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位于東亞，巍峨的崇山峻嶺和延綿的戈壁沙漠把中國與歐亞大陸的西部地區隔離開來。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文明是在完全封閉的狀態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相反，自古以來，中國與西方一直在進行著各種形式的文化交流。這些交流不僅見諸文獻，而且還反映在考古學上。經過考古工作者長期的艱辛工作，中國境內發現了不少西方制造或與西方有關的文物古跡，它們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物證。限于篇幅，本文僅就先秦至公元3世紀左右有關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文物古跡及相關內容作一概述。[1]

一、 紡織品

20世紀前期，英國探險家斯坦因在我國新疆樓蘭發現了一塊彩色緙毛殘片，時代為東漢晚期。在這塊羊毛織成的紡織品上，殘存著“十足希臘羅馬式圖案的赫密士（Hermes）頭部”（插圖1）。[2]赫密士（又譯作赫爾墨斯）是古希臘神話中一個多才多藝的神，他掌管貿易、旅行、競技等（插圖2）。赫密士還是眾神的信使，為神祗們傳遞信息。他的標志是手持雙蛇杖（caduceus）。在有些現代世界的一些國家中，這種雙蛇杖依然作為醫生或醫學的一種象征，如美國軍醫部隊（U.S. Army Medical Corps）就以此為標志。在斯坦因所發現的這塊羊毛織品殘片上，可以看到比較完整的雙蛇杖圖案。這塊彩色緙毛織物，應當是從地中海地區輸入的。

新中國建立后，在新疆發現了許多毛織品。有學者在對這些毛織品進行研究后認為，其中的普通毛織品是當地土產的，而高檔毛織品則來自蔥嶺以西地區。這些外來的高檔毛織品都是在絲綢之路所經的遺址中發現的，它們主要有兩大類。第一類是栽絨織物，其組織結構如地毯。此類毛織物如果按照栽絨織扣方法進行區分的話，可以分作三式：結吉奧狄斯（Ghiordes）扣，結生納（Senna）扣，結半環形扣。吉奧狄斯扣起源于現在土耳其的西部，生納扣起源于伊朗的西北部，半環形結扣的發源地則不清楚。第二類是毲織物，其織造工藝為局部挖織花紋。這種毲織工藝的發祥地是小亞細亞，波斯語稱其為gilim，漢代中文文獻所說的毛織物“罽”很可能與此波斯語有關。研究表明，新疆出土的外來毛織品并非來自一個產地，而是產自中亞、西亞以及地中海周圍的不同地區。例如從這些毛織品的題材及風格上來看，有的是兩河流域風格的獅形圖案，有的則是希臘風格的馬人圖案。再如，第一類栽絨織物結扣方式的多樣性，也說明了這些毛織物的多種來源。[3]

在這些外來毛織品中，不乏珍品。最著名的有1984年新疆洛浦縣山普拉墓地1號墓中出土的一件彩色毛織壁掛，時代為公元1-2世紀（相當于東漢時期）。[4]這件壁掛出土時已被剪成四塊，縫制成一條褲子。左褲腿上是一個倒置了的武士像，右褲腿上有人首馬身圖案。復原后應為一塊大型壁掛，右褲腿原是壁掛的上部分，左褲腿則為下部分（插圖3，插圖4）。壁掛上部分的人首馬身圖案，實際上是希臘羅馬神話中的馬人（Centaurs，插圖5）。整幅圖案洋溢著希臘藝術的風格：“高聳的鼻梁幾乎與額頭垂直，飄動在肩頭的獸（獅？）皮隱喻著勇敢，手中的號角象征著對自己榮譽的宣揚，馬的四蹄也與中國傳統擺法不同；馬人四周的菱格圖案，卻帶著西域韻味。”[5]壁掛下部的武士右手握矛，立體感很強。雖然目前還不能確定這個武士像所包含的意義，但它顯然具有希臘文化的特征，特別是與前面提到的斯坦因從樓蘭所獲彩色緙毛殘片上的赫密士頭像相似。山普拉古墓出土的這塊彩色壁掛，由20多種顏色的細毛線織成，是一塊采用局部挖織法織成的綴織物。

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尉犁縣營盤遺址清理發掘了一個漢晉時代的大型墓地，獲得文物約400件。營盤遺址在漢代屬于墨山國（又稱“山國”或“山王國”），位于古絲綢之路的交通要道上，這里出土的文物，既有來自中原的絲織品，又有產于中亞、西亞的裝飾品，有的甚至還來自地中海地區，充分反映了古代東西方文化的交融。

在營盤墓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5號墓，時代為東漢中晚期。[6]此墓的木棺外蓋著一條長方形彩色獅紋栽絨毛毯，殘長312厘米、寬178厘米。毛毯的主體是一頭伏臥的雄獅，獅頭側視，神態和善，富于動感。整個毛毯充滿西方藝術風味。

棺內是一個身材高大的男性，臉上覆蓋著麻質人面形面具（插圖6）。死者身上穿著一件紅地對人獸樹紋罽袍（插圖7，插圖8）。這件罽袍基本完好，色澤鮮麗，圖案精美，堪稱稀世珍品。罽面上每一區由六組圖案構成，每組圖案之間則是長滿果實的石榴樹。第一、二、四、五組為人物，都是裸體的男子，高鼻大眼，頭發卷曲，是典型的歐羅巴人。他們兩人一對，或持盾揮矛（劍），或單手刺擊，栩栩如生。特別是他們的肌肉被夸張地隆起，更使畫面充滿力量與生氣。第三組是牛，第六組為羊。這兩組動物造型生動，姿態活潑。整個圖案把希臘藝術與中亞、西亞藝術有機地融合在一起，令人嘆為觀止。這件罽袍應當是西方所產的。身穿此袍的墓主，原有學者認為是墨山國貴族。[7]但墓地的發掘者認為：“M15不見墓地流行的木器、羊骨等為組合形式的隨葬品。死者面罩面具、隨葬冥衣、四肢纏帛等習俗也是獨一無二的。墓主人服飾華麗，其外袍紋樣帶有濃厚的希臘化藝術風格。棺外覆蓋具有異域特色的獅紋毯。15號墓十分獨特的資料，顯示出墓主人生前特殊的身份。聯系營盤在絲綢之路上的位置以及漢晉時期絲路沿線文化交流、貿易往來的歷史背景，推測墓主人可能是一位來自西方從事貿易的富商”。[8]

