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三個代表”;黨的執政能力;社會主義實踐

論文摘要:黨的執政能力是黨的整體素質的集中體現，始終做到“三個代表”是執政能力建設的根本要求和根本尺度。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不斷提高全黨貫徹執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覺性和堅定性，是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根本性措施。本文是筆者在深入學習《江澤民文選》的基礎上，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刻理解和領會。本文圍繞“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我們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是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實踐自我完善和發展的強大理論武器等展開了論述。

作為《江澤民文選》中最具深遠意義的核心用語，“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在黨內外、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僅從字面上的內容看，“三個代表”所包含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觀點在我們黨和國家前期領導人的講話和著作中也有過不同程度的體現，因此在“三個代表”提出之初，社會上曾有不少人提出過質疑，認為這種理論沒有新意，缺乏創新和突破。但隨著對這一重要思想認識的不斷深化，該理論體系獲得國內外越來越多的好評，并成為指導我國社會主義實踐的重要理論。通過系統深人地學習《江澤民文選》，筆者對這一點有著較為深刻的感受，即“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充實、發展與突破。本文將從理論創新和實踐指導兩個方面，談談系統學習《江澤民文選》后的深刻理解和認識。

一、“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我黨在新的歷史時期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大發展和最新成果

(一)“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充實和發展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把勞動分為活的勞動和物化勞動，傳統的政治經濟學認為只有活勞動才是價值的唯一源泉，而且往往把生產性勞動局限于物質生產部門，甚至局限于其中的體力勞動。歷史發展到今天，我們面臨的外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對生產勞動范圍的認識必然相應發展，現代經濟不是原始形態的經濟形式，那時只需要簡單的人工勞動，但現在需要將大量的社會資源集中起來，才能創建和維持現代的經濟活動。物化勞動是勞動者創造的前期成果，是勞動投人的再投人，勞動者通過資本使自己高效節約，能夠創造出更多豐富低廉的物質財富和社會服務。所以從根本上看，物化勞動投人最終也是生產性勞動和價值的源泉。“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充分肯定物化勞動和知識勞動也能創造社會價值，是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充實和發展。我們必須在準確把握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的基礎上，繼承并發展這一理論的現實內涵。江澤民同志在2002年“七一”講話中明確指出:“現在，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當時所面對和研究的情況有很大不同，我們應該結合新的實際，深化在社會主義勞動和勞動價值論的研究和認識。”這是事關如何認識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基本特征的一件大事，對我們理性地分析和研究當前改革思路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充實和發展了馬克思的社會分配論

馬克思根據只有活勞動創造價值的觀點，提出了按勞分配的思想，而實踐表明，不僅活勞動創造社會價值，物化勞動和社會資本同樣創造勞動。在生產過程中，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信息等都是生產要素，發揮著互相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對物質財富的創造做出了各自的貢獻。正因如此，“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提出要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實現全社會公平。各種要素的所有者應按照各要素投人的數量、質量和貢獻程度參與分配，充分肯定合理、合法致富。公平的分配就是“貢獻大者多得，貢獻小者少得，不貢獻者甚至不得”;公平不是平均，公平是效率，誰能夠以最大的效率為社會提供最有效的供給，誰就理所當然獲得更多的分配與報酬，這是最公平的事情。

(三)“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群眾觀和歷史觀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運用于各國社會主義實踐過程中，曾經出現過這樣一種傾向，即把社會生活公式化，認為人是社會運轉的一個分子而非中心，把人的價值和作用置于較低的層面，往往可能因為國家或集體的利益而簡單地否定個人利益。“三個代表”提出了以人為本，把人作為社會生產發展中心的價值取向，這是對馬克思人本學說的繼承和發展。從人的自然屬性來看，以人為本最根本的就是要珍惜、愛護、保護人的生命，保障人的安全，滿足人的基本物質需要，促進人的健康;從社會屬性看，以人為本就是要創造公平公正的社會環境，尊重人的民主權利，維護人的尊嚴，關心人的感情需要，滿足人的自我實現需要。以人為本，就是指經濟社會的發展必須以人為根本、以人為核心、以人為基礎。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江澤民進一步指出:“黨除了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黨的一切工作，必須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最高標準。”

(四)“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充實了馬克思主義關于黨的階級基礎理論

由于歷史原因，馬克思生活在機器大工業時期，他所說的工人階級主要是指從事體力勞動的“藍領工人”，而知識分子和技術人員、管理人員由于在當時的生產中只是少數并不居主體地位。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工人階級隊伍的狀況和勞動的形態都發生了新的變化，這要求我們黨必須根據變化了的實際情況做出分析。在工人階級隊伍構成問題上，江澤民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報告中指出:“隨著改革開放的深人和經濟文化的發展，我國工人階級隊伍不斷擴大，素質不斷提高。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工人階級、廣大農民，始終是推動我國先進生產力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根本力量。”這說明工人階級作為一個整體概念，內部的構成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工人階級隊伍不斷壯大，整體素質、整體優勢進一步提高。關于創造社會財富的勞動者隊伍構成問題，十六大報告中指出:“在社會變革中出現的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階層的構成發生了新的變化，不僅出現了上述列舉的各個階層，而且，許多人在各種不同的所有制之間、不同行業之間、不同地域之間頻繁流動，人們的職業、身份經常變動，他們在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指引下，為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做出了重大貢獻。三個代表提出的“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勞動、勞動者的深刻內涵和外延的理解和概括，使我黨執政的基礎和服務的對象進一步得到擴大和完善。

