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社會主義新農村養老保障體制“三農”問題

論文摘要:在新形勢下，傳統的農村養老體制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和機遇，因此在鞏固傳統的家庭養老方式的同時，逐步建立和完善多樣化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勢在必行。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契機下，有必要探索出一條多層次、靈活多樣的農村養老之路;發揮個人、家庭、政府、社會的協力，最終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樂”這一夙愿。

國外學者W·C·肖早在1981年就提出:中國將來的養老問題在農村而不是在城市。目前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超過了10%，老年人口75%生活在農村。隨著社會城市化的發展和變遷，青壯年人口大規模向城鎮地區轉移，農村養老問題日顯突出。進人新世紀，在構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大好契機下，中國的“三農”問題也備受世人關注，構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養老保障體制逐漸被提上議事日程。妥善解決好農村養老問題，以給農村老人一個幸福安寧的晚年生活，不僅是億萬農民的福扯，也是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及整個社會和諧進步的基礎和保障。

一、社會主義新農村養老保障體制面臨的挑戰與機遇

(一)社會主義新農村養老體制面臨的挑戰

1、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新階段帶來的挑戰。2003年，我國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達1090美元[(z1 ，2004年為1269美元〔31，2005年則增至1700美元。因此，我國正處在人均GDP從1000美元向3000美元邁進的關鍵時期。這個時期既是經濟社會結構快速調整的時期，也是各種利益關系復雜、社會矛盾凸顯的時期。體現在養老社會保障領域最突出的是，在城市養老保障體制改革的成本沒有支付，養老基金社會統籌部分和個人賬戶依然實行混賬管理，各地養老金出現透支個人賬戶現象，導致空賬戶越來越多，養老金缺口巨大，帶來嚴重的財務風險。在農村，養老保障體制并沒有普惠老百姓，其保障水平、范圍也極其有限。在這一社會矛盾凸顯期，農村的養老保障體制的構建和完善程度直接關系到農村、甚至國家穩定的大局，因此這一體制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2.農村人口的新特征帶來的挑戰。(1)人口老齡化和高齡化。伴隨著我國經濟杜會的發展及醫療健康水平的不斷改善，國民的平均壽命得到迅速的提高，加之我國30年來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人口出生率銳減，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下降到2001年的13.4，無形中加快了我國人口的老齡化和高齡化進程。10我國60歲及以上的人口比重從1964年的6.08%上升到2000年的10.3% ，80歲以上的高齡老人由1964年的4. 29%上升到2000年的9. 2% 061很明顯，80歲以上高齡老人的增長速度要大大快于整個老年人群體的增長速度。據預測，從2010-2040年，我國進人人口老齡化最快階段，老年人口比重平均每10年提高3.99個百分點，這樣高的老齡化速度在世界是少見的。在老齡人口中有75%的老人生活在農村，因此農村高、老齡化的人口特征無形中給目前和未來的我國農村家庭養老帶來沉重的負擔。(2)家庭結構的變遷和人口遷移。我國自20世紀80年代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家庭平均人口逐漸下降。據調查，20世紀30年代，我國農村的家庭人口平均數是5.26，2005年已降至3.27。家庭平均人口數的降低標志著“四二一”及“六二一”核心家庭結構的出現，這也意味著在農村中一對青年夫婦可能同時要照顧4-6位老人，甚至8位老人。

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帶來大批農村青壯勞動力向城市流動，一方面帶動了城鎮的發展和繁榮;另一方面卻削弱了農村家庭贍養老人的能力。由于我國城鄉二元結構依然存在，遷人城市的農民在經濟和社會地位上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歧視，應有的權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因此他們在城市的生活步履維艱，能夠送給家鄉老人的養老生活費也是有限的。甚至有專家認為，人口遷移引起的代際支持資源減少最終會導致農村老年人生活質量的降低。(3)農村老年人本身經濟地位的下降。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一方面促進了社會經濟結構和生產方式的變更，弱化了農村土地保障作用，促使社會養老方式的產生;另一方面也帶動了農村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費增加，商品性支出增大。在目前我國“城鄉二元結構”沒有得到根本改變的境況下，農產品與工業產品價格存在著嚴重的“剪刀差”，造成現在農民收人增長普遍遲緩，尤其是對那些老年人而言，精力上力不從心，在經濟領域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小，創收的機會也越來越少。因此農村老年人經濟地位的下滑，必然對其晚年生活保障產生負面影響。