在新疆，除了出土一些西來的毛織品外，還發現了外來的棉織品。1959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新疆民豐縣古尼雅遺址中發現了一座東漢晚期（公元2世紀）的墓葬，墓中出土了兩塊藍白印花棉布的殘片，這是我國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棉布（插圖9）。[9]其中有一塊棉布中心部分已經缺失，只能見到半只赤裸的腳，一段獅尾。所幸的是，在它的左下角有一個大約32厘米見方的方框，框內畫有一個半身女神像。女神胸懷袒露，側身斜視，神情安詳恬靜，身后有圓形光環。她的頸上及臂上都有裝飾品，手中持有一個角狀長筒容器，容器內盛滿了果實。這個女神最初曾被當作是佛教中的菩薩像，這塊棉布也曾被看成是從印度輸入的。[10]但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提出了許多不同的解釋。有的認為此圖系希臘風格，圖中的角狀容器并非佛教的法器，而是希臘神話中的豐饒之角；[11]圖中的女神不是佛教中的菩薩，而是希臘神話中的豐收女神堤喀（Tyche）；也有的認為她是希臘神話中的大地女神該亞（Gaea）與谷物女神得墨忒耳（Demeter）的混合體。另有學者提出這幅圖案的主題本應是中亞與西亞風格的獅子，只是已經殘缺了；圖中的女神應是波斯女神。最近有學者通過與貴霜王朝金幣上的圖案進行對比，認為棉布上的女神應是中亞的豐收女神阿爾多克灑（Ardochsho），這樣，我國的棉織品最早應是東漢時期從貴霜傳入的。[12]

二、 金銀器等

建國后在我國還發現了一些西方所制的金銀器皿。1978年至1980年，山東省考古工作者對位于淄博市郊的西漢齊王墓進行了發掘，在一號隨葬坑中出土了一個保存較好的列瓣紋銀盒（插圖10）。[13]此盒高11厘米，口徑11．4厘米。

1983年，在廣州象崗山發現了南越王之墓。[14]墓中發現了三支非洲象牙，其中最大的一支為126厘米長。在一個漆盒里殘存著26克的紅海乳香，呈樹脂狀。這些來自異域的文物，充分說明了廣州通過海上航線與印度洋地區的貿易聯系。墓中還發現了一只列瓣紋銀盒，出土時里面還藏有藥丸。南越王墓中的這個銀盒高10．3厘米，口徑13厘米，形狀與山東齊王墓出土的銀盒極其相似（插圖11）。

上述西漢齊王墓與越王墓中出土的兩件銀器，都是用錘揲技法在表面打壓出相互交錯的列瓣紋，這與中國當時用陶范或蠟模鑄造紋飾的工藝傳統完全不同，顯然是外來器皿。但對于這種器皿的原產地，尚有不同看法。有學者認為這種器皿通稱為Phialae，其技術源流可以上溯到兩河流域的古亞述，盛行于古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時期（公元前6世紀—公元前4世紀），并在安息統治時期繼續發展。由于我國出土的兩件漢代銀盒與安息的同類銀器幾乎完全相同，所以它們應當是通過海路從中亞的安息輸入的。[15]但也有學者認為，這種銀盒應是羅馬人的器物，山東齊王墓和廣州越王墓中的這兩個銀盒可能來自羅馬，經海路傳入。[16]

據研究，山東齊王墓的下葬時代約為公元前179年，廣州越王墓的下葬時代約為公元前122年。不管這兩座墳墓中發現的銀盒其原產地是中亞的安息還是地中海地區的羅馬，它們都有力地證明，早在公元前2世紀，中國與印度洋地區之間的海上交通線就已經存在了。有意思的是，這兩件來自域外的銀盒傳入中國后，中國人又按照自己的使用習慣以及審美標準對它們進行了改裝，在銀盒下面加上銅圈足，使之成為中國人所熟悉器皿——豆。這種“土洋結合”的豆，正體現了古代中西文化的交融。

1988年，在甘肅省靖遠縣北灘鄉一個農舍的房基下發現了一只鎏金銀盤（插圖12）。此盤高4．4厘米，直徑31厘米，重3180克。[17]盤中的圖案可以分為三層。最外面的一層是相互勾聯的葡萄卷草紋。每顆葡萄中心都有一個小凹點。葡萄的花下葉底還若隱若現地刻劃著29個姿態各異的昆蟲飛鳥，如鸚鵡、蚱蜢、蜥蝎、蝸牛、蜜蜂等。第二層被分成了12個單元，在每個單元中，左側為一個動物，右側為一個神頭像。最里面的一層直徑為9．5厘米，上體為一個青年男神，頭發卷曲，上身裸露，肩扛“權杖”，倚坐在一頭威武的動物上。

這只充滿西方情調的銀盤，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興趣。這個銀盤的最初研究者初師賓認為銀盤第二層的12個神像應是古希臘神話中的“奧林匹斯山十二神”：太陽神阿波羅、月神阿耳忒彌斯、天帝宙斯、處女神雅典娜、海神波塞冬、天后赫拉、火神赫淮斯托斯、谷神得墨忒耳、戰神阿瑞斯、美神阿芙洛狄忒、使者神赫爾墨斯、春神帕爾賽芙涅。初師賓的這個考證，已為其它學者所接受。對于盤子正中的那個男神，初師賓認為此神“可能是阿波羅，也可能是酒神巴卡斯或希臘神話中別的人物”。初師賓還推測，此盤的“時代約在4～5世紀，最晚不過6世紀前半期；其產地大約不會超出意大利、希臘和土耳其”。后來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銀盤正中的男神應當是羅馬神祗巴卡斯(Bacchus)，此神相當于希臘神話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至于這個銀盤的產地，有人認為是公元2～3世紀羅馬東方行省北非或西亞，也有人認為是公元3～4世紀羅馬帝國東部行省所產。1997年，我國學者林梅村釋讀出這只銀盤上的一行大夏文銘文，其意為“價值490斯塔特”或“價值490金幣”。這樣，林梅村認為這個銀盤應當是大夏銀器。他寫道，甘肅靖遠發現的這個充滿希臘羅馬藝術風格的銀器表明“公元5世紀末至6世紀初希臘文化仍為大夏文化主體”。[18]

