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種基于個體思想政治品德素質的、特殊的內在控制方式。任何社會或群體若要存在和發展，必須確保一定的社會秩序。而社會秩序的產生與維系則有賴于社會控制。社會控制作為一種維系社會秩序的必不可少的機制，存在于任何社會、任何時代中。隨著生產力和社會分化的發展，社會結構也日益復雜。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群體、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利益爭端和沖突也越來越多，社會控制的作用也越來越重要，控制的手段和方法也日臻完善和嚴密，越來越趨向于制度化和規范化。社會控制的手段從作用力的來源主要可分為外在控制和內在控制。外在控制就是社會依靠存在于被控制之外的社會力量，促使社會成員服從社會規范的社會控制形式，比如法律控制、紀律控制和行政控制；內在控制是指通過觀念和道義的力量來影響人的思想，并借助對社會制度合理化的理論論證，達到人們“自覺”遵守社會規范控制自己行為的目的，比如習俗控制、道德控制、宗教控制、輿論控制等等。羅斯認為，習俗、輿論、倫理觀念等社會意識是一種重要的社會控制手段。因此，內在控制從本質上講是一種使社會成員內化一定的社會價值觀，自覺地按照一定社會規范行為的方式和手段。它主要通過思想教育、社會輿論、風俗習慣、榜樣感化等手段，使人們從內心形成社會所要求的社會情感、信念和價值觀念，培養良好的思想政治品德素質，并且外化為一定的行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定階級和社會集團對其社會成員系統地施加意識形態影響的實踐活動，它通過對社會成員進行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教育，使社會成員內化一定的思想觀念、政治觀點、道德規范，將社會的價值觀念體系和社會規范體系個體化，促使其自覺地按照社會的要求來行動。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是通過培養社會成員個體的思想政治品德素質，在其內心確立起對社會價值體系和行為規范體系的自覺認同和遵從，從而實現對社會成員思想和行為內在控制的有效手段。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社會控制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的社會控制功能主要體現在其對社會風險的控制、對社會思想秩序的控制和對個體行為的控制等方面。 (一)思想政治教育對社會風險的控制 當前，我國社會正處于黃金發展期，同時也是矛盾凸顯期，改革和發展面臨著巨大的社會風險。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給我國的經濟、政治、文化安全帶來了新的挑戰，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改變了既有的利益格局，導致了社會階層的急劇分化和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動，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經濟發展不平衡、利益分配不平衡、社會心理不平衡、政策配套不到位、腐敗等違法犯罪行為屢禁不止、社會矛盾解決機制不完善等社會問題，滋生了各種群體性事件孕育和爆發的社會土壤。社會急速變遷所引發的這些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無疑都增加了社會有序運行的社會成本，給社會的和諧發展帶來了潛在的風險。對各種社會風險進行有效控制是一項社會系統工程，需要廣泛調動黨委、政府、社會各級組織的社會資源，通過利益協調、制度建設、政策引導等多種方式來最大限度地減少和降低社會風險。在所有這些措施中，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一種重要的，然而又常常被人們所忽略的控制社會風險的方式。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能夠通過協調利益沖突和化解社會矛盾來控制社會風險。利益分化和階層分化必然帶來社會利益格局的調整和社會矛盾的加劇，一旦社會不能彌合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利益鴻溝，必然會導致嚴重的社會沖突。由利益沖突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日益成為解決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嚴峻課題。利益表達機制和利益協調機制不完善是一些群體性事件產生和擴大的前導性原因。歷史和現實都證明，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種協調利益關系、化解社會矛盾的重要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創造一種社會不同群體平等表達、民主溝通的利益對話機制，在暢通利益表達渠道的基礎上通過對話和協商的方式尋求各方利益的共同點，解決可能存在的利益矛盾。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引導人們正確認識和處理整體利益與局部利益、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長遠利益與當前利益之間的關系，通過對利益關系的思想協調實現利益認同，達成利益一致。因此，重新審視思想政治教育的利益溝通和協調功能，有利于發揮思想政治教育防范和化解社會風險的獨特作用。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能夠通過人文關懷和心理疏導營造良好的文化心理氛圍來控制社會風險。社會變遷所產生的“文化墮距”會導致一系列社會精神文化問題。精神生活領域里的迷失和社會心理的變異往往構成了吸毒、犯罪、自殺等越軌行為背后的深層誘因。普遍性的信仰缺失、彌散性的社會焦慮暗藏著社會的道德危機、心理危機。關注人們深層的精神文化需求，關懷人們的心理健康，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增強精神動力，塑造健全人格，既是新時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職責，也是推進社會精神文化建設、保障社會健康發展的“靈魂工程”。只有從深層次上解決了社會發展和個體發展的精神動力問題，才能有效防止社會變遷過程中的行為脫序現象，從而建設性地化解社會風險。 復次，思想政治教育能夠通過強化風險教育預防社會風險。同事后的風險控制相比，增強人們的風險意識，提高人們應對風險的能力，是控制社會風險的積極措施。思想政治教育可以通過輿論宣傳、學校教育、實踐演練等多種方式，增強人們防范安全風險、經濟風險、政治風險、公共衛生風險等社會風險的意識和能力，是對社會風險進行干預的有效方式。比如在艾滋病的預防中，性道德教育是核心的內容；在自殺的社會干預中，生命教育是重要的內容。這些都大大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在預防社會風險、實施社會控制中的功能。 (二)思想政治教育對社會思想秩序的控制 羅斯認為，“社會結構起初全憑武裝力量連結在一起，時間逐漸掩飾了赤裸裸的強權，同時道德和精神的影響部分取代了野蠻的暴力。”①社會的有序發展既需要有和諧穩定的經濟秩序、政治秩序，同樣也需要有相應的文化秩序、思想秩序。思想上層建筑的有序發展是經濟基礎和政治上層建筑有序發展的重要保障。 思想政治教育通過建構和傳播主流意識形態引導思想秩序。社會行動和社會關系的有序化往往是以個體認知和社會思想的有序化為前提的。一個社會在精神文化生活領域要從無序走向有序，離不開主流意識形態的

