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鄧小平毛澤東經濟倫理繼承與發展

〔論文摘要〕經濟倫理是毛澤東和鄧小平倫理思想中的重要內容。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鄧小平總結了歷史經臉，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的經濟倫理思想。在改革開放30年之際，重溫兩位偉人的經濟倫理思想，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和諧社會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規范建設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倫理思想中有著豐富的經濟倫理思想。二者都以為人民群眾謀利益、集體主義原則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但由于他們所處的時代不同，面臨的形勢和任務不同以及經濟體制等方面的不同，二者對一些經濟問題有不同的認識。鄧小平的經濟倫理思想是對毛澤東經濟倫理思想的繼承、發展和創新。在改革開放30年之際，重溫兩位偉人的經濟倫理思想，對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和諧社會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規范建設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毛澤東經濟倫理思想的基本內涵

(一)人民利益—毛澤東經濟倫理思想的根本原則

毛澤東根據“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這一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深諳道德作為反映社會存在的社會意識，是由一定政治經濟所決定并為其服務的。以往一切剝削階級的道德觀都是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無產階級作為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代表，是人類歷史上最先進、最革命、最偉大的階級，它以消滅一切剝削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最終目的。這就決定了它是最廣大人民群眾最大利益的忠實代表者，從而也決定了無產階級的道德觀必然從本質上區別于歷史上其他一切道德。所以毛擇東指出“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毛澤東從人民立場出發，率先提出了為人民服務的口號。

在義利關系上，毛澤東從義利統一觀出發，否定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義輕利思想，提出了利是義的基礎，不存在著超利益的道德觀念，不存在超階級的功利主義。他提倡的是無產階級的功利主義，這種無產階級功利主義是以廣大人民群眾長遠利益，強調人民利益至上為目標。毛澤東說:“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我們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目前利益和將來利益的統一為出發點的，所以我們是以最廣大和最長遠為目標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的和目前的狹隘功利主義者。”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是基于無產階級的解放全人類的歷史使命，基于無產階級政黨的為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而奮斗的宗旨，主張把廣大群眾的目前利益和將來利益統一起來，既考慮照顧群眾的目前利益，也不能損害群眾的未來利益，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使人民群眾得到真實的利益。毛澤東指出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要使群眾認識自己的利益，并且團結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而奮斗。”因此，為廣大群眾謀取最大的利益并為每一個人獲得公正的社會待遇，這就是無產階級功利主義的基本內涵。在艱苦的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經常教育共產黨員，要為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改造社會，為“人民自由幸福”而戰斗，要真心實意為人民謀幸福。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把重心轉到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上來，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艱苦奮斗，為人民創造更美好的幸福生活。但必須指出的是，毛澤東決不是用“小恩小惠”去換取對他自身的“有用”，而是把人民的利益作為一種杠桿，也是作為最終的目的。給人民以福利(眼前利益)—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爭取實現更大的利益(長遠利益)，這就是毛澤東“功能性利益思想”的公式。在這里，毛澤東指出的無產階級功利主義，歸根到底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其經濟倫理思想的各個側面也正是以此為基礎而展開的。

(二)集體主義—毛澤東經濟倫理思想的基本原則

集體主義是一種以社會整體利益為基礎來調節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之間關系的價值觀，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在人生觀、價值觀和道德觀上的反映。因此，毛澤東多次強調集體主義，并把它看作無產階級道德觀的基本原則。革命集體主義的原則是毛澤東在民主革命時期提出來的，并把這一原則看作共產黨員一切言論和行動的出發點。進人社會主義時期，他把革命集體主義發展為社會主義集體主義，以此“反對自私自利的資本主義的自發傾向，提倡以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相結合的原則為一切言論行動的標準的社會主義精神。”毛澤東在對待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關系上，以集體主義為原則，強調統籌兼顧各種利益。他認為在政治平等和社會平等的前提下，實行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利益相統一的原則，做到“兼顧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國家、集體利益同個人利益，集體幸福同個人幸福是基本一致的。集體主義原則要求把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能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個人利益要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要服從整體利益。同時，集體是由個人組成，整體利益不能脫離個人利益。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間應統籌兼顧。毛澤東在講到抗美援朝與人民生活的關系時說:“所謂仁政有兩種，一種是為人民的當前利益，另一種是為人民的長遠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設重工業。前一種是小仁政，后一種是大仁政。兩者必須兼顧，不兼顧是錯誤的。那么重點放在什么地方呢?重點應放在大仁政上。毛澤東對集體主義原則的這些論述使共產主義道德范疇更加豐滿和完備。

