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福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述評

[論文摘要]福建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在中央的統一部署下開展的。在中央的不斷升溫和加碼之下．福建農村的社教運動從初始時的對以包干到戶為特征的“單干風”的批評，發展為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的政治運動，運動性質發生了本質的變化，負面的影響日趨嚴重，從而為政治運動的“左”傾不斷升級蔓延埋下了伏筆。

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對國內階級斗爭的形勢作了錯誤的估計和判斷，認為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始終存在著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要求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從現在起，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正是從“反修防修”的戰略出發，中央決定在全國發動一場普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福建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于1962年底開始發動，隨后，由于中央對社教運動的不斷升溫加碼，幾次重新部署，幾經周折，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運動爆發才不了了之。長達數年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建國后重要的政治運動之一，在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一)

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召開后，中共福建省委于1962年10月15日至11月12日召開工作會議，傳達了黨的八屆十中全會精神，會議“一致認為，主席關于階級形勢、矛盾的指示，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際意義。”并根據中央的精神，開始對以包干到戶為特征的“單干風”進行批判。隨后，于11月14日一15日召開的中共福建省委第一屆第十八次全體委員會議，通過了(關于貫徹執行中央“關于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的決議》。決議又對包產到戶做了進一步的定論。指出“今年夏收前后刮一股‘包產到戶’的單干風。這股風在一些地方刮得很大，使一些人一時受到迷惑。”認為在農村中真正刮單干風單干的，主要是少數的富裕農民。地主、富農和殘余反革命分子是趁機進行破壞，他們利用我們工作中的某些缺點、錯誤和自然災害所造成的困難，或者利用某些社、隊干部脫離群眾的作風，生產隊辦得不好等，大鬧“包產到戶”，刮起單干風。從而強調“包產到戶就是單干，這是走社會主義或者走資本主義的兩條道路的斗爭。”為此，中共福建省委第一屆十八次全會決定:為了糾正包產到戶的“單干風”，進一步鞏固集體經濟，于今冬明春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于是，各地圍繞著剎住“單干風”，先后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由于對包產到戶的問題，從干部到群眾的認識并不一致，“個體生產積極性還高于集體生產積極性”，使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初始時，“旗幟不鮮明，號角不響亮，聲勢不大”。

1963年中央的二月工作會議要求各地抓緊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后，福建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才真正全面的展開。2月1日一6日，省委在長樂召開會議，對開展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行了全面的部署，葉飛作了(關于開展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間題的報告}。接著召開省直機關17級以上黨員干部大會，對開展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行了動員。2月19日，中共福建省委發出了《在農村放手發動群眾，厲行增產節約，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緊急指示》。指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的內容是:宣傳“三個主義”(社會主義、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反對“三股歪風”(即資本主義、封建主義、鋪張浪費)，“三要三不要”(即要社會主義，不要資本主義;要集體，不要單干;要勤儉辦社，不要鋪張浪費)。強調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采取“以點帶面、點面結合”的辦法逐步展開，以正面教育為主，打擊極少數壞人。運動必須從生產入手，緊密結合生產、推動生產，通過運動提高大多數干部和社員的覺悟，提高大多數社員集體生產的積極性，使社會主義正氣壓倒一切歪風邪氣，使“六十條”和勤儉辦社、民主辦社的方針得到進一步貫徹。

在方法上，要求分三個步驟展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第一步，通過大宣傳、大討論，使群眾認清形勢，明確方向，正確認識國家、集體、個人三者的關系，伸張正氣，壓倒各種歪風邪氣。在提高覺悟的基礎上，聯系本地的實際情況，抓住妨礙生產、妨礙集體經濟鞏固的幾個突出間題，逐個加以解決。第二步，進一步貫徹“六十條”，解決社內、隊內巫需解決又能夠解決的問題，進一步改善經營管理;整頓和健全黨、團、婦女、民兵等基層組織。第三步，總結評比，表揚好人好事，進行民主選舉，檢查落實生產規劃，掀起生產高潮。為了領導社教運動的開展，省委成立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領導小組。

