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實踐中，典型教育仍是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典型教育方法在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中仍然閃耀著巨大的理論光芒，需要在實踐中繼續堅持和發展。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的創立和發展凝結了黨的歷代領導人的心血和智慧，尤其是毛澤東做出了重要理論貢獻。筆者系統研究了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實踐及理論研究中的相關論述，概括了毛澤東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的理論貢獻，以深化當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的理論基石，彰顯毛澤東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理論魅力和光芒，推動當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的科學發展。

一、毛澤東奠定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的理論基礎

毛澤東不僅堅持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作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的理論指導，還創造性地從哲學高度闡釋了一系列哲學方法理論，奠定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的理論基礎，主要有以下幾方面。（一）實事求是方法馬克思主義認為，有什么樣的世界觀，就有什么樣的方法論。毛澤東強調，為了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策略問題，就要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那里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就要有的放矢，就是要有實事求是的態度和方法。毛澤東在知行統一的實踐論基礎上，創造性地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實事求是”升華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的一個基本方法。他指出，“‘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1]801這不僅明確了客觀事物存在發展的可知性、規律性，也確立了從實事中探求到客觀規律來指導行動（認識和實踐）的方法論原則。這樣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一方面體現了知和行、真和善、本然和應然統一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另一方面，由于從實事中探求的客觀規律中，本身內在地包含人的活動的規律性，人在實踐活動中追求兩個出發點、兩種尺度的統一。”[2]可見，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點，也是最根本的辯證方法。只有學會運用實事求是方法，才能使主觀認識符合客觀實際情況，才能取得革命和建設的成功。為此，毛澤東還提出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主動權是一個極端重要的事情。主動權，就是‘高屋建瓴’、‘勢如破竹’”。[3]197“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和實踐一致的。”[4]707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黨的思想路線，也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的創造性貢獻，并散發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氣息。這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奠定了理論基礎，它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要遵循理論聯系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原則，努力從思想政治教育的規律性中去把握教育對象思想變化發展的規律。（二）矛盾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方法是認識事物的根本方法。所謂矛盾分析方法，是指通過分析事物的矛盾性以把握其特殊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從而更有效地認識和改造客觀事物的方法。毛澤東認為，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他在《矛盾論》中對此進行了集中地論述，認為“辯證法的宇宙觀，主要地就是教導人們要善于去觀察和分析各種事物的矛盾的運動，并根據這種分析，指出解決矛盾的方法。因此，具體地了解事物矛盾的這一個法則，對于我們是非常重要的。”[5]304他指出，一切事物都充滿矛盾，“在社會現象和思想現象中也是同樣地存在著。每一種社會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質。”[5]309“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無從確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質，就無從發現事物運動發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據，也就無從辨別事物，無從區分科學研究的領域。”[5]309所以，分析和研究任何問題，都要堅持矛盾分析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也不例外。毛澤東認為，人們的思想問題也貫穿著矛盾的發展，應“把它看作是客觀矛盾的反映，客觀矛盾反映人主觀的思想，組成了概念的矛盾運動，推動了思想的發展，不斷地解決了人們的思想問題”。[5]306堅持矛盾的觀點，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5]322毛澤東運用矛盾分析方法，確立了如何區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兩類性質不同的矛盾，提出了如何解決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科學理論和方法。這就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奠定了理論基礎，也提供了直接理論依據。它從根本上要求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堅持用矛盾分析方法獲取教育對象的思想信息、預測其思想和行為發展趨勢，選擇和實施科學教育策略和方法。否則，就容易犯錯誤和走彎路。因而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深刻理解毛澤東的矛盾分析方法意蘊，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三）群眾路線方法群眾路線方法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的重大貢獻之一，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的重要內容。毛澤東認為，所謂群眾路線方法，是指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他強調，一切為了群眾是共產黨制定政策的基礎。“只要我們能夠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信任群眾，緊緊地和群眾一道，并領導他們前進，我們是完全能夠超越任何障礙和戰勝任何困難的，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6]1260一切依靠群眾、相信群眾、密切聯系群眾，是共產黨與其他政黨的顯著區別之一；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是我黨建立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基礎上并與認識路線一致的基本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強調，共產黨的路線，就是人民的路線。“簡單地說，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3]324“力量的來源就是人民群眾。”[3]324“而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3]320要求大力“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使之群眾化，為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所掌握，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為群眾手里的尖銳武器。”[3]323要善于將群眾分散的不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接受考驗其是否正確。這些理論和思想不僅科學地闡明了群眾路線方法，也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奠定了理論基礎，并成為思想政治教育必須堅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只有這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能真正幫助人們解決思想問題和實際問題，發揮其“生命線”作用。