這里，附帶介紹一下有外國銘文的銅餅與鉛餅。

早在解放前，就發現了幾件這類銅餅，其形狀為一面凸起，上面有像龍一樣的紋樣；另一面凹下，周圍銘有外國字。可惜這些銅餅的出土地點情況不清，無法判定其時代，而且其中還有一些是后人仿制的偽品。[19]建國后，又有一些被發現。1965年，西安西北漢代長安城內出土了一只陶罐，內有帶銘文的鉛餅共13枚。[20]1973年，陜西省扶風縣姜塬又出土了兩枚這樣的鉛餅，“結合這個遺址中出土的其他文物來看，其上限不會早于西漢晚期，下限不會晚于東漢晚期。”[21]1976年，甘肅省靈臺縣發現了274枚同類鉛餅，總重量達31806克（插圖13）。[22]

對于銅餅與鉛餅的來歷，目前尚有不同的看法。20世紀中期，德國的密興黑爾芬（O. Maenchen-Helfen）提出，在希臘化時代與羅馬時代，鑄印在西亞古錢上的文字是希臘文，但這些希臘文在仿抄過程中，由于仿抄者不懂希臘文而失真走樣。他還進一步認為，中國發現的這些銅餅是中國匠人鑄造的，上面的銘文是中國人所仿抄的失真的希臘文。但夏鼐認為，這些銅餅不可能是在中國鑄造的，而應來自西域。因為漢魏時代的中國“沒有仿抄外國銘文的先例，并且也想不出他們當時為著什么要這樣仿抄”；銅餅上的圖案與漢代的紋飾不同；“漢代沒有鑄造過這種樣式的銅幣，并且當時也不會鑄造完全是外國字銘文的貨幣”。[23]近來，我國學者林梅村認為，這些銅餅和鉛餅上的銘文應當是用草體希臘文拼寫的中古伊朗語。公元1世紀前期，貴霜王朝建立，公元2世紀中葉以后，貴霜內亂不已，境內的大月氏人大量地流亡東方，進入東漢避難。我國出土的這些銘有草體希臘文的銅餅與鉛餅，很可能就是流寓到中國的貴霜大月氏人在三輔（以西安為中心的陜西中部地區）及其西鄰地區頻繁活動留下的遺物。[24]

三、 玻璃器

早在公元前5千年代，兩河流域就已開始把玻璃用作釉面涂料。到了公元前1500年左右，兩河流域北部出現了由玻璃器制成的器皿。玻璃制作技術很快傳到了埃及等地。[25]古代埃及與地中海沿岸地區的玻璃以鈉鈣玻璃為主，直到19世紀后期才出現含氧化鋇的玻璃。在中國，至遲在戰國時期已經能夠制造玻璃。但與西方不同，中國古代玻璃以鉛玻璃為主。在戰國至漢代的中國自制玻璃中，鉛、鋇的含量都較高，這在西方是沒有的。

就目前的材料而言，我國境內所發現的最早的玻璃屬于春秋末戰國初（公元前5世紀前期）。中國早期玻璃器主要有：河南固始侯古堆一號墓中的料珠，[26]河南輝縣琉璃閣出土的吳王夫差劍格上的鑲嵌玻璃塊，[27]湖北江陵望山一號墓出土的越王勾踐劍格上所嵌的玻璃塊，[28]云南李家山22號墓出土的六棱柱形琉璃珠，[29]山東曲阜魯國故城發現的料珠[30]，山東臨淄郎家莊出土的料珠，[31]湖北隨縣曾侯乙墓中發現的料珠，[32]山西長冶分水嶺270號墓出土的料珠與琉璃管，[33]等等。

在這些早期玻璃器中，有許多俗稱為“蜻蜓眼”的鑲嵌玻璃珠，其直徑一般在1—2厘米左右。這種鑲嵌玻璃珠在河南固始侯古堆一號墓、湖北曾侯乙墓、河南淮陽平糧臺等地都有發現（插圖14）。這種小巧精美的玻璃珠，是通過一種特殊的工藝，把幾種不同色彩的玻璃嵌在一顆單色玻璃珠上制成的。在已出土的鑲嵌玻璃珠中，有一些無疑是從西方輸入的，主要依據有以下幾點。1、鑲嵌玻璃珠最早出現于西方，早在公元前1千年代初，地中海地區就已經能夠制造這種玻璃珠，而它在中國出現的時間則要晚幾百年。2、在西方，從單色玻璃到彩色玻璃再到鑲嵌玻璃珠，經過了一千多年漫長的歷程，其發展序列基本上是完整清楚的。但在中國，則不存在著這樣一個發展序列。中國的鑲嵌玻璃珠與單色玻璃是同時出現的，顯得非常突然，因此其來源應當在西方。3、中國的鑲嵌玻璃珠不僅在工藝與外形上與西方的相似，而且，有的在化學成份上也與西方的相同。例如，河南固始侯古堆一號墓中的鑲嵌玻璃珠屬于西方的鈉鈣玻璃，不含鉛鋇，[34]而鉛鋇玻璃正是中國早期自制玻璃的基本特征。4、這些早期鑲嵌玻璃珠都出現在貴族大墓中，說明它非常罕見，只有少數大貴族才能得到。有學者還進一步認為，中國本土的玻璃制造業，也是在外來鑲嵌玻璃珠的影響下產生的：“鑲嵌玻璃珠傳到中原地區后，受到上層貴族的喜愛，這種社會需求促進了匠人利用當地的原料進行仿制。最遲在戰國中期就成功地用氧化鉛或氧化鋇代替自然純堿制造出鉛鋇玻璃，并將早期單純同心圓紋飾發展為與其它幾何紋飾相結合，創造出世界上最漂亮的鑲嵌玻璃珠。由于中國還未發現過早于春秋末戰國初的玻璃制品，所以可以說，隨著鑲嵌玻璃珠的傳入和仿制，中國誕生了玻璃制造業。”[35]

還有學者認為，除了鑲嵌玻璃珠外，春秋戰國時期的還有一些玻璃器也是從西方傳入的。例如分析表明，河南輝縣出土吳王夫差劍上的玻璃塊是硅酸鈣玻璃，湖北江陵所出越王勾踐劍上的玻璃是鉀鈣玻璃，都不屬于中國自制的鉛鋇玻璃系統，“很可能是從國外輸入的。”[36]再如，云南李家山出土的六棱柱形琉璃珠“在云南其它地區尚未發現，也不見于我國內地”，因此有可能是從埃及或西亞經印度輸入的。[37]

