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廣西；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

[論文摘要]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新中國成立后重要的運動之一，它在我國的社會主義發(fā)展史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文章對廣西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歷程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述評。

1962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對國內階級斗爭的形勢作了錯誤的估計和判斷，認為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都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之間的斗爭;提出對這個問題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會后，中共中央決定在全國城鄉(xiāng)普遍開展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廣西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于1963年開始發(fā)動，以“四清”(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清理工分)為主要內容。1965年1月，《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頒布后，運動內容改變?yōu)椤扒逭?、清思想、清組織、清經濟”。到1966年秋因“文化大革命”的爆發(fā)，廣西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自行結束。長達數年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建國后重要的政治運動之一，在我國的社會主義發(fā)展史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一、農村“社教”運動的試點工作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召開后，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qū)黨委于1963年5月3日召開二屆二次全體會議。會議重點討論了廣西開展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問題;會議要求在貧下中農中扎根串連，重新組織階級隊伍，揭開農村階級斗爭的蓋子。會后，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qū)黨委成立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領導小組，在全自治區(qū)45個縣、161個公社開始“社教”試點，派出工作隊員3489人，大批機關干部和知識分子到農村參加“社教”工作。12月19日，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qū)黨委發(fā)出《關于分期分批抽調干部參加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規(guī)定》，要求從各級領導到全體干部，原則上都要分期分批參加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每人要參加一期;沒有經過革命斗爭鍛煉的干部，可以多參加一兩期。

1963年初至翌年5月，廣西分期分批在農村社隊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次運動以貫徹落實《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為中心內容，向廣大農民群眾進行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教育，批判“資本主義”傾向，重點是批判“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干的思想;同時解決社隊干部在經濟上、作風上存在的問題。據1964年2月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qū)黨委社教辦公室的統(tǒng)計，當時全區(qū)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進展情況是:已經結束試點的有33個縣，141個公社;正在鋪開第一批的有26個縣，402個公社;正在進行試點的有25個縣，49個公社。試點和第一批鋪開共592個公社，占全區(qū)9776個公社的5. 9%。

1963年5月，中共中央發(fā)出《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制定了《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guī)定(草案)》(簡稱“后十條”，當時也把前后兩個十條合稱“雙十條，’)。1964年5 ，6月間，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qū)黨委根據“雙十條”的精神，對前一段“社教”運動進行了總結，認為這次運動在提高干部和群眾的覺悟，扭轉“單干風”，打擊“歪風邪氣”，鞏固集體經濟，推動生產方面，是有成績的。但是，運動搞得不徹底，主要原因是對農村階級斗爭的嚴重情況估計不足，沒有把階級斗爭作為解決農村間題的中心環(huán)節(jié)來抓，沒有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當做一個大革命來搞，從而出現(xiàn)了兩個缺陷:一是由于對干部的問題解決不好，使許多敵情揭露不徹底;二是由于沒有組成堅強的貧下中農階級隊伍作依靠，使得對敵人的打擊不徹底。根據這個錯誤的估計，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qū)黨委決定，立即動手重新大搞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為了有所區(qū)別，將1963年進行的“社教”稱為“初步社教”，1964年以后按“雙十條”的要求進行的“社教”稱為“系統(tǒng)社教”(也稱“系統(tǒng)四清”)。為了把“系統(tǒng)社教”搞深搞透搞徹底，達到“高標準”要求，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qū)黨委做了一系列準備工作:一是要求中共廣西各級黨組織的領導核心，特別是地委、縣委，要劃出一段時間，認真學習中共中央的文件，提高認識，主要是從“當前中國社會出現(xiàn)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斗爭情況”這個對農村階級斗爭的基本估計，去認識進行“社教”的緊迫性，下決心把運動搞好。二是組織“社教”工作隊，其人數要達到進行“社教”的地方平均每個生產隊有一個工作隊員?！吧缃獭惫ぷ麝犛蓛刹糠秩私M成，一部分由國家機關、人民團體、部隊、企業(yè)、學校和人民公社的干部分批輪流參加;另一部分從農村貧下中農青年、復員軍人、生產大隊干部中挑選，由國家發(fā)給一定的生活補貼。工作隊人村前經過一個月左右時間的培訓。三是作出對“社教”運動的部署。先在小范圍進行試點，取得經驗，然后分四批或五批鋪開，每批大體用一年時間，到1968年基本完成全自治區(qū)范圍的“社教”運動。