3.“孝”道觀念的淡化。“孝”道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它對維護社會穩定，保障老年人頤享天年發揮過積極作用。但不可否認的是，在我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廣大農村地區出現了一些道德滑坡現象，“孝”道觀遭受沖擊，“極端個人主義”思潮盛行。黑龍江省人大代表翟玉和自費對全國10401名60歲以上農村老人的調查顯示:45.3%的老人與兒女分居，5%的老人三餐不保，93%的老人一年添不上一件新衣，67%的老人吃不起藥，86%的老人得了大病住不起醫院。這些老人年均收入是650元，85%的人自己干活，52%的兒女對父母“感情麻木”。

(二)社會主義新農村養老保障體制面臨的機遇

1.工業反哺農業的契機。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作出了“兩個趨向”的科學判斷，即縱觀一些工業化國家發展的歷程，在工業化初始階段，農業支持工業、為工業提供積累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但在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以后，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也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我國的工農關系已經到了一個改變的關鍵點上，這新的大背景，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養老保障體制的物質基礎和政策保障。

2構建農村養老保障體制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組成部分。“社會主義新農村”在毛澤東時代就曾被提起過，而今政府適時地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到“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的高度，并成為《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最引人注目的亮點之一。這是統籌城鄉發展，重視、保護農民利益的具體體現。

建設“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是做好“三農”工作的重點。而構建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制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農村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仍屬起步階段，離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立包括農村社會在內的小康社會的要求還相差甚遠。因此要抓住杜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大好契機，加強農村杜會養老保障體制的建設，在有條件的地方探索建立農村養老保障體制，隨著經濟的發展杜會的進步再逐步推進這一進程，力爭保護每一個農村老年人的養老權力，并最終實現城鄉社會養老保障體制的接軌，以促進社會的長治久安，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二、農村養老保障體制的現狀及原因淺析

從上文的分析中不難得出，以家庭養老和土地雙重保障為根基的傳統杜會養老保障體制，在保障農村老年人的養老權益方面變得越來越力不從心，已不再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要求。農村養老保險的試點工作開始于1987年，全面推行于1991年。然而，這一制度推行至今十幾年來，除了作為一種制度的有益探索之外，收效并不理想。

(一)農村養老保險體制的現狀

現階段，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還存在很多問題，如覆蓋面窄、保障水平低、基金不能保值增值、管理體制沒有理順等，社會養老保險的實施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地方財政、集體經濟的支持，集體經濟好的地方杜會養老保險，基本上可維持;集體經濟比較弱的地方，則很難實施。

目前能夠領取社會保險的人數只占投保人數的5%，而且投保的人主要是中青年人，現在老人的受益面很小。按2001年的情況看，有8個省區的保險平均每人每月只有幾元錢甚至低于一元錢。按2x03年全國平均水平計算，每人每年的領取標準為757元，平均每月只有仍元。這種低水平、覆蓋面窄、地域發展不平衡的養老保險對農村老年人而言只是杯水車薪。

(二)農村養老保險體制現狀的原因分析

1.我國農村經濟發展比較滯后，農民繳費能力有限。在我國，農村區域發展不平衡，大多數農民收人水平相對較低，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較大且這種差距有持續拉大的趨勢;而另一方面農民對養老保障的需求很強烈，很多農民對其老年后的生活優心忡仲，急切需求一種保障。這在根本上決定了農民自身參加養老保險的壓力(見表一)

2.政府責任一定程度上的缺失。(1)政府對農村養老保險投資力度小。鄭功成認為，社會保障制度的確立在本質上并非是政府承擔已有的承諾，而是在社會經濟發展進程中確保每一公民均能夠免除生存危機的必要舉措，政府有義務根據國家財力和社會發展水平來推進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卻不能將社會保障視為“包袱”，因為保障民生是政府的當然責任，也是政府賴以存在的基礎。然而中國的社會養老保險一直存在“城鄉二元結構”，政府有嚴重的“城市傾向”，對農村的社會養