古代中國的玻璃制造業自戰國時代開始不斷發展，與此同時，流入中國的西方玻璃器也在逐漸增多。關于流入中國的西方玻璃器，早在20世紀前期就有所發現。斯坦因認為他在和闐找到的一顆彩色鑲嵌玻璃珠是典型的西方產品，它在羅馬帝國中很常見。[38]此外，據說在河南的一座漢墓中也曾發現過一只產自埃及亞歷山大的玻璃瓶，上面的圖案為雅典娜的頭像。[39]

新中國成立后，各地陸續發現了一些來自域外的玻璃器，有學者對此還進行了全面認真的研究。[40]西漢時期，比較著名的外來玻璃器有廣州橫枝崗2061號漢墓出土的三只玻璃碗。[41]這三只玻璃碗出土時已經破碎，復原后基本相同，都為廣口圓腹的平底碗，深藍半透明，口徑10．6厘米，底徑4厘米，模制成型（插圖15）。其中一只碗經定性分析后表明是鈉鈣玻璃。這三只碗的制作方式類似于公元前1世紀地中海南岸所制的羅馬玻璃。橫枝崗2061號墓屬西漢中期（公元前1世紀），墓中所出的這三只玻璃碗可能是目前所知我國發現的最早的羅馬玻璃器皿。

在東漢時期的外來玻璃器中，主要有1980年江蘇邗江縣甘泉2號漢墓出土的玻璃殘片（插圖16）。[42]據推測，此墓的年代為公元67年。墓中發現了三塊玻璃殘塊，是紫黑色與乳白色相間的透明體，復原后應為外壁飾有輻射形凸棱的缽。此種器形常見于地中海地區，而在國內極為少見。這件玻璃器是用攪胎裝飾技法制成的，即先把熔化了的紫紅色玻璃液和白色玻璃液混合在一起，然后進行攪拌，最后灌模成型。這種制作技法流行于地中海地區，我國所出古代玻璃器皿中采用此種技法的僅此一件。經過化學分析，這件玻璃器不含鉛，不屬于中國自制的鉛玻璃系統，而是屬于西方的鈉鈣玻璃系統，其化學成份與羅馬玻璃相符。由于上述這些原因，這件玻璃器被普遍認為是羅馬玻璃，通過海上路線傳入我國。

公元前1世紀，地中海東部沿岸的工匠發明了玻璃吹制技術，制造出了美麗的球形玻璃器皿。[43]西方用吹制法制成的玻璃器也傳入了中國。1987年，在洛陽東郊的一座公元2世紀東漢墓葬中出土了一只相當完整的長頸玻璃瓶。此瓶呈黃綠色，半透明，器表通體纏繞著白色條飾，其口徑為4厘米，腹徑7．5厘米，高13．6厘米。這只玻璃瓶造型優美，是典型的羅馬攪胎吹制玻璃器。1992年，這只玻璃瓶與其它一些珍貴文物一起曾被送到日本展出。[44]

在我國出土的漢代玻璃器中，還有一部分是鉀玻璃，它既不同于西方的鈉鈣玻璃，也不同于中國特有的鉛玻璃。在這些鉀玻璃中，有一部分可能是從印度等地輸入的。因為一方面，這些鉀玻璃與印度等地發現的玻璃在成份上相似，另一方面，我國出土的鉀玻璃基本上分布在廣東、廣西等南方沿海地區，具有與印度等地進行海上往來的條件。當然，其中也有一些鉀玻璃可能是中國自制或在外來影響下自己生產的。[45]

四、小件飾物

在我國，還發現了一些與西方有關的小件飾物及工藝品。

在西方，有一種非常精美的多面體金珠。其制作工藝被稱為焊珠工藝（granulation），即先用一種粘合性焊劑把金粒固定在器表上，然后加熱焊接。此種工藝最初出現在公元前4千年代兩河流域的烏爾第一王朝時期，后流行于埃及、希臘、波斯等地，亞歷山大東侵后傳入印度。用焊珠工藝制作多面體金珠，則可能發源于邁錫尼時代（公元前1600－公元前1100年）的希臘。由于西方發現的金珠都是十二面體的，所以被稱為“十二面金珠（dodecahedron）”。這類多面體金珠在我國也有發現。不過，我國不僅發現過12面的金珠，還出土過14面的，所以國內有人將此定名為“多面金珠”。我國出土多面金珠的地點主要有：

1959年，在湖南長江五里牌9號東漢墓中發現了11件“球形飾”（插圖17）。發掘簡報說“其中有四件是以十二個小金絲環相粘而成。環與環之間的空隙處，又粘有三顆小圓珠，以使其更加美觀。又五件，先制成一小金球，再飾金絲紋，綴以珠飾；另一件，其制作雖與前者相同，但粘制更為精美，不管怎樣看，珠飾與珠飾之間，縱橫成行，井然有序。還有一件，為鏤空多角形，極工整。”[46]

1980年，在江蘇邗江縣甘泉鎮的東漢墓葬中發現了一件“空心金球”（插圖18）。原報告稱：此物“用兩個較大的和十二個較小的金圈拼焊成24個角的空心球。然后在金圈相接的24個空當處，再各用四粒細如菜籽的小金珠堆焊出24個尖角。直徑1．3厘米，重2．7克”。[47]

1983年，廣州南越王墓中出土了32枚小件金花泡飾，上面焊有極小的金粟粒（插圖19）。這些金花泡飾也是用焊珠工藝制作的，應是西方的工藝品。

由于這種十二面體的金珠在巴基斯坦、印度東部沿岸、越南南部的奧高遺址都有發現，而且在我國也多發現于長江以南地區，所以研究者認為這種金珠及其制造方法可能是從海路輸入我國的。[48]但也有人指出，在我國發現的多面金珠中，“不排除有些是對西方原型作了改進的本土制品”。[49]