1964年7月，廣西在武鳴、玉林、蒼梧、興安、融安、靖西6個縣(每個地區(qū)1個縣，每縣4個區(qū))以及南寧市郊區(qū)的920個公社進行系統(tǒng)“社教”的試點(當時廣西實行的是兩級所有的小公社制，公社的規(guī)模相當于后來的生產大隊，每個區(qū)管轄約10個公社，區(qū)的規(guī)模相當于后來的公社)。全自治區(qū)共組織9萬多人的工作隊參加此項工作。

“社教”工作隊進村后的工作大體分為六步進行，其工作內容是:

第一步，組織階級隊伍。通過扎根串連，向貧下中農群眾進行階級教育和社會主義教育，劃清敵我界限，劃清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界限;成立生產隊一級的貧下中農協(xié)會組織;做好登記階級和建立階級檔案的工作。

第二步，進行“四清”。在充分發(fā)動貧下中農的基礎上，認真幫助干部興無滅資，自我革命;教育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和建立干部參加集體勞動的制度，改進工作作風，密切干群關系;做好清查賬目、工分、財物和清查倉庫的工作，改善社隊的財務管理，建立和健全財務制度。

第三步，解決公私關系間題。公私關系包括個人與集體、集體與國家兩個方面的關系。

第四步，發(fā)動群眾對敵人進行說理說法斗爭，處理有破壞活動的“四類”分子和投機倒把分子、貪污盜竊分子，建立和健全對“四類”分子的監(jiān)督、改造制度。

第五步，組織建設。整黨和整頓農村各項基層組織，以加強農村各種基層組織的領導核心。

第六步，進一步揭生產斗爭的蓋子，總結生產中的經驗教訓，制訂生產規(guī)劃。

按照上述六個步驟，全自治區(qū)在六個縣開展了試點工作，廣西的試點工作隊人村后，按照組織貧下中農開展奪權斗爭的要求，把干部撤在一邊，沿用土地改革時期訪貧問苦、扎根串連的辦法去發(fā)動貧下中農，組織階級隊伍。有的用了一二十天才找到一個“根子”(指最先依靠其進行串連發(fā)動工作的貧下中農);再用二十天、一個月時間發(fā)動這個“根子”;然后再依靠這個“根子”去逐個串連發(fā)動其他貧下中農。這種神秘化的做法，引起了社隊干部的極大反感，增加了干部和群眾的對立情緒。在清經濟中，雖然清出了一些被干部多吃多占的錢物和工分，使生產隊的財務得到了一次清理和整頓，但清理工作有許多不夠實事求是，甚至是捕風捉影的，造成一些干部在經濟不清間題上的冤、假、錯案。更嚴重的是，把干部在經濟上、作風上的一些問題上升到“和平演變”的高度去看待，人為地制造階級斗爭。

1964年底至1965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總結了前段全國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情況，作出了新的部署。會后發(fā)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間題》(通稱《二十三條》)，將“四清”的內容由“清財務、清倉庫、清工分、清賬目”，改為“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并強調“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此之后，“社教”運動不斷加碼，愈演愈烈。

全自治區(qū)六個試點縣經過幾個月的發(fā)動工作，從1965年2月起紛紛掀起了組織全面“四清”運動的高潮。6月19日，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qū)黨委農村“四清”辦公室向自治區(qū)黨委所作的關于農村四清運動試點情況的報告中指出:據南寧地區(qū)、桂林地區(qū)、玉林地區(qū)、梧州地區(qū)、百色地區(qū)六個“四清”總團統(tǒng)計，加人貧下中農協(xié)會的人數達233000多人，占貧下中農成年人口的76. 1 %;運動中從中農劃出一批下中農，使貧下中農戶數一般達農村總戶數的70%。清經濟工作共清出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多吃多占和挪用的金額7065000多元，糧食4526000多斤。到6月，已退賠了3463000多元，占49%，平均每戶20. 9元;糧食2230000多斤，占49%，平均每戶13. 2斤。查出了一批漏劃的地富分子，摘、戴了一批地富分子的帽子。同時，整頓了農村各層基層組織。據不完全統(tǒng)計，運動中落選的干部占30%左右，處分了一批干部;另外，還有一部分干部調整了工作職務。經過整黨，被開除黨籍、不準登記的黨員約占10%左右。

二、面上“四清”