引導和規約。主流意識形態是凝聚不同階級、階層的“社會水泥”，統攝著其他意識形態和亞文化，構成了社會精神文化的主體結構和有機內核。主流意識形態所具有的社會粘合劑作用，使它成為一種廣義的社會控制系統。從歷史上看，儒學這一主流意識形態的強大生命力曾經形塑了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當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更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思想道德基礎。一定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不是自發形成的，而是統治階級自覺建構的產物。馬克思指出：“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個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②主流意識形態是統治階級階級利益的集中表達，是確立、維系統治階級社會秩序的思想紐帶和精神力量。思想政治教育是統治階級建構、傳播主流意識形態的重要手段之一。思想政治教育將反映統治階級利益的思想體系、價值體系、信仰體系，凝練、提升為本階級的意識形態，繼而通過系統的、有組織的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在廣大社會成員中傳播本階級的意識形態，并使之內化為社會成員的思想政治品德素質。這是一個生產、傳播主流意識形態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社會成員對主流意識形態自主吸納、自覺認同的過程。通過這一過程，主流意識形態轉化為社會的合法性基礎和個體的內在吁求，外在的社會秩序轉化為社會成員內心的思想秩序，從而為社會的長治久安和有序發展奠定堅實的思想保障。 思想政治教育通過整合社會意識形式維系和保障思想秩序。任何一個社會的精神文化結構和社會意識結構都是一個多樣、多元的存在。主流意識形態的發展和鞏固，不是話語霸權邏輯演繹的結果，而是一個在多元中整合發展的過程。在當今的全球化時代，多元文化相互交匯、交融、交鋒，使得我國社會意識形態的格局更為復雜、多變。要維護我國的文化安全和意識形態安全，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大發展、大繁榮，一方面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另一方面必須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加強同其他意識形態和亞文化的對話、對接，推動主流意識形態的整合發展。不同社會意識形式的整合，需要經過意識形態工作者的加工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工作者，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指導下，對不同的社會意識形式進行去偽存真、去粗取精，對不同的社會心理進行分析、凝練和提升，整合為主流意識形態。政治、道德、法律、哲學、宗教、文藝等上層建筑領域的意識形式，經過甄別、選擇、編制，都被涵攝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中，組合成一個有機的整體，成為傳播主流意識形態的有機養分。思想政治教育不僅傳輸一種系統化、結構化的價值觀念體系，而且也傳輸一種特定的思維方式和方法論，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加注重后者。思想政治教育既可以通過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確立社會思想文化的底色，又可以通過提供一種特定的世界觀、方法論，引導社會成員對不同的意識形態特別是社會思潮進行批判性思考，發揮主流意識形態的輻射、吸納、暈染等功能，從而形成一幅主調突出、色調和諧的意識形態圖景。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是社會意識形式的“整流器”，是社會思潮的“指南針”，是社會心理的“導航儀”。 (三)思想政治教育對個體行為的控制 社會控制的目標是使社會成員按照社會規范來行動，從而保障社會關系的良性有序。這就意味著將個體的行為納入到社會控制、社會管理的系統內，運用社會的規范性力量進行調控。一些社會學者往往將社會控制的重點放在對越軌行為(如悖德、犯罪等脫離社會常軌的行為)的控制上，更多的是探討國家強力機構、法律規范等對人們行為的硬控制。這種外在控制對于抑制失范行為、懲戒違法行為具有重要的意義，不管是在社會急速轉型時期還是在常態發展時期都是必要的。但是，這種事后的、消極的、被動的社會控制缺乏長效性和主動性，必須探索一種更加長久的、有效的、積極的控制社會行為的方式。羅斯敏銳地意識到：“我們只是由于軟弱而不能有效地自我控制，而大量正確的情感，對于社會控制將大有裨益。”③羅斯調整了社會控制的方位，將視角由外在控制轉換為內在控制，探討了輿論、信仰、教育、習慣、個人理想、藝術、社會價值觀等精神性因素在社會控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這為我們審視思想政治教育在社會控制中的特殊作用提供了理論依據。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種特殊的內在控制方式。它通過對社會成員施加系統的、長期的、潛移默化的教育影響，培養社會所要求的思想道德素質，推動社會成員自覺地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從而實現個體社會行為的自律。思想政治教育對個體行為的控制具有主動性、積極性、長效性、傳導性。思想政治教育能通過說理教育、啟發引導，使個體對道德規范、法律規范背后所蘊藏的社會價值體系產生社會認同和自覺遵從，由被動壓服轉化為主動信服，體現了其主動性；思想政治教育能通過行為養成、榜樣示范等方式，培養社會成員良好的行為習慣和健康的生活方式，自覺摒棄有悖于社會規范的行為方式，體現了其積極性；思想政治教育能通過陶冶情操、錘煉意志，塑造個體健全的人格，形成堅定的意志品格，樹立符合社會發展要求的長遠人生規劃和理想信念，體現了其長效性；思想政治教育能通過自我教育、同伴教育，培養社會成員的自律意識、合作意識，推動社會成員之間彼此共享教育成果，共同建構和諧人際關系，體現了其傳導性。 總之，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種激發個體自覺遵循社會規范性要求的巨大精神力量，它通過思想道德教育、行為養成教育等多種途徑，充分調動個體的親社會情感和行為調控意識，使個體行為自覺納入社會規范的既定軌道，從而實現社會規范體系的個體化和社會化，達到社會控制的目的。