20世紀前期，斯坦因在我國新疆和闐發現了幾顆石珠，上面有白色的花紋，斯坦因以為是填上去的。[50]后來，夏鼐指出，制作這種石珠的原料乃是肉紅石髓（Carnelian），上面的花紋是經過一種特殊的化學腐蝕、加熱處理后形成的，這種石珠應當稱為“蝕花肉紅石髓珠”。[51]解放后，我國許多地方出土過這種蝕花肉紅石髓珠（插圖20）。在云南共發現了兩顆，一顆出自晉寧石寨山13號漢墓，另一顆出自江川縣李家山春秋晚期的24號墓。[52]這種石珠在新疆也有發現，如1980年在新疆的樓蘭古城中找到的一串料珠中，有三顆都飾有水波紋的蝕花。[53]蝕花肉紅石髓珠在廣州西漢后期墓葬中至少發現了兩顆（插圖21）。[54]此外，在四川發現過四粒“很像早期蝕花石珠”的“琉璃珠”，其中兩粒“蝕花琉璃珠”是在重慶市區的西漢中期墓葬中出土的，另兩粒出自四川巴縣冬筍壩的戰國船棺中。[55]

據研究，蝕花肉紅石髓珠最早出現在公元前3千年代后期印度的哈拉帕文化中，后傳播到西亞等地（插圖22）。早期的花紋以圓圈紋為主要特征，我國云南李家山發現的即屬此類。中期以十字紋或平行直線紋為特征，我國發現的大多為此種紋樣。許多研究者認為，我國出土的這些蝕花肉紅石髓珠，很可能是從西方輸入的。[56]其主要根據是：蝕花肉紅石髓珠最早出現在國外，并且是印度與西亞的主要產品；國內發現的蝕花肉紅石髓珠在器形、紋飾上都與國外的同類產品相似，而與國內的珠飾不同；在國內發現的成千上萬顆珠寶中，蝕花肉紅石髓珠所占的比例極少，說明國內大概不會生產這種珠子，否則不會如此稀少；這類石珠通常只見于級別較高的貴族墓中，說明它是非常珍稀的泊來品，不是一般人所能享受得起的。

1969年，在江蘇徐州的一座東漢墓葬中，發現了一只獸形鎏金銅硯盒（插圖23）。在這件反映漢代工藝最高水平的稀見工藝品上，除了鑲嵌著紅珊瑚、藍寶石外，還鑲嵌著青金石。[57]在亞洲，青金石主要產于阿富汗，[58]自古以來因其美麗的色澤而被視作珍寶。徐州東漢墓所出鎏金銅硯盒上的青金石，說明至少在公元2世紀，青金石就已傳入了中國。而且，由于江蘇地處沿海，所以很可能是經海路傳入的。

五、 藝術形象

中國發現的各種西方所制器物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明證，除此之外，在有些中國本土創制出來的器物中，也可見到中西文化交流的痕跡，其中最主要的是各種器物上的藝術形象。

獅子主要生活在非洲，在亞洲則主要分布在印度、伊朗等地，中原地區是沒有的。有些中外學者認為，先秦時期，斯基泰人（即中國古代文獻所說的塞人）曾入居我國新疆地區，他們使用的是印歐語系中的一種古老方言，把獅子稱為sarvanai（形容詞）、sarauna（抽象名詞），這些詞匯譯成中文后就成了“狻猊”，所以先秦文獻中的狻猊就是指獅子。至于中文中的“獅子”或“師子”一詞，最早出現于漢代，它是吐火羅A方言中表示獅子的詞匯sis?k之音譯。[59]

張騫通西域后，流入中國的西域特產猛增，其中包括獅子。《漢書·西域傳》說：“巨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西域獅子進入中原地區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外國的朝貢，史書對此有多次記載。《后漢書·章帝紀》說，章和元年（公元87年）“月氏國遣使獻扶拔、師子”；《后漢書·順帝紀》說，陽嘉二年（公元）“疏勒國獻師子、封牛”；《后漢書·西域傳》說，安息國在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獻師子、符拔”；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安息王滿屈復獻師子及條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可見，漢代進入中原的獅子，主要來自蔥嶺以西地區。

隨著獅子的傳入，它逐漸成為中原地區的一個藝術題材。20世紀中期，在漢元帝（公元前76-公元前33年）渭陵遺址中發現了一批西漢玉雕，其中就有玉獅（插圖24）。[60]在漢代畫像石中也可見到獅子，例如河南南陽畫像石中的獅子鬃毛豎立，雄健有力（插圖25）。不過，可能是由于當時輸入中國的獅子不多，匠人們不易看到，所以畫像石上的獅子并不是非常逼真，有點像馬。云南石寨山13號墓中出土過一件“二怪獸鏤花銅飾物”（插圖26），時代為公元前2世紀中期。仔細觀察，實際上是兩頭相背而立的獅子，被四條蛇所纏繞。這種題材在中原及云南是不存在的，在古代伊朗卻較普遍。有學者認為，“這件作品或許由當地人所鑄，但構思卻很可能來源于印度。”[61]

東漢時期，被稱為天祿、辟邪的石雕在中國流行（插圖27）。這兩種靈獸到底是以什么動物為原型的呢？目前說法不一。有的認為它們與漢族古代傳說中的麒麟有關，或者是從中國古代傳說中的翼獸發展而來的。[62]有的認為，天祿的原形是西域的叉角羚（antelope），辟邪則是西域的犀牛。[63]有的認為它們實際上是獅子的造型，當然也融合了一些中國固有的藝術觀念。[64]雖然目前尚不能確定天祿、辟邪是否就是獅子的形象，但東漢時期開始流行獅子石雕則是無疑的。例如，山東嘉祥縣武氏墓群石刻中，有一對石獅，東西相對，“東石獅高1．26、身殘長1．58米，右前爪下按一卷曲小獸，除尾巴和右后足殘損外，其余保存基本完好。西石獅高1．28、身殘長1．48米，石獅殘損較甚，尾部、左前足和右后足均殘缺，嘴巴也略殘。”這兩頭石獅子都昂首張目，粗壯威武（插圖28）。從武氏石闕銘中可知，這兩頭石獅是在東漢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建造的。東漢之后，獅子這種外來的動物越來越成為中國文化的組成部份，并且日益深入地滲透到日常生活中，一直延續到現在，例如今天的舞獅就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的象征之一。