二、毛澤東闡釋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的科學原則

在長期革命和思想政治教育實踐中，毛澤東闡釋了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原則，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的創立和發展提供了科學依據，主要有以下幾方面。（一）以人為中心的原則作為一個歷史唯物主義者，毛澤東始終把人民群眾放在第一位，確立了以人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原則。他指出，“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6]1512“而一切物質因素只有通過人的因素，才能加以開發利用。”[7]34毛澤東認為，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在一定歷史進程中起促進作用的“勞動人民”、“人民群眾”。毛澤東反復強調“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群眾有偉大的創造力”，共產黨人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同時，毛澤東還深刻地闡明了人的自覺能動性。1938年，他在《論持久戰》中指出：“做就必須先有人根據客觀事實，引出思想、道理、意見，提出計劃、方針、政策、戰略、戰術，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觀的東西，做或行動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東西，都是人類特殊的能動性。這種能動性，我們名之曰‘自覺的能動性’。是人之所以區別于物的特點。”[4]477把人看作是第一位的、最寶貴的，其實質是毛澤東充分肯定人民群眾的歷史主體地位和創造力。所以，毛澤東“以人為中心”的原則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創立時提出“平等原則”[8]51、“積極引導原則”[8]57提供了理論依據，并為新時期積極探索人文關懷方法也提供了理論指導。因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中要始終堅持“以人為中心”，科學把握好“人”這一最為活躍、能動的因素，把教育人、塑造人、培養人的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首要地位，努力調動和發掘蘊藏在人民群眾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使之為和諧社會建設服務。（二）重視實踐原則這里的實踐原則，是指人們的正確思想、觀念是來自于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等社會實踐，教育時要注意發揮實踐的作用。它是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實踐觀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中的科學運用。1937年，毛澤東在《實踐論》和《矛盾論》中系統闡述了人的正確思想形成和發展的理論。1963年，他又在修改《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時強調，“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里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社會的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3]320同時，他還精辟地論述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人的思想形成要經過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再由理性認識到實踐的一個反復循環上升的過程；人的正確思想要能經得起實踐的反復檢驗；人民群眾是實踐的主體，群眾實踐是正確思想產生的基礎，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是在群眾的實踐中產生的豐富經驗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科學地闡明了人的思想與實踐的關系，揭示了人們思想形成發展的客觀規律，并把實踐作為檢驗人的思想（真理）正確與否的唯一尺度，充分肯定了實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創立和發展中確立實踐性原則提供了科學理論依據。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中，必須強調實踐的地位和作用，努力從實踐中探索人的思想形成、轉化和發展規律，使經驗化的工作方法不斷地上升到理論高度，使之科學化。（三）堅持民主原則民主原則是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和唯物史觀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中具體運用的表現。毛澤東認為，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要采取民主的方式、平等的態度對待教育對象，尊重和相信群眾；而不能高居于群眾之上，動輒訓人，自以為是，這不僅僅是態度問題，也是方法問題。毛澤東強調：“凡屬思想性質的問題，凡屬于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只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而不能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7]209這表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應該遵循民主原則。為此，毛澤東不斷地在理論和實踐中深化這一原則。在延安整風時，毛澤東總結長期黨內斗爭成功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開展思想斗爭和教育的正確方針———“懲前毖后，治病救人”，[1]1096提出了“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新中國建立后，毛澤東更強調廣大人民群眾是國家的主人，他們既是教育者，又是受教育者，都是人民群眾中的一員，教育時更要尊重他們，以平等的態度同他們交流思想、交換意見，相互學習，相互促進。毛澤東指出：“共產黨人在勞動人民中間進行工作的時候必須采取民主的說服教育的方法，決不允許采取命令主義態度和強制手段，中國共產黨忠實地遵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個原則。”[7]211“我們歷來就主張，在人民民主專政下面，解決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的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采用專政和民主這樣兩種不同的方法。”[7]211-212這不僅表明民主原則是由我黨和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性質決定的，也是人民內部矛盾的非對抗性決定的，反映了黨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階級屬性。這就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創立和發展中堅持和貫徹民主原則，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和思想問題，提供了科學依據和正確原則。（四）思想教育與物質利益相結合的原則毛澤東的思想教育與物質利益相結合的原則，是指在對人進行思想教育時要給人看得見的物質利益的準則。他一再強調，人的精神世界、思想問題的變化離不開物質動因，要從政治上動員人民群眾，既要給人民傳授先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又要給他們看得見的物質利益。早在井岡山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注意將政治宣傳教育與解決群眾的切身利益問題結合起來，反復強調教育干部和戰士尊重群眾利益，愛護群眾利益，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給人民群眾實實在在的利益。毛澤東先后寫了《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我們的經濟政策》、《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報告。他指出，在做思想政治動員工作時，“如果我們單單動員人民進行戰爭，一點別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達到戰勝敵人的目的呢？……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5]136-137“要使廣大群眾認識到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5]138要“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5]138否則，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這深刻揭示了關心群眾物質利益與思想政治教育之間的內在聯系，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創立和發展中提出堅持解決思想問題與解決實際問題相結合、堅持精神鼓勵與物質鼓勵相統一等原則，提供了科學依據和豐富內容。在新形勢下，更要堅持這一正確原則。