老保險支持力度不夠。有一部分地區的農民參加養老保險缺乏集體補貼，政府無資金投人，回避財政責任，社會養老保險演變為“個人儲蓄保險”，失去了應有的意義;甚至有些地方政府部門認為建立農村養老保險是增加農民負擔，并將其列人減輕農民負擔的措施之一而要求暫停。這些無不導致農村的養老保險體制幾乎處于徘徊、停滯狀態。(2)缺乏健全的法制和穩定的政策保障。我國農村的養老保險體制的具體實施、管理和運作，缺乏統一規范的法制約束，受人為因素的影響較重，工作流于形式，甚至為了應付上面的指令性計劃不惜成本采取各種手段做假。而一旦上級不再關注，集體和農民也就不再繳納，剛建起來的養老保險體制瞬間就失去光彩，名存實亡。除此之外，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體制也受到政策因素的嚴重制約。由于某些地方政府和部分理論界學者認為中國目前還沒有實力建構農村的養老保障體制，所以在推行農村養老保障體制實施運行過程中，積極性不高，養老保險的政策制訂也極不穩定。這也容易導致農民對政府的養老保險產生信任危機，投保積極性不高。 3.農民自身思想觀念還未充分轉變。農村受傳統觀念影響很深，農民“養兒防老”觀念根深蒂固。對國家從農民切身利益出發制定推行的養老保險制度很冷漠，大部分采取觀望的態度;加之一些地方政府執行國家政策不力，致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扭曲變形，導致很多人對社會養老保險產生懷疑，怕政策有變，自己辛辛苦苦的錢打水漂，甚至一些人視之為亂收費。這些觀念都不利于養老保險體制在農村的推行。

三、構建新農村養老保障體制的設想

我國社會保障專家申曙光教授通過對德國、法國等13個歐盟國家進行的研究發現，確定在類似目前我國或更低的經濟發展階段時，這13國都已成功地建立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而目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迅速，正處于“工業反哺農業”的關鍵時期，因此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大背景下，農村的養老保險也該提上議事日程。世界上任何體制都不是一步到位的，如若不能抓住機遇，著眼長遠，把握大局，未雨綢繆，即將到來的農村養老的銀色浪潮會讓我國措手不及。

(一)首先要增加農民收人

要想改變農村養老保障體制的尷尬局面，國家必須抓住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契機，加大對農村經濟建設的資金投人力度，為農民增收創造良好的物質條件;增強技術和教育資源，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增強農民就業創業能力。培養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推進農業結構調整、積極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發展農村第二、第三產業，拓寬農民增收渠道，探索農村致富的新道路，從根本上改變農村發展滯后的局面。

除了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的收人問題，還應注重初次分配的公平合理性。改變長期以來的為確保工業化的資金積累，國民收人分配對農業、農村和農民多“取”少“予”的思路。要堅持按照“共享經濟發展成果”的原則，在初次分配上向中低收人者尤其是農村的中低收人者傾斜。只有增加了農民收人，提高了其養老保險的繳納能力，才能徹底改變農民在生活保障上捉襟見肘的面貌。

(二)關鍵要增強政府職責

1.政府要轉變重城市、輕農村的價值傾向。在構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社會養老保障體制的過程中，作為政府應該有一個公平、正義的價值傾向，因為農村的養老保障體制也是國民社會保障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這也決定了它是一種典型的政府行為。在“工業反哺農業”的關鍵時期，政府更應該承擔起應盡的責任，改變養老保障上的“城鄉二元”結構，增加對農村養老保障體制的資金投人，切實維護農村老年人的養老權益。

2.健全法制規范、制定穩定的政策。世界各國的經驗證實，社會保障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必須要有相關法律和制度保駕護航，法制規范總是先行的。而我國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制進行試點和推行時卻忽視了法制規范的建設，沒有強有力的法律約束，方案政策經常被人為因素所干擾。除此之外，農村養老保險也沒有一個持續、穩定的政策。種種原因導致國家的養老政策不能有效地實施，甚至被扭曲變形，損害了老百姓的利益。為了堅決防止養老保障的制度和政策朝令夕改，使農村養老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要切實從我國的實際出發，依據科學合理的原則，加快農村社會養老的立法工作，依法建立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從而為農村養老營造一個良好的法制和政策氛圍。