1995年，中日尼雅遺址學術考察隊在新疆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的古尼雅遺址中發現了大批珍貴文物，引起國內外的高度重視。在第8號墓中，發現了一塊長18．5、寬12．5厘米的織錦，上面寫有“五星出東方利中國”二行小篆漢字。此墓的年代大約為東漢末年至魏晉前涼時期，更可能是在魏晉前涼時期。[65]“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是中國古代的天文星占用語，此物無疑是中國制造的。[66]但是，就在這件代表中國絲織技術水平的織錦上，卻出現了鴕鳥的圖案，這就更使人叫絕了（插圖29）。因為中國并無鴕鳥，這種體型巨大的鳥除了生活在非洲外，西亞的敘利亞、兩河流域北部也有。[67]漢代中國人將鴕鳥稱為“大鳥”或“安息雀”。張騫通西域后，西方國家將鴕鳥蛋及鴕鳥作為貢品送到中國。《史記·大宛列傳》說，安息國就曾派出使臣“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后漢書·西域傳》說，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安息王滿屈復獻師子及條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漢書·郊祀志下》還記載說，漢武帝在長安建造建章宮，“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顏師古注曰：“立大鳥象也”，即把鴕鳥的石像安置于此。尼雅遺址所出“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上的鴕鳥圖案，表明當時中國紡織工匠對鴕鳥這種西方動物已經比較熟悉。

自張騫之后，中原地區對中亞居民也有了一定的認識。《史記·大宛列傳》說：“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目，多須髯。”這是漢族作家對中亞歐羅巴人種體質特征的一個比較準確的概括。后來西晉的張華還曾試圖從自然環境的角度對不同種族的形成原因進行解釋，他在論述“五方人民”時說：“西方少陰，日月所入，其土窈冥，其人高鼻深目多毛。”漢代之前，中原地區認為西方是各種鬼怪神靈出沒的地方，西漢時期則已認識到西方生活著體質特征與漢民族不同的種族，這種認識上的進步，是張騫通西域之后東西方交通發展之結果。

根據歷史文獻的記載，漢代，特別是東漢時期，有不少中亞居民來到中原。其中有外交使節，《史記·大宛列傳》說“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有自來安息等到國的僧人，他們在中在譯經傳教；[68]還有大量的難民，到中國來尋求安身之地；[69]當然也不乏商人與旅行者，《后漢書·西域傳》這樣寫道：“馳命走驛，不絕于時月；商胡販客，日款于塞下。”在這些外來人員中間，主要為歐羅巴人種，可能還有一些尼格羅人種。[70]

除了文獻記載外，在漢代的各類藝術品中，也可見到一些外國人的形象。例如在廣州漢墓中，有一些隨葬的陶俑燈座，陶俑的特征為深目高鼻，體毛發達（插圖30）。[71]“這些陶俑的特征同西亞和南洋群島的人相似，反映了當時有少數西亞和南漢群島的人，曾被商船販運到廣州后，淪為富有人家家奴的形象。”[72]

1975年底到次年初，貴州興義縣、興仁縣發現了一批東漢時期的墓葬。[73]其中的一個墓中出土了一件銅制的跪人燈，殘高26厘米。跪在地上的人上半身袒露，手持燈插（插圖31）。他頭發卷曲，高鼻大眼，顯然不是蒙古利亞人種。此外，在云南晉寧石寨山的西漢中期13號墓中，曾出土了一件非常著名的“雙人舞盤銅飾物”，上面的兩個跳舞的男子深目高鼻，與其它文物上的人物不同，所以有研究者認為其“疑來源于西方”（插圖32）。[74]高鼻深目的人物，也可見于漢代的壁畫中。1971年，在河北安平清理了一座東漢末年的大型多室磚室墓，墓中的彩色壁畫生動地反映了主人生前的豪華生活。在此墓中室右側室西壁的壁畫上，“有一人深目高鼻，赤膊赤足，穿著黃色三角形短褲，舉著雙手，叉開兩腿在表演”。[75]可惜壁畫已經殘破，這個人物看不太清楚。所有這些人物，不屬于蒙古人種，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他們所代表的原型卻無法確定。因為在漢代，許多非蒙古利亞人種的民族就生活在中原文明的邊鄰地區。因此，這些深目高鼻的胡人可能代表來自中亞地區的人，也有可能代表我國的少數民族居民。

在張騫之后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有一個內容就是西方雜技、魔術的傳入，這在中國史籍中有多次記載。《史記·大宛列傳》說，安息國的使臣“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類似的話也出現在《漢書·張騫列傳》中：“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犛靬眩人獻于漢。”顏師古注曰：“眩，讀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本從西域來。”可見，所謂的“善眩人”，相當于現在的魔術師或雜技演員。《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說，東漢安帝永寧元年（公元120年），東南亞的撣國國王向漢朝“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也。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南通大秦。”來自大秦（羅馬帝國）的魔術雜技在古代看來非常著名。《魏略·西戎傳》也有這樣的記載：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根據上述記載可知，漢代來自西方的魔術雜技主要有吐火、跳丸等。

在漢代的畫像磚、畫像石中，我們可以看到這類西方傳入的雜技魔術。漢畫像中有幾幅表現吐火的畫面。例如，在山東嘉祥劉村洪福院的漢代畫像石中，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個人蹲在地上，口中噴吐出火焰（插圖33）。[76]不過，最為珍貴的是河南新野一塊漢代畫像磚上的吐火圖（插圖34）。圖中有一個人頭戴尖項帽，胡子很長，鼻子被夸張地畫得特別高大，服飾也與漢人明顯不同，是個典型的歐羅巴人。他的嘴巴前方有一道白光，像是從口中吐出的火焰。他的雙手則在擺弄一個圓圈，很明顯是在表演。我們無法知道這個外國演員是來自中亞還是來自更遠的西亞，但這幅畫像卻是漢代中國與西方文化交流的生動物證。

在漢代畫像磚、畫像石中，跳丸是一種常見的場面，山東、河南、四川等地都有發現。表演者一只手將丸拋出，另一只手接住，并迅速傳給那只拋丸的手，如此循環不絕，拋耍的球越多，則說明其技藝越高。在漢代畫像中，有的演員可拋弄十來個球（插圖35；插圖36）。拋丸之戲我國先秦時代就有，《莊子·徐無鬼篇》說：“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在地中海地區，拋丸也是一種流行的雜技項目（參見插圖4：5）。由于西方耍丸之技的傳入，漢代的拋丸可能融合了外來的技藝。

