支持，它一方面對西方現存的民主理論諸形式提出了挑戰，另一方面也從實踐到理論更新了工業時代人們對民主的認識。

注釋：

[i]常被稱為electronic direct democracy、teledemocracy或electronic democracy。

[ii] 盧梭傷心地認為："就民主制這個名詞的嚴格意義而言，真正的民主制從來就不曾有過而且永遠也不會有。"盧梭：《社會契約論》，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88頁。

[iii] disintermediation，原意指儲戶將儲蓄銀行存款等轉為直接的證券投資。

[iv] Eulau， H. Technology and Civility: the Revolution in Politics Publication No. 167， Stanford， CA:Hover Institution， Standford University， 1977.

[v] See， Christine Bellamy and John A. Taylor， Governing in the Information Age，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95.另參見叢日云：《當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頁。

[vi] Christine Bellamy and John A. Taylor， Governing in the Information Age，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11.

[vii] Christine Bellamy and John A. Taylor， Governing in the Information Age，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18.

[viii] See， Barber， B. R. Strong Democracy， Participatory Politics for a New Ag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114.

[ix] 戴維·米勒、韋農·波格丹諾：《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589頁。

[x] 同上。

[xi] 戴維·赫爾德：《民主的模式》，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頁。

[xii] 約翰·杜威：《新舊個人主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頁。

[xiii] Frank Koslch，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McGraw-Hill Ryerson Limited， 1995， p.275.

[xiv] Frank Koslch，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McGraw-Hill Ryerson Limited， 1995， p.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