(三)勤儉節約—毛澤東經濟倫理思想的消費原則

消費是社會生產、再生產過程的重要環節。人們的消費既受生產的制約，也受道德觀念的影響。在消費倫理上，毛澤東繼承了中華民族勤儉節約的優良傳統。在革命戰爭時期，他與戰士同甘共苦，并指出:“財政的支出，應該根據節省的方針。應該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員明白，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節省每一個銅板為著戰爭和革命事業，為著我們的經濟建設，是我們的會計制度的原則。1952年，針對一些人蛻化變質，他領導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和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毛澤東的勤儉節約思想貫串于生產過程的每一個環節。他在1955年《勤儉辦社》一文的按語中指出:“勤儉經營應當是全國一切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方針，……勤儉辦工廠、勤儉辦商店、勤儉辦一切國營事業和合作事業、勤儉辦一切其他事業，什么事情都應當執行勤儉的原則。這就是節約原則，節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原則之一。”“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的資本原始積累嚴重不足。為了集中力量搞好社會主義建設，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就專門講到:“我們要進行大規模的建設，但是我們還是一個很窮的國家，這是一個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厲行節約就是解決這個矛盾的一個方法。”“要使全體干部和全體人民經常想到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國，但又是一個經濟落后的窮國，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國富強起來，需要幾十年艱苦奮斗的時間，其中包括執行厲行節約，反對浪費這樣一個勤儉建國的方針。”

二、鄧小平對毛澤東經濟倫理思想的繼承與發展

(一)共同富裕—鄧小平經濟倫理思想的目標原則

鄧小平在繼承毛澤東經濟倫理思想的基礎上，總結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幾十年來的經驗教訓，并根據改革開放的新實踐，進行了發展和創新，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本質論和“三個有利于”標準，從而使其經濟倫理思想的核心價值目標更加明確和具有實踐性。

鄧小平的經濟倫理思想是建立在經濟和道德統一的基礎上的，他沒有就經濟講經濟，也沒有離開經濟講道德。在他看來，主體的經濟活動既要符合經濟發展的規律性，也要符合人的發展目的性;道德的提升要以經濟發展為基礎，沒有經濟支撐的道德是不現實的道德。經濟與道德不是對立的，而是相融和統一的。在他講到社會主義政治領導的成果時強調，“歸根到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在談到思想道德教育與經濟的關系時指出:“物質是基礎，人民物質生活好起來，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會有大變化。可以說，鄧小平的經濟倫理思想是在經濟發展基礎上求善的倫理學，最鮮明地體現鄧小平倫理思想這一特點的就是他的共同富裕思想。在鄧小平的經濟倫理思想中，共同富裕并不是為一般道德目標或倫理道德要求來論述的，而是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來論述的。共同富裕是鄧小平對經濟倫理的根本問題—經濟與道德關系的科學解答的集中體現，是社會主義最根本的道德特征。可以說，共同富裕是鄧小平經濟倫理思想的根本落腳點和歸宿。鄧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是在對普遍貧窮進行道德反思和道德批判的基礎上所確立起來的道德目標，它所包容的首要內容是對致富行為的充分肯定，是對“富起來光榮的大張揚”。他指出，社會主義的特點不是窮，而是富，“社會主義如果老是窮，它就站不住”。社會主義要站得住，從倫理的優越性體現在能更好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人民的富裕幸福”生活的提高上的。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要調動人民群眾的勞動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必須把合理、正當求富、致富視為倫理道德上的應當，并以此作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倫理道德基礎，確立“富即德”的道德觀。但社會主義經濟倫理的“富德”的內涵，不能僅僅滿足于個人的合理、正當的致富，還必須把“富德”由個人致富的層面升華到“共同富裕”的層面上來，共同富裕是這種要求的集中體現。它以個人致富為基礎，以共同致富為歸宿。