(三)重點要建立多層次的養老保障體制

我國農村幅員遼闊，地區差異極大，這一國情決定了農村養老保障模式是多層次的體制。黨的十六大也明確提出，在有條件的地方，探索建立新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因此各級政府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契機下切不可一哄而上，不能搞絕對同一模式，要切實尊重農民意愿，選擇和建立適當的養老保障體制。畢竟我國是“未富先老”，實力有限，因此單靠社會養老保險是不能撐起“農村養老”這一沉重大船的。要靈活地將傳統的家庭養老、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五保制度相結合，使之相互促進、相得益彰，切實保障好農村老年人的養老權益。

1.重點構建農村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農村的保險形式仍采取個人、集體和國家按一定比例墊付的形式。個人繳費和集體補助分別記在個人名下，實行個人賬戶積累制度。根據我國各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以及社會養老保險在建立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可以看出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發展緩慢的核心問題就是“資金籌集難”，資金短缺成為農村養老保險的瓶頸。因此農村養老保險國家墊付一定要做實，集體也應該根據實際經濟狀況確定合適的補貼比例，并切實到位，

杜絕社會養老保險演變為“個人儲蓄保險”。構建農村養老保險體制的關鍵是妥善管理養老保險基金，確保其良性運行，并實現基金的保值增值。真正實現贍養老人的經濟支撐功能。因此要成立專門、高效的省級基金管理機構，各個縣級政府的養老基金統一由這一機關管理。這樣可以利用規模經濟的優勢降低管理成本，充分利用專業的資金投資公司進行有效的投資運營，以實現基金的保值增值，從而提高保險人將來年老時的生活水平。

2.依然倡導傳統的家庭養老。家庭養老有其他養老保障方式所不具備的優點:兒女所提供的精神安慰、親情照顧及兒孫繞膝的天倫之樂的體驗都是無可替代的。此外，家庭養老還可以避免西方國家那種由于過度地推進社會保險而帶來的家庭危機。因此家庭養老的功能不但不應退出舞臺，而且應該繼續發揮余熱。

3.兼顧其他養老保障方式。根據農村的實情，不同地區的政府和個人還可以根據當地經濟承受力采取其他養老方式。政府積極實施社會優撫政策，完善農村“五保”福利;并將農村的計劃生育政策和養老結合起來，建立獎懲機制，對遵守生育政策的農村獨生子女家庭給予獎勵、父母年滿60歲或65歲后的要每年提供一定的養老生活補貼，也可將計劃生育罰款的部分資金投入到養老體系中去;充分利用農村特有的融洽鄰里關系，為分散供養的五保戶和居家養老、需要照顧的老年人、優撫對象提供養老服務。

4.注重我國不同人群的養老保障體制的銜接。在新形勢下，制定養老保障政策一定要有前瞻性，注重失地農民、農民工及城鎮居民的養老保障制度之間的銜接，為勞動力空前大規模的流動做好養老的制度保障，也為建立城鄉統一的國民基本養老模式做好政策鋪墊。

(四)農民養老觀念不容忽視

1.轉變農民對社會養老的觀念。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養老保障制度構建除了國家政策和制度本身的完善外，也不能忽視農民自身養老保險觀念的轉變。作為政府和宣傳部門應加強養老保險的宣傳力度，使其堅信養老保障體制是為民所想、為民所用，維護農民養老的現代性的制度保障。讓農民充分意識國家有責任來關心其養老，并增強對政府的信任。

2.增強農民養老的自立意識。廣大農民群眾應有清醒的自立意識，少一點對兒女和社會的依賴心理，有條件的可以從年輕時就為自己積累儲蓄養老金，或采取商業保險的形式來保證自己過一個高質量的晚年生活。

3.孝道觀念的加強。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并不等于要拋棄中國的優秀傳統—“孝道”觀，面對市場經濟對中國傳統孝道觀念的沖擊，我們應弘揚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尊老”是一種傳統美德，也是人性善的體現，因此無論何時何地，我們都應該發自內心地去尊老、愛老、敬老，在對待老年人上也應有起碼的榮辱觀，發揮道德的軟約束力作用，形成一個良好的“敬老”社會氛圍。

綜上所述，老年人尤其是農村老年人，是最脆弱、最需要社會關注的群體。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契機下，有必要探索出一條多層次、靈活多樣的農村養老之路，發揮個人、家庭、政府、社會的協力，最終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樂”這一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