三、毛澤東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的實踐方法

關于方法問題，毛澤東提出了著名的“橋”和“船”的論斷，“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5]139為此，毛澤東提出了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實踐方法，極大地豐富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方面。（一）說服教育方法說服教育方法是指以民主原則為指導，通過擺事實、講道理加強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早在1929年《古田會議》召開前后，毛澤東就論及加強說服教育要重于懲罰。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強調說服教育要重于行政命令。毛澤東認為，要通過說服教育方法對黨員進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思想整風；對黨外人士、個體工商業者、資本家等也要采取說服教育的方法，使他們真正參加到抗日民主政權中來，參加到社會改革中來。他指出，“所謂領導權，不是要一天到晚當作口號去高喊，也不是盛氣凌人地要人家服從我們，而是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愿意接受我們的建議。”[4]742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毛澤東又指出，“在我國的條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說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變個體的所有制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而且可以改變資本主義所有制為社會主義所有制。”[7]21957年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還強調，“凡屬于思想性質的問題，凡屬于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只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而不能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7]209為此，毛澤東在《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一文中深刻地揭示了人的思想問題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由感性到理性認識反復發展的過程，一經形成就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如果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強制壓服的方法去解決，非但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反而更加有害；因而需要采取循序漸進的、耐心說服的方法，使人們的思想覺悟逐漸提高。實踐證明，毛澤東倡導的說服教育方法是我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的一大特色，也是當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實踐中行之有效的方法。（二）批評和自我批評方法批評和自我批評方法是毛澤東多次論及的思想政治教育實踐方法。他認為批評和自我批評就像人們日常打掃房子和洗臉一樣重要，“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黨的工作，也會沾染灰塵的，也應該打掃和洗滌。‘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是說它們在不停的運動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蝕。對于我們，經常地檢討工作，在檢討中推廣民主作風，不懼怕批評和自我批評，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些中國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種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的唯一有效的方法。”[1]1096毛澤東強調，延安“整風運動之所以發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為我們在這個運動中展開了正確的而不是歪曲的、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評和自我批評。”[1]1096所以，毛澤東反復強調批評和自我批評方法，是推動大家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好方法，是人民國家內全體革命人民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確的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也要充分運用好。1962年，《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又強調，“我們工作中的是和非的問題，正確和錯誤的問題，這是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咒罵，也不能用拳頭，更不能用刀槍，只能用討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3]291毛澤東不僅闡明了批評和自我批評方法，豐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理論；也為實踐中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提高人們的思想認識和政治覺悟找到了科學路徑。在今后的思想政治教育實踐中，仍然需要長期堅持這一優良傳統并對之進行不斷創新。（三）典型教育方法典型教育方法就是通過典型人物或事例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1938年，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為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提出宣傳鼓動工作要“一方面利用已經產生并正在繼續產生的民族革命典型（英勇抗戰、為國捐軀、平型關、臺兒莊、八百壯士、游擊戰爭的前進、慷慨捐輸、華僑愛國等等），向前線后方國內國外廣為傳播。又一方面，揭發、清洗、淘汰民族陣線中存在與日增長著的消極性（妥協傾向、悲觀情緒、腐敗現象等等）。再一方面，將敵人殘暴獸性的具體實例，向全國公布，向世界控訴，用以達到提高民族覺悟，發揚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之目的。”[9]40這表明毛澤東十分重視在思想政治教育（宣傳）工作中運用典型教育方法。他善于用正面典型鼓舞和激勵人們，并寫下了許多光輝篇章加以深刻論述。在《紀念白求恩》中，毛澤東發出號召：“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他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他。”[4]659-6601944年，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一文中指出：“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不同。……張思德同志為人民利益而死，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1]1004-10051946年，毛澤東為劉胡蘭題寫了“生的偉大，死的光榮”。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又發出向雷鋒、焦裕祿、王進喜同志學習的號召。通過這些典型人物把崇高的精神境界化為活生生的樣板，激發起人們思想情感的共鳴，引導人們對照、學習和仿效，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實效。同時，毛澤東也善于用反面典型使人們從中吸取教訓。如解放初期對劉青山、張子善等反面典型的宣傳，教育了廣大人民和干部群眾，極大地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實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