根據部署，各地普遍以縣為單位，召開三級干部會議，不少縣領導干部帶頭“洗手洗澡”，幫助社、隊干部放下包袱。在社、隊干部初步“下樓”后，開展了大宣傳、大發動，對廣大社員進行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教育，以幫助社員劃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界限，并結合處理一些生產中迫切需要解決的間題。在提高群眾階級覺悟的基礎上，集中力量打擊地主富農分子的復辟活動和投機倒把活動。據1963年5月的統計，全省開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有11655個大隊，占總數的71%。同時，據35個縣的不完全統計，干部通過整改退出土地58842畝，現金548905元，糧食458927斤。福州市的基層干部退出現金66063元，糧食341擔，土地9138畝，林木18010根，布票2645尺。過去不參加勞動的基層干部也紛紛脫鞋下田。“干部脫鞋下田、參加勞動對群眾影響很大，干部作風深入了，和群眾的關系更加密切了”。

運動之初，由于福建省委強調“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必須從生產入手，緊密結合生產進行，通過教育來推動生產”。要求縣、社、隊都要有專人領導生產，有關部門必須幫助生產隊切實解決當前生產上必需解決的實際間題，保證做到不違農時。強調運動不能占用生產時間，一般應采取白天生產，晚上開會的辦法，但也不要天天晚上開會，而且會議要短小精干，以免疲勞群眾等。特別是在1963年4月8日，中共福建省委針對全省嚴重干旱的實際情況，發出了(關于立即把農村工作轉到以抗旱生產為中心的緊急通知》。通知要求在農事大忙季節，應把社教運動暫告一段落，整社、整黨工作也暫時停止，農村工作應把抗旱和春耕生產作為當前的中心任務。正由于注意處理好社教運動與生產的關系，并沒有對經濟工作產生大的影響。

(二)

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印發(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前十條”)的通知。根據中央的精神，中共福建省委于7月召開工作會議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行了新的部署和安排，決定全省社教運動按3年計劃、爭取兩年完成，采取點面結合的辦法，分期分批開展。隨后，中共福建省委發出(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開展“四清”運動試點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以地委為單位，搞一個公社的試點，由地委書記或副書記親自蹲點掌握，并決定龍溪地委選一個產糧區公社，南平、三明地委各選一個林區公社，龍巖、福安地委各選一個老區公社，晉江地委選一個僑區公社進行試點。為此，全省共抽調2400多名干部(其中地委正、副書記、常委以上干部25人，縣委正、副書記、常委92人)，分別在22個公社，316個生產大隊，3558個生產隊開展試點工作。由于中央(前十條}對國內政治形勢作了過于嚴重的判斷，認為“被推翻的地主富農分子，千方百計地腐蝕干部、篡奪領導權。有些社隊的領導權，實際上落在他們的手里。”從而使社教的內容開始突破原有的初衷，強調在試點中主要“抓住五個要點，即階級斗爭、社會主義教育、‘四清’、組織階級隊伍、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要以階級斗爭為綱，在解決政治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之后，緊接著又開展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最后通過整頓基層組織、建立和健全各項制度，把運動成果鞏固下來”。而且要求在林區主要解決利用國家木材進行投機倒把、亂砍亂伐，地富反壞縱火燒山，破壞山林資源的問題。漁區主要解決自發資本主義勢力大搞漁貨投機活動，大挖集體墻腳的問題。僑區主要抓走私套匯、倒賣僑匯票證、暗娟聚賭等問題。產糧區主要解決分散集體經濟，多分自留地，多開荒，包產到戶，副業單干等問題。在老區主要抓“有的封建勢力、叛徒、盜竊‘老革命’名義，篡奪了領導權，造成長期落后的局面”的問題。