(五)“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推動了社會經濟制度的發展與創新

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導下，我國逐步摒棄了計劃經濟的發展模式而逐步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進一步明確計劃與市場是一種經濟制度而非政治制度，兩者都是資源配置的方式。江澤民同志2000年在江蘇、浙江、上海考察時，提出“兩個根本性轉變”:一是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二是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這“兩個根本轉變”，前者是強調生產關系的改革，后者則著重指明生產力如何發展，兩者是相互聯系又相互促進的。它們都是為了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因而都代表先進社會生產力的必然要求。在厘清基本概念和擺脫模式之爭的束縛之后，通過全面梳理已經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規章制度和法律政策，不斷進行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要的制度創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參與主體更多地遵循由價值規律調節的市場機制，在逐步摒棄計劃經濟時代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多種栓桔的基礎上，通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健全杜會信用體系，完善政府調控機制和市場監管機制，保障市場競爭公平有序，引導生產要素在更大范圍內實現優化配置。

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我黨在新的歷史時期指導社會主義實踐的價值標準和行動指南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不僅在理論上取得重大突破，其中的基本內容和科學內涵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實踐也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并在實踐中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重大進展。 (一)治國方針和理念實現轉變，推進科學管理

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導下，我黨實現了治國方針和治國理念的有效轉變，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和創新舉措: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銳意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和其他各方面改革;實施“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強調市場經濟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法治經濟，依法治國是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根本保證;推行“以德治國”的理念，提高全民族的素質和文化水平，引導人們堅持正確的價值導向，通過“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的緊密結合來推動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充分肯定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大力推進科技進步;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實現香港、澳門順利回歸，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提出貫徹“五個統籌”，即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進一步發展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從新世紀新階段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出發提出了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重大戰略思想。

(二)有效改變了分配制度，兼顧效率與公平

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導下，全社會分配不再受“物化勞動”的約束，能夠從理論和現實上正確看待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一部分人通過勞動或資本投人而實現富裕。2007年3月通過的《物權法》是確認財產、利用財產和保護財產的基本法律，其中在調整財產關系方面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構建完善的私有財產保護法律制度，依法保護私有財產，最終促使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從我國實際情況看，資本和技術(包括經營管理的技術)都是相對較稀缺的資源，實行按勞分配和按生產素分配相結合的政策有利于鼓勵資本投人和技術創新。《江澤民文選》明確指出:“不能簡單地把有沒有財產、有多少財產當作判斷人們政治上先進與落后的標準，而主要應該看他們的思想政治狀況和現實表現，看他們的財產是怎樣得來的以及對財產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們以自己的勞動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所作的貢獻。”同時，在貫徹這一分配制度時要兼顧效率與公平，既要運用包括市場在內的各種調節手段鼓勵先進，促進效率，合理拉開收人差距，又要防止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江澤民同志進一步強調，要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人者比重，提高低收人者收人水平，保證人民共享發展成果。顯然，這些重要思想也為我們按照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繼續推進收人分配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

(三)轉變二元經濟結構，逐步取消對農民的歧視制度

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一種由“農業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勞動的農業國，逐步轉變為非農業人口占多數，包括現代化農業和現代化服務業的工業化國家的歷史階段。”中國有13億人口，79%是農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能否積極穩妥地實現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實現全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選擇。在過去較長的時間里，由于歷史的原因，農村為支援城市經濟發展做出較大貢獻，而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城市也必須適當地反哺農村。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要不失時機地實施城鎮化戰略”，這是黨中央繼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之后的又一具有深遠意義的重大決策。提高城鎮化水平，轉移農村人口，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廣闊的市場和持久的動力。作為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和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我黨應不斷解放思想，逐步消除對農民的種種歧視制度，面對新情況、新問題大膽地進行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的制度創新，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國民經濟結構和促進社會協調發展。

(四)堅持以發展中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指導中國社會主義實踐

歷史表明，自蘇聯共產黨開始，在相當長的時間里，許多國家在運用馬克思理論指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往往試圖以一種固定的模式和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來建設和治理國家，但實踐證明這是行不通的。不同國家在文化、歷史和傳統方面巨大差異，同一個國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也對應著不同的經濟水平、制度基礎和宏觀環境，這要求我們在運用傳統理論指導現實問題時必須充分考慮特定的環境和背景因素，而不能以固定的思維和模式來僵化地處理問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明確提出，只有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理論，使之更貼近我國實際，才能更好地指導實踐。在運用和發展馬克思理論時，一方面，要充分挖掘和發揮我們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和優良傳統中的精髓部分，并把它們融人到治國方略之中，如江澤民同志“以德治國”理念的提出就是我國傳統儒家思想的體現;另一方面，我們還應順應多元化的時代潮流，博取各國文化、科技、制度之所長，為我所用。當前我們強調以發展中的馬克思主義來指導中國實踐，其本質就是要求我們不斷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并且在這一過程中不斷深化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