顯然，鄧小平把“共同富裕”確定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最終倫理目標。怎樣實現這一倫理目標，鄧小平也作出了明確的論述，一方面他從我國經濟建設的大局出發，指出了人們追求個人物質利益正當性，把國家、集體、個人利益結合起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他又從社會發展的規律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出發，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思想。鄧小平“共同富裕論”生動地體現了社會主義經濟倫理的本質。

(二)“三者兼顧”—鄧小平經濟倫理思想的利益原則

針對過去對集體主義和個人利益的片面理解，鄧小平在關注人民集體利益的同時，又重視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個人利益。他在鼓勵和支持人們關注個人利益的同時，總是提倡個人利益要服從社會整體利益。他指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個人利益要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要服從整體利益，暫時利益要服從長遠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從大局，小道理服從大道理。他認為我們提倡和實行這些原則，絕不是說可以不注意個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暫時利益，而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歸根結底，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是統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休利益是統一的，暫時利益和長遠利益是統一的。我們必須按照統籌兼顧的原則來調節各種利益的相互關系。如果相反，違反集體利益而追求個人利益，違反整體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違反長遠利益而追求暫時利益，那么，結果勢必兩頭都受損失。我們提倡按勞分配，承認物質利益，是要為全體人民的物質利益奮斗。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個人的利益要服從國家和集體的利益。為了國家和集體的利益，為了人民大眾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覺悟的先進分子必要時都應當犧牲自己的利益。我們要向全體人民、全體青少年努力宜傳這種高尚的道德。

因此，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堅決反對忽視個人正當利益的錯誤思想，同時也必須反對拋開國家、集體和他人利益而只追求個人利益的極端個人主義，在經濟實踐活動中真正做到三者兼顧，動態統一。 (三)物質精神并重—鄧小平經濟倫理思想的激勵原則

在毛澤東時期，推行的是平均主義，通過平均主義來建立一個平等、富裕、合理的新社會。但是要想實現社會進步、國家富強，靠平均主義是不行的。鄧小平修正了毛澤東經濟倫理思想中的平均主義，實行物質鼓勵與精神鼓勵并重的政策。馬克思主義認為，物質利益既是目標，也是手段。“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是謀生的手段，作為“利益型”的勞動者，追求物質利益是勞動的重要目的。列寧也曾經指出:“國家不僅要進行說服教育，而且要用較好的生活條件來獎勵優秀的工作人員。”客觀地說，在戰爭年代，精神激勵對取得革命勝利的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毛澤東也并不排斥和拒絕物質鼓勵。鄧小平糾正了我國長期以來激勵觀中的片面性，主張辯證地處理物質鼓勵與精神激勵的關系。他指出:“革命是在物質利益的基礎上產生的，如果只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早在20世紀60年代，鄧小平就提出要進行物質鼓勵。20世紀70年代，他指出:“物質鼓勵也不能缺少，在這方面，我們過去行之有效的各種措施都要恢復，獎金制度也要恢復。”在鄧小平這一思想指導下，改革開放以來，中央采取多種措施，實行物質鼓勵。如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所有制改革;分配制度上，實行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形式并存;建立市場經濟，以利益為杠桿，通過市場規律的作用，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促進經濟發展等。在鄧小平的激勵理論中，強調物質鼓勵并不意味著不重視精神激勵，他多次指出:“頒發獎牌獎狀，是精神激勵，是一種政治上的榮譽，這是必要的。”精神激勵運用得當，較之物質鼓勵更能激發人們的積極性。近年來，這一原則已被許多企業家運用在經濟管理之中，并取得了成功，成為培育企業精神的重要手段之一。