在試點的基礎上，省委于10月轉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辦公室(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試點情況和今冬明春開展第一批運動意見和報告》，要求在今冬明春進行第一批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每縣搞一、二個公社(或大鄉)，少數骨干強、力量多的縣也可以搞3個公社。全省第一批力爭在200個公社、2000多個生產大隊展開運動。要求每個公社要有一個縣主干，每個大隊要有一個區主干親自掌握。中共福建省委發出(關于抽調干部參加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決定》，要求省地縣黨政機關、群眾團體的干部每人至少參加一批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全省抽調一萬多名干部組成強大的工作隊參加第一批社教運動。

1963年9月，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制定了(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即“后十條”)。根據中央的精神，中共福建省委一方面進行認真的貫徹，要求將“前十條”、“后十條”，像農村人民公社“六十條”一樣，每個生產大隊發一份，向全體黨員和全體農民進行宣讀。另一方面，決定“先展開面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待面上的運動基本結束后，再按原計劃分期分批地、系統地展開第一批點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⑥。要求各級黨委、各部門一定要下決心抽調力量投入運動，縣以上領導機關應派出負責干部和必要的工作隊，深入社、隊去指導和幫助基層，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搞深、搞透、搞到底。指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挖掉資本主義、封建主義、修正主義三個根子，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百年大計”。必須下最大決心，不惜時間，不惜人力把運動搞深、搞透、搞到底。為此，中共福建省委又對運動進行了重新的部署，要求一年搞一批，每批運動的面控制在百分之十幾的大隊，每期運動的時間要有半年。統一按照5個步驟進行:第一步，宜講“雙十條”，大揭階級斗爭、兩條道路斗爭蓋子，干部下樓洗手洗澡，開展群眾性的回憶對比;訪貧問苦，扎根串連，初步發動和組織貧農下中農階級隊伍，講階級、報階級、評階級、定階級。第二步，開展“四清”，反復交代政策，啟發干部自覺革命，自我檢查，同時，進一步發動組織階級隊伍，開展群眾性的揭發檢舉，組織專門小組進行清查，大抓退賠兌現。第三步，揭生產斗爭蓋子，組織兩條道路問題大討論，批判以富裕中農為代表的農村資本主義自發傾向，進一步貫徹“六十條”，處理鞏固集體經濟中的問題。第四步，發動群眾，開展對敵斗爭，打擊封建勢力和資本主義勢力的進攻。把買賣婚姻、突出的迷信活動，當做封建勢力復辟加以批判。第五步，整頓基層組織，登記黨員，復查階級成分，建立階級檔案，正式成立貧農下中農協會。通過上述5個步驟后，再以如下標準進行檢查驗收:1.貧下中農是不是充分發動和組織起來，充分發揮作用;2.生產是不是搞好了，增產還是減產;3.對四類分子是不是放在群眾中認真地進行監督改造;4.干部是不是經常參加集體生產勞動，黨的支部是不是健全。 至1964年3月，各縣都根據省委社教辦的要求，普遍召開有貧、下中農代表參加的四級干部會，工作隊深入農村普遍向群眾宣讀、講解中央兩個“十條”，發動群眾大議論、大討論、大搞回憶對比，“全省41萬多個生產隊長以上干部和貧下中農代表，受到了運動的教育，并培訓了11.78萬多個宣讀員”。為了配合社教運動的開展，福建省委抓住福清音西公社音西大隊自力更生、勤儉創業、發展生產的先進典型，向全省推廣音西大隊開展農田基本建設、重視科學實驗、科學輪種提高復種指數，以及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關系，克勤克儉搞好經營管理和黨支部開展政治思想工作等方面的經驗。為此，(福建日報)開辟了“學音西超音西，創造更多音西”的專版，進行集中連續的宣傳報道。在此基礎上，省委社教辦進一步對分期分批開展點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作了新的部署，決定根據農事季節特點，在春夏之間、夏秋之間和冬春，分批完成對1735個公社、15936個大隊的社教工作。

(三)