1964年12月4日，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qū)黨委發(fā)出《關于搞好面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爭取明年農業(yè)大豐收的指示》(簡稱《指示》)，提出搞好面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當前階級斗爭形勢和生產上的需要;是廣大群眾的迫切要求，也是爭取明年農業(yè)大豐收的政治思想準備的主要內容。自治區(qū)黨委決定，除了在原定的六個縣一個市搞好系統(tǒng)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之外，1964年冬至1965年春還要在面上普遍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面上“四清”的做法，是以縣和區(qū)為單位分別召開三級干部會議，先由縣和區(qū)的領導干部帶頭檢查自己的“四不清”問題，然后由參加會議的干部和貧下中農代表進行“揭發(fā)”和批判，再由犯有“四不清”錯誤的干部進行檢討、交代，有經濟問題的進行退賠。兩個三級干部會一般用一個半月左右時間。1965年春節(jié)后，全自治區(qū)已有76個縣及4市郊區(qū)進行面上“四清”，參加的各級干部和貧下中農代表53萬多人。 開展面上“四清”的目的是剎住干部的“四不清”歪風，故只清干部，不清群眾，而干部中又主要是解決領導干部的問題。面上“四清”雖然對解決縣、區(qū)兩級干部在思想上、作風上、經濟上的問題起到一定作用，但是，這個運動也是圍繞“兩條道路斗爭”和防止“和平演變”這個主題去開展的，因而仍然造成階級斗爭擴大化的惡果。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qū)黨委1965年2月4日向中共中央中南局所作的報告中說，運動揭發(fā)了干部中大量的“四不清”問題，比較突出的是投機倒把、貪污盜竊、多吃多占、革命意志衰退、腐化墮落，有的甚至喪失無產階級立場，包庇縱容壞人壞事，打擊貧下中農。全自治區(qū)留在面上的382名縣委常委委員中，據本人交待和群眾揭發(fā)，腐化墮落的占25 . 1 %;投機倒把、貪污盜竊的占12.6%;革命意志衰退的占13.3%。梧州、玉林、桂林三個地區(qū)的871名區(qū)委委員中，腐化墮落的占37 %;投機倒把、貪污盜竊的占26. 5 %;革命意志衰退的占24.5%。據此，報告作出“這次運動是一場激烈的尖銳的反‘和平演變’的斗爭”的錯誤結論。

三、農村“四清”運動的鋪開

1965年7月，廣西的系統(tǒng)“四清”試點工作基本結束，開始向面上鋪開。第一批鋪開的縣連同原來6個進行試點的縣共為23個縣(市、自治縣)，即南寧地區(qū)的武鳴、寧明、龍州縣和憑祥市;柳州地區(qū)的融安、鹿寨、象州縣和三江侗族自治縣;桂林地區(qū)的興安、臨桂、靈川縣;梧州地區(qū)的蒼梧、賀縣、昭平縣;百色地區(qū)的靖西、田東縣;玉林地區(qū)的玉林、北流、桂平縣;河池地區(qū)(新成立)的宜山、河池縣;欽州地區(qū)(重新從廣東劃過來)的欽州、上思縣。按公社計算，鋪開的面為全自治區(qū)公社總數的巧%左右。這次鋪開“四清”的縣，采取農村社隊和縣(市)機關、單位同時進行的辦法，其目的是利于挖出幕前、幕后、下面、上面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八那濉惫ぷ麝牭娜藬涤稍瓉淼?.4萬人增加到9萬人。按照中共中央的規(guī)定，進行“四清”的縣的黨委和政府的各級組織交由工作團領導。

全區(qū)“四清”運動以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的性質劃分為兩大段:第一大段主要是解決敵我矛盾，解決領導權問題。重點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及與當權派相勾結的四類分子。第二大段，主要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即解決集體經濟所有制與殘存的私有觀念(包括舊觀念形態(tài))的矛盾。

鋪開“四清”的地方，仍沿用試點的做法，把清政治、清組織擺在了最重要的位置，更加片面地把干部經濟上、作風上的一些問題上升到“兩條道路斗爭”的高度，著重去發(fā)現(xiàn)那些已經“和平演變”了的“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及其幕后的支持者;著重去發(fā)現(xiàn)那些領導權已經不在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者手里的單位，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傾向比試點又進了一步。據南寧地區(qū)“四清”工作總團的統(tǒng)計，“四不清”干部已占干部總數的73 %;全地區(qū)的縣委常委委員中有“四不清”問題的達到了94%;全地區(qū)16個縣的縣委領導班子，已基本爛掉的2個，部分爛掉的2個;有個公社的37個生產隊中，有12個隊的領導班子已經變質。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后，深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成了“四清”的一個主要目標。據自治區(qū)農村“四清”辦公室 1966年7月的統(tǒng)計，7個地區(qū)(缺桂林地區(qū))在“四清”中共挖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0072人，占進行“四清”單位干部總數的3.3%;在已斗爭當權派中已斗倒斗臭7664人，占斗爭當權派的76. 1 %a。以上這些統(tǒng)計數字都是嚴重脫離實際的。搞階級斗爭擴大化特別是把斗爭矛頭指向共產黨內的結果，使大批干部在政治上受到很大打擊。

