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總體實現小康以后，黨的十六大再次重申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提出要形成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相適應的思想觀念和創業機制，營造鼓勵人們干事業、支持人們干成事業的社會氛圍，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為了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不斷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增添新力量，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十六大在理論上進一步深化和發展了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認識。 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是黨的十五大在總結社會主義建設歷史經驗，特別是總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開放經驗，對初級階段所有制結構作出的新的理論概括。黨的十六大根據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要求，從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出發，進一步提出了兩個“毫不動搖”和一個“統一”，進一步深化了對基本經濟制度含義的認識，為在實踐中不斷完善這一制度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這是對初級階段認識的重大發展。 “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是由我國社會制度的性質決定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我國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階段，盡管它只是整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很長歷史過程中的初始階段，但這個階段的社會性質是社會主義則是不容質疑的。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當然必須堅持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更不能拋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堅持社會主義就必須毫不猶疑地使公有制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不斷得到鞏固和發展，這是堅持國家和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的需要，是勞動人民當家做主、防止產生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也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制度保證。 “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是由我國初級階段的國情所決定的。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長期性的根本原因是社會生產力不發達。盡管現在已經在總體上進入小康，但是人口多、底子薄，經濟文化發展很不平衡，生產力不發達的情況總體上還沒有改變，科技、教育還比較落后，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還沒有改變，地區差距擴大的趨勢尚未扭轉，貧困人口還為數不少。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依然是我們長期的中心任務。而要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就必須支持和鼓勵一切能夠推動生產力發展的所有制形式發展。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判斷一種所有制有無存在的根據，有無優越性，不是看它的經濟性質，而是看它是否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能否推動生產力發展。一種所有制有無優越性和優越性大小，歸根結底決定于它能否推動生產力發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推動生產力發展。而具體判斷它在當時當地是否適應生產力需要和能否推動生產力發展，又離不開一個國家的具體國情。我國的具體國情決定了適應生產力要求的不僅有作為主體的公有制經濟，而且還有各種非公有制經濟。改革開放以前我們實行的“一大二公”所以不能有效地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原因就是離開了中國具體國情下生產力的具體要求，抽象地談論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以來正是由于克服了那些超越階段的錯誤觀念和政策，逐步消除由于所有制結構不合理對生產力發展造成的羈絆，解放了生產力，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才得到迅速的發展。實踐證明，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以外的各種所有制形式，對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必須同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一樣，“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它們發展。 十六大報告不僅強調兩個“毫不動搖”，還特別提出了一個“統一”，明確指出，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不能把這兩者對立起來。各種所有制經濟完全可以在市場競爭中發揮各自優勢，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強調這一點十分重要。過去一般認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是對立的，似乎一方的發展必然會制約和限制另一方的發展，因此有些強調堅持公有制主體的同志總希望把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限制在一定范圍內，而有些強調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作用的同志則提出所謂“國退民進”。實際上它們在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方面，各有各的特點，在適宜它們發揮作用的場所，各有各的優勢，互相并不對立，也不能徹底地互相替代。黨的十六大對各種所有制經濟在初級階段的作用特點，作了精辟的概括：對在國民經濟中起主導作用的國有經濟，突出強調它對于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增強我國的經濟實力、國防實力和民族凝聚力的關鍵性作用；對作為公有制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集體經濟，則強調它對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而對于作為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非公有制經濟的作用，則從過去的“滿足人民多樣化需求，增加就業，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進一步提升為更加概括的“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加快發展生產力具有重要作用”。用“加快發展生產力”這個更加一般性的提法取代對各種具體作用的描述，在更高層次上肯定了它們的地位和作用。這種對各種所有制經濟各自作用的不同的界定，深刻地說明了它們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可以也應當得到統一。 實踐證明，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同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不僅不是互相對立的，相反它們具有互補性和互動性。這些年來南方一些非公有制發展很快的地方，不僅吸納了下崗職工就業，為國有企業改革創造了有利條件，而且給國有企業帶來了良好的市場競爭環境，推動了國有經濟的改革和發展，提高了國有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從而使整個社會經濟獲得迅速發展。根據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相統一的原則，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一方面要繼續調整國有經濟的布局和結構，改革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進一步探索公有制特別是國有制的多種實現形式，深化集體企業改革；另一方面要創造各類企業平等使用生產要素的環境，放寬國內民間資本的市場準入領域，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實現公平競爭。依法加強監督和管理，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十六大報告在改革分配制度，理順分配關系方面，提出一系列新的觀點和提法，是深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認識的重要內容。 黨的十五大已經提出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提出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十六大在進一步總結新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既要提倡奉獻精神，又要落實分配政策，既要反對平均主義，又要防止收入懸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發揮市場的作用，再分配注重公平，調節差距過大的收入，以及“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等等新的觀點和要求。 “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是對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認識上的深化和發展，為各種生產要素參與分配提供了根據。馬克思主義把按勞分配作為社會主義的分配方式，不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是來自勞動價值論。勞動價值論講的是價值創造的源泉，按勞分配講的是消費資料的分配，二者屬于完全不同的范疇，各有自己的理論根據。馬克思主義歷來認為，消費資料的分配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因而是由生產方式即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決定的。有什么樣的生產方式，就有什么樣的分配方式。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的基本依據，就在于存在著多種所有制形式。而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多種所有制形式所以能夠存在，原因在于它們對于創造社會財富都是不可缺少的因素，都做出了自己的貢獻。馬克思指出，勞動只有在具備了相應的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時才能生產財富。沒有其他生產要素，光憑勞動，赤手空拳只能從自然界取得現成的物質，不能利用和改造自然，生產新的財富。所以勞動不是財富的惟一源泉。馬克思特別批評了拉薩爾主義的“勞動是一切財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說法，強調自然界同勞動一樣是財富的源泉，因為自然界是一切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第一源泉。馬克思提出按勞分配理論的理論基礎是生產資料即勞動以外的生產要素已經成為公共財產，人們在生產資料面前實現了平等，因此它無法像在私有制社會中那樣成為分配的依據。當生產力的發展還不具備實行按需分配的條件時，勞動成了分配消費資料的惟一尺度。而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沒有實現人們在生產資料面前一律平等，還存在多種所有制，它們在創造財富的過程中具有各自的無法取代的作用，相應的應當根據各自的貢獻獲得各自的所得。只有使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能夠按貢獻參與分配，才有利于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效率和公平是經濟學中的一個老問題。從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提出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大政策開始，就一直在探索我國的收入分配政策中如何正確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黨的十三大提出“在促進效率提高的前提下體現社會公平”，十四大修改為“兼顧效率與公平”，十四屆三中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提出：“體現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這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在黨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明確表述。以后黨的文件中都強調這一政策原則。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是針對長期以來我國廣泛存在的平均主義而提出來的。我國是一個有著長期小生產傳統的國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義思想根深蒂固，源遠流長。長期以來分配方面的平均主義被披上了社會主義的外衣，嚴重挫傷著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從促進生產力發展出發，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但共同富裕不是全體人民同時富裕和同步富裕，更不是靠平均主義能夠實現的，它以生產力的巨大發展，社會財富的很大豐富為條件。強調公平，犧牲效率，就沒有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不斷增長。十六大從促進生產力發展出發，提出“效率優先”，發揮市場的作用，承認收入分配方面應當和允許存在差別，促進效率的提高和生產力的發展，正是為實現共同富裕逐步創造條件。當然，以共同富裕為目標的社會主義在收入分配上也不應懸殊過大，更不能搞兩極分化。因此，還必須堅持“兼顧公平”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