1964年7月，中共中央批轉了(桃園經驗)總結報告，推廣了“扎根串連”、“層層追根子”的工作方法。隨后中央又批轉了天津小站地區奪權斗爭的經驗。指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從“四清”入手，清不出什么來的，應“轉入奪權的政治斗爭”，“首先解決領導權問題，然后再解決經濟上的‘四不清’問題”。隨后，于11月1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工作團的領導權限的規定(草案))，指出“中央認為，有必要加重工作團的責任，把所在縣的黨和政府的各級組織交由工作團領導”。根據這一要求，在運動中工作隊的權限被不適當地擴大，工作隊凌駕于縣委、縣人委之上，除了縣委書記、縣長外，對各行各業干部職工的調整、任免、清洗，對犯錯誤人員的處分，對犯罪分子的拘留、逮捕、判刑(除死刑外)等，一律由工作隊決定。

隨之，根據中央關于“今后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多數地方已經決定組織強大的工作團，按照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的原則進行”的要求，中共福建省委于11月24日召開的龍海、南安、上杭3個工作團地委書記會議，對工作隊力量進行了重新部署，決定把上杭工作團的5000多人調到南安，集中晉江、龍溪、龍巖、三明4個地委共21000多人，會戰南安。按照這一部署，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范圍有所縮小，建歐由原來的7個公社、1個國營農場、98個大隊，縮小為6個公社、87個大隊;連江縣由原來的8個公社、1個國營農場、166個大隊，緊縮為7個公社、14個大隊。

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又發布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二十三條)，將“四清”的內容由清財務、清倉庫、清工分、清賬目，改為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并強調“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此之后，社教運動不斷加碼，愈演愈烈，“左”的傾向急劇發展。1965年9月1日至4日，中共福建省委召開有地、市委書記、廳局黨組書記和部隊軍以上干部參加的常委擴大會議，會議決定根據備戰和生產建設的需要，集中力量搞好沿海第一線、三線戰略要地和主要產糧區的社教運動，即集中力量搞好福安專區的霞浦、福安，閩侯專區的福清、長樂，晉江專區的晉江、莆田、惠安、泉州市郊，龍溪專區的東山、龍海、漳浦、云霄、詔安，南平專區的建陽、光澤、邵武、順昌、將樂，龍巖專區的上杭、武平，三明專區的寧化等21個縣的社教運動。為此“從省、地、縣社各級領導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再抽調一批干部，充實和加強工作隊。”省級黨政機關除去病號、勤雜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抽調半數人員參加工作隊，省屬企事業的行政管理人員、黨團工會干部和部分業務人員，分批輪流參加運動，地專機關原則上按省級機關和企事業的辦法抽調干部，福州軍區和福建軍區每批抽900名左右軍隊干部。全省參加社教工作隊的人員達5.5萬至6萬人。

正當社教運動不斷加溫之時，“文化大革命”運動爆發，根據中央關于“把四清運動納入文化大革命中去”的規定，各地“對本地區的社教運動進一步作了檢查和部署，要求有機地緊密地結合社教運動，立即開展文化大革命”。社教運動實際上就不了了之。

歷時3年的社教運動，對于糾正干部多吃多占、強迫命令、欺壓群眾等作風和集體經濟管理中的許多缺點，起了一定的作用;對于打擊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和剎住封建迷信活動等歪風，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以階級斗爭為綱”，許多不同性質的問題都被認為是階級斗爭或者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甚至混淆了兩類矛盾，在一段時間內，不少干部群眾受到不應有的打擊，一些有利于搞活經濟的正確政策和措施，往往被指責為“資本主義傾向”、“資本主義尾巴”，而不能很好地執行甚至被否定。這次運動還只是在部分地區開展，而且是經過試點、分期分批地進行，從一開始就盡量避免影響生產的正常進行，并且糾正過運動中的一些偏差，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運動的消極方面。但由于在運動的內容上不斷將階級斗爭擴大化和絕對化，使社教運動的性質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從而為政治運動“左”傾不斷升級蔓延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