在漢代的畫像中，我們還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畫面：幾張案幾重疊在一起，演員倒立其上，并做出優美的造型，有時甚至在手中或頭上頂托著碗等器皿，令人叫絕（插圖36）。今天我們依然可以看到類似的雜技表演。這種雜技被稱為“安息五案”，此處的“安息”兩字本身，就表明它是從西方傳入的。當然，在漢代畫像中我們看到，疊加在一起的案幾往往不止五張，有時可多達十多張。“安息五案”一名雖然在現存的漢代文獻中未發現，但在漢代之后的文獻中卻多次提到。東晉陸翽所著《鄴中記》說：“（石）虎正會殿前作樂，高絙、龍魚、鳳凰、安息五案之屬，莫不畢備。”[77]《太平御覽》卷569引《梁元帝纂要》：“又有百戲，起于秦漢。有魚龍曼延、高絙鳳皇、安息五案、都盧尋橦”，[78]等等。

中國境內發現的各種反映古代中國與西方文化交流的實物，有力地表明中華民族自古以來一直在不斷地吸收外來先進的文化；在輝煌的中國文明中，融會了許多外來的文化因素。

[1] 對中國境內所出西方文物進行全面介紹的文章主要有徐蘋芳：《考古學上所見中國境內絲綢之路》，《燕京學報》新一期，第291－334頁；蔡葵：《我國出土的西亞古物及其相關問題》，《考古與古代史》，蔡葵著，云南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143－172頁；孫機：《建國以來西方古器物在我國的發現與研究》，《文物》，1999年第10期，第69－80頁。

[2] 斯坦因：《斯坦因西域考古記》，向達譯，中華書局、上海書店聯合出版，1987年，第109頁以及第六十五圖。

[3] 武敏：《新疆近年出土毛織品研究》，《西域研究》，1994年第1期，第1－13頁；《從出土文物看唐以前新疆紡織業的發展》，《西域研究》，1996年第2期，第5－14頁。

[4]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館：《洛浦縣山普拉古墓發掘報告》，《新疆文物考古新收獲（1979－1989）》，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

[5] 李吟屏：《洛普縣山普拉古墓地出土緙毛褲圖案馬人考》，《文物》，1990年第11期，第72－74頁。

[6]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15號墓發掘簡報》，《文物》，1999年第1期，第4－16頁。

[7] 林梅村：《墨山國貴族寶藏的重大發現》，《古道西風：考古新發現所見中西文化交流》，林梅村著，三聯書店，2000年，第194－209頁。

[8] 同6。

[9]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新疆民豐縣北大沙漠中古遺址墓葬區東漢合葬墓清理簡報》，《文物》，1960年第6期，第9－12頁。

[10] 夏鼐：《中國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7頁。

[11] 在希臘神話中，眾神之王宙斯有個乳母名叫阿瑪爾忒亞（Amalthaea）。有一種說法認為阿瑪爾忒亞本身就是頭母山羊。另一種說法則認為阿瑪爾忒亞本是仙女，她用山羊的乳汁哺育了宙斯。還有一種說法認為宙斯自己折斷了母山羊的一只角，并賦予這只角以神奇的力量。這只山羊角后來成了無窮的財富和豐饒之象征，通常被稱作豐饒之角（cornucopia）。參見W. Smith， Everyman’s Smaller Classical Dictionary， J. M. Dent & Sons LTD， 1956， p. 21.

[12] 孫機：《建國以來西方古器物在我國的發現與研究》，《文物》，1999年第10期，第69－80頁。。

[13] 山東省淄博市博物館：《西漢齊王墓隨葬器物坑》，《考古學報》，1985年第2期，第223－266頁。

[14]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廣東省博物館：《西漢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15] 孫機：《凸瓣紋銀器與水波紋銀器》，《中國圣火》，孫機著，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39－155頁。

[16] 林梅村：《漢唐西域與中國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316—317頁。

[17] 初師賓：《甘肅靖遠新出東羅馬鎏金銀盤略考》，《文物》，1990年第5期，第1－9頁。

[18] 林梅村：《中國境內出土帶銘文的波斯和中亞銀器》，同16，第157－177頁。

[19] 夏鼐：《外國字銘文的漢代（？）銅餅》，《夏鼐文集》（下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3－9頁。

[20] 夏鼐：《西安漢城故址出土一批帶銘文的鉛餅》，同19，第10－11頁。

[21] 羅西章：《扶風姜塬發現外國銘文鉛餅》，《考古》，1976年第4期，第275－276頁。

[22] 靈臺縣博物館：《甘肅靈臺發現外國銘文鉛餅》，《考古》，1977年第6期，第427－428頁。

[23] 同19。

[24] 林梅村：《貴霜大月氏人流寓中國考》，《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語言和宗教新論》，林梅村著，東方出版社，1995年，第33－67頁。

[25] S. Frank， Glass And Archaeology， Academic Press， 1982， p. 17.

[26] 固始侯古堆一號墓發掘組：《河南固始侯古堆一號墓發掘簡報》，《文物》，1981年第1期，第1－8頁。

[27] 崔墨林：《河南輝縣發現吳王夫差銅劍》，《中原文物》，1981年特刊，第***頁；《吳王夫差劍的研究》，《文物》，1976年第11期，第****頁。

[28] 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1966年第5期，第33－39頁。

[29] 云南省博物館：《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5年第2期，第****頁。

[30]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東省博物館等：《曲阜魯國故城》，齊魯書社，1982年，第178頁。

[31] 山東省博物館：《山東臨淄郎莊一號東周殉人墓》，《考古學報》，1977年第1期，第＊＊＊頁。

[32] 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423-425頁。

[33]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晉東南工作組等：《山西省長冶分水嶺267、270號東周墓》，《考古學報》，1974年第2期，第＊＊＊頁。

[34] 張福康等：《中國古琉璃的研究》，《硅酸鹽學報》，第11卷第1期（1983年3月），第67－76頁。

[35] 安家瑤：《鑲嵌玻璃珠的傳入及發展》，《十世紀前的絲綢之路和東西文化交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第351－365頁。

[36] 高至喜：《論我國春秋戰國的玻璃器及相關問題》，《文物》，1985年第12期，第54－65頁。

[37] 張增祺：《戰國至西漢時期滇池區域發現的西亞文物》，《思想戰線》，1982年第2期，第82－87頁；

[38] 奧雷爾·斯坦因：《西域考古圖記》，第一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55、74頁，圖見該書第四卷圖版IV。

[39] 對于這只玻璃瓶，不少人依據羅斯托夫所著《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進行過介紹，但說法不一。現將此書修訂版中的有關記載翻譯如下，以正訛傳：“早在希臘化時代，亞歷山大所產的玻璃器就被輸往印度，并從印度輸入中國。多倫多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館（Royal Ontario Museum）就曾搜集到一只精美的亞歷山大玻璃瓶。此瓶是在中國（河南省的一座古墓中）發現的，無疑屬于希臘化時代（參見J. Pijoan， Burlington Magazine， 41， 1922， pp.235ff.）。這只刻有若干圓形裝飾圖案（其中一個圖案是雅曲娜的頭像）的玻璃瓶，系用模制法制成，而不是用吹制法，此種制作方法表明其制造時代不可能晚于公元前2世紀。此外，在華盛頓的富利爾（Freer）美術館藏有一只漂亮的漢代青銅龍頭，鑲嵌在龍眼中的兩顆玻璃珠顯然也是亞歷山大產品。”M. Rostovtzef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57， Vol. 2， p. 576.