(四)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鄧小平經濟倫理思想的效率原則

公平與效率原則，歷來被經濟學家們作為評判經濟行為的道德標準。公平優先，還是效率優先，長期以來是經濟理論和實踐中的一個主要問題，尤其是不少西方經濟學家更是認為，效率和公平不能兼顧。

鄧小平科學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在結合中國實際和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把發展生產力和實現共同富裕界定為社會主義最本質的內容。其中共同富裕思想回答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平與效率的辯證統一關系問題。首先，社會主義要講效率，也要講公平。“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講的是效率問題;“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講的是公平問題。其次，效率與公平是相互依存、辯證統一的。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根本任務，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共同富裕是在效率提高、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逐步實現的;生產力發展了難免出現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堅持共同富裕的目標就能夠防止或縮小貧富差距，充分調動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實現社會的穩定，從而保障效率的不斷提高。第三，先富帶后富大政策的提出，是以公平與效率的辯證統一關系為基本依據的。在我國現有的生產力水平條件下，共同富裕絕不等于社會成員完全平均或同步富裕。只有允許部分先富，才能促進效率的增長;生產力水平提高了，社會財富增多了，就要著手解決貧富差距問題，先富起來的再帶動越來越多的人走向富裕，最終就能達到共同富裕。

鄧小平以“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為利益取向，沖破了千百年來束縛中國人頭腦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觀念，把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真正統一起來，從而賦予效率與公平以新的時代含義，這對社會主義公平觀是一個極大的創新。三鄧小平對毛澤東經濟倫理思想繼承與發展的重要意義

鄧小平對毛澤東經濟倫理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在準確把握時代背景和國內外形勢變化的基礎上所作的理論創新，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強烈的創新精神，有著極為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鄧小平對毛澤東經濟倫理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大大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倫理學說。鄧小平的經濟倫理思想從倫理角度分析經濟問題，用道德手段調節經濟矛盾，從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實際出發，發揮倫理道德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的調節作用，開創性地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倫理學說，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倫理學說和現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需要相結合的產物，大大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倫理學說。

鄧小平對毛澤東經濟倫理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開拓了毛澤東經濟倫理思想在新時期的新發展。毛澤東經濟倫理思想同任何先進的理論體系一樣，是需要隨著實踐的發展、深入而不斷豐富、發展、完善的科學理論。只有創新，才能保持科學理論的強大生命力;只有不斷地吸取時代精神的精華，理論才能發揮指導實踐的作用。鄧小平順應時代發展的潮流，在繼承堅持毛澤東經濟倫理思想的基礎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勇于創新，把毛澤東經濟倫理思想不斷推向前進，為其新時期的新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表現了開拓馬克思主義新境界的巨大理論勇氣和創新精神。

鄧小平對毛澤東經濟倫理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規范的構建、發揮社會主義倫理道德對市場經濟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提供了銳利的思想武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是前無古人的事業，每前進一步都會面對諸多新情況、新問題。人與人之間、經濟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日趨復雜，一些深層次的社會矛盾愈益凸顯，這些新情況、新問題、新矛盾的解決，光靠市場經濟體制自身的運轉和自發的調節是不夠的，構建與之相適應的倫理道德規范迫在眉睫。鄧小平對毛澤東經濟倫理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正是適應這一現實需要在繼承優秀思想成果的基礎上所作的理論創新，它已經成功地調節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許多利益矛盾，成功解決了許多重大難題。當前，在新的實踐中不斷豐富發展的鄧小平經濟倫理思想，一定能夠繼續解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倫理道德問題，發揮社會主義倫理道德對市場經濟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