1966年秋，“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已波及縣以下，到處出現(xiàn)了“造反派”揪斗“四清”工作隊的狀況。在這種情況下，工作隊只好撤出，中止了為期三年多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四清”)運動。

四、農村“社教”運動的后果和教訓

在人民公社體制下的經濟嚴重困難的幾年間，一些干部貪污盜竊、損公肥私、多吃多占;一些社隊干部對搞社會主義信心不足，對發(fā)展集體經濟態(tài)度消極。面對這種形勢，中共中央有必要采取措施消除干部中這些不利于經濟恢復與發(fā)展的思想和作風。廣西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歷時3年多，糾正了一些干部多吃多占、強迫命令的作風，打擊了貪污盜竊分子，建立一些生產管理制度，對解決干部作風、生產的經營管理問題起了一定作用。參加社教運動的許多工作隊員，與工農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既密切了黨群關系，又為基層單位和群眾辦了不少好事、實事。如南寧市駐郊區(qū)工作隊員幫助各村興建的“四清井”有數百口，改變了當地許多農民長期飲用塘水、溝水的狀況;駐街道工作隊與居民共建“四清路”，把全市小街小巷全部鋪上混凝土。

廣西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各級黨委、政府和“四清”工作隊沒有放松對生產工作的領導，從工作團到工作隊，都有專人抓生產，把增 產還是減產作為搞好運動的六條標準之一。如1964年2月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qū)黨委曾發(fā)出《關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兩個問題的通知》，要求在進行系統(tǒng)社教的地方，不管工作進展到哪一步，都要先抓落實當年的生產計劃，處理好影響當前生產的突出問題。這對促進和發(fā)展工農業(yè)生產，農田基本建設及各項事業(yè)，起到一定的 積極作用。如龍州縣在1965年8月到1966年上半年開展系統(tǒng)“四清”期間，全縣農村基本建設投資 8841萬元，挖山塘水庫181處;擴大灌溉面積1. 5萬畝;建集體牛欄765座、集體豬欄790座、集體倉庫538座、曬場454處。

但在運動中，由于受“左”的思想影響，“以階級斗爭為綱”混淆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性質。特別是到1964年下半年，運動性質和方法都有了重大改變，以經濟為主的“四清”轉變?yōu)橐哉螢橹鞯摹八那濉薄Ｓ绕涫堑?965年“二十三條”下達后，運動的重點為“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即把“四不清”的干部當作“黨內走資派”來批斗;把大批干部當作“走資派”對象來揭發(fā);一些貪污數額很少的干部也被“揭發(fā)”成罪犯;對許多小事或莫須有的事情無限地“上綱上線”，提到“階級斗爭的高度上去認識”，造成許多冤假錯案。由于思想陷人“左”的迷霧，看到遍地是“螞蟻”(指“四不清”干部)。據南寧地區(qū)社教總團的排隊，“四不清”干部已占干部總數的73%;全地區(qū)各縣(市)委常委中，有“四不清”問題的達94%;16個縣的縣委領導班子中，已基本爛掉和部分爛掉的各2個。其中所謂的“罪行”不少是只因挪用了幾元錢。而有的只是因工作方法粗暴了點，就被打人“另冊”，受到不當的斗爭和批判。由于對問題估計過重，造成打擊面過寬，使不少干部和群眾受到不應有的打擊，造成了不少冤假錯案。事實證明，在后來復查的“四清”運動處理的黨員、干部中屬于錯案或基本錯案而撤銷處分的就占了絕大多數，如南寧市在“四清”運動中被處理的802名黨員、干部中，屬于錯案或基本錯案而撤銷處分的就有715人，占89. 15%;屬于處理不當減輕原處分的87人，占10. 85 % 。

而且隨著階級斗爭的不斷升溫，把一些在探索經濟建設路子中尊重客觀實際、客觀規(guī)律，講效益、重視物質利益、貫徹按勞分配的正確經營管理措施，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來批判。如把曾經在政策允許下私人開的荒地當作自留地、把生產隊將集體土地佃給社員耕種等做法也統(tǒng)統(tǒng)納人了資本主義的自發(fā)勢力的軌道，大加鞭撻，引起社員的反感。這些做法傷害了大批基層干部和群眾。

正如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那樣:“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間，在部分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雖然對于解決干部作風和經濟管理等方面的問題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這些不同性質的問題都認為是階級斗爭或者是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層干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在一九六五初又錯誤地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社會主義教育(“四清”)運動雖然對改變干部作風有一定的作用，但它卻是一場以“左”的思想為指導、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運動。在運動過程中，“左”的思想惡性膨脹，一直發(fā)展到“文化大革命”的深重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