[40] 安家瑤：《中國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學報》，1984年第4期，第413－447頁；《中國的早期（西漢—北宋）玻璃器皿》，《中國古玻璃研究：1984年北京國際玻璃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千福熹主編，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86年，第86－104頁。

[41]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廣州市博物館：《廣州漢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上冊，第239頁。

[42] 南京博物院：《江蘇邗江甘泉二號漢墓》，《文物》，1981年第11期，第1－9頁。

[43] 《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1），第799頁。

[44] 宿白：《中國古代金銀器和玻璃器》，《中國文物報》，1992年5月3日；徐蘋芳：《考古學上所見中國境內絲綢之路》，《燕京學報》新一期，第291－334頁。

[45] 史美光等：《一批中國漢墓出土鉀玻璃的研究》，《硅酸鹽學報》，第14卷第3期（1986年9月），第307－313頁；黃啟善：《廣西發現的漢代玻璃器》，《文物》，1992年第9期，第46－48頁；邢義田：《漢代中國與羅馬帝國關系的再檢討》，《學術集林》，王元化主編，第12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年，第169－202頁。

[46] 湖南省博物館：《長沙五里牌古墓葬清理簡報》，《文物》，1960年第3期，第38－49頁。

[47] 同42。

[48] 岑蕊：《試論東漢魏晉墓葬中的多面金珠用途及其源流》，《考古與文物》，1990年第3期，第85－87頁。

[49] 同12。

[50] 同38，第55、68、71頁；圖見該書第四卷圖版IV。

[51] 夏鼐：《我國出土的蝕花的肉紅石髓珠》，《夏鼐文集》（中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458－464頁。

[52] 同29。

[53] 新疆樓蘭考古隊：《樓蘭古城址調查與試掘簡報》，《文物》，1988年第7期，第1－39頁。

[54] 同41，上冊，第291頁，對應的圖片可參見下冊。

[55] 龔萬廷、莊燕和：《重慶市南岸區的兩座西漢土坑墓》，《文物》，1982年第7期，第28－29頁。

[56] 張增祺，同37；江玉祥：《古代西南絲綢之路研究》（第二輯），四川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27、49頁；童恩正：《古代中國南方與印度交通的考古學研究》，《考古》，1999年第4期，第79－87頁。

[57] 夏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考古新發現》，《考古》，1972年第1期，第***－***頁；吳學文：《銀鏤玉衣、銅硯盒、刻石》，《光明日報》，1973年4月7日；王進玉：《神秘的青金石》，《中國文物報》，1994年3月13日。

[58] McGraw-Hill Encyclopedia of Science & Technology， Vol. 9， p. 621.

[59] 林梅村：《獅子與狻猊》，同16，第87－95。

[60] 張子波：《咸陽市新莊出土的四件漢代玉雕器》，《文物》，1979年第2期，第***－***頁；李宏濤等：《漢元帝渭陵調查記》，《考古與文物》，1980年第1期，第38－41頁。

[61] 童恩正：《古代中國南方與印度交通的考古學研究》，《考古》，1999年第4期，第79－87頁。

[62] 閻文儒：〈關中漢唐陵墓石刻題材及其風格〉；蘇健：《洛陽新獲石辟邪的造型藝術與漢代石辟邪的分期》，《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第66－71頁。

[63] 林梅村：《天祿辟邪與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同16，第96—101頁。

[64] 劉鳳君：《東漢南朝陵墓前石獸造型初探》，《考古與文物》，1986年第3期，第86－95頁；郭太松：《淺談古代獅子造型藝術》，《中原文物》，1992年第4期，第95－99頁。

[65]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民豐縣尼雅遺址95MNI號墓地M8發掘簡報》，《文物》，2000年第1期，第4－40頁。

[66] 于志勇：《新疆尼雅遺址出土“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彩錦織文初析》，《西域研究》，1996年第3期，第43－46頁。

[67] 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Chinese Knowledge of the Western Asia During the Han， T’oung Pao， Vol. LXVIII， 4-5 (1982)， 第291頁注97。

[68] 馬雍：《東漢后期中亞人來華考》，《西域史地文物叢考》，馬雍著，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46－59頁。

[69] 同24。

[70] 居延漢簡中有一些關于黑膚色人員的記載，如“居延都尉給事佐居延始至里萬賞年卅四，長七尺五寸黑色”；“永光四年正月己酉，槖佗延壽 長孫時符。妻大女昭武萬歲里孫弟卿年廿一。子小女玉女，年三歲。弟小女耳，年九歲。皆黑色。”由于這些人員的黑色皮膚具有遺傳特征（例如全家都黑），而且人均身高又略高于蒙古人種，所以他們應當是黑人。參見楊希枚：《論漢簡及其它漢文獻所載的黑色人》，《先秦文化史論集》，楊希枚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第969－989頁。

[71] 同41，圖版第八三、九九、一四一。

[72] 朱非素：《南海“絲綢之路”考古發現淺見》，《“迎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考古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編著，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499－510頁。

[73] 貴州省博物館考古組：《貴州興義、興仁漢墓》，《文物》，1979年第5期，第20－33頁。

[74] 汪寧生：《晉寧石寨山青銅器圖象所見古代民族考》，《考古學報》，1979年第4期，第423－438頁。

[7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安平東漢壁畫墓》，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7頁。

[76] 馮云鵬等輯：《金石索》（下），石索四，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年，第1487頁。

[77] 陸翽：《鄴中記》，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印。

[78] 《太平御覽》第三冊，